我是支援者

在寫下這篇文字的同時，我已經離開災區第一線工作有四個月了。

回想過去的這一年，站在從南台灣一個立足農村、專注挑戰官方不合理水資源政策的社團視野，從去年十一月中、到橫跨災難後第一個農曆年後的半年，我個人對於自己一百八十多個日子的投身、思索、翻轉、挫折，面對這場百年來中台灣的浩劫，這當中自己微薄力量的貢獻，最終還是僅願用「支援者」來稱呼自己。

支援，讓復活的主體屬於既有的在地者，並於互動的同時，以不具指揮性、指導性的心情進入工作，使得這樣的支援者也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隱隱約約感受到在意識的底流，那蠢蠢而生、對於生命、對於生活各種既定面對觀點的逐漸質變。

做自己能做的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近六時，獨自一人在埔里車站下了車，提著簡單的行李望著站前完全陌生的街道，撥了電話給婆婆媽媽工作隊隊長阿月，地震前對埔里完全沒印象的我，其實感覺不出當時閃著的招牌光亮在地震後黯淡了多少，阿月請月華開車來接我，在新珠家吃了晚餐，婆婆媽媽們是我在埔里支援工作最初，真真實實面對的第一群令人感動的埔里人。她們的家或全倒、或半倒，彼此的手卻是握得緊緊的。
反倒是我，兩手空空，帶著一顆腦袋和四隻手腳，我知道除了支援以外，也真的千頭萬緒不知道從哪裡幫起。

二十八年的歲月裡，我從未學習過如何「救人」，包括面對身體的或是心靈的傷痛。也從未在求學過程中知道重建有何「步驟」可言。茫茫然，撥了電話回到南台灣：我該怎麼做？「就做自己能做、也可以做的。」朋友如是鼓舞。

於是，阿月講了一則故事給我聽： 

從前有一個人整天走在海邊，把隨著海浪沖上岸的海星一隻隻地丟回海中，免得牠們乾涸而死。
路人問：「你這樣把海星丟回水中，待會可能又會被海水沖上來，不是徒勞無功、浪費你個人的生命嗎？」
他說：「我不知道我這樣做對我自己的生命有沒有意義，或是對整個海星族群有沒有意義，但是，我知道對從我手上回到海中的那隻海星，是有意義的。」

我望著阿月，想著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可否認的，在地震發生之初，大部分的支援者(不管是帶著經費、還是帶著經歷或精力的)，被賦予了過高的期待-來自於他人，當然也來自於自己。

我們都被別人、也被自己希望，真的能夠幫到些什麼，而且不能是礙手礙腳、反而帶給別人困擾的。有時候，僅是這麼一丁點的謹慎或是猶豫，就錯失了支援的第一時間，甚至是讓急於等待支援的災區朋友誤以為到來者不夠真誠。

我其實真的不是有意的，只是在判斷之後，頓然發現不論是在體力、時間、交通、智慧、還是技術上，我都沒有辦法幫上他們的忙，歉然不已，我只能代表我個人，我也只能是我個人。

支援者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日記中，用凌亂的字跡這樣寫著：

造成了別人用失望、憎恨的心情，詮釋所謂的「外來支援者」，心中的痛楚，真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支援者的沮喪，曾經就這樣地讓疲倦的身體，短暫地失去了動力。

自我對話

深夜，我在一塊大木板與兩張桌子臨時拼出來的工作台上打著電腦，思索著一切的可能。對於支援者，釐清需求以及自己的能力，是三更半夜常常得做的自我對話：

我有可能放棄原來在南台灣的工作，就這麼地成為災區的一份子嗎？如果沒能，那我得清楚的是-我勢必沒能久留。

距離災區四小時的車程，那兒有我的社區、我的鄰里、我的夥伴、我的愛人，還有依舊仍未終結的水庫與小型焚化爐夢魘。我若能克服這種身心的兩邊拉扯，也許就可以義無反顧地，將自己交給仍沸騰中如無底洞的支援工作。

然而，日記裡對內心的煎熬，寫出了某種無奈：

……問我，到底有沒有照顧到真正的災民，指著鼻子罵著！「夠正義，就放棄自己所有的矜持與曾經，不要只做支援，跟我們一起！」

我有足夠強烈的心臟，將地震這台灣的災難也成為我一輩子生命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嗎？

我靜靜地想著，二○○○年年初的某夜，工程車流消寂的清晨三點，我在埔里的鐵皮屋旁泫然大哭了起來。 

有極限的南台灣支援者

埔里有一群精神可佩的國際志工，在日本元氣村的組織經驗下，以每日上午八點出發前集合、晚上七點準時夜間會議的高度組織化，化整為零地為災民整理組合屋、修補屋舍、清掃土石流。每天都有三到四人擔任情報工作，負責蒐集最新的支援需求。救火隊式的支援，對於集合零散的個人力量，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如果，我的時間有限，有沒有可能以『生出更多支援者』的方式，貢獻給災區的朋友？」日記裡反覆辯證著。

我痛心自己無法支援遍地哀嚎中的災民，他們的經濟狀況，就像刀俎上的魚肉，我如何救他們於絕望中？我明知道抗爭或是游擊可以出現意想不到的成果，看著一隻隻被沖上岸的海星，到底是要指責海水的無情，痛斥地方政府沒有設置阻擋物讓海星別沖上沙灘，還是找更多的笨人來撿拾？都可以，當然也就都不一定是最好的。

還是得給自己半年的借調支援期限一個方向。於是，我狠狠地確認了自己的角色-支援在地既有的社區組織，讓原存於此的良善團隊，能夠繼續支撐下來，更為茁壯，以幫助更多的人。

就這麼地，克服心裡的衝突與掙扎，撇開質疑或是不以為然的諷刺挑釁，回到-我，僅是我一個人，一個來到災區、有極限的南台灣支援者。

讓支援工作延續下去

埔里的「婆婆媽媽之家」在成立之後，就有她自己的性格了。在支援成立前的各項籌備工作後，我開始想到了「青年軍」。

自己一直很欣賞某些原住民族關於青年會所的設計，如果能夠為埔里的年輕人形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青年會所」，大家可以在此互動，在這裡獲得家園重建的各種情感、想法、能力、知識、以及判斷的能力，不管是不是本來地震前就該做的事，總之，該做就來做吧！「我，就在這裡，歡迎我們一起來學習！」

於是，爭取後獲得接受，並試著摸出一條路。如今「埔籽工作坊」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在茁壯，每個成員決定自己要怎樣在埔里生活！精神標的確定了之後，我終於感受到作為「支援者」的樂趣與使命。不再背負不必要的道德感，同時也不再做沒有方向的摸索。

如今，雖然因為支援期限結束，我已經回到南台灣的崗位，依舊關心著所有曾經接觸過的人們，隨時注意各種災區相關政策的變動，寫信給相關政府單位要求合理的重建政策，用電話、傳真、網路，另一種形式、另一個「我」，在災區繼續支援下去，而這個「我」更懂得投入、堅持，當然，也更了解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