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 第 91 期 96 年 9 月 20 日出刊
這樣讀明朝
20個你不可不知的明代佛教
明朝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的開始，科技、醫學、航海技術，都曾居於領先地位，也曾創造了輝煌的農業、手工業、商業、文化藝術。但當西方逐步走上工業化時，明朝卻因貪污、腐敗，而終被世界浪潮拋在後面。在這樣的時代，佛教的樣貌為何？
明代有關佛教的法令
1.出家人要做官，也要給官管
通過設置系統完備的僧官體系，將僧伽事務的管理納入政權運行的軌道，其中政治的考量絕對優於宗教，這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所發展出的中國佛教與王權之間微妙關係的展現。到了明代，更是建立一套序列、職責嚴整的「僧官」體制。
明初先是建立了「善世院」，管理僧眾及佛教界事務，但尚未建立相關配套的規章及機構。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改「善世院」為「僧錄司」，來掌管天下僧教事。
「僧錄司」隸屬禮部，左右各置：善世、闡教、講經、覺義一人；在外各布政州府縣則設有僧綱、僧正、僧會、道紀等司衙門，管理該地方佛教事務。
這些政府單位管些什麼呢？看管僧人及寺院的名籍文冊、負責銓選及考試提拔僧人、簽發度牒、檢束管理僧行及教內諍訟，若不涉及民事糾紛，其他機構不得過問。
在明太祖將佛教寺院分成禪、講、教三類後，僧官還要監督坐禪，並且稽考各寺錢糧產業，及各方布施財物等登記，處理佛教界現實生活的問題。
另外，您可能要問：「這些僧官，是由出家眾還是在家眾擔任？他們在哪裡辦公？」明朝一改元代的制度，任職僧官都必須由僧人擔任，按照規定也因職稱不同而有相應的制服。並不另外設置專門的官署衙門，即僧官機構直接就設在著名的寺院裡。他們沒有派給僚屬，剛開始還都是服務性質，沒有薪水。一直到洪武廿五年（1392），才對九品以上的僧官，實行支俸的制度。
2.明代佛教寺院及僧人有三類
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任命「僧錄司」僧官後，又將佛寺分「禪、講、教」三類。元朝本有「禪、講、律」三種寺院，但至明代，已被教寺所取代。
禪，即指禪門各宗；講，則專門注重研修講說佛教義理的天台、華嚴諸宗；教，則是指專門念誦真言密咒，演行瑜伽顯密法事儀式者。
寺分三類，僧人也同樣分成這三類。朝廷為了方便區別，連僧服的顏色也有規定，日常穿的、正式場合的袈裟等，三種僧所穿著也都不一樣。
3.作佛事！有專人服務
三類僧中的教寺、教僧，在此特別介紹。教僧是專門應付世俗的請求而做佛事（死者葬儀、年忌法要、祈福禳災等）的赴應僧，教寺也稱為赴應寺。明朝指定專門的應供道場，提供佛事活動，禁止其他類的寺院及僧眾為人作佛事，也嚴禁民間傚仿教僧作佛事，如果非教寺、教僧作佛事，被抓到，可是要問罪的。
教僧的存在，讓以往的赴應僧或瑜伽僧等，有了公認的地位。明代為革除元朝時經懺僧人種種流弊，朝廷先將佛門法事儀式統一程序，作為佛事標準，通行於各大寺院。而教僧必須先受到三年的訓練指導，通過朝廷嚴格的考試，發予證照之後，才成為正式的教僧，才有資格為人做佛事。如果沒有度牒的僧人來考試，記誦佳者，考試通過後，就發給度牒；如果考試沒通過，發為民庶，想出家，就得另外再找機會了。
教僧在明代法令之下，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市鎮，與社會大眾接觸，因此也特別受到關注與檢束。洪武廿四年（1391）特別頒布了「申明佛教榜冊」。榜冊內容詳盡規定「道場諸品經咒布施」及「陳設諸佛像、香燈、供給」的價格。如誦一部《華嚴經》，錢一萬文；《般若經》，錢一萬文。不只如此，榜冊對於趕經懺做佛事的教僧，也具體規定其作一場佛事的錢財收入。
洋洋灑灑的佛事價目表，原意在革除元末佛事氾濫，僧人良莠不齊的情況，並限制僧寺從中牟取更大利益等弊端。但是，教僧比其他兩類的僧人，更有機會接觸一般大眾，因此，社會對佛教印象也多由這些趕經懺的僧人而來。而明代佛教也隨著法事功能化、泛職業化，醜化與弊端反而更多。
4.出家人不可出入市鎮
明初，朝廷對於僧人活動限制還不多，如洪武十年（1377），不論僧人或善士，都聽其於山林城鎮，白天集眾講經說法，夜則靜處坐禪等宗教活動。
但是，隨著僧官制度的逐漸完備，朝廷對於僧人活動的管束愈來愈嚴格，後來甚至有所謂的「趨避條例」（洪武廿七年（1394））等，強調：僧俗不可混淆，不可在城鎮居住，不可奔走市村化緣。僧人當然不可與民間雜處，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就要併寺。如果是一、兩個同參好友在外面四處遊蕩，鐵定要被報官。並提倡鼓勵僧人山林清修，信眾若要聽經聞法，需到寺院來。
更徹底的隔絕僧俗，便是設立「砧基道人」。「砧基道人」負責處理寺院的錢糧出納、官府往來等俗務，禁止僧人奔走於外，與官府交結，使致僧眾與社會互動減低許多。
禪、講二類僧除了遊方問道之外，不可散居及入市村。皇帝下令撰文表示：好的出家人應該不出戶牖，只守常住，所謂超然世外。如此，與社會大眾有所接觸的，就只有教僧。但法事活動受到鼓勵而益發氾濫、腐敗，是更可想見社會大眾對出家人是怎樣的印象了。
5.出家、還俗，全憑朝廷規定
在明朝，想出家，朝廷也有規定。每三年，按照禪、講、教的劃分，發一次度牒，這便是「給度制度」。
朝廷並限制各地方僧道總數，如「凡僧道，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那麼，誰可以出家？怎樣的資格可以領到度牒呢？依規定，年齡不符合者，不可以出家：「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而且不許收養兒童為僧，小沙彌很可愛，但是明太祖認為兒童哪裡懂得出家這生死大事，因此如果有收養兒童者，寺院負責人可是死罪。
年齡要符合，也得先精通佛教經典，在通過政府嚴格的考試之後，才能取得合法的出家人身分。
明初度牒本來是免費頒發，但考試相當嚴格，對於僧人的數量、素質有一定的管控。但至明憲宗時期，為了救濟飢荒，實施了收費賣度牒的政策。每人納米或銀多少，便可買到一張度牒。憲宗時期，因這條政策前前後後發了好幾萬張的度牒，僧人數量大增，佛寺也跟著興建不少，倒是一個特殊的現象。
「給度制度」至嘉靖年間，已形同虛設。僧道無度牒者不可勝數，僧籍也成了難以解決的陳年問題。
另外，在僧道及尼僧、女冠的相關條例中，常有還俗的處置。但嚴格至牽連者、責任歸屬者，也都是還俗的處置。如《大明律》裡，有一條「私辦庵院及私度僧道」：若發現有不給度牒，卻私自簪剃的情況，除私自簪剃者本人有罪外，該寺觀住持及受業師與之同罪，並還俗；或「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各罷職還俗。」
動輒以取消出家資格為法律處置，明末時已有人向朝廷反應這種不合理的規定，但未見回應。從出家、還俗、乃至僧人的活動範圍，佛教在明朝的法律禁令之下，宗教的自主性甚低。加上教僧在社會活動的形象，引致社會大眾對佛教印象普遍低落。明末，天主教的傳教士初來中國時，先著僧服，不久又換成儒服，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發現僧人實際上的社會地位不高，著僧服不利傳教。
6.要掛單？先查一下
洪武廿五年（1392），太祖敕頒「周知板冊」，這是全國僧人名冊—編次天下僧人的年甲姓名字，度僧的年月及度牒號碼。這份周知板冊，公佈於全國各寺院。若有遊方僧人來掛單，要詢問對方來自那裡、在那剃度、法號為何，再核對僧籍冊，符合了才能掛單。若冊內無名或年貌不同，就要報官處理。
不過，要各級僧司造僧籍冊，手續太過麻煩，不久就停止了。
7.寺院經濟哪裡來？
寺院經濟支持，來源有哪些呢？
大致有皇帝賞賜、在家居士的布施、募化、或寺院土地出租所得田租；有些大寺院，也有專門出租的房子，稱為「廊房」；也有些寺院自己開起店舖，賣些香火燈燭、藥品、裝飾品等。
這些收入除了日常開銷、殿宇修繕之外，部分要向官府納糧。雖然，依據明朝條例，欽賜田地稅糧全免。但實際上，寺院還是得向官府繳納田賦。
明朝，地方強霸侵佔寺田等寺產糾紛，一直很普遍。雖然條例規定：「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許買，僧窮寺窮；常住田土，法不許賣。」一般情況，能得到賜田的，也只有京畿幾個大寺，但實際能擁有土地權卻是很有限，如此，小寺院庵堂便是可想而知了。
明太祖雖然下令保護寺產，觀照寺院的經濟收入，其實，各寺院所擁有的土地有限，又未能有效回收租米，如此供養僧眾的能力便有限了。當然，對於寺院的發展就有影響。
功過格
8.數算一下自己的善惡
提起筆來，紀錄自己今天的行為，計量一下：讓位給老幼婦孺，5功；拿食物給流浪狗吃，1功；和媽媽頂嘴，3過。將人的行為分為善與惡，分數化，列出等級，功過可以積累增減。當然，旁邊還有位監管人民過失的神，如灶神、司命等，依其善惡得失，給予降福獲咎的賞罰。這就是中國人傳統而流行的功過思想與做法。
將功過分數化，是道教的做法。其思想可追溯到魏晉葛洪的《抱朴子》：書中提到凡要成天上仙人者，要積1200善；願成地上仙人者，要積300善。這種計算功過的作法，在宋代之後，發展成「功過格」一類的善書。至明清，「功過格」便十分盛行了，形成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
「功過格」著重於日常倫理的道德實踐，以有效維繫人際之間的倫理、社會道義的維護為目的。因此，功過格主要是融合了道教積善銷惡、儒家倫理道德、佛教因果報應等的思想。
9.蓮池大師的《自知錄》
佛教也採納功過格的記數方式，來協助民眾紀錄反省自己的行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蓮池大師的《自知錄》。
蓮池大師改編《太微仙君功過格》撰寫《自知錄》，以功過格的量化形式勸導人民為善去惡，並擴張《太微仙君功過格》的勸善內容，加入佛教倫理的內涵。在最終目的上，《自知錄》是為了鍛鍊其心，掌握善緣好根，修行目的雖是著眼來生，但重點在「思慮與慾望的澄清」。如此便與《太微格》，純粹配合人倫的善惡道德，來達到成仙的目的是完全不同。
《自知錄》分成善門與過門，共505條。比之《太微仙君功過格》多了一倍。共分五類：（1）忠孝類／不忠不孝類；（2）仁慈類／不仁慈類。（3）三寶功德類。（4）雜善類／雜不善類。（5）補遺。條列一二如下：
善門 忠孝類
◎事父母致敬盡養（一日為一善），守義方之訓不違犯者（一事為一善），父母去世如法資薦（所費百錢為一善），勸化父母以世間善道（一事為十善），勸化父母以出世間大道（一事為二十善）。
◎對國家竭忠效力（一日為一善），開陳善道（利益一人為一善，利益一方為十善，利益天下為五十善，利益天下後世為百善）。
◎敬奉師長（一日為一善），守師良誨（一言為一善）。
◎敬兄愛弟（一事為一善）。
過門 不忠孝類
◎事父母失敬失養（一事為一過），違犯義方之訓（一事為一過），父母責怒，生嗔者（為一過），抵觸者（為十過）。
善門 三寶功德類
◎造三寶尊像（所費百錢為一善），諸天先聖治世正神賢人君子等像（所費二百錢為一善），重修者（同論）。
◎刊刻大乘經、律、論（所費百錢為一善），印施流通者（同論）。
◎受菩薩大戒（為四十善），小乘戒（為三十善），十戒（為二十善），五戒（為十善）。
◎禮拜大乘經典（五十拜為一善）。
◎講演正法處，至心往聽（一席為一善）。
功過以其所花費贊助的金額為衡量，而規範的內容包含了日常家庭人際關係、社會責任，以及宗教祭祀等，幾乎涵蓋了一個人生活的全部。
因此，當《自知錄》一推出，「功過格」幾乎就成了中國民眾生活規範的標準，如此易於了解具體的實踐方式。不但為在家眾提供自助式的實踐法門，更進一步促進在家眾的宗教活動。讓佛法更普及民間，流行於社會底層。
10.功過格的實踐代表
聽過明末的「袁了凡」嗎？
深信功過格，而力行實踐的人，就屬袁了凡了。袁了凡在發現孔相士的預言皆符合之後，便相信命運不可改，而淡然處世。
之後，袁了凡於隆慶三年（1569）受教於棲霞寺雲谷禪師，並以其所授予的功過格，堅守立命之說，力積善行後，孔相士的預言都不準。
於是，他開始以「功過格」的方式，創造改變了他的命運。如原本命中無子，發願完成三千善事，而喜獲麟兒；又發願積滿萬善，而得進士位。
袁了凡將其親身體驗的結果，記錄下來，就是影響之後中國人的重要善書—《了凡四訓》，說明人只要能夠致力行善、改過，便有創造自己的命運，追求幸福的可能。
11.善書與寶卷
與明清佛教有關的，除了功過格，另外還有「善書」、「寶卷」的流行。善書是民間宗教的經典，對於社會倫理、行善造福有很大的幫助。多數善書由乩筆所成，再由所謂的善人們去修纂、解釋、注說。印刷出版之後，推廣給社會大眾。
所謂的善人們可能是出家人、文人、鄉紳商賈，他們多有服務社會的心，也致力於服務社會。多數善人均建造善堂作為活動場所，也成了善書的發行地。也有不少善堂充作居士林，因為善人中有不少的居士。
著名善書如《信心感應錄》、《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
明代刻書事業
12.發達的刻書事業
明代刻書事業發達，與其社會環境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首先，明代因經濟發展，社會繁榮。至中後期，土地兼併劇烈，大批農民流入城鎮，為手工業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刺激圖書出版印刷等事業，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
同時，也因明朝很重視教育事業，明初即設置國子學，後改為國子監。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是基本教材。經過教育，學生們可以讀書做官，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讀書人日漸增多，為滿足學習需要，無論政府、民間，都從事刻書、藏書。以印書賣書為業的「作坊」，更是遍佈全國，從而也推動圖書出版業的迅速發展。
再則，朝廷重視圖書的收集與保藏，文淵閣為國家的藏書庫，由內閣管理。而明代私人藏書家亦迅速增加，私人藏書家的大量湧現，也為雕版印刷提供大批書稿來源，是圖書印刷業得以持續的重要因素。
明初對書籍有各種鎮壓，但嘉靖年間之後，箝制較鬆，私刻書立即大興，也相對鼓勵許多小說及學術著作的相繼印刷出版。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學術著作方面，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等，另外也有美術、戲曲等相關著作。大量著作的問世和出版，更加快了印刷業和印刷技術的改良與開發。
13.明代刻書特色
印量超越前期
宋、元時期印刷的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大部分在明代都有翻版或重新雕版印刷，甚至有不同的版本問世的盛況出現。再加上新出版的當代各種著作，其印刷的品類和數量，已遠遠超過宋、元時代。
這般龐大的出版數量，定有相應的印刷規模。明代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建有一定規模的印刷機構。地方上也有相當數量的書院、家塾，進行書籍的印刷。隨著印刷業的發展，同時帶動了造紙業和製墨業。
技術發達
明代是我國古代印刷發展的高峰時期。在一些印刷集中的地方，已經出現較明確的分工，過去自印自銷的生產方式，已由專業的書商所取代。而傳統的家庭印刷作坊，至明代也開始分工，雕版、印刷、裝訂分別有不同的負責處。
讀者群擴大
為滿足社會低層人民的要求，一些出版印刷作坊，編印大量的通俗讀物。配有大量插圖的平話、小說，受到農民和市民的歡迎，也擴大了書籍的發行量。一些儒家經典、歷史著作，往往也以通俗化的形式出版印刷。而一些啟蒙讀物，更是遍及千家萬戶。明代書籍的普及程度，超越了之前的朝代。
政府印刷部門
明政府十分重視印刷，最大的印刷部門是司禮監和國子監，此外如禮部、戶部、都察院、大理寺、兵部、工部、欽天監等部門，也都從事印刷。
後世評價
嘉靖後，明代私刻書遠勝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但也因為坊肆林立，品質不如宋元刻本，不但校刊不夠精細，許多書籍甚至遭擅改內容與書名。因而有一說：「明人好刻書而古書亡。」
14.藏經的刻印
在明朝政府的印刷中，佛經的刊印規模也是很大的。明初在南京刻印的《大藏經》，就是當時最大的印刷工程。它開雕於洪武五年（1372年），永樂元年（1403年）完成，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三十一卷，版木多達五萬七千一百六十枚。採用「經折裝」。鄭和曾出資印造十部，入南北各大寺及其家鄉雲南五華寺。這部藏經刻於南京，也稱為《南藏》。
繼《南藏》後，永樂八年（1410年）在北京又刻印《北藏》。《北藏》的全名為《大明三藏聖教北藏》。開雕於永樂八年（1410年），完成於明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及之後刻於杭州的《武林藏》，這是最初刻成的方冊藏經。
用西藏文刊印的《藏經》明代稱為《番藏》，永樂、萬曆年間都曾刻印過。
明代皇帝有些崇奉佛教，也有些崇奉道教，因此，《道藏經》的刻印，在明代也有很大的規模。
15.紫柏大師倡刻的藏經
《嘉興藏》別稱最多
當年紫柏大師發願刻方冊藏經，其弟子密藏道開接續，之間許多法師及居士援助，共相倡舉完成的，就是所謂的《嘉興藏》。因刻於明代萬曆間，所以又稱為《萬曆藏》。此是私刻大藏。
此藏創刻於五臺山，後因交通不便，氣候奇寒，移至杭州徑山寂照庵繼續，直至清嘉慶年間才終止刊刻。
由於木版於五臺山刻好後，再運至浙江嘉興楞嚴寺流通，因而稱為《嘉興藏》或《楞嚴藏》。雕版存貯於浙江徑山寂照庵，亦名《徑山藏》。
此外，黃檗隱元曾贈送一套給他的日本弟子鐵眼道光，鐵眼在日照本複刻，即日本佛教史上的《鐵眼藏》。當時日本佛教界以為該藏是明代唯一的藏經，便直呼該藏為《明藏》。
《嘉興藏》是方冊藏經
《嘉興藏》為方便持行流通，裝幀方式一改傳統「經摺裝」為「包背方冊裝」。而其在開刻之初，便立下嚴格刻藏規則，關於取工條件、用工銀兩、檢查制度等皆詳細規定，確保成書品質，促使各寺院紛紛將其師祖著述刻印入藏。因此，成為明末清初的佛教史料大集成，其中有許多是其他藏經未收的獨家，在保存佛教文獻上居功厥偉。
另外，《嘉興藏》還收有大批藏外典籍，如文集、雜集、經論註疏、老莊周易的註釋及若干難以分類的新著，對明末清初佛教的研究是最佳資料。
16.明代書籍版式及裝訂
插圖本盛行
插圖本到了明代愈來愈盛行，特別是文藝類和科技類的插圖，成為書籍的主要組成部分，更便於讀者的理解。
明末因有一批圖版雕刻高手，提高圖版質量；再則，出現一批著名畫家參與畫稿，提供高水準的原作；三是出版印刷業的發展使競爭更為激烈，促使出版印刷者在提高品質，增加種類，改變版面上下功夫。大量插圖本的出現，就是在這一環境下逐漸蓬勃發展。
版權頁與廣告
在書籍的前後刊印版權和廣告，宋代就已出現。到了明代，在坊刻書中，刊印版權和廣告愈來愈多。所謂廣告，即刊印本字號的地址及所印書籍的目錄，以擴大自己所印書籍的銷量。
所謂版權，其內容多為「不許翻刻」、「不許重刻」、「敢有翻刻必究」、「翻刻千里必究」等。
至於標點符號，在宋版書中，偶爾也出現過斷句符號。在明代的刻本中，符號使用的愈來愈多，但很不統一。
明代書籍裝訂方式的變化
歷代各種書籍的裝訂形式，在明代都有使用。最流行的是「蝴蝶裝」和「包背裝」，「卷軸裝」較少，「經折裝」則主要用於佛教經卷。
「包背裝」是明代最流行的裝訂形式。其中經廠本、藩府本和各地的坊刻本，幾乎都用「包背裝」。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一種新的裝訂形式。北宋時就曾出現過線裝書，到了明代，這種裝訂方式才逐漸推廣開來，並逐漸成為主流。線裝書的好處是可以將一部書的數冊，裝於函套，便於保管和閱讀。
明代佛教概況
17.士大夫學佛概況
明代的學佛居士，多為士大夫階層。他們因讀書而為官，由儒家思想啟蒙，甚至還曾經接受過排佛思想。但隨著社會經濟、思潮的發展，加上王陽明及其學說的流行，帶動了士大夫的學佛風潮。他們的思想仍出入於儒、釋、道三教，富有三教同源的特色。
居士分佈地點
顧炎武的《日知錄》卷十三〈士大夫晚年之學〉中，曾就當時士大夫的宗教信仰，說了：「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可知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的宗教信仰，大體比較傾向於佛教。
特別是在出身於浙江餘姚的王陽明，他影響了江南一帶士大夫的思潮，也連帶掀起了士大夫學佛的風潮。加上明末四大師都在江南一帶活動，讓佛教在明末的士大夫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
不只顧炎武有這樣的觀察，袁枚居士（1716-1797）在他的《小倉山房尺牘》亦有「札尾又云：今士大夫靡不奉佛」之語。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的宗教信仰。而明代的名居士，確實也多分佈在長江以南，集中在江蘇、浙江兩省。
居士大多是讀書人
明代的學佛居士大多都是有功名的士大夫階級，進士、舉人乃至尚書皆有。所謂「僧而不兼外學者，懶且愚不博；儒而不究佛典者，庸而僻不通。」（幻輪編．《釋鑑稽古略續集》）可見當時若對儒佛二學不能雙達，便不足論。而居士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他們學佛並為佛教經典著述，影響社會風氣甚大。
修行法門以禪淨為主
居士們修行的法門以禪行及淨土行為主流，其中淨土佔大多數。主要是因為蓮池大師取禪淨同歸之說，在杭州雲棲寺領眾結社念佛，許多居士受其教化，致使淨土在明末居士學佛成為一大思潮。
其他如持咒、誦經、禮懺為副行。
常講述、註解的經典
明代佛教教義研究，以《楞嚴經》最盛，《心經》、《金剛經》等次之。而居士們的著作也多是注釋、批解《楞嚴經》、《心經》、《金剛經》。
有關淨土的著作也不少。
著名的居士
宋濂、袁宏道、李贄、焦竑、屠隆等，都對佛學有相當的理解，並且也有許多有關佛學的著作。
而嚴納、虞淳熙、莊廣還等都跟著蓮池大師修習淨土法門，其中莊廣還編有《淨土資糧全集》。
另外，還有如陸光祖、馮夢禎、陶望齡、袁了凡等護持《嘉興藏》的刻印，也對佛教的復興，有很大的幫助。
18.明代佛教外交情況
明代海陸交通皆已便達，永樂年間還曾有鄭和下西洋七次之壯舉。尤其明朝末年，海禁解除之後，文化及宗教活動，便藉著貿易的船隻開始散布開來。中國佛教此時也有對外的交流，跟外界的接觸。
自明太祖開始，便有僧人代表中國為使節的創舉。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命僧人慧曇等二十餘人，出使印度等國，第二年到達僧伽羅國（斯里蘭卡）時，慧曇便於此圓寂。之後，太祖亦陸續派僧人代表出使過日本、尼泊爾等國家。其他國家如印尼、朝鮮等，也有僧人來華。
其中，與日本佛教的往來最頻繁。日本僧人使節來華，與明朝僧人交流互動，回國時帶回大量的中國書畫、詩文等，對推動日本研究中國文化的風氣，有所助益。
19.明代佛教思想特色
明代最流行的思想是三教合一、三教同源。明末四大師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三教同源、延儒入佛和以佛釋儒的主張。藕益大師還從十個方面對比佛教教義與儒學，表達兩者同歸一轍。因此，雖然明代儒者仍有排佛斥道，但也會相對承認釋道與儒學有共同處。
理學也深受佛、道的思想影響。南宋陸九淵所開創的心學，深受到中國禪宗的影響，甚至有「九淵援儒入釋」的評論。心學至明代王陽明時大盛，也可看到王學中吸收佛道思想而創發的部分。而他的學生們，如王龍谿一派，更倡言禪悅，後世更有陸隴其評之曰：「其倡者雖不敢以禪自任，陰和而陽離，其繼起者，直以禪自任。」
另外，像善書、寶卷、功過格等，以及許多佛事儀軌，為佛教團體或高僧所採用，多同時具有佛道的思想，讓佛教更深入普及於社會底層。
而明代佛教本身也是各宗互融。如明末四大師就有倡導禪淨一致、性相融會等思考。就是明初所分禪、講、教三類，至明末，禪教各寺都成了講寺，而明初僧服色有異，至明末也都變成了黑色。因此，或可說明代的佛教以各宗互融為其特色。
20.民間宗教
民間宗教由來已久，明太祖朱元璋即是藉著白蓮教起義而推翻元朝。明朝立國之後，卻對祕密宗教及結社，有許多的禁止規令，防止民眾聚集滋事。但正因如此，佛教也常受其牽連，在傳揚佛法上受到阻礙。
明朝民間祕密宗教中，較大的派別有白蓮教、羅教、弘揚教、三一教等。這些民間宗教的教義，多融合了道佛以及善惡因果的善人觀念。但信仰更純樸，更容易理解。參加的信眾多為貧苦的百姓、農民、手工業者等。他們有自己的組織、支派，也有或大或小的結社，有些宗教組織直到現在仍有活動。
其中的白蓮教，最初是崇奉阿彌陀佛，持五戒念佛，特重不殺戒、不食酒肉、專事潔齋，所以又有稱「白蓮菜」。夜集朝散，行蹤儀式神祕。後來，演變為民間宗教結社，以往生淨土為宗旨，從崇奉阿彌陀佛逐漸改為崇奉彌勒佛。支派漸多，分布甚廣，元末及明、清時期，都有白蓮教聚眾反抗朝廷的民亂事件。
羅教又名「無為教」，於明末崛起，盛行於中國社會。教祖羅清的《五部六冊》為信仰的教理根據，並開創以「無生老母」為信仰核心的新教派。羅教一般被視為脫胎於佛教禪宗，在明末羅祖的苦功悟道的經驗，吸引了佛教與非佛教的民眾。羅教與佛教難分，致使明末許多高僧都出面駁斥、澄清，更可見得羅教在當時代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