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七十三期/9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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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宗教 從比較觀點看佛教（一）
中村元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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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為何能走出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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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一個普遍性的宗教 〔佛教根基於印度，向異文化拓展〕 佛教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超越發源地印度，普遍受到許多國家、民眾的接受與護持。事實上，當今在東南亞、中國、韓國、日本等國的佛教徒數量，遠超過印度。 歷史上的佛陀——佛教的創始者喬達摩，出生於鄰近印度東北國境的尼泊爾，是位小國的王子，長大成人後，在恆河附近的菩提伽耶證悟而稱為「佛陀」，然後在印度民眾中廣為說法，八十歲離開人世。他最初的弟子與教團（僧伽）最早的成員都是印度人，所傳揚的教法，在印度已是人盡皆知的真理。對於當時論辯的幾種議題，例如人的靈魂，或靈魂與絕對者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佛陀採取漠視、質疑或拒絕回答的態度；他也不認同當時印度一些普遍性的習俗，特別是種姓制度。不過，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印度基礎思想的見解，如輪迴與業（道德性的因果律）的信仰等，則給予肯定並加以採用。 佛陀的教法在印度確實一開始就普遍地被接受，紀元前三世紀偉大的阿育王，其行為與政策便受到佛教影響。但從四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就逐漸衰退，今日只有極少數的佛教徒。不過，最近稍可見到有部分印度人已逐漸開始關心。 佛教從印度遠播弘傳他國的當時，應該就是具有濃厚弘揚色彩的宗教。在古代，佛教就擴展於斯里蘭卡、緬甸與東南亞各國，一般佛教徒相信，實際上在佛世時已曾有過這樣的傳布，而在西元前後，更加拓展擴張。由出家、在家的遊方傳教者所倡導，名為「大乘」的新型態宗教，對一般大眾的需求，表現出強烈關懷，同時開始推廣新的傳教活動。以這種型態傳播的佛教，最初在印度，其次是中亞，進而到達中國，然後由中國傳往朝鮮、日本、越南，逐步地向新的文化中心擴展。如此看來，佛教是超越人種與時代，並具有廣大信仰與修持的傳統。在此意義上，佛教可說是「普遍性的宗教」（universal religion）。 〔佛教順應不同文化，受到廣泛的接納〕 另外，就其教法符合全人類精神上與道德上的要求來說，佛教的主張，也可說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不過，本書（編按：指《從比較觀點看佛教》一書）要處理的，主要是談佛教普遍性的性格，亦即探討的重點並非在佛教主張為何，而是其如何為一般人所接受。 令人深感興味的是，由佛教廣受信奉的事實，可知日本當時已經接納佛教。就日本而言，此新宗教在西元五三八年（或西元五五二年）時，由百濟的聖明王為表敬意與友好，而派遣使節，將之帶到大和朝廷（西元四至七世紀）。使節團裡也有佛教僧侶隨行，同時獻上釋迦佛金銅像一尊、幡蓋、經論若干卷，並附有如下書簡： 是法乃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就無上菩提。譬如有人，懷如意寶，遂所須用，盡如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依祈願之情而無所乏少，且夫遠自天竺，爰迄泊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日本書紀》） 這份伴隨莊嚴佛像與精湛藝術品所呈現的讚頌文，對那些除了向並未特優於人類的諸神祈願，已別無他法的人們而言，真是莫大的啟示。書中還記載： 欽明天皇諮問群臣：「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有，應可禮否？」蘇我大臣答曰：「西蕃諸國，一皆以禮，豐秋日本，豈獨背耶？」（同上） 我在拙著《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中，指出印度人與中國人、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思維方法完全不同，所以，單以「東方」與「西方」這樣的區分，是相當籠統的。 關於這項理論的根據，在我談到跨越印度而向外擴展的佛教歷史時，曾指出，此普遍性宗教在透過不同國家與文化的移轉過程中，如何轉化其形貌。我談到的種種見解，譬如：中國佛教如何轉化印度佛教徒偏好採取抽象的概念，而形成強調特殊的具體性事例；印度著重普遍共通性，中國則關心具體型態所表現的複雜多樣性。再者，印度思想中一般所見的形而上學性格，在中國則被實踐傾向所取代等。另外，在日本方面，我注意到其傾向於轉化原本的印度佛教，而將現象世界視為絕對，我也談及這入世的傾向在日本佛教徒間是如何顯著。 我們應注意到日本人較不強調普遍性原則，他們更重視可感覺的、具體性的事物，因此，容易將現象世界當作絕對性的事物來接受。佛教哲學就是基於這種思維方法而被日本所接受、融合，日本人認為，佛陀的證悟能在經驗上達到。所謂「真實的存在」，中國禪師認為是靜態的，但日本禪師則以為是動態的。 日本淨土教推崇現世中積極性活動的重大意義，並賦予其理論基礎。在這點上，日本淨土教與印度、中國完全不同。一般說來，日本佛教傾向接受人類本性的欲望與感情，並不試圖壓抑或抗拒。甚至認為佛教的種種思想容易與宣說愛的主題密切關聯，因為他們不像中國那樣，認為性愛與宗教是矛盾的。此外，也經常強調慈悲的德行。 日本人有重視狹隘人際關係的傾向，它的極端型態就形成了「超民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過去日本的佛教徒，捨棄印度佛教中認為國家是依「社會契約」[1]（social contract）所成的觀點，而慎重地揀擇出對其民族主義有利、不相互矛盾的教義。日本人很明顯的特徵，是對特定的人物有絕對奉獻的依歸態度，這樣的態度，對日本佛教有極深的影響，使各宗派的信徒，對該宗派祖師抱持強烈遵從的意念，篤行以各宗祖師為中心的宗教性儀式，甚至有時讓人感覺，祖師似乎比創教者釋迦牟尼（喬達摩•佛陀）更為傑出。 日本風俗特質與印度、中國差異非常大，要求在特定的人際關係中，克盡倫理之責。大乘佛教強調在世俗生活中，體解絕對的真理，日本人接受大乘佛教的思想，就連原本世俗性質的教義，也慎重其事地賦予入世的性格。日本的佛教領導者獎勵生產活動，強調在家佛教，認許僧侶結婚，不論僧侶或在家居士，也多尊崇利他的行為。 本書的意圖，是想探討以上事情的另一相反面向。亦即佛教在各國弘傳中，接受各種變化，順應不同的文化；同時，也受到所有國家廣泛地接受、容納。而在這事實中，我所要探討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說明，佛教受到如此普遍地接受與容納。 弘傳的主因 〔針對人類普遍性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著眼於佛教廣泛地被接受、容納的歷史時，我們很想問的是，在佛教的教義中，普遍性的訴求是什麼？要解開這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面對普遍性問題時，佛教所給予的答案。這裡所說的「普遍性問題」，就是無關國籍、人種、傳統、時代，只探討人在一生當中，追求真理、生命價值，以及渴望知道如何過活時，所經常發生的問題，即與人生命存在直接關聯的問題。 佛陀以種種的表達方式，來說明這些問題，而稱其根本為「苦」，也可說是人類對欲求不滿足時，所產生的共同意識。佛陀同時提出探求克服苦的解答與方法。不過，並非只有佛教提倡普遍性意義的見解，基督教 [2] 也有相同的主張，以及受到廣泛接受、容納的歷史。在此意義上，它也是普遍性宗教。 佛教與基督教在許多方面有明顯的不同，兩者源自於不同的時代、地域、情境，以及不同的孕育土壤。喬達摩•佛陀比耶穌基督早出生五百年，並在印度說法，他不認同婆羅門教的思想與修持，也拒絕自由思想家的思辯，但另一方面，卻又繼承了數項印度基本的人生觀。 相對地，基督雖在巴勒斯坦傳教，而在那裡並無值得爭論的哲學思想，與他對立的只是猶太教的法利賽派 [3] 與律法學者 [4] 。基督雖然批判他們的行為，卻與猶太人一樣，接受具人格性創造神的信仰，而認同由神所啟示的摩西與先知[5] 的教法。然而，他卻以冒瀆神的罪名被釘上十字架。基督的傳教使命，雖在人生中途斷絕了，但後來仰慕他的人們，將他的死賦予極大的意義。 而另一方面，佛陀在人生途中獲得證悟後，經四十年不斷說法而入滅，佛教徒並未對他的死賦予特別的意義。 因此，從成立的起源來說，這兩種宗教完全不同。 〔傳教色彩濃厚〕 然而，兩者都傳法到世界各地，與各種當地文化相接觸，並在其中逐漸轉化、修改，我們應當容許它們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產生不同的教義與修持。儘管有如此的差異，兩者仍具有相似的歷史。 首先，兩者歷史發展相似，就如佛教在印度衰退而擴展於東方，基督教則擴展於西方，成為支配歐洲的宗教。它創始於巴勒斯坦，當初確實只有少數人信仰，後來也未被更多人所接受。 其次，兩者都是弘揚色彩濃厚的宗教。佛教在長達二千五百年的發展中，每個宗派都視擴展佛陀的教法於世界為使命。根據文獻記載，佛陀在波羅奈最初說法時，有如下的結語： 受讚頌的人（佛陀）震動了大地，他所轉的法輪，即使是神、人或宇宙的任何有情，都無法推翻。真理的王國將在世上傳承擴展，正義、善意與平安將會屬於人類！（《增支部》） 教法應讓千萬人聽聞，而不應隱藏起來，所以說： 佛陀所說之法與律，當顯現時光輝照耀，當隱覆時則黯淡無光。（《增支部》；《漢譯南傳》冊 19，頁 404-405） 西方的基督教也有相同的教法： 將你們的光照在人的面前，讓他們看見你們的行為，榮耀你們在天上的父。（《聖經•馬太福音》5:16） 佛陀對所有眾生懷抱著慈悲，於是： 著手於建設正義的王國，將光明給予被黑暗所覆的人們，為人們開啟不死之門。（《毘奈耶•大品》；《漢譯南傳》冊 3，頁12） 因此，在教團成立時，佛陀為弘揚教法，立即派遣十二名弟子展開傳道之旅，那時作了如下教誡： 弟子們！即時啟程吧！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幸福，抱著對世界的憐愍，為了諸天和人們的利益、幸福和安樂去做吧！但是單獨地走，不可兩人同行！（《長部》；《漢譯南傳》冊 6，頁316。參照《毘奈耶•大品》；《漢譯南傳》冊 3，頁 28） 《聖經》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基督是一位： 光照於生活在黑暗和死亡陰影下的人，引導我們走上平安的道路。（《聖經•路加福音》1:79） 他（基督）召集了十二位門徒，賜給他們制伏邪靈和醫治疾病的能力與權柄，又差遣他們去宣揚神的國，醫治病弱的。說：「行路的時候，什麼東西都不要帶，不帶手杖和旅行袋，不要帶食物和金錢，也不要帶兩件褂子。無論進那一家，就住在那裡，也從那裡起行。凡不接待你們的，在離開那城鎮的時候，把腳上的塵土抖掉，見證他們的不是。」門徒就出門，走遍各鄉村，宣傳福音，到處治病。（《聖經•路加福音》9:1-6） 過些時候，主另外選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往自己所要到的村落或城鎮去。「去吧！我差遣你們出去，如同放羔羊進入狼群中。」（《聖經•路加福音》10:1-3。參照《聖經•路加福音》10:4-24，《聖經•馬可福音》6:7） 而《新約聖經》中，大部分內容，紀錄了保羅的傳道之旅，以及他寫給創立於希臘羅馬教會的信。 再者，原始佛教的僧侶是在家信徒的指導者，從信徒處獲得生活資糧，而信徒則由僧侶處獲得精神的指引。所以，佛陀對品行不端的僧伽弟子會加以斥責，因為他們必須作為眾人的模範。 比丘們啊！連那些為俗世生活而精勤於手工藝的人，都尊敬、尊重、恭敬其師長，何況你們捨棄世俗，而奉獻一切於教法與戒律，所以應該比他們更顯露你們的光輝，持守可得證聖果的戒律；尊敬、尊重、恭敬你們的師父，及長老乃至同等的人。比丘們啊！你們的舉止（照現在的話），是無法幫助未改信仰者改變信仰，無法光大僧團的，無寧會引起他們的反彈，反而更加疏遠吧！（《毘奈耶•大品》；《漢譯南傳》冊 3，頁 251） 而基督也告訴弟子說： 要愛你們的仇敵，並且為迫害你們的人禱告。若愛那些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 [6] 不也是這樣做麼？若單向朋友問安，有甚麼過人的長處呢？就連外邦人[7]不也是這樣行麼？所以，你們要完美，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完美。（《聖經•馬太福音》5:44-48） 另外，佛陀不只自己理解： 可以說是面向知見，同時也將所知的使別人知道。世尊就形式和內容兩方面，來闡述「法」的真理，欲在純粹性和完整性上，令世人知道轉生到高層次的事情。（《長部•三明經》；《漢譯南傳》冊 6，頁 267） 因為真理的禮物才是最尊貴的贈品，所以，「法」（教義）值得尊崇、重視。基督教的文獻中，視基督為神對人們的示現、神的語言、神在肉身顯現、靈魂的食糧。 我們可說這精神的禮物，理應散播給所有人，但不表示就應該無所分別地授予。 不可將充滿真理的殊勝之「法」交給輕視教法、非難、不當處理、譏諷、專找缺點的魯莽者手上，也不可以交給無所不用其極地殘害「法」的邪惡人們手上。 原始的基督教，也曾以簡潔的形式，來說明類似的教法： 不要把神聖的東西丟給狗，也不要把珍珠扔在豬前，或許牠們會用腳踐踏珍珠，會轉過來撕咬你們。（《聖經•馬太福音》7:6） 並且，佛教的教法是普遍性的，能包容所有的人。像如此包容、無分別的態度，可譬喻為： 正如大海只一鹽味，此教法與戒律亦僅一味，即解脫之味。 而基督也說： 從東、從西、從北、從南，各地都有人來參加神國裡的宴席。（《聖經•路加福音》13:29;《聖經•馬太福音》8:11-12） 佛教與基督教歷史的相似性 〔兩者皆向外擴展，歷經危難〕 從上述弘傳主因所形成的佛教、基督教歷史，可看出有幾個明顯相似點： 一、兩者的發展歷史都展現了擴展與接受，前者往東方，後者則往西方。且就如拙著《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所示，兩者都被不同的文化所接受，並與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改變了樣貌。 我們可看到中國人與日本人，嘗試將各自的文化型態，安置在佛教的信仰與修持上；也可觀察到，在小亞細亞與歐洲人之間，對基督教方面有著幾乎相同的情況。譬如根據司祭長英奇（Dean Inge, 1860-1954）[8] 所說，基督教中有些差異，似乎是緣自拉丁人與條頓人（相傳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紀居住在現今德國易北河口附近北海沿岸）性格差異的緣故。另外，我們又可類比於東方文化的儒家與道家對大乘佛教的影響；同樣地，希臘思想在基督教的傳統上，也頗具影響力。 二、兩者都經歷在危亂的政治、社會狀況下發展的時期，且在那時期，中央政權都崩潰了。就西方而言，由於匈奴人與汪達爾人（Vandal）的侵略，使得羅馬帝國崩潰（476），之後基督教會在歐洲開始鞏固其基礎。 大約同時，東方的佛教在中國開始急速擴展，其中一個因素，即是漢帝國的式微。漢朝的儒家雖然視皇帝為世界的中心，但到了後漢時代，皇帝卻常淪為派系鬥爭的傀儡，成為貪求無厭的權力鬥爭中可悲的工具而已。擁有廣大土地的貴族，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並擁有眾多的隨從，而這些隨從為了主人，即使武裝戰鬥亦在所不惜。但當所有榮耀消失不再時，中國人民的混亂與狼狽，在蘇克圖（Sogdian）商人悲嘆的例子中，充分表現出來。 這是位商人見到中國首都，在匈奴蠻族破壞入侵之前、天子敗走之後，寫給在撒馬爾罕（Samarkand）朋友信中的一節，其中述及： 於是末代皇帝——大家都這麼稱呼，因為饑荒而從洛陽逃出，宮殿與城市陷入火海……。洛陽已不存在，掖城（洛陽更北的大城）亦已消失。（萊特《中國歷史中的佛教》（Arthur F. Wright(?-1976),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這是西元三一一年的事，那是中國歷史改朝換代的時期，類似西元四一○年的西方，哥德族（Goth）掠奪羅馬。就如蘇克圖商人的慨嘆，聖耶洛尼姆斯[9]（St. Hieronymus 即 St. Jerome, 342-420）也有相同的悲情，他說： 想起我們這時代所發生的慘劇，我渾身一震。連續二十年以上，從君士坦丁堡至朱利安阿爾卑斯、斯基地亞、土爾其、馬其頓、達基亞……，每日流著羅馬人的血，這些所有的都市都被哥德族、撒馬其亞族……匈奴族、汪達爾族等劫掠、搶奪。（羅素《西方哲學史》（B. Russell(1872-1970),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以上是羅馬被掠奪前的狀況，下面則是其後的慘狀： 世界確實走向毀滅了，然而可恥的是，我們的罪仍然殘存繁衍，迄今尚未拭除，羅馬帝國盛名的首都，已經被猛烈的火燄所吞噬了。（同上） 這兩個宗教，便是如此同樣地歷經混亂與危難的時代。 〔兩者皆具廣泛訴求，並受到認同〕 而從如此類似的發展歷史與對人類心靈的洞察，我們可推論，兩者能受到廣泛地接納，其中之一，是因他們都訴求於人類的根本問題。 然而，兩者對這根本問題的解決辦法，仍有所異同。無論如何，能擁有相當影響力的教義與實修方法，應可認定與所謂「普遍性問題」有很深的關連，那是超越國籍、人種、文化，經常被提出來，而且又渴望能解決的問題；也是關於人類所處的情況、環境與命運等共同人生經驗所產生的問題。 應該注意的是，佛教所提示的實修方法，是從包含四個神聖真理（四聖諦）的現狀分析開始；而基督教的教法，大致與佛教同出一轍，也從認識人類罪性深重的現狀開始。佛陀與基督都常被比擬為醫師，基督說：「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在該章節中，基督在曉諭罪人悔改的文句裡，就如此暗示：他正呼喚著需要醫生的人們。另外，基督教與佛教在其他教法中，闡述人類意識的其他層面，也都引起人們的興趣與回應。 因此，若是將以下有關佛教與基督教之間比較的議題——教義與實踐，視為具有宗教意識 [10]者所提出的宗教性問題，那麼，這就只能當作是一種宗教意識的闡述。 事實上，我打算確切地說明信仰的課題，但若從比較的觀點來看，並未切入這一層次的主題，我將涉及更深層的部分。也就是探索：不論是就佛教之於佛教徒，或基督教之於基督教徒而言，宗教到底具有什麼意義呢？為何這兩個宗教，各自持續著「普遍性」的訴求？我以歷史學家的立場來作探索，並嘗試說明：這兩者皆有其廣泛的訴求，與受到認同的歷史事實。 然而，基本上，我是就佛教的歷史、思想與實修方面，進行處理，至於基督教傳統中的類似特徵，因為考量到本書主要針對西方讀者（譯按：本書為作者一九六三年於美國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的演講文稿，後結集出版），他們應該比我更了解基督教，所以只是約略提到罷了。我本來的興趣，的確是在佛教發展與弘揚的歷史，它左右了我對主題的處理，期望以這種觀點所作的研究，對凡想了解其他人（包括我在內）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屬宗教的基督徒，能引發他們的興趣。 同時，我絲毫不想個別地採納整體的佛教與基督教，以作完整規模的比較；反而，在處理主題的方法上，很明顯地是有選擇性的。我的焦點在兩種傳統類似的特色，但那可能可以解答稱為「普遍性宗教」的佛教，何以受到印度以外各國人民廣泛、完全地接納。 至於選擇基督教的原因，在於它是另一種普遍性宗教，具有與佛教類似的主張與受到廣泛接納的歷史。 所以，下文的比較中，雖然想儘量避免任何價值判斷，諸如相較於基督教，個人較偏好於佛教，或是與之相反的結論等。但實際上，因自己受傳統佛教所培育，基於最初的關懷，無可避免地會從既有的觀點來看基督教。（下期待續） 編者按：本文譯自中村元所著《從比較觀點看佛教》（1987）一書，文內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本將由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 【譯註】 [1]「社會契約說」是針對「君權神授說」所提出來的理論，指社會或國家組成的一種原始協議或契約，應該從理性和經驗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律，非來自於神學。 [2] 按慣例，凡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的各教派統稱為「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亦稱「公教」、「羅馬公教」、「舊教」）、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y，亦稱「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稱「耶穌教」、「更正教」）與其他一些較小教派。在中國，常以基督教單指新教，但本書所指的是統稱。 [3] 「法利賽派」是猶太教的一派，他們嚴格遵守《摩西五經》（即《舊約聖經》的前五卷）和為解釋「律法」所附加的傳統。《新約聖經》中提到的「經學教師」大部分都屬於這一派。《聖經》中稱他們是言行不一的偽善者。 [4]「律法學者」、「律法教師」或譯為「經學教師」，大部分是法利賽人，他們的職務是教導與解釋猶太人稱為「律法」的《舊約聖經》，特別是《摩西五經》。 [5] 先知是以色列宗教家之一，他們向人民傳達上帝的信息，而其最重要的職責是以上帝的旨意教導當代的人，使他們歸向上帝。 [6]耶穌的時代，猶太人被羅馬帝國統治，有些任稅吏，專替羅馬政府向人民徵收稅款，普遍受到猶太人的憎恨。在《聖經》中，「稅吏」為壞人或罪人的代名詞。 [7] 外邦人指非猶太人或異教徒。 [8] 英奇（Dean Inge, 1860-1954），英國神學家，是基督教柏拉圖主義者，於一九一一年被指派為聖保羅大教堂司祭長，著作多本神學方面的經典之作，其中以演講集《普羅提諾斯的哲學》最為重要。 [9] 聖耶洛尼姆斯（St. Hieronymus 即 St. Jerome, 342-420），古代基督教聖經學家，是早期拉丁教父中最博學的人，精通古典文學，聖經語文與基督教傳統。 [10]「宗教意識」是宗教產生與存在的普遍意識基礎，指以宗教經驗為基礎而對絕對者的意識，是宗教哲學的重要概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