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第六十三期

香光莊嚴六十三期/89年9月20日

	僧伽生活與回憶關於僧侶的回憶錄卡瑪拉‧提雅瓦妮琦著法園編譯群譯
	一名僧侶獨自穿越山林，又濕、又泠、又餓，可能病倒或感到孤寂，他描述當他感到振奮或挫敗時，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而是以平常心看待。這是令人無法忘懷的心聲—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或學者僧侶的傳記中聽到的聲音。
	社會學家撰寫了兩本有關頭陀僧的書籍。史坦利‧湯比亞（Stanley Tambiah）的《山林中的聖僧與驅邪儀式》（Buddhist Saints of the Forest and the Cult of Amulets），是一部討論避邪與泰國兩大佛教體制政策的重要書籍。其中若干章節的主要內容，是寮族頭陀僧阿姜曼—一位公認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教師，與阿姜曼弟子馬哈布瓦（Maha Bua）的弟子傳。湯比亞最感興趣的部分，是發展他對這兩位僧侶及其生活的理論，他希望知道阿姜曼是否已是一位完美的阿羅漢，馬哈布瓦的傳記是否是一部聖徒傳，阿姜曼的教法或馬哈布瓦的寺院是否符合經典等。儘管我們在他的論述中學到頗多，但禪修傳記卻非其主要的主題，重點是依據森林僧馬哈布瓦所著的《阿姜曼傳》，以及一篇龍普汶（Luan Pu Waean）的短文上，他推論有關「聖者」的寺院傳記，是和以佛傳為範本有關連。在我的研究中，我對許多業已發表的回憶錄著墨頗多，這些是湯比亞未研究的部分。除了馬哈布瓦的《阿姜曼傳》之外，我用了十四篇其他的撰述，這些是不同風格的文章，它們並未參考佛傳，事實上也沒有共同點—這指出馬哈布瓦對阿姜曼生平的看法，並非典型的範例，而是個特例。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在《森林比丘與國家》（Forest Monks and the Nation-State）一書中，分析阿姜曼與其弟子傳承的形成與轉變。泰勒的討論是以東北的環境與生態為依據，來追蹤森林僧逐漸適應與融入當今泰國社會的現況。書中有關於阿姜曼弟子與在家居士間溝通、連繫與分派的資料，倒十分有趣。但是泰勒與湯比亞一樣，主要是從觀察政教關係中體制的演變，來研究森林僧。湯比亞與泰勒的作品，缺乏地方傳統的強烈歷史背景，他們也未探討阿姜曼與弟子們的實際修行，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補充湯比亞與泰勒的不足。本書（編按：指《森林回憶錄》）的重點不在於森林傳統的體制變化過程，而在研究苦行僧的生活與他們修行、教導的方式。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們來自何處？他們地方傳統的風貌為何？他們老師所教為何？接受何種訓練？他們的傳承為何？他們的宗教對他們與當地民眾的意義為何？他們為何認為佛法值得保存？歷史與人類學是我研究的兩大方向。從我的觀點來看，當地歷史提供有用與可信的途徑，讓我們對泰國能有所了解，來自泰國東北的禪修頭陀僧別具一格，這是源出於寮國佛教的傳統特性。因此，透過對其地方色彩所進行的研究，可進一步了解他們。在此結合了歷史與人類學，因為在僧侶的故事中，提供了他們對宗教信仰與踐行的具體文獻。此外，誠如湯瑪斯所言，人們的生活本身即是一部經典，是他人所能讀取與明瞭的。本書的宗旨，是希望透過頭陀大師阿姜曼與其弟子的著作、開示與談話錄音，也就是透過他們自己與他人的回憶，將他們介紹給讀者。但是「回憶」（recollection）一詞，在我的詮釋下具有另一層意義。它的英文意義相當於佛教巴利文anussati（隨念）一字，意指「追憶」、「深思」，或觀想宗教的重要主題，諸如佛、法、僧、戒。「隨念」（anussati）是與「念」有關（sati）的字眼，是森林僧的修行與許多記錄回憶主題的重要部分 (1)。認識僧侶生活的一扇窗本世紀在泰國境內有成千上萬名頭陀僧，他們的經驗十分豐富。當然，沒有更好的方法來了解這些僧侶的佛法，只能透過他們的闡述，尤其是一些富有地方色彩與飽讀書籍的僧侶。這些內容打開了認識僧侶生活的一扇窗—一個外人所未曾批評與研究的世界。透過這扇窗，我們看見僧伽如何生活，我們聆聽他們的開示，學習他們的思想。在此之前碰觸這類話題的一些學者，不知如何處置它們。或許他們認為在這些故事裡沒有值得探討的內容。這些僧侶談論他們的日常生活—托缽乞食；尋覓住處與僧袍；對抗苦疾；攀山越嶺尋找合適的洞穴；穿越叢林進入村落；遭遇猛獸；與鬼怪搏鬥。對現代人而言，這些敘述似乎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事。然而，近來都會人們對頭陀僧的生活，開始熱衷起來，原因或許是因為這些頭陀僧所居住的環境已經消失。如今在泰國，人們吃飯買現成的包裝食物，穿的是成衣，生病到藥房買成藥。小村落現在有道路、汽車、巴士，山林如今變成了大農場、公路與水力發電廠，老虎失去原有的森林，都在動物園裡。現代都會人唯有透過想像與森林僧所敘述的故事，才得以想像到山中小村莊居住，在黑洞中住上幾晚，或是漫步山林與老虎迎面而遇的情景。因為這個緣故，森林僧的日常瑣事便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對歷史學家而言，雲遊僧的生活故事細節，也讓他們感到興趣，忽略這一環節即可能對頭陀僧產生誤解，因為這些生活故事的內容，含藏了許多歷史資料。例如，當某個僧侶看到天神或阿羅漢的影像時，我們最好是知道，這名僧侶已在禪修中獨自度過數月，他們通常沒有進食，等待這類的境遇，否則我們可能會斷言他們是在做夢。他告訴我們，一名僧侶獨自穿越山林，又濕、又泠、又餓，可能病倒或感到孤寂。他描述當他感到振奮或挫敗時，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而是以平常心看待。這是一種令人無法忘懷的心聲—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或學者僧侶的傳記 (2) 中聽到的聲音。〔僧侶為何要闡說他們的故事？〕儘管這些僧侶以十分坦然、直接的方式闡說自己的故事，但他們通常不願曝光，且不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在述說或撰寫經歷時，僧侶留下自已的姓名是沒有必要的，彷彿生活只是一連串的回憶與事件。既然如此默然，我們不禁要問，他們又為何將自己的生活情形曝光？有人猜測或許這並非僧侶本人的主意，其中一人只是在日記中記下日常生活的種種，而俗家弟子要求他將日記對外發行，作為他一九七四年六十大壽時的獻禮，他同意了 (3)。另有一位僧侶在一九五九年，也就是他死前的一年，於醫院中將生活記事交給弟子。第三位僧侶是在弟子的要求下，記錄他的日常生活言行，它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書寫的，如同與友人交談的形式，不受一般社交禮儀的束縛，以及（似乎）未經自心的揀擇或外界的編輯 (4)。第四位比丘可能也是拗不過弟子的要求，將他的故事錄音下來，但唯一條件是在他死後才能付梓，不久這名僧侶即在一場空難中罹難 (39)。第五位僧侶則在其荼毘時印行回憶錄—以親筆的手稿印行 (5)，其他四位僧侶也是如此。另有五位僧侶的生活記事，則是出自弟子之手，他們尊稱他們的老師為「法師」（than ajan）、「師父」（luang phan）、「師公」（luang pu）。這些生活記事大部分均以十分隨性的方式書寫，並附錄年表，只是記下一些並非重大事件的瑣事。雖然頭陀僧似乎將事件記得很清楚，但大多未記下事件發生的年度。記事的特色是均未談及外在的世界，外在世界的任何事件，並未影響這些僧侶，或許是因他們獨居森林、洞穴，與世隔絕，不知外界發生何事的緣故。〔生活記事中充滿了許多豐富的資訊〕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這些生活記事中充滿了許多豐富的資訊，以及故事中所引發的疑問。當我們讀到頭陀僧步行前往寮國或緬甸追尋禪修大師，他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又如何能了解他修行過程中的禪修體驗？我們又怎能理解阿姜曼所看到的聖人、天神與靈魂的影像？這些傳記與回憶錄以他們生活的一瞥來「嘲弄」我們，使我們無法了解，原因或許是無人能告訴我們，有關他們個人完整的故事。頭陀僧所敘述與記憶的事件，往往都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他們敘述自己的雲遊生活與所接觸過的族群，鮮少提及在曼谷的生活，更不願提及晚年只能住在寺中，無法再漫步森林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這大概是因為已經沒有故事可以述說的緣故。但是從正面角度來看，僧侶所敘述的，並未照例加入一些「正常」生活故事所應包含的內容，他們並不諱言個人的失敗，例如對談論性欲並不嗤之以鼻或難以啟齒，反而是對批評僧伽當局小心翼翼，唯恐冒犯護持他們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此外，道聽途說也為那些並未清楚或深入記載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線索。由於個人的回憶錄只是記載了一個僧侶的經驗，所以唯有在比較眾多的回憶錄後，森林僧的生活全貌才得以呈現。可是我們又如何知道，那些比較後的生活面貌是真實的呢？畢竟，並非所有的頭陀僧均留下生活鱗爪，暹羅／泰國絕大多數的僧侶並未留下記錄。那些能寫下他們第一手生活資料的僧侶，不是自己精通泰文，就是有弟子能幫他們撰述，而且有在家弟子能負擔出版費。許多已將其生活記事出版的僧侶，都是由皇家支持的法宗派所贊助，這並不足為奇，該宗派只是由泰國少數比丘組成，假使其他傳承的村落僧與雲遊僧，留下與法宗派頭陀僧一樣多的文字記錄，那麼，歷史學家便可從這裡得知，我們對泰國僧團樣貌的認識可以如此不同。雜誌書刊中的森林僧許多雲遊僧的故事在沒有富裕的在家信徒護持下，於一些暢銷的廉價雜誌上印行，儘管其中包含許多珍貴的資料，但佛教史學者大多忽略這些書刊。這些膾炙人口的雜誌，出現於一九八○年代初期，若干年後，這些森林僧與他們的教導開始受到歡迎。今日，森林僧的刊物不斷再版，被當作民間葬禮的禮物。其中與禪修僧有關最暢銷的月刊是 Lokthip 與 Phra Aphinya，Lokthip 目的在於滿足在家人對禪修僧的好奇，是其中比較受用的刊物。在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它詳盡地描述僧侶的家庭背景、在山林間雲遊的經歷，以及對所見的在家人的看法等，文章內容是以僧侶的訪談為主，或是他們死後村中長老對他們的追思，這些對史學家而言極具價值。但是這些雜誌也有其缺點，例如，Lokthip 雜誌經常從火葬場或印製的回憶錄與傳記中，取得僧侶的故事，但並未刊載出處。此外，這些雜誌將這些僧侶吹捧為阿羅漢或三果聖者，文章中指稱他們示現神通，以及墓中的遺體晶瑩剔透。雖然如此，這些雜誌依然提供若干有關雲遊僧的重要訊息，如這些僧侶來自何處、出家前的職業、在何處圓頂、誰是他們的阿闍梨、他們為何歸入法宗派等。據我所知，並無強制的法令規範如何使用這些雜誌，也沒有那位史學家或任何人可以告訴我們，那篇是逐字逐句記錄的，或那篇是經過過度編輯的，一切均僅憑經驗與判斷。在看過數百份這類雜誌之後，人們便會信以為真。這些僧侶親眼所見而描述的事件，大多是可信的，但我們要學著判斷，這些文章那裡是編者或作者的觀點所竄改的。當語文變為方言，加入褒貶，便會煽動讀者，我們可以斷言，這些觀點全都是作者或編者的心聲，絕非來自於僧侶本身。雲遊僧通常以平舖直敘的方式陳述，使用的常常是本土語言與當地的表達方式，當一篇文章是以平實而直率的方式表達，看來非出自專業作家之手，多半可肯定出自僧侶本人的談話或撰述。因為我們發現，從這些來源中取得的資料皆不足採信，我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就會慎重斟酌，我認為回憶錄與傳記中僧侶直率的言談，有時是有用的補充資料 (6)。最後，我的評論是針對這些佛傳與文獻學者，他們或許會對我的泰國或巴利文佛教用語，表示異議，我試圖以森林僧的語言來表達，即使這些語言與教義正確的定義有所出入。森林僧所說的，也許與教理上的意義有所出入，以般亞瓦多（Panyawattho）的說法，「為保有森林佛法的品質，雖然一些名相無法與經典的解釋一致，它們仍可作為增長禪修最實用的指導。」當然，去深入頭陀僧的教法與禪修法門，已超越了本書的範圍，但是傳達他們某些本然與風格，卻是我的心願。【註釋】 (1) 十念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死、念身、安般念（數息）、寂止隨念等十念。 (2) 相反地，行政僧伽的生活記事讀起來像是工作的履歷表，它所強調的是外在形式，如頭銜、地位、計劃等。同樣地，一個學問僧的自傳並沒有發展出個人獨到的見地，鮮少引人注意。　 (3) 阿姜帖表明同意將回憶錄出版的理由：「我是一個很真切的人，因此，我不希望死後讓別人來寫我的故事。我決定自已動筆，因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我自已的生活，否則在我死後別人會撰寫我的傳記。如果有人不喜歡我，他會以負面觀點來撰寫，他可能會因遷怒而誇大我的缺點。相反地，如果作者愛戴我，他可能會誇大我的優點。」 (4) 阿姜拉表示歉意，因為這些生活點滴是他隨性所寫下的，因此這本傳記並非依時間前後順序而記載的。他說他只是記下「心中的所見與感覺」，他希望別人不會將他的作品當作 Sanam Luang（以幽默的方式表達他不希望被人檢視與評價）。因為阿姜拉沒有寫作經驗，他並不知道什麼才是「適當」的回憶錄，反倒使他的生活記事更加豐富且具創意。　 (5) 阿姜宛荼毘時的回憶錄，Phra Udomsangwonwisut Thera 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的回憶錄佔七十七頁，阿姜宛將其書名簡稱為 Atta chiwa prawat，第二部分 Chiwa prawat lae patipatha Phra Ajan Wan （《阿姜宛的生平》），是由弟子所編著的傳記。　 (6)在著名的雜誌刊載的僧侶故事情節，可與僧侶的在家弟子所印製的傳記或回憶錄的內容，進行交叉比對。這些通俗雜誌所刊載的文章，可用來查考阿姜曼傳記中姓名不詳的僧侶身分。文章中提及的資料，諸如認定一個人是否在阿姜曼座下受過訓練，可藉由比對出生與受戒日期的差異來作考察，倘若有人是在阿姜曼死後才受戒，顯然地，他就不可能在阿姜曼的指導下受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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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伽生活與回憶關於僧侶的回憶錄卡瑪拉‧提雅瓦妮琦著法園編譯群譯
	一名僧侶獨自穿越山林，又濕、又泠、又餓，可能病倒或感到孤寂，他描述當他感到振奮或挫敗時，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而是以平常心看待。這是令人無法忘懷的心聲—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或學者僧侶的傳記中聽到的聲音。
	社會學家撰寫了兩本有關頭陀僧的書籍。史坦利‧湯比亞（Stanley Tambiah）的《山林中的聖僧與驅邪儀式》（Buddhist Saints of the Forest and the Cult of Amulets），是一部討論避邪與泰國兩大佛教體制政策的重要書籍。其中若干章節的主要內容，是寮族頭陀僧阿姜曼—一位公認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教師，與阿姜曼弟子馬哈布瓦（Maha Bua）的弟子傳。湯比亞最感興趣的部分，是發展他對這兩位僧侶及其生活的理論，他希望知道阿姜曼是否已是一位完美的阿羅漢，馬哈布瓦的傳記是否是一部聖徒傳，阿姜曼的教法或馬哈布瓦的寺院是否符合經典等。儘管我們在他的論述中學到頗多，但禪修傳記卻非其主要的主題，重點是依據森林僧馬哈布瓦所著的《阿姜曼傳》，以及一篇龍普汶（Luan Pu Waean）的短文上，他推論有關「聖者」的寺院傳記，是和以佛傳為範本有關連。在我的研究中，我對許多業已發表的回憶錄著墨頗多，這些是湯比亞未研究的部分。除了馬哈布瓦的《阿姜曼傳》之外，我用了十四篇其他的撰述，這些是不同風格的文章，它們並未參考佛傳，事實上也沒有共同點—這指出馬哈布瓦對阿姜曼生平的看法，並非典型的範例，而是個特例。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在《森林比丘與國家》（Forest Monks and the Nation-State）一書中，分析阿姜曼與其弟子傳承的形成與轉變。泰勒的討論是以東北的環境與生態為依據，來追蹤森林僧逐漸適應與融入當今泰國社會的現況。書中有關於阿姜曼弟子與在家居士間溝通、連繫與分派的資料，倒十分有趣。但是泰勒與湯比亞一樣，主要是從觀察政教關係中體制的演變，來研究森林僧。湯比亞與泰勒的作品，缺乏地方傳統的強烈歷史背景，他們也未探討阿姜曼與弟子們的實際修行，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補充湯比亞與泰勒的不足。本書（編按：指《森林回憶錄》）的重點不在於森林傳統的體制變化過程，而在研究苦行僧的生活與他們修行、教導的方式。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他們來自何處？他們地方傳統的風貌為何？他們老師所教為何？接受何種訓練？他們的傳承為何？他們的宗教對他們與當地民眾的意義為何？他們為何認為佛法值得保存？歷史與人類學是我研究的兩大方向。從我的觀點來看，當地歷史提供有用與可信的途徑，讓我們對泰國能有所了解，來自泰國東北的禪修頭陀僧別具一格，這是源出於寮國佛教的傳統特性。因此，透過對其地方色彩所進行的研究，可進一步了解他們。在此結合了歷史與人類學，因為在僧侶的故事中，提供了他們對宗教信仰與踐行的具體文獻。此外，誠如湯瑪斯所言，人們的生活本身即是一部經典，是他人所能讀取與明瞭的。本書的宗旨，是希望透過頭陀大師阿姜曼與其弟子的著作、開示與談話錄音，也就是透過他們自己與他人的回憶，將他們介紹給讀者。但是「回憶」（recollection）一詞，在我的詮釋下具有另一層意義。它的英文意義相當於佛教巴利文anussati（隨念）一字，意指「追憶」、「深思」，或觀想宗教的重要主題，諸如佛、法、僧、戒。「隨念」（anussati）是與「念」有關（sati）的字眼，是森林僧的修行與許多記錄回憶主題的重要部分 (1)。認識僧侶生活的一扇窗本世紀在泰國境內有成千上萬名頭陀僧，他們的經驗十分豐富。當然，沒有更好的方法來了解這些僧侶的佛法，只能透過他們的闡述，尤其是一些富有地方色彩與飽讀書籍的僧侶。這些內容打開了認識僧侶生活的一扇窗—一個外人所未曾批評與研究的世界。透過這扇窗，我們看見僧伽如何生活，我們聆聽他們的開示，學習他們的思想。在此之前碰觸這類話題的一些學者，不知如何處置它們。或許他們認為在這些故事裡沒有值得探討的內容。這些僧侶談論他們的日常生活—托缽乞食；尋覓住處與僧袍；對抗苦疾；攀山越嶺尋找合適的洞穴；穿越叢林進入村落；遭遇猛獸；與鬼怪搏鬥。對現代人而言，這些敘述似乎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事。然而，近來都會人們對頭陀僧的生活，開始熱衷起來，原因或許是因為這些頭陀僧所居住的環境已經消失。如今在泰國，人們吃飯買現成的包裝食物，穿的是成衣，生病到藥房買成藥。小村落現在有道路、汽車、巴士，山林如今變成了大農場、公路與水力發電廠，老虎失去原有的森林，都在動物園裡。現代都會人唯有透過想像與森林僧所敘述的故事，才得以想像到山中小村莊居住，在黑洞中住上幾晚，或是漫步山林與老虎迎面而遇的情景。因為這個緣故，森林僧的日常瑣事便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對歷史學家而言，雲遊僧的生活故事細節，也讓他們感到興趣，忽略這一環節即可能對頭陀僧產生誤解，因為這些生活故事的內容，含藏了許多歷史資料。例如，當某個僧侶看到天神或阿羅漢的影像時，我們最好是知道，這名僧侶已在禪修中獨自度過數月，他們通常沒有進食，等待這類的境遇，否則我們可能會斷言他們是在做夢。他告訴我們，一名僧侶獨自穿越山林，又濕、又泠、又餓，可能病倒或感到孤寂。他描述當他感到振奮或挫敗時，不會因此而陶醉或感傷，而是以平常心看待。這是一種令人無法忘懷的心聲—無法從任何一位行政或學者僧侶的傳記 (2) 中聽到的聲音。〔僧侶為何要闡說他們的故事？〕儘管這些僧侶以十分坦然、直接的方式闡說自己的故事，但他們通常不願曝光，且不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在述說或撰寫經歷時，僧侶留下自已的姓名是沒有必要的，彷彿生活只是一連串的回憶與事件。既然如此默然，我們不禁要問，他們又為何將自己的生活情形曝光？有人猜測或許這並非僧侶本人的主意，其中一人只是在日記中記下日常生活的種種，而俗家弟子要求他將日記對外發行，作為他一九七四年六十大壽時的獻禮，他同意了 (3)。另有一位僧侶在一九五九年，也就是他死前的一年，於醫院中將生活記事交給弟子。第三位僧侶是在弟子的要求下，記錄他的日常生活言行，它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書寫的，如同與友人交談的形式，不受一般社交禮儀的束縛，以及（似乎）未經自心的揀擇或外界的編輯 (4)。第四位比丘可能也是拗不過弟子的要求，將他的故事錄音下來，但唯一條件是在他死後才能付梓，不久這名僧侶即在一場空難中罹難 (39)。第五位僧侶則在其荼毘時印行回憶錄—以親筆的手稿印行 (5)，其他四位僧侶也是如此。另有五位僧侶的生活記事，則是出自弟子之手，他們尊稱他們的老師為「法師」（than ajan）、「師父」（luang phan）、「師公」（luang pu）。這些生活記事大部分均以十分隨性的方式書寫，並附錄年表，只是記下一些並非重大事件的瑣事。雖然頭陀僧似乎將事件記得很清楚，但大多未記下事件發生的年度。記事的特色是均未談及外在的世界，外在世界的任何事件，並未影響這些僧侶，或許是因他們獨居森林、洞穴，與世隔絕，不知外界發生何事的緣故。〔生活記事中充滿了許多豐富的資訊〕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這些生活記事中充滿了許多豐富的資訊，以及故事中所引發的疑問。當我們讀到頭陀僧步行前往寮國或緬甸追尋禪修大師，他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又如何能了解他修行過程中的禪修體驗？我們又怎能理解阿姜曼所看到的聖人、天神與靈魂的影像？這些傳記與回憶錄以他們生活的一瞥來「嘲弄」我們，使我們無法了解，原因或許是無人能告訴我們，有關他們個人完整的故事。頭陀僧所敘述與記憶的事件，往往都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他們敘述自己的雲遊生活與所接觸過的族群，鮮少提及在曼谷的生活，更不願提及晚年只能住在寺中，無法再漫步森林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這大概是因為已經沒有故事可以述說的緣故。但是從正面角度來看，僧侶所敘述的，並未照例加入一些「正常」生活故事所應包含的內容，他們並不諱言個人的失敗，例如對談論性欲並不嗤之以鼻或難以啟齒，反而是對批評僧伽當局小心翼翼，唯恐冒犯護持他們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此外，道聽途說也為那些並未清楚或深入記載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線索。由於個人的回憶錄只是記載了一個僧侶的經驗，所以唯有在比較眾多的回憶錄後，森林僧的生活全貌才得以呈現。可是我們又如何知道，那些比較後的生活面貌是真實的呢？畢竟，並非所有的頭陀僧均留下生活鱗爪，暹羅／泰國絕大多數的僧侶並未留下記錄。那些能寫下他們第一手生活資料的僧侶，不是自己精通泰文，就是有弟子能幫他們撰述，而且有在家弟子能負擔出版費。許多已將其生活記事出版的僧侶，都是由皇家支持的法宗派所贊助，這並不足為奇，該宗派只是由泰國少數比丘組成，假使其他傳承的村落僧與雲遊僧，留下與法宗派頭陀僧一樣多的文字記錄，那麼，歷史學家便可從這裡得知，我們對泰國僧團樣貌的認識可以如此不同。雜誌書刊中的森林僧許多雲遊僧的故事在沒有富裕的在家信徒護持下，於一些暢銷的廉價雜誌上印行，儘管其中包含許多珍貴的資料，但佛教史學者大多忽略這些書刊。這些膾炙人口的雜誌，出現於一九八○年代初期，若干年後，這些森林僧與他們的教導開始受到歡迎。今日，森林僧的刊物不斷再版，被當作民間葬禮的禮物。其中與禪修僧有關最暢銷的月刊是 Lokthip 與 Phra Aphinya，Lokthip 目的在於滿足在家人對禪修僧的好奇，是其中比較受用的刊物。在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它詳盡地描述僧侶的家庭背景、在山林間雲遊的經歷，以及對所見的在家人的看法等，文章內容是以僧侶的訪談為主，或是他們死後村中長老對他們的追思，這些對史學家而言極具價值。但是這些雜誌也有其缺點，例如，Lokthip 雜誌經常從火葬場或印製的回憶錄與傳記中，取得僧侶的故事，但並未刊載出處。此外，這些雜誌將這些僧侶吹捧為阿羅漢或三果聖者，文章中指稱他們示現神通，以及墓中的遺體晶瑩剔透。雖然如此，這些雜誌依然提供若干有關雲遊僧的重要訊息，如這些僧侶來自何處、出家前的職業、在何處圓頂、誰是他們的阿闍梨、他們為何歸入法宗派等。據我所知，並無強制的法令規範如何使用這些雜誌，也沒有那位史學家或任何人可以告訴我們，那篇是逐字逐句記錄的，或那篇是經過過度編輯的，一切均僅憑經驗與判斷。在看過數百份這類雜誌之後，人們便會信以為真。這些僧侶親眼所見而描述的事件，大多是可信的，但我們要學著判斷，這些文章那裡是編者或作者的觀點所竄改的。當語文變為方言，加入褒貶，便會煽動讀者，我們可以斷言，這些觀點全都是作者或編者的心聲，絕非來自於僧侶本身。雲遊僧通常以平舖直敘的方式陳述，使用的常常是本土語言與當地的表達方式，當一篇文章是以平實而直率的方式表達，看來非出自專業作家之手，多半可肯定出自僧侶本人的談話或撰述。因為我們發現，從這些來源中取得的資料皆不足採信，我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就會慎重斟酌，我認為回憶錄與傳記中僧侶直率的言談，有時是有用的補充資料 (6)。最後，我的評論是針對這些佛傳與文獻學者，他們或許會對我的泰國或巴利文佛教用語，表示異議，我試圖以森林僧的語言來表達，即使這些語言與教義正確的定義有所出入。森林僧所說的，也許與教理上的意義有所出入，以般亞瓦多（Panyawattho）的說法，「為保有森林佛法的品質，雖然一些名相無法與經典的解釋一致，它們仍可作為增長禪修最實用的指導。」當然，去深入頭陀僧的教法與禪修法門，已超越了本書的範圍，但是傳達他們某些本然與風格，卻是我的心願。【註釋】 (1) 十念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死、念身、安般念（數息）、寂止隨念等十念。 (2) 相反地，行政僧伽的生活記事讀起來像是工作的履歷表，它所強調的是外在形式，如頭銜、地位、計劃等。同樣地，一個學問僧的自傳並沒有發展出個人獨到的見地，鮮少引人注意。　 (3) 阿姜帖表明同意將回憶錄出版的理由：「我是一個很真切的人，因此，我不希望死後讓別人來寫我的故事。我決定自已動筆，因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我自已的生活，否則在我死後別人會撰寫我的傳記。如果有人不喜歡我，他會以負面觀點來撰寫，他可能會因遷怒而誇大我的缺點。相反地，如果作者愛戴我，他可能會誇大我的優點。」 (4) 阿姜拉表示歉意，因為這些生活點滴是他隨性所寫下的，因此這本傳記並非依時間前後順序而記載的。他說他只是記下「心中的所見與感覺」，他希望別人不會將他的作品當作 Sanam Luang（以幽默的方式表達他不希望被人檢視與評價）。因為阿姜拉沒有寫作經驗，他並不知道什麼才是「適當」的回憶錄，反倒使他的生活記事更加豐富且具創意。　 (5) 阿姜宛荼毘時的回憶錄，Phra Udomsangwonwisut Thera 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的回憶錄佔七十七頁，阿姜宛將其書名簡稱為 Atta chiwa prawat，第二部分 Chiwa prawat lae patipatha Phra Ajan Wan （《阿姜宛的生平》），是由弟子所編著的傳記。　 (6)在著名的雜誌刊載的僧侶故事情節，可與僧侶的在家弟子所印製的傳記或回憶錄的內容，進行交叉比對。這些通俗雜誌所刊載的文章，可用來查考阿姜曼傳記中姓名不詳的僧侶身分。文章中提及的資料，諸如認定一個人是否在阿姜曼座下受過訓練，可藉由比對出生與受戒日期的差異來作考察，倘若有人是在阿姜曼死後才受戒，顯然地，他就不可能在阿姜曼的指導下受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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