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的危機

森林遭到入侵

卡瑪拉•提雅瓦妮琦  著

法園編譯群  譯

自從泰國成為現代國家後，曼谷政府一直將雲遊僧與村落僧視為目標。

他們稱頭陀僧為流浪漢，企圖以中央集權來管理各種佛教傳統的僧侶，

在曼谷菁英的眼中，實踐苦修的頭陀僧是毫無價值的。

雲遊僧將自己的生活帶到了邊緣，他們時常前往少有人居住的森林，獨自一人或與同伴們一起禪修。對他們而言，構成外在世界的大多是森林邊緣的村落，有時是鄉間小鎮，或很少乃至有必要時才去的曼谷。頭陀僧對於主流社會的發展並無意見，他們在「森林僧團期」大致可以維持自治，並可不受阻礙地到處雲遊。

但即使是在「森林僧團期」，曼谷對他們還是有計劃的，東北方的僧伽當局試圖召募阿姜曼的弟子，並部分成功地將他們安住下來。然而直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森林外的世界以更明顯的衝擊來影響頭陀傳統，甚至在最後給予嚴重致命的一擊。

一九五○年代，禪修在都市佛教徒中建立起地位，大宗派高階僧侶阿姜皮蒙曇（Phimon-tham），以曼谷的瑪哈太寺（Wat Mahathat）為中心，開始全國性的禪修課程，並授予幾位教授禪定的老師—包括一些頭陀僧榮譽頭銜。然而，禪修這個顯而易見的合法性並未持久，政治與環境的變化使禪修式微，甚至造成雲遊僧生活方式實質的滅亡。導致這些改變的最主要原因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右翼軍人及新政府的國家經濟發展與闢林政策。

宗教改革的嘗試

本世紀的後半葉，僧伽當局把大多數地方傳統佛教的僧侶，納入曼谷的僧侶組織系統中，然而寺院的教育卻逐漸失去適切性。當都市社會史無前例地西化，僧伽的教育系統卻保持不變時，受西方教育的老師，愈發自認為比學院派僧侶或行政管理僧侶更有見識。因此，當貧窮的孩子仍舊至僧院學校上課時，愈來愈多中上階層的小孩到世俗學校受教育。一位年長的僧侶估計，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年輕人遠離了佛教，都市僧逐漸失去其知識者領導的地位，而且為數甚多年輕優秀的僧侶褪去僧袍。

瑪哈太寺的住持阿姜皮蒙曇 (1) 與僧伽內政部長在一九四一年的「僧伽法案」中，試圖整合禪修與經典研習，將它們合而為一，以改革並復興現代佛教。阿姜皮蒙曇堅信，一九○二年僧伽改革的創始人犯了一個致命的缺失—犧牲禪修以推廣經典研習。在他的觀念中，「佛教的本質……只有在禪坐中可以尋獲。」他並於一九四九年從龍蓋、孔敬、柯叻與烏汶等省，邀請當地傳統的禪修大師到瑪哈太寺，指導比丘與沙彌修習奢摩他（定），為了在僧侶與信眾間推廣禪修，更在一九五一年建立毘婆舍那禪修中心。

阿姜皮蒙曇的改革受到緬甸宗教復興，以及行政院長烏努（U Nu）(2) 對僧俗禪修的支持所影響。他覺得緬甸式的毘婆舍那禪法，對泰國的都市人來說，既簡單又實用。因此，在一九五二年從東北送一位具有九級巴利文程度，名為瑪哈求度•央拿西提（Maha Chodok Yanasithi）的泰寮大宗派比丘，到緬甸修習毘婆舍那 (3)。當瑪哈求度回到泰國時，也帶回兩位緬甸禪師（其中一位是他的指導者）到泰國來教授毘婆舍那，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年之間，瑪哈求度一直在瑪哈太寺禪修中心指導禪修。

這項大宗派行政管理高僧的創舉，引發了法宗派長老對該派禪僧的注意，並善用這些資源。一九五一年，法宗派南方領袖邀請阿姜辛（Sing，阿姜曼的資深弟子）到南方的碧武里省，教導僧侶與在家信徒禪修。隔年法宗派長老建議授予阿姜辛與阿姜帖榮譽頭銜，阿姜辛接受「庫揚威西大師」（Phru Khru Yanwisit）的頭銜；三年後的一九五五年，阿姜帖接受「庫尼洛團西大師」（Phru Khru Nirotrangsi）的頭銜，並晉陞為南方三省—普吉、攀牙與甲米省僧伽省長與「法」的導師 (4)。一九五七年，具有皇家頭銜的「洛恰喀那大師」（Phra Racha Khana）贈予阿姜曼的三位弟子—阿姜辛、阿姜帖與阿姜李（Li），這是一九○二年建立僧伽官僚制度以來，法宗派長老首度將皇家頭銜，贈予未接受過巴利文考試的僧侶。八年前，大宗派授予「帕哇那喀頌」（Phawanakoson Thera）皇家頭銜予帕南寺（Wat Paknam，大宗派寺院）的住持梭姜塔沙洛（Sot Janthasaro）。在一九四九年，梭姜塔沙洛成為這個世紀中，第一位得到如此崇高地位的禪僧，他像法宗派禪僧一樣，也沒有接受過巴利文考試。

可是很多高階行政僧侶，不論是法宗派、大宗派或都市菁英，似乎仍不重視禪修。這可從阿姜皮蒙曇一九五五年對禪僧的演講中看出：「身為內觀禪修的導師與僧伽內政部長，我保證各位永遠可以依靠我，只要我活著的一天，無論如何，我都會支持你們，而且我會捍衛各位學習與教授禪修的權利。」但阿姜皮蒙曇從內部改革的企圖未能持續很久。就如我們所見，一九六○年他遭到撤職，頭銜被撤銷，更身陷牢獄，在瑪哈太寺的禪修中心也被拆除。至於兩位緬甸來的禪師，一位回到緬甸，而另一位到春武里省的威維卡松（Wiwekasom）教導禪修。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次的瓦解？一九五○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使泰國產生根本社會性的改變，這個蛻變造成「森林僧團期」的結束。

森林遭入侵期（一九五七至一九八八年）

分別在一九五七年十月與一九五八年十月的兩次突襲，使沙立（Sarit）將軍在未受到任何挑戰下便成為軍事首長，這也意味著「森林遭入侵期」的開始。

〔阿姜皮蒙曇遭政府逮捕〕

沙立採取行動以對抗分布甚廣的異議集團—三輪車司機、娼妓、流浪者（雲遊僧歸於這一類）、作家、記者與行動主義者—以一九五二年的反共律令來逮捕或拘留他們。小規模或大規模的中國人與泰國共產黨，被迫成為地下組織，很多原來持不同意見的非共人士，為了怕遭政府逮捕或謀殺，而紛紛加入共產黨，這就是現在我們所知，泰國文化史與宗教史中「黑暗時期」的開始。沙立不僅廢除憲法，甚至在某些高階僧侶的建議下，使一九四一年「僧伽法案」的民主制度失效。一九六二年的「新僧伽法案」（見圖一）仿照一九○二年的「僧伽法案」而重新制訂僧伽職權，並賦予僧王無上的權力。

在軍事戒嚴之下，任何一位不順從的僧侶—不論是城市僧、村落僧或森林僧，也不管其傳承為何，都有被貼上共產黨標籤的危險，也可能在不准保釋或未經審判的情況下遭收押。這段期間，曼谷有兩位激進的長老僧侶遭到逮捕，其中一位是地位崇高的大宗派比丘阿姜皮蒙曇，他是瑪哈太寺住持與前任僧伽內政部長；另一位是法宗派比丘阿姜沙那梭蓬（Satsanasophon），他是阿姜皮蒙曇的代理部長，也是拉恰提瓦寺（Wat Rachathiwat）的住持。他們遭指控有共產傾向與不貞的性行為，而被強制還俗並除去頭銜。阿姜皮蒙曇一九六二年入獄，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出獄，他回憶道：

那時很容易就會被指控為共產黨員，連最細微的「證據」都可以拿出來定罪。以實例來說吧！我來自東北方，那個區域有九成是貧窮的農民，顯然就是傳說中煽動者的溫床，因此我在一九六二年入獄，在獄中長達五年之久。

阿姜皮蒙曇被認為是共產黨的支持者而遭逮捕的另一原因，是他藉由禪修教育的推廣，而致力於現代宗教改革，如他自己所說：

我漸漸體悟雖然泰國佛教的形式、儀式與理論都井然有序，但實修卻不如此。我與有很堅定實修與實證傳承的緬甸僧侶接觸，使我明白泰國的情勢需要改革。唯有理論與實修結合，才有可能證得阿羅漢果。

阿姜皮蒙曇同時與法宗派與大宗派地位崇高的僧侶對立，他們反對他宗教改革的嘗試，最後還共謀除去他 (5)。在全國經濟發展的時代，將禪修視為進步的阻礙，認為禪修的普及是具破壞性的！就如阿姜皮蒙曇所提及的：

沙立將軍是位獨裁者，和與身為僧侶的我無法溝通，他說如果每個人都閉起眼睛來禪修，那就沒有人留意共產黨了！

〔雲遊僧安住於森林寺院〕

在這種政治氣氛中，雲遊僧要繼續過頭陀生活是愈來愈不安全了，阿姜曼的第一代弟子一定警覺到雲遊的危險性，因為他們很多人開始安住在一個地方，或建立起自己永久的森林寺院。在「森林遭入侵期」的前夕（一九五七年），五十九歲的阿姜範，開始定居於沙功那空省帕那尼空縣（Phanna Nikhom）的康穴隱居所（Kham Cave Hermitage），後來稱為帕森康寺（Wat Pa Tham Kham），他在那裡停留了六年。同時在一九五七年，四十八歲的阿姜拉，定居於麥克打汗省的召卡小山丘隱居所（Jau Kau Hill Hermitage，即普召卡山寺（Wat Phu Jau Kau））。兩年後，四十歲的阿姜查，在烏汶省他出生村落旁的巴蓬（Phong Pond）森林裡，創立了森林寺。阿姜夸（Khaw）在烏隆省建立中日鼓穴隱居所（Midday Drum Cave Hermitage）。而一九六二年，七十二歲的阿姜汶，住進清邁省湄龐山（Maipang Mountain）的寺院。一九六五年，六十二歲的阿姜帖，定居於龍蓋省的巨岩隱居所（Huge Rock Hermitage，後來成為希瑪蓬寺（Wat Hinmakpeng）），並且在兩年後開始建造寺院。阿姜李在位於曼谷南方二十五公里的巴南省，建立了教導禪修的阿梭卡藍寺（Wat Asokaram），於三年後的一九六一年逝世。

儘管漸增的壓力讓他們留居，一些阿姜曼最年輕一代的弟子，仍希望能保持原狀，四處雲遊，但是被懷疑為叛黨的危險最終還是令他們屈服了。阿姜撰與阿姜宛的回憶及其他僧侶的故事，說明這幾年政治、社會與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影響。

〔嫌疑犯：阿姜撰〕

東北的第一條道路於一九六○年開始建造，經濟與環境於是開始迅速變化。碎石路連結泰國中部沙拉武里省到柯叻省，再到在東北中央的孔敬省，一直到東北上方的烏隆省，但東北大部分的省分還是孤立的。在一九六一年，百分之四十二的東北方仍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一九五八年，阿姜撰出發去尋找適合隱居禪修的洞穴，從龍蓋省鄉下小鎮出發，他乘船順湄公河而下，到了邊康縣（Beung Kan），然後步行至新黑土塘（Ban Naung Dindam）的小村莊，請村民指引他到蓬披賽縣（Phon Phisai）稠密的粉紅森林。在他選擇好禪修的地點後，村民們為他搭建了一個可以坐臥的平台，他們告訴阿姜撰，五里外最近的一個村落裡，有兩戶卡慕族（Khamu）的人家，然後他們就回去自己的村莊。阿姜撰過了四天沒有食物的日子後，他決定走到卡慕族村，如他所預料的，卡慕族村民並不知道供養僧侶的習俗，阿姜撰教導他們，之後他們便定期供養。

阿姜撰發現森林獨居有助於他的禪修，因此他停留於珍樹穴（Jan Tree Cave），次年，一位年老的八戒女（mae chi）、一位男性淨人與沙彌，來此與阿姜撰共度雨安居。由於卡慕族村民沒有能力負擔四人的飲食，阿姜撰決定靠水和野菜過日子。不久，一位頭陀僧願意在結夏安居期受饑餓之苦的消息，流傳到附近的村落，接著便有很多人來到森林探訪他。當時還沒有路，所以他們花了許多天才能走到洞穴，雖然看到這洞穴是那麼偏僻，但他們還是決定每週帶食物，來供養阿姜撰與他的弟子們。雨季結束時，三個弟子都回到他們自己出生的村落。

阿姜撰在粉紅森林一直住到一九六二年，正當他在各個村莊中愈來愈受歡迎時，很多政府官員，以及阿姜撰所謂的「負面」官員與僧侶，開始散布他是共產黨領袖的謠言。一九六二年的某一天，阿姜撰從他的居穴步行到龍蓋省邊康縣的公牛山（Ox Mountain）時，被邊境巡邏警察所追捕，阿姜撰懷疑他們持有格殺他的命令。還好阿姜撰對地勢非常熟悉，可以走得很快，最後終於擺脫警察的追捕。後來在他搬到夸帖山（Kratae Mountain，在同一個地區），四位邊境巡邏員前來「拜訪」，並告訴阿姜撰他們奉命調查他是否為共產黨領袖。以下這段是阿姜撰與巡邏員間的對話，可以看出頭陀僧運用其智慧而獲救。

阿姜撰問調查他是否有職業共產黨員傾向的警察：「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

警察回答：「共產黨員是沒有信仰、苦難，也沒有富貴的人，只有共同的財產而沒有私產，人人平等。」

「他們穿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有沒有妻小？」僧侶繼續發問。

「有啊，他們有家庭，吃的是普通食物，穿的是與村民一樣的襯衫和長褲。」

「他們一天吃幾餐？」阿姜撰問。

「一天三餐。」

「他們削髮嗎？」

「不！」

「所以啊！」阿姜撰總結地說：「如果共產黨員有妻小、著襯衫長褲、一天三餐、不削髮而且還帶著武器—那麼我，一個沒有妻小、一天一餐、削髮、穿著袈裟，而且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的人，怎麼可能是個共產黨員呢？」

雖然他安然無恙，其他森林僧可就沒有那麼幸運，阿姜撰告訴我們，曾與他共度幾個雨安居的頭陀僧阿姜品（Peng）的事。阿姜品在一九六四年到小獅山（Phu Sing Noi）森林裡禪修時，相當好樂獨居，因此在那裡待了兩年。當時有謠言說一群叛亂份子佔據了大獅山（Phu Sing Yai），由於小獅山與大獅山同屬一個山脈，軍人以僧侶可能身處危險之由，要求阿姜品到別處結夏安居，因此他與阿姜撰就到公牛山的禮拜洞（Tham Bucha）一起安居。阿姜品離開小獅山不到一個星期，軍人去檢查他的隱居所，並放把火燒了，以防叛亂份子去利用它。村民告訴阿姜撰：

他們燒了每一個茅篷，連土瓶都盡數毀去；所有寺院旁的果樹—包括芒果、龍眼、萊姆、椰子—都被燒掉了，甚至淨人與村民種植得很好的香蕉和木瓜都不能倖免，而紅番椒、茄子與檸檬草等蔬菜也被連根拔起；井被毀壞，填入泥土，整個茅篷沒有東西留下來。因為僧侶們匆忙離去，所以並沒有帶走日常所需的物品，替換的袈裟、課誦本、佛書與佛像全付之一炬。

在聽了這些之後，阿姜撰表示任何毀了隱居所的人都累積了惡報。

一九六二年，阿姜撰離開粉紅森林不久，和一些弟子在龍蓋省的公牛山建立森林隱居所，僧侶們建造自己的茅篷、廚房與用來進食的涼棚，由於這個區域很獨立而且安靜，只有認真的比丘與沙彌會來到此隱居所，他們安定地居住與禪修了幾年。但是這個區域漸不安全，一九六六年就有六個炸彈投進這座山裡，一顆炸彈爆炸，其餘五顆未爆彈，則在他們的居穴與通常進食的涼棚附近找到，阿姜撰請當地居民通知村長，村長去通知政府官員，政府官員再通知烏隆省的美軍。

最後美軍坐直升機來引爆了炸彈，阿姜撰聽說，美軍機員前來投擲突襲北越時未用完的炸彈是種常態練習，他們在回程時把炸彈丟到下面的叢林中，只是單純地認定下面的土地—公牛山是座無人居住的處所。阿姜撰不知道為什麼這五顆炸彈在撞擊地面時沒有爆炸，但他相信這可能是三寶的力量在保護著僧侶。

雖然有人警告阿姜撰那個區域不再安全，並勸他和弟子們最好到別的地方結夏安居，但他們仍停留到一九六八年初，一直到龍蓋省的僧伽省長請他們離開。阿姜撰因而了解世界已徹底改變了，從此於森林中雲遊不再安全 (6)，遭到射擊與被指控為共產黨員的危險，迫使阿姜撰另找一個安全的地點，隔年，他在龍蓋省邊康縣西南方三十五公里的投克山（Phu Thauk），建立一個隱居所。同年九月，政府正式公告在三十五省中一些特定的「共產黨橫行區」，而投克山即在名單之中。(7)

當地的居民在聽說阿姜撰要在山中建立隱居所時，紛紛搬到附近的康墾田村（Ban Na Khamkaen）定居，到一九六八年為止，這個社區已增至十戶人家，同時有兩個村莊同在這個區域形成，其中一個只有一公里遠。愈來愈多加拉信、孔敬、黎逸、烏汶、烏隆與沙功那空等省的村民移入這個區域，到一九八○年為止，已增加到超過兩百戶人家了。

另一位僧侶圖伊•姜塔卡洛（Thui Janthakaro）在一九六九年到達，他就像阿姜撰一樣，也是被懷疑支持共產黨。在一九七○年代，粉紅森林或「粉紅區域」（khet sichomphu）被歸類為可能是共產黨的大本營。

〔嫌疑犯：阿姜宛〕

另一位阿姜曼弟子也在尋找一個長住的居所，如此他與弟子們才得以安住。阿姜宛與他的弟子於一九六一年雨季在沙功那空省誦道縣（Songdao）普潘山脈（Phu Phan）的鐵山（Phu Lek）一處孤立的洞穴中結夏安居，這個洞穴與最近的村莊相距十至十二公里。當地居民口中阿姜宛的隱居所山寺（Wat Doi），離位於同一個山脈的薩汪達汀縣（Sawang Daendin）阿姜範的康穴隱居所不遠。誦道縣、薩汪達汀縣與瓦儂尼瓦縣（Wanon Niwat），很快就成為整個東北方政治敏感、叛黨掌控的區域，同時，如人所料地，政府在這裡發動很多鎮壓行動。舉例來說，一九六一年雨季前幾個月，前薩汪達汀縣議員，同時身兼家鄉數間學校的校長—庫恩倉達旺（Khraung Chandawong）遭逮捕，並在縣警察局前處死後，他的遺孀與三個小孩都加入共產黨。同年，泰國共產黨宣稱，將以武力革命對抗沙立獨裁政權 ，於是他們在叢林中以武力對抗政府軍隊。在此期間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學家吉普米薩（Jit Phumisak），在沙功那空省普潘一帶中槍身亡。

由於這種暴行，阿姜宛與同行僧侶們決定安住下來，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的每一個結夏安居，他們都在洞穴隱居所中度過。他們剛抵達時，並沒有任何道路，比丘與沙彌要走十至十二公里，才能到村子裡為村民進行佛教儀式，為了讓村民更方便，也為了讓僧侶便於旅行，阿姜宛與弟子們築了一條七公里長的路，連接他們的寺到那隆—坎比路（Naungluang-Kambit，不久前才由政府舖設的）。自此，愈來愈多村民來聽阿姜宛的開示。

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地方政府懷疑阿姜宛是共產黨支持者，利用森林道場對叢林叛軍進行補給，同時一些共產黨員也懷疑阿姜宛是政府間諜。森林雲遊僧之所以遭到雙方的懷疑，是因為他們建立起廣泛的人際關係。如湯比亞（Tambiah）所指出的，這樣的人際關係能同時幫助反政府游擊隊的活動，及親政府的反破壞計劃。一個僧侶可以輕易地秘密組織起來，或四散到鄉間來收集情報或動員佃農—至少在游擊隊與政府官員的想像中是如此認為。

像阿姜宛與阿姜撰，這種住在森林深處或孤立洞穴的頭陀僧，是因為與叛亂份子居於同一個區域，而被當成嫌疑犯。例如庫恩倉達旺在薩汪達汀縣的鐵山森林、瓦儂尼瓦縣的伊邦森林（Ibang，兩者都在沙功那空省）、龍蓋省蓬披賽縣的粉紅森林，發現法統組織（Dhamma Unity Organization）用來做武器訓練的幾個重要場所，這些在普潘山的洞穴是很多頭陀僧曾住過的，正好與泰國共產黨勢力中心位於同一山脈。例如法統組織的成員，就在普潘山脈步行即可到達的大洞穴中，儲存了很多武器。阿姜曼與弟子在另一地區—那空拍儂省那凱縣（Na Kae）的山區，找到一個不管對人或獨居皆適合禪修的場所。就在這裡，政府軍與共產黨叛軍於一九六五年八月，首次發生武裝衝突。

頭陀僧成為嫌疑犯的另一個原因是，許多共產黨員與雲遊僧皆來自於同一個出生地，或來自於頭陀僧的隱居處，例如阿姜宛的出生地空掌村，正是地方官員名單上的叛亂村。村民通常不信任政府官員，因為不論是公務員、警察或軍人，都以輕蔑的態度對待村民，並剝削他們。相反地，像阿姜撰與阿姜宛這類的頭陀僧，卻是由衷地想幫助居民並改善他們生活的人。也正因為他們受到地方人士的歡迎，所以被指控為共產黨的支持者。

阿姜宛與他的弟子們曾經遭到炮擊，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阿姜宛與七位弟子到附近村落的婚禮晚宴上，進行一場宗教儀式及開示，當他們準備回隱居所時，天色已晚，他們沿路步行經過一片稻田，在離村子幾百公尺處，一些軍人開始用 M-16 步槍對著他們射擊，僧侶們繼續前行一直到隱居所。不久軍人來向阿姜宛道歉，然後就不再打擾他們了。

在一九七○年代初期，泰國皇室開始在東北地區尋找法宗派的森林僧，皇室夫婦在一九七二年首度拜訪阿姜範，並在一九七五年到阿姜宛的洞穴隱居所拜訪他。一九七五年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獲得勝戰，柬埔寨與南越政府瓦解，而寮國黨為了鞏固其在寮國的勢力，廢除六百年的寮國君主政治。隔年阿姜宛受頒「洛恰喀那大師」頭銜，但他拒絕接受，並表示森林僧侶擁有高階僧侶的頭銜是不適合的，但是他的請願並未受到理會，國王於一九七七年還是授予他「烏東薩汪威素」（Udomsangwonwisut）的頭銜。

〔其他嫌疑犯〕

而在曼谷支持教導禪修的大宗派長老阿姜皮蒙曇雖入了獄，但周遭許多具地方傳統的僧侶仍繼續教導禪修，並擁有廣大的信眾，因此他們也陷入了險境。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僧侶在那段期間遇害，以下是兩位在經歷猜疑年代後仍存活的僧侶。

天•吉塔蘇婆（Thian Jittasupho）是位具寮國傳統的禪修僧，一九六○年代初期在魯亞省清康縣（Chiang Khan）的兩座當地寺院建立毘婆舍那禪修中心，並在寮國建立一座禪修道場 (8)。天•吉塔蘇婆以他有關正念的教法聞名，他教導「覺知是功德的根本」，增長覺知勝於提供戒壇的建築經費，他的教法與其他禪師一致。另一個相似的理論出現在阿姜查的開示中：

對大部分的僧侶來說，佛教是許多的研究，而無真正的修行，每個地方感興趣的是砍伐森林來建新寺院，卻不增長心靈。在早期時，事情正好相反，禪修老師居住在自然的環境之中，且從未試圖去建造任何東西，而今供養寺院建築物，卻是大多數在家人最感興趣的宗教活動。

這種教導與現代佛教發展的主流信仰背道而馳，後者認為提供資金建造寺院的功德，等同於自已宗教精神的提昇。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這種積功德的觀念，深植於都市奉行現代佛教的信眾與僧侶中，很多軍人與政客藉由捐獻大筆的經費，以作為建造金碧輝煌寺院的資金，藉此宣示他們權力的合法化 (9)。負責行政事務的僧侶因而獲得晉陞，因為在宗教階級組織中晉陞的主要標準，就是基於候選人促進寺院建造的記錄。

毫無疑問地，天•吉塔蘇婆這樣的批評激起了一些聽眾的懷疑，他將聽眾分為三類：理解佛法並支持他的；反對他的教導並希望他垮臺的；保持中立而不起反應的。就是第二類的人控訴天•吉塔蘇婆是共產黨，他們懷疑他接受共產黨的錢，來發表反泰國「傳統」習俗的言論。天•吉塔蘇婆不是唯一受到監視的人，政府官員坐著直升機來詢問村民有關他的活動，幸而大宗派魯亞省僧伽省長與清康縣僧伽縣長，都很支持天•吉塔蘇婆，並為他辯護。

另一位情況相似的禪僧是姜年（Jamnian）(10)，信眾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間，要求姜年在南方的素叻他尼省納桑縣（Nasan）蘇空塔瓦寺（Wat Sukonthawat）教導禪修。南方的森林與山區，一如東北方的森林山區一樣，長期以來是政府軍與叛軍之間暴力衝突的焦點地區，村民經歷極艱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村落正好位於充滿衝突的領域。當姜年開始在寺院中教導禪修時，有人勸他最好離開，否則就得冒著被射殺的危險。他拒絕了，最後竟還能在鎮上教導士兵佛法，而且，後來也在山中教導叛軍。因此兩邊都表示要「保護」他的寺院，以防禦另一邊，他對兩邊的答覆都是：與佛法和諧共處，就是他所需要的保護。

不用說，阿姜撰、阿姜宛、圖伊、天•吉塔蘇婆與姜年，都不是唯一受到政府或反對者嚴密監視的僧侶，許多在東北方或在別處幫助地方居民的僧侶，都被視為叛亂份子或共產黨的支持者。

〔真正的共產黨〕

自從泰國轉變成一個現代國家後，在這個不穩定的時代裡，曼谷政府將兩類僧侶—雲遊僧與從事勞動的村落僧視為目標。值此世紀交替之際，曼谷當局企圖以中央集權來管理各種佛教傳統的僧侶，他們稱頭陀僧為流浪漢，宣判勞動僧違背戒律。曼谷當局就是無法了解，為什麼僧侶喜歡住在森林或偏遠的村莊，這些僧侶的目標—實踐苦修，並儘可能幫助村民，在曼谷菁英的眼中是毫無價值的。在越戰與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結時期，住在森林的頭陀僧與像村民一般工作的村落僧，被視為叛亂份子或共產黨的支持者。為了評斷這樣的說法，讓我們參考一九六○年代的歷史記載，以及森林僧面對控訴的反應。

禪修流行於一九五○年代，因政府政策而式微。國家經濟方案一度在一九六○年代進行，禪修僧的聲望在都市菁英眼中降到新低，隨著阿姜皮蒙曇受到共產主義的指控及入獄，禪修不再得到高階僧侶的支持。那段期間，那些在瑪哈太寺接受毘婆舍那禪修訓練的人，都遭受著痛苦，對很多僧侶、八戒女與皈依信眾來說，他們的老師阿姜皮蒙曇所努力的一切，現在似乎都付之一炬了。

國家經濟發展對雲遊於森林的僧侶來說，事實上並非是最重要的，他們對時間與變遷的觀點並非都市菁英所能了解。政府領導人與僧伽官員們，是以物質的成就來衝量時間，因此無法容忍雲遊與禪修的想法，他們覺得頭陀僧浪費時間在做沒有助益的事。阿姜查的說明正象徵了一九六○年代都市菁英對禪修僧的看法：

住在這個世間並禪修，你在別人眼中就好像從未被敲過的鑼一樣，不曾作響。他們會認為你沒有用、瘋狂、失敗，但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

一個由僧伽行政長發表的諷刺言論，正反應了政府的態度：「如果所有的僧侶都坐著閉上眼，那麼佛教就無法生存了。」阿姜撰注意到政府官員的觀點：「如他們所看到的，森林僧只是闔眼坐著，什麼事也沒做，他們認為森林僧是國家發展與宗教進步的障礙。」但就頭陀僧的觀點來看，他們才是眼睛睜開的人，而且他們才是真正肩負僧侶責任的人。就如阿姜曼這樣的禪修老師，總是要策勵弟子們在一切事中保持正念，以避開人類真正的敵人—煩惱。為了回應僧伽官員對頭陀傳統的歧見，維利陽（Wiriyang）說，沒有禪修的定居僧侶「只是看守宗教的守衛」。阿姜查認為這些人（包括僧侶）將禪修視為浪費時間只是世俗的想法，他們甚至認為頭陀僧需要去謀生：

世間就是如此，如果你嘗試過簡單、修習佛法且平靜的生活，他們會說你怪誕、反社會、妨礙社會進步，他們甚至會威脅你。最後你可能會開始相信他們，並且回到世俗的方式，愈陷愈深，直到無法擺脫……，這便是社會的趨勢，並不珍惜佛法的價值。

阿姜李說明弘法不僅靠言語（教導解說佛法），也靠實踐（以自己的行為成為他人的典範），也可以藉由念頭來溝通，透過神通來啟發，並說服易於接納的心，而不需要言語。許多頭陀僧強調另一種無形的教誨—慈波羅密，一如阿姜李所指出的，一位闔眼靜坐的僧侶，可以達到超乎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成就：

當善在我們的內心生起時，即使闔眼靜坐，完全不動，我們也能為其他人的福祉盡一份力。但無知的人自然會去相信這類的人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從未反觀自我的內心深處。過去的禪師因此以雷雨來作比擬，有些人可以教導別人但自己沒有內在的善，這樣的人稱為雷聲大卻沒有雨水，他們能讓別人感到敬畏，但無法帶給人清涼的感覺。而有些人倒像沒有雷聲的雨水，他們很少說話，但散發善的念頭，為他人做功德，他們的內在充滿著善，即使當時只是靜靜地坐著，也可以與他人分享善，並開發他人內心的信念。那些在如此影響下，而尋獲寧靜與祥和的人，回過頭來將會得到最崇高的敬意。

阿姜帖同時指出反對頭陀僧的歧見，他在一九六三年普吉省的一場開示中指出，毀滅宗教的人即是：

那些鼓勵惡人出家的人、在僧侶中引起衝突與不和的人、鼓勵得眾望的僧侶做惡行的人，以及鼓勵政府官員貪污的人。

真正的「共產黨」（也就是破壞社會要素的人），是那些從事造成信眾失去宗教信仰活動的人：

所謂破壞宗教的共產黨是無法掌握佛教教義，因而行為與佛法背道而馳的佛教徒，而非中國人、俄國人，更非回教徒。或是那些受了教育，雖然具有很多知識卻依然頑固不靈的人，他們知而不行，反而屈從於自己的煩惱。

阿姜撰同樣也確信，宗教不是共產黨被毀滅，而是被剝削別人的人所毀：

不論性別，或住在城市、鄉村，乃至森林，如果每個人都相互扶持，那就不會有叛黨了，那麼也就不必散播謠言或控訴他人了。

對那些頭陀禪師而言，禪修的基礎是建立在轉變個人的戒律上，他們在快速西化的泰國社會中，發現一些讓人無法理解的現象—人們不再珍惜地方習俗與道德價值，同時佛法也不再生根於個人的內心。至少這是阿姜宛所描述一九七○年代的情況：

在現今社會，人們傾向於嫉妒、貪婪、剝削、仇恨，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他人—偷竊、殺害、控訴別人沒做過的事。每個人都想成為大師，而且每個人都只看到他人之短。雖然科技社會已進步了百分之百，道德卻墮落了百分之二百，內心的平靜卻遞減了百分之五十，不幸與不滿的情況上揚了百分之一百五十。這是一段黑暗時期，是大災難、大動亂、無知的年代。正直與誠懇不再受到敬重，沒有人相信說實話的人，行善的人遭打壓，謙虛的人被藐視為老古板，有道德的人被斥為進步的障礙，而思想、言語、行為不道德的人卻受到現代社會的推崇，狡猾行賄且不認真工作的人得到晉陞，勤勉誠實的人不僅得不到獎賞，當事情不順遂時還常成為代罪羔羊。

就像阿姜撰一樣，阿姜宛也指出煩惱是真正的敵人，他在一九七九年逝世前六個月的開示中告訴聽眾，在現今世俗的社會裡，有些人復仇心重，知道如何去殺害、剝削、勒索、壓迫和控制他人—這樣的人被當作天才而受到歡呼。但根據佛教教理，唯有能夠殺死自己煩惱的人、克服貪婪並控制自己內心的人，才是聰明的人。

最後，國王到位於普潘的中日鼓穴隱居所，探訪八十七歲的阿姜夸。當他問這位老比丘，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時，阿姜夸的答覆令期待他回答「叛亂份子」的旁觀者驚訝，他的答案是「貪婪與貪污」。在很多頭陀僧眼中，引起社會瓦解的真正原因是貧窮、不公、剝削、偏狹、獨裁、貪污、仇恨與差別待遇。

【註釋】

(1) 阿薩帕（At Atsapha, 1903-1989）生於巴通縣（Bamton，今孔敬省）的通村（Ton），一九一六年依地方傳統在西詹寺（Wat Sijan）出家為沙彌，他的戒師亞庫瑙（Ya Khu Nau）教導他讀貝葉經。十六歲時他參加一個公立學校所舉辦的教師訓練課程，通過了測驗並成為苗安高縣（Meuang Kao）克朗寺（Wat Clang）的小學老師。一九二○年，他十八歲時辭去教職，並到曼谷學習巴利文，於查那松克朗寺（Wat Chanasongkhram）待了約一年後搬到瑪哈太寺，一九二三年在那兒受戒為僧侶，他的戒師亨•柯瑪加利（Heng Khemajari，其頭銜是 Thammatrailokajan，後來成為僧王）是瑪哈太寺的住持。一九二九年，他通過了第八級的巴利文考試，六年後，他三十二歲時，被任命為猶地亞省蘇宛達蘭寺（Wat Suwandaram）的住持，而在一九四一年成為瑪哈太寺住持。這些年裡，他在一九四一年的「民主僧伽法」中被任命為僧伽內政部長，一年後接受「皮蒙曇」的頭銜。一般人會以「阿姜皮蒙曇」來稱呼阿薩帕。

(2) 烏努（U Nu）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八年間擔任緬甸首相，在所有教導毘婆舍那禪修的禪師中，最受尊崇的是馬哈希禪師（Mahasi Sayadaw）與烏巴慶（U Ba Khin）。馬哈希禪師在仰光主持塔他那耶塔（Thathana Yeiktha）禪修中心，成為緬甸其他許多禪修中心的模範。烏巴慶是一位在家的禪修老師，同時也是緬甸政府的審計部長。

(3) 求度（Chodok, 1918-1988）生於孔敬省，父親是寮族的農夫、木匠、鐵匠兼民間大夫。求度出家為沙彌之後到曼谷學習巴利文，並在瑪哈太寺受戒為僧侶。他在一九四三年至四九年間回到孔敬省，教授佛法與巴利文。當阿姜皮蒙曇成為住持後被召回瑪哈太寺，此後他便在拉康寺（Wat Rakhang）素克禪師（Suk, Phawanaphiram Thera）的指導下學習毘婆舍那（觀）。一九五一年，他通過最高級的巴利文課程考試—他是當年度唯一通過的一位，翌年，阿姜皮蒙曇將他送到馬哈希禪師在仰光的禪修中心。從一九五三年初開始，瑪哈太寺就有教導各類人士緬甸式的禪修訓練，其他各省的大宗派僧侶，也來到這個寺院禪修，直到一九六○年，當警察奉沙立之命毀壞了禪堂。

(4) 此外，為了教導禪修，阿姜帖還在寺院中創設了佛學院，並鼓勵僧侶接受考試。這是僧伽內政部長阿姜皮蒙曇在當時大力推廣的—結合學習與禪修。

(5) 根據阿姜皮蒙曇所言：「一些特定人士並不同意這點，所以主張只有國王與僧王才有權力發起宗教改革。反對我的班加瑪玻毘寺（Wat Banjamabophit，屬大宗派）住持與瑪庫喀薩提雅蘭寺（Wat Makutkasat Thiyaram，屬法宗派）住持，與我都有可能晉陞為僧王，於是他們為了個人的原因而這麼做。」

(6) 自一九六○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政府執行大規模對抗叛亂份子的搜索破壞行動，但是共產黨支持者卻持續有增無減，政府尋找叛黨的鎮壓武力愈來愈積極，武裝衝突的次數因此部分增加。

(7) 三十五省中的十四省在東北。

(8) 天•吉塔蘇婆（1911-1988）生於魯亞省清康縣的布宏村（Buhom），十歲時，依寮國的傳統出家為沙彌，服侍其出家的叔叔，並學習禪修、祈禱與法術。一年半後，天為了幫助他的父母種稻與做生意而還俗。到了特許的年齡，他才受戒為比丘，六個月後，又還俗結婚，後來成為村長。他自一九五七年開始致力於禪修，而在一九六○年，四十八歲時再度依地方傳統受戒為比丘。天說寮語，從未上過公立學校（他出生的村子裡沒有公立學校），而且不會說或讀泰語。

(9) 薩天彭（Sathianphong）是位曾出家為僧的巴利文學者，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大部分僧侶藉由僧侶所組成的泰國僧團來完成個人的抱負，他嚴加批評泰國僧伽在這三十年來（1946-1971）的改變，高階的僧侶不重視教學與寫作，寧可授予榮譽頭銜（samanasak）給參與建設的僧侶。他告訴我們：「今天，僧侶正失去他們身為精神領導者的重要功能，他們成為民眾社會的追隨者，致力於追求身分、地位，貪求權力、名聲與財富……，有些不值的僧侶卻得到榮譽頭銜，只因為他們受到有影響力的僧伽當局的愛戴。除了有特權的僧侶之外，能夠促進戒壇與講堂建設的僧侶可以優先得到頭銜。僧侶蓋戒壇能得到戒師的職位，蓋講堂能換得 Phra Khur 的頭銜，於是變成了常規。」薩天彭—一位通過巴利文第九級考試的僧侶，還俗後，現任教於希拉帕空大學（Sinlapakhon）。

(10) 姜年•希拉謝脫（Jamnian Silasetho）生於六坤省的一個漁村—帕蘭村（Paknam），在七個小孩中排行第五。當他的父親出家成為雲遊僧後，姜年和他的兄弟姊妹於是與祖父一起生活。他二十歲時，在同一省泰萊縣（Tharai）的那利帕拉地寺（Wat Naripradit）出家。他通過了佛教初級考試，但希望像父親一樣過著頭陀生活，儘管如此，他還是在這個寺院待了七年，然後他到董里省雲遊，尋找禪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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