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五十四期/87年6月20日

註釋經典

釋自鑰 譯自: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五十四


康僧會註釋《法鏡經》,是註經的開始;

朱士行於曹魏時講《道行般若經》,是僧人講經的創始;

道覆則是註解《四分律》的第一人。



註經

  早期剛翻譯佛陀的教誡時,大底多數不能貫通凡情,直到重新翻譯才貫通,並且進一步研究內容,演暢其中的義理。因此有「箋法」出現,隱藏的深義就可瞭如指掌了。《五運圖》中記載,康僧會在〔三國〕吳赤烏年中〔二三○——二五○〕註釋《法鏡經》,這是註經的開始。又,道安重新註釋《本生死經》時,曾說:「魏初有河南支恭明為本經作註解。」依據此二項記載,南方註經以康僧會為始,北方註經則以支恭明為始。

僧講

  朱士行,穎川人,志業方正,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之後,專研經典,常講《道行般若經》,而屢屢惋嘆譯本未盡理趣,於是在魏甘露五年〔即景元一年,二六○〕,從長安出發,渡過流沙到于闐國〔在蔥嶺北部〕,取得梵本佛經正本九十章。

  于闐國大多是小乘學者,他們向于闐王誣譖朱士行:「漢地的沙門朱士行意圖用婆羅門的書籍惑亂正法,王為什麼不拘禁他?如果他把書籍帶回漢地,使漢地的人民如聾似盲,這是國王您的過咎呀!」于闐王因聽採讒言而不允許朱士行取經回東土去。朱士行就請王燒經來驗證該經是佛說或非佛說,王於是命人在殿前堆積乾柴,朱士行作誓後點火焚燒,經典絲毫無損,于闐王此時才真正歸信。

  於是朱士行便將該經帶回中國,由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放光般若經》。僧叡法師說:「朱士行在洛中講《小品般若》,往往覺得無法通徹義理,遠渡流沙求《大品般若》,回國譯出為晉音譯本的就是該品。」朱士行於曹魏時講《道行般若經》,就是僧人講經的創始。

尼講

  東晉廢帝太和三年〔三六八〕,歲次戊辰,洛陽東寺有一位尼師道馨,俗姓羊。當她還是位沙彌尼時,就已能誦通《法華經》及《維摩詰經》;受過大戒後,研究佛典,窮盡法味理趣,其深刻的程度,普遍被教界以師禮宗法她。中國比丘尼之講經論道就是以道馨尼師為肇始。〔詳見:寶唱編,《比丘尼全集》〕

造疏科經

  經教東流後,有朱士行開始講解經義,但當時並沒有形之於文字,若說將經典分科判造註解,應該是道安法師開始的吧!安公註釋佛經,常常擔心沒有符合佛意,後來夢見有沙門告訴他:「你作的註解深合佛意。」原來那位沙門就是賓頭盧尊者!

  也許有人會說:「註經和造疏根本是不同的兩件事,而你為什麼都主張是以安公為首呢?」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註經是在解釋佛經,和另外造疏義,雖有名稱的不同,實質卻沒有兩樣。況且,把經文分科、分節來註解,可以免卻長文分散註解,造成經義不易掌握,這應該是出自安公的心意吧!」

  安公之外,其次有僧叡造《維摩經疏》,直生〔道生?〕註《維摩經》、《法華經》、《泥洹經》、《小品疏》,大眾都珍視為寶。

解律

  拓跋魏時代〔三八六——五三四〕,有法聰律師原是依曇無德部羯磨而得戒的,卻常常研習僧祇戒。有一天,他突然自覺道:「我受的戒體既然是《四分律》的,為什麼卻隨學其他部派的戒律呢?」從此不再講解《僧祇律》,手裡翻的、眼睛看的、口裡弘揚的都是《四分律》。他的門人道覆,隨聽隨記,漸漸就累積成義疏,覆公就因此成為註解《四分律》的第一人。

  宋元嘉年中〔四二四——四五三〕,有慧循律師擅長《僧祇律》、《十誦律》,並進一步製作條章,而成為註解二部律的創始者。今五台山北寺,相傳有法聰律師講律的遺蹟。

解論

  「毘曇」〔「論」的音譯,或譯成「阿毘達摩」〕能開啟慧學,「對法」〔「論」的意譯〕是指有關教法的研究能成為一家之言的專門論著,雖然翻譯流傳得相當晚,但很快就成為般若智母〔「智母」是「論」的異名〕。

  疇初稽考越措疏文〔?〕,只有成實宗的法相最多,北方有鳩摩羅什將刪略的《成實論》交付慧嵩法師,因此後魏主太和十年〔四八六〕,巡幸徐州白塔寺時,曾下詔:「白塔寺附近有名僧慧嵩法師,從什公受《成實論》,後又傳授道淵法師,又授道登、道紀二法師。每當朕披覽《成實》……」

  據考察,道登曾將《成實論》傳到禁中〔內宮〕,這是北朝有《成實論》的開始。又,僧道於禪、經、律、論無一不精,曾和姚興坐同一輛輦車還宮,著有《成實三論義疏》,這又比道登更早一些。

  南方有僧柔宣講《成實論》,《出三藏記集》因此載有:「齊永明七年〔四八九〕十月,文宣王召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人,請定林寺僧柔講於定林寺,同時請慧欣講於普弘寺。」這是南朝《成實論》流傳的肇始。

  此外,僧肇、僧叡等法師講《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論,論釋義理,能更迭相生,相繼無盡。

都講

  敷宣佛法的法師,欲擊發開講的因由,如果沒有旁人開啟端緒,要登法座而獨自發起相當困難。因此梁武帝講經,以枳園寺法彪法師為「都講」,彪公先提出一個問題,梁武帝才開口宣說,彪公又問,梁武帝又答,如此一再發問,一再回答,就是「都講」大概的情況。

  又,支遁到會稽,王內使請他講《維摩詰經》,另請許詢任都講,每當許詢發問,在場大眾都以為支遁將無法回答;一旦支遁作了答覆,大眾又猜測許詢會無法接下去問難了……,結果支、許兩人竟能像連環套一般接續不斷,可見做都講實在不容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另外,梵僧僧伽跋陀羅說法,他的弟子法勇負責翻譯,並有僧念任都講。

  五胡十六國時代,京兆人僧導身為沙彌時,有次巧逢僧叡,僧叡見他氣宇不俗,於是試問他:「你打算為佛法、為佛教做些什麼事嗎?」僧導回答:「我願意做法師的都講。」僧叡說:「你將來應該是個為萬人說法的法主,那裡只是個在說法場中和法主對揚法義小師呢?」由這段對話的記載,可見姚秦時代已有都講。

  目前〔北宋〕都講並無像梁武帝、支遁說法時有擊問、舉唱經文的情形,也許比較像最早的都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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