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五十一期/86年9月20日

五濁惡世的求法者

陳碧燕


　　今年三月初我回到台灣，在新營妙法寺參觀傳戒，也在其他幾個道場作田野調查，找尋、整理關於中國佛教梵唄的資料。經過了四個月，因想溯源幾種台灣主要的佛教唱念，於是在回芝加哥大學完成博士論文前，決定去探訪大陸的幾個和近代台灣佛教文化較為相關的佛寺。此行的收穫甚大，除了證實這幾年來我於學術上所作的推論，即釐清鼓山韻、浙派、海潮音及律腔的儀規和唱念特色；另一大收穫便是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和佛教求法者，在接連一波波的亂世狂濤下，如何適應、如何入門與如何傳法，有了較清楚的概念。

　　這篇文章是感念於一路上所遇見的老法師們，於五濁惡世中所體現的求法精神，尤其這段歷史至今咸少為人所提及、所了解，於是我整理了幾個歷史的片段，藉此呈現一點二十世紀大陸的中國佛教的歷史概廓，也對那些將畢生奉獻於佛教的修行者表達一份敬意。



　　近代中國佛教僧團的發展與運行，從一九四○年對日抗戰開始，遭遇到強烈的干擾與阻礙，從此浩劫便不曾停息。中國大陸經過內戰、整風、文革，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落實宗教政策後，才開始重點式地進行回復寺廟的行動，以及表明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七九年之前的連綿戰火及政治鬥爭，毀壞了寺院文物及僧團組織。七九年之後，由於社會上普遍缺乏宗教認知及寺院未獲得政治支持的情況下，寺院文明失落，這一頁中國佛教史也因此被埋沒了。

　　在這段沒有聲音的歷史裡，有許多佛教的求法者，以其堅定的道心，於橫逆中無所畏懼。就在大陸宗教政策開放後，他們又成為該地傳衍聖教的靈魂。

　　今年七月，我到中國大陸參訪了十幾間佛寺，也採訪了一些老法師，在訪談的過程中，看著老法師們滿身的歷史滄桑，聽著他們時而欣喜、時而感慨的話語，我屢次被帶回歷史的洪流裡，體念老法師們於五濁惡世求法的精神，內心不禁肅然。

永恆的試煉

　　寶華山隆昌寺位於南京市近郊的句容市，是著名的律宗道場，有「律宗第一山」之稱，從梁朝寶誌和尚（公元四一八——五一四年）開山以來，至今已有千餘年的歷史了。由於其律範嚴整，為明清以來最重要的傳戒道場，也是近代主要的律宗道場，在中國佛教儀軌和戒律的傳衍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兵馬倥傯中冒險求戒〕

　　抗戰時期，寶華山的情況如同其他日軍佔領地區一般驚險。那是段極為慘痛的歷史，光是南京一個縣市，便遭日軍屠殺了三十幾萬人，雖然日本政府因其政治立場，沒有絕對禁止宗教活動，但是日本軍隊依然屠殺了許多佛教徒。

　　世局動盪中的寶華山仍繼續傳戒，有許多戒子冒著漫天烽火前來求戒。仁淵老法師是一九三七年來到寶華山的，他回憶當年在寶華山，日本鬼子、汪精衛的軍隊，或國民政府的軍隊及新四軍到處可見。新四軍在隆昌寺附近山區打游擊，偶爾向隆昌寺要糧，日本鬼子更多，來了就搶，見人就殺！在混亂的世道中，不知來人是友是敵，但走在寶華山崎嶇山路上求戒的戒子卻未曾怯步！

　　現在常住於棲霞寺的傳道法師是寶華山在戰亂期間最後一次傳戒的戒子，之後國共內戰爆發，寶華山從此停止傳戒。中國大陸後來由極左派掌權，中斷了佛教公開信仰和傳法，造成中國大陸佛教的黑暗空白時期，然此時局共業卻造就了寶華山傳戒的儀軌流傳到海外，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因而有了更完備的傳戒軌範。

〔獨特道風，誰來持續？〕

　　寶華山隆昌寺的規矩基本上和其他佛寺相似，但它畢竟是律宗道場，在儀軌與道風上自然不同於和其他禪宗叢林。例如隆昌寺佔地雖大、殿堂多，但它的山門卻異常狹小，明顯不同於多數叢林的廣闊山門。會有如此迥異的風格，據說是因為律宗道場戒律嚴範，僧人平時不得隨意出入；另外一說則是隆昌寺平時功課極多，為使院內靜謐，所以才將山門造得狹小、偏僻，以避干擾。

　　此外，隆昌寺平日的五堂功課內容及唱念方法也與其他十方叢林不同，自成一格。文革前隆昌寺平日的五堂功課為：第一堂是早課——楞嚴咒、過文（怡山文）、三皈依，之後過堂。八點上嚴淨殿，為第二堂，內容是大悲咒、十小咒、四大祝延讚。之後休息約一小時，十點左右上午殿，午殿唱誦內容為彌陀經、繞佛、拜願、三皈依。第四堂是晚課，一般約下午四點左右，視季節而有所調整，冬早夏晚，內容為蒙山、唵　娑摩羅、繞佛、過文（淨土文）、三皈依。吃完開水，約七點開始第五堂功課，禮大悲懺。每逢十四及月底之前一日，晚課改禮懺悔文，第五堂功課則為懺摩。每月十五日及月底誦戒。

　　現在老寶華的人數寥寥無幾，年輕僧眾則來自各地叢林，多不諳律腔與律宗儀規。目前五堂功課和一般叢林的早晚二時課誦相同，早殿過文已不唱怡山文，而改念以叢林的普賢發願文，晚課的「唵　娑摩羅」難得有人會唱了，所以改為讚佛偈。而梵唄已由律腔轉為海潮音（江蘇一帶之唱念音調，尤以天寧寺為中心）。

　　七月十日清晨，我聽見打板聲，馬上上鐘鼓樓。當日是寺裡的糾察師父扣鐘，其唱韻和台灣許多佛寺的扣鐘偈基本上相同，鐘扣三陣後，代方丈林祥法師進鐘鼓樓，拿起鼓槌，開始擊鼓。鼓槌所到之處，鼓聲強、弱、緩、急，歷歷分明，如萬馬奔騰在鼓面上，聲聲驚天動地、呼風喚雨，……法師專注地凝視著前方，彷彿天地間只剩下了他和鼓和陣陣懾人的鼓聲，而我只能悄然獨立在微涼的晨曦中。

　　然而更大的驚喜是在鼓聲之後，早課開始了，我聽到了從法師們的心、口流出的是寶山梵音，唱韻獨特的律腔楞嚴咒，一個幾近失傳的中國梵唄！從那渾厚的唱腔與篤定的神情中，我感受到老法師們以貞定的道心，走過亂世的堅持，然而未來是否能再保有律宗道場自成一格的儀軌與道風，對經歷風浪的寶華山而言，將是另一種考驗。

　　或許對每一時代的修行人來說，修行的本身就是一種永恆的試煉吧！

篳路藍縷，重建寺觀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所遭遇的災難，以文化大革命對佛教命脈的摧毀最為徹底，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不僅是宗教，其他中國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都同遭破壞。但是再大的迫害也無法消滅人們心中的真實信仰，因為思想無影無形，肉眼看不見、四肢觸不著，尤其佛法的基本精神是無我、無相，從何消滅？就算不能公開收弟子、建佛寺，佛教的信仰在這十年中並未中斷，它依然在許多人的心海中翻騰、吶喊。

〔五濁惡世，問誰能安住？〕

　　大陸從推行「大躍進」以來，資本家與宗教信徒都是被打擊的對象，棲霞寺的本振法師即是其中一位。

　　本振法師今年七十六歲，一九二五年於南京古寧寺剃度、受戒，戒臘已有五十二年。文革開始（一九六六年），法師被迫離開佛寺，被下放到集體農場，當時在集體農場內工作的人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其他宗教教徒。七一年以後，他便自己種田過日子，到七九年大陸推動落實宗教政策後才回到棲霞寺。試想在戰亂頻仍及政治迫害充斥的時代，要堅持修行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但本振法師卻說：「從中國歷史看來，這次的戰亂或迫害並不是唯一的，只是它摧毀得更徹底罷了，想想苟活於五濁惡世，有誰能安住？」對他而言，沒有什麼痛苦是吃不消的，在任何時刻，就算是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內心仍保有自己的信仰。

　　本振法師的經歷多少也是其他老法師的心情寫照。七九年大陸宗教政策開放，有信仰的自由，當然比不開放好，但是落實政策後寺廟的回復工作，其困難是非比尋常的。因為文革期間，所有僧人被趕出寺院，寺院被佔據，佛像、經典全部被摧毀，這種空前的浩劫，豈是目前有限的人力、經費，在短期內可以重建的？

〔空手回復天寧寺〕

　　以常州天寧寺為例，文革前它是中國四大叢林之一，寺院結構規模之大，法會之盛，使它享有東南第一叢林的美譽。七九年中國在重點式回復寺院的過程中，請回了四位天寧寺的老法師，即松純（現任方丈）、文永、正元及洪德（已過世）四位法師，請他們回寺的任務便是希望能把佛像塑造起來，有了佛像，再加上法師駐錫說法，佛、法、僧三寶就具足了。

　　雖然該寺佔地百餘畝，殿、堂、樓、閣數百楹，但在七九年請回法師們時，只供給了一個小室，那時的天寧寺事實上已成為一個民間倉庫，到處儲放著鋼材、機器。汽車可以從大門口直駛到大雄寶殿前，多數建築受到破壞，寺內部分房舍已成民房，沒有任何佛像、經典。十八年來，這幾位師父空手回來，逐步地回復了天寧寺。到目前為止已收回、重修了多處殿宇，並另外找地供給了三百多戶人家居住，使他們能讓出寺地。

　　談到寺院的修復工程，點點滴滴都是靠這些老法師們到處張羅的。如在當時要回復天寧寺時，海內外許多來自天寧寺的法師，或關心天寧寺的人士曾熱心捐款塑造了三尊佛像，運到大殿前時，卻無法進入。因為大殿早已成為常州博物館的倉庫，佛像在殿外放了七天七夜，後來還是經過打官司，才把博物館請出去。但是寺方仍然要花一大筆錢去搬運博物館的物品，最後博物館是搬了出來，卻搬到了附近的清涼寺。

〔清涼寺內的老邁身影〕

　　清涼寺原來也算是座大寺院，今年才得以開放，現在的情況相似於當年剛放的天寧寺，寺地成了商店、展示中心、倉庫及民房。我在清涼寺看到妙雲法師獨自為清涼寺的回復而辛勞奔波，法師已是快上八十歲的人了，不論是募款、監工、大小寺務及各類佛事，都需要他親自主持，看到他來往於寺院各個角落忙碌的老邁身影，令人十分不忍。

　　各地寺院的老法師們其實就是寺院的精神支柱與主力，法的傳承、傳統的延續及寺院的修復重建工作，都必須依靠他們。這些文革前出家的法師們，多已老邁，年輕的出家眾雖然慢慢增加，但因中間的斷層太大，加上社會上的宗教教育基礎薄弱，不免出現寺院傳統青黃不接的情況，雖然如此，那些老法師們依然用他們殘餘的生命，延續著中國佛教的慧命，重建寺院，提攜後學，實在令人感動。

走過歷史，重新起步

　　此行我於中國大陸參訪了十幾個大叢林：金山寺、高旻寺、天寧寺、天童寺、湧泉寺、雲居山等，參加了各家的早晚課誦，於課誦之間，體會其叢林精神。整體來說，現在中國佛教在大陸，其僧團制度與宗教教育的建立或許尚未圓滿，但不可否認，佛教的傳統經由老法師們及許多人的努力是留下來了。雖然這些很可能只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形式，但是假以時日，我相信下一代的僧伽便可以從傳統的佛教儀規中，領會出佛法和生活行儀的密切關係，而使中國佛教的僧伽制度與修持法門更加健全。而我於一路上，也曾遇見幾位修持用功的年輕比丘與比丘尼，他們的知識、威儀與德行不亞於在香港、台灣或新加坡的佛門修行者，他們將會是佛教明天的龍象。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芝加哥音樂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領域為南亞音樂、佛教歷史與文化、中國佛教音樂，以及十九、二十世紀西方音樂史等，目前並於該校教授世界音樂、宗教與音樂等課程。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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