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五十期/86年6月20日
台灣比丘尼的社會關懷
「比丘尼的台灣經驗」座談會（三）
釋昭慧
為什麼台灣比丘尼在社會關懷上有傑出的成就？
她們有那些性格特質？又如何回應並掌握社會的脈動？
在慈善事業與社會運動中的成效如何？遭遇到什麼困境？
背景介紹
〔比丘尼的性格特質〕
為什麼今天比丘尼會在社會關懷領域有傑出的表現？這個應該是來自於比丘尼的性格特質。比丘尼在性情上比較溫和，且有持久力，另外女性還有不搶鋒頭而又願意奉獻自己的團隊精神。又因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展現相當的自尊自重的人格特質，而非如菟絲花一般，要攀附其他植物才能生存。由於思想獨立，再加上經濟獨立，以至於女性出家的理由，再也不是一般所認為的因於失戀、家庭不幸或多病，而不得不「遁逃」入空門，已不是那樣的形象了！
因為我們不是來自於很深切的苦難，或是很卑微的處境，所以進入僧團其實是懷藏著相當大的理想和喜樂，我常想：一個人如果自己都覺得這一生很窩囊、很倒楣，那他如何散發出幫助別人的堅強氣質？所以我想比丘尼在台灣實在是因為夠堅強、獨立，也夠喜樂，無論是她過去的背景或從佛法中得到的喜樂都很足夠，所以她願意把這溢滿的喜樂分享給別人。
〔僧團中的分工需求〕
事實上社會關懷必是在僧團中被分工出來的一部分，僧團不但是要面對僧團中每個人的修道，也要面對僧團維持的考驗，社會關懷是最重要的一環。
〔社會脈動的掌握與回應〕
每個時代的僧團都必須面對社會，而且絕對沒有一成不變的答案。就掌握社會脈動方面，首先要注意到的是：社會關懷是就苦難者而說的，作為一個宗教師，基於自己的宗教反省，責無旁貸地應對苦難者施以援手。其次是對苦難之所以會發生的背後的社會結構，提出宏觀的反省，而希望改革它。佛教講「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比丘尼的社會關懷其實也是奠基於「不忍眾生苦」的宗教情操上，這是比丘尼社會關懷的動機。
學理根據
社會關懷是個很複雜的課題，我曾經撰寫《佛教倫理學》，分析佛教徒面對自己、他人、世間、環境時，應以什麼心態去面對？表現也?相同，但內在的理路與邏輯結構並不同，如當人們讚歎德蕾莎修女為苦難的世間做出的一切時，她說：「我只不過是上帝的一枝筆。」這是基督宗教徒的神與人之間的關係——神愛世人，所以人必須彼此相愛，這是基督宗教信徒的邏輯。
而佛教也表現出對人，甚至對一切動物的照顧，但它的邏輯並不是因為比丘尼是「上帝的一枝筆」，因為佛教在宗教學裡被歸類為無神論，不信仰唯一真神，證嚴法師曾告訴慈濟?德會的會員說：「你們大家集在一起，就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也就是說，眾生的大悲心被同體表現，匯聚起來，就是大悲，大悲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縱使用最淺顯的方式表達，還是有一套佛法的邏輯存在的，佛教很少用「愛」和「大愛」來表達一個慈悲的情境。
佛法最核心的理論就是「緣起」，它不講：「神創造世人」，而是講：「一切都是因緣生、因緣滅的」，從緣起可以推出一個理論：為什麼我們要關懷眾生？這是因為我們與眾生之間的因緣是唇齒相依、互相關連的。
我們可從近代生態學的發展，在在看到佛法提出來的洞見是正確的，一株植物的絕種，很可能會影響到某一種草食性動物的絕跡，草食性動物的絕跡可能會影響到某些肉食性動物的絕種，肉食性動物的絕種可能會影響到人類。從這裡可以看到，佛教的學理根據不是來自於「神愛世人」，而是來自與眾生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所以我們對眾生的照顧是理所當然的，這不見得是我們對眾生的恩惠。再者因為一切都是緣生緣滅，因此人也不見得比其他動物高尚，由這裡推衍出「眾生平等」的理論，因此認為人也應該對他人乃至動物施予平等的待遇與照顧，基於這樣的理念，所以我們會展開社會關懷的事工。
事工類型
〔慈善事業——以慈濟功德會為例〕
事工的類型可分兩種，一是慈善事業，二是社會運動。慈善事業以慈濟?德會為例，它可以說是比丘尼很偉大的一個台灣經驗，它崛起於台灣東部，但現在已變成國際性的機構了，我認為慈濟?德會對比丘尼在社會上的總體形象絕對有非常正面的意義，證嚴法師在社會上所得到的崇高聲望絕對是雨露均霑給所有的比丘尼的，雖然她「自食其力」的觀點可能會矯枉過正，讓?多人對出家人有所誤解，但這還是功不掩過。
慈濟功德會的慈善事業是從濟貧開始，到現在已轉成醫療業，我曾批評它襲捲了台灣大部分的善款，雖然台灣不是佛教國家，但是佛教文化的力量比較強大，在文宣的強力傳播下，慈善家以佛教法師的形象出現，特別能夠得到台灣社會的認同、信賴。一九九一年，證嚴法師得到相當於亞洲地區諾貝爾和平獎的麥克瑟瑟獎，這可以說是慈濟功德會成就的一個高峰。在過去東部醫療資源欠缺的情況下，慈濟?德會它已經擔負過歷史階段性的任務。
〔社會運動——以關懷生命協會為例〕
在社會運動方面，以關懷生命協會為例。社會運動與慈善事業本質上有所不同，慈善事業針對的是每個痛苦的個人，是柔性的、母性的。而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在衝撞既有的體制、成見與觀念，所以就可能會有一些緊張的關係。關懷生命協會做的是動物解放運動，在提倡人權以外，又提倡動物權。
動物權是非常高層次的東西，以人類沙文主義來說，人權都照顧不來了，還談什麼動物權？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立這個協會？一是來自於「眾生平等」的理念，我們並不覺得動物權低於人權；另一方面，我個人看到一個問題，在台灣，人權如果要有起色，一定要從動物權提倡起，因為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比較單純，沒有什麼恩怨情仇或意識型態，而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或意識型態，就容易讓彼此作你死我活的廝殺，而失去本的仁慈心，所以我覺得用動物權來促進台灣社會的平和，並不是在唱高調。
關懷生命協會既然是個衝撞既有體制和觀念的協會，所以它面對人類沙文主義者時，除了宣導佛教眾生平等的理念外，同時與西方動物解放運動的團體合作，最近翻譯《動物解放》（ Animal Liberation ）， 這是澳洲哲學家 Piter Singer 寫的一部經典之作，有非常綿密的哲學思考，去辯正人類沙文主義的錯誤。
在行動方面，關懷生命協會前兩年一直強烈地推動「野生動物保育法」，我們的版本與官方不同的是在於我們堅持：野生動物不可以飼養買賣，以免野生動物又成為盤中飧。這個觀點絕對會衝擊到業者的利益，所以我們奮戰得非常辛苦。最後民間版本通過，這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就。去年華盛頓公約組織在日本召開亞洲會議，世界動物保護團體還特別將台灣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版本給其他各國參考，讓他們也注意到野生動物飼養的問題，這是我們共同努力而達到的成效，它挽回某部分台灣眾生的共業。
但動物就只是動物，所謂的「野生」或「非野生」都是人類貼上去的標籤，牠們和我們人類一樣有非常強大的求生本能，所以我們接著要提倡的就是「動物保護法」，目前我們正在努力之中，而這法案直接衝撞財團利益的就是賽馬，財團想要開放賽馬，可是我們想要禁止賽馬，因為那會帶來非常多馬的苦難與人的不幸。像這些作為都會衝撞既有的體制與法案。
成效評估
關懷生命協會成立前後，在保護動物的工作上有何成效？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是反挫魚，反挫魚運動展開後，使得當時全省十分風靡的挫魚活動消失了。其次是反抓春雞，主辦單位自認為這是台灣的民俗活動，我們抗議他們虐待動物，當然引起軒然大波，他們後來再也不敢談抓春雞了。像這些行動，實際上是衝撞既有體制、思想與行為模式的。
瓶頸或困境
慈濟功德會與關懷生命協會各有它的瓶頸與困境，而共同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我們不能世俗化，也就是要很清楚佛法的學理，不要把世間一些庸俗的價值觀帶到我們的運動來，否則我們會愈來愈庸俗，而失去了佛法的精神。例如：現在有很多商業團體想要捐助慈善團體，這樣做不但節稅，它本身也能提升企業形象，這是相得益彰的，只是怎樣才妥當？比如慈濟給捐款多的人做榮譽董事，榮譽董事有相當程度可以影響決策，但是這些財大氣粗的人是不是能夠做出最好的決策？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又如很多的財團願意用它的貨品或信用卡消費額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捐給慈善機構，像這樣的行為我們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的話，我們可能是在幫它促銷商品，像這些，其實陷阱非常多，所以世俗化的問題我們一定非常要注意才行。其實關懷生命協會曾經也面臨到這個問題的考驗，後來我們拒絕了這樣的方式，因為我們不願意和商品的行銷扯不清關係，這其實是在拒絕金錢的誘惑。
我想慈善事業的瓶頸與社會運動是不同的，因為想要關懷眾生的苦難而願意奉獻生命在慈善事業中，但是錢從那裡來？雖然一般民眾有小額的捐款，但財團還是慈善事業最大的支柱。再來，有很多事工要成立，就需要有政權的幫助，如果它有非常多的會員和影響力時，那些政治人物也會趨之若鶩，而它實在得罪不起政權。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弔詭：苦難者如果是來自於政權的不當，怎麼可以視而不見而輕輕帶過呢？我們說要「預約人間淨土」，那又怎麼可以不理會花東地區水泥場的建立呢？證嚴法師常說：台灣人民不要移民，可是台灣人民如果告訴她說：我怕核四廠建好以後，核幅射外洩怎麼辦？所以這是他們面臨的一個瓶頸，也就是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幫助來自政權與財團，自不便開罪政權與財團——這個情況下，他們自有困境。
對社會運動者而言，它的困境來自那裡？第一、我們的社會運動事實上是抵制財團的，甚至某些地方是在質疑政權的，質疑目前政策或法案的合法性、合理性，甚至於希望推出一些新的法案，而且是幫弱勢者講話的，無形中會與政權、財團有微妙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倒也不是完全的敵視，或要去分割它的政治資源，但就是會讓它覺得礙手礙腳，這是難以避免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從政權得到小惠，甚至還要與政權保持某種距離。但並不表示我們中立，如我們在台北市長選舉時，很明顯地支持陳水扁，為什麼呢？因他宣誓當選台北市長以後，絕對不會讓賽馬場成立，而黃大洲先生則說在關渡與社子要開放賽馬，我們要廁身而入且有選擇，並不完全都不敢選擇，我們必須要與各黨保持等距，不輕易陷入任何政黨尾巴團體的處境，所以與政權之間有某種微妙的緊張關係，這是一個非常難解的課題。
有時我覺得這樣走下去，其實像在走鋼索，要有很高的智慧，很敏銳的判斷力，還要有很大的同情心，去面對台灣目前如此複雜的政局。尤其是意識型態誓不兩立的局面下，我們有自己的立場，絕不是騎牆派，卻不會讓不同立場的人對自己激起太大的仇恨，這絕對不是玩弄技巧，而是依於佛法的緣起觀，很真誠地看到對方的處境，為他設想，但不一定跟他同一鼻孔出氣。
在經濟瓶頸上，我們與財團之間有一種微妙的、緊張的對立，所以也不可能得到財團大筆掖助的後援，關懷生命協會還算很幸運，因為我們認識一、兩位佛教徒是企業領導人，他們願意提供辦公室的場地，也願意在財力上支持我們，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也會面臨人力不足，可是事工大量湧進，人困馬乏的難題，我們發現對自己員工的生命實在不大尊重，因為壓力太大，經濟來源不夠，人力不足，事情又那麼繁重，這是我們面臨的瓶頸。
展望未來
慈善事業也許在其他地方還適合，在台灣這個社會已必然有瓶頸存在，全民健保實施以後，醫院還要不要民間慈善團體來建立？變成一個大問號，有些事情政府似乎可以做，我們不要做，我們做了就讓政府覺得不是當務之急，而延後推動它，就如對弱勢族群保護的社福制度延後若干年，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慈善事業不是完全不需要，但必須要面臨轉型；而社會運動對於政治脈動要非常敏銳，對佛法的理念要非常清楚，對現前的處境要非常透徹，可能在金錢方面非常不足，但最起碼這運動的本身不會變質。簡單講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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