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四十期/83年12月20日
運水搬柴，日常佛事
編輯組
勞務中的行持
維持生命不能缺乏經濟生活，經濟生活要透過勞動工作而獲得。一般人透過工作求得衣食溫飽，也在工作中實現自己。在佛世時，出家人以乞食為生，同時藉機磨鍊意志，傳揚佛法。但在重視勞動生產的中國，原來被視為神聖的乞食，便窒礙難行了，於是中國僧人依著隨方毗尼的原則，自耕自食。僧人生活的型態也由原來的四處遊化，變成擇地安居，各種勞務工作開始出現在中國僧伽的修持生活中，因此中國佛教不但有源自印度靜中修的傳統，更開創了與生活俗事契合的動中修的方法。
僧人的工作有那些呢？有體力勞動的工作，也有行政事務的工作。因而在中國的叢林就有負責照顧僧眾色身的典座、水頭、飯頭，及負責寺院經濟的副寺、園頭、田頭、莊主等執事分工。
或許有人會想：從事經濟營生的工作是否會增加僧人的貪欲，使他們無法過簡樸的生活？或因為與俗人一樣工作而失去了修行的意義？祖師大德們如何於動中修呢？勞動在修行生活中到底具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
靜中修與動中修
[禪定與勞動]
僧伽修持生活中有靜態也有動態的一面。原始佛教時期的比丘常獨處在大自然的靜僻處，一方面遠離人群與憒鬧，一方面隨順少欲知足的生活。他們修行的法門不外乎十種不淨想、數息觀、十一切入、十隨念，或修習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而表現在外的是每天跋涉進入村鎮乞化飲食，間或有灑掃、搭建茅篷等勞務工作，卻少做生產的事務或推動僧團所需經費的籌募等，時刻以保持覺醒為職志。直到現在，緬甸、泰國等南傳佛教國家，這種在寂靜中思惟無常、苦、無我，進而得到解脫的內省、靜態修持生活，仍然盛行著。
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僧人的修持方法仍沿襲著印度的傳統，如南北朝齊代的僧稠禪師「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他也曾參訪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又常修死想」。隋代曇倫禪師依端禪師出家時，端禪師便以次第觀告誡曇倫：「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儘管修持的方法仍維持印度的傳統，但在經濟生活上，已由跋涉乞食轉變成積極的耕種，而成為與參禪並重的型態。
所以，僧人群居生活所衍生的作務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重要，坐禪與勞動成為叢林生活中最主要兩項活動，在中國僧伽的修持生活中，坐禪固是精進修持的一部分，但不可忽視的是，勞動除了在經濟生活扮演重要的角色外，它也是一種藉事鍊心的修持過程。就如六祖惠能在初入五祖弘忍的座下時，為大眾搗米八個月，就是個眾所皆知的例子。
惠能藉由動中的作務萃取出禪的真精神──內見自性不動，他在《六祖壇經》中說「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以及「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由此可見修習禪定已不限於靜態的坐姿型式。
踐行這樣動中的功夫，不僅僅是對印度寂靜修持思想的批判，而且也是從積極勞動、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去考量的。於是在勞動中修禪成了中國僧人修持生活的內涵，爾後更發展成為主流，乃至僧格的陶鑄也是在其中完成。
[我拂塵，我除垢 ]
其實在佛世時，也有在作務中證果的例子，那就是有名的周利槃陀伽拂塵的故事。周利槃陀伽天生就很笨，無法記住任何完整的一句話，連他的哥哥用盡各種方法也無法教他，後來佛陀教他念「掃帚」二個字，結果他依然是念了「掃」就忘了「帚」，記住「帚」又把「掃」給忘掉了。最後佛陀就教他念二句話：「我拂塵，我除垢」，每天他為比丘們拂拭鞋履時便一邊念著：「我拂塵，我除垢」。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佛陀教他拂除的不正是內在貪、瞋、癡三毒的煩惱塵垢嗎？那裡只是外在的塵土？當下便斷除煩惱而證得阿羅漢果。
為什麼周利槃陀伽能在「我拂塵，我除垢」當中證果呢？因為他已將散亂的身心全部投注在「我拂塵，我除垢」這句話上，沒有第二念，接著他起了觀照，明白塵垢有內外之分，於是斷除了內在的根本煩惱。「說法不在於嘴，禪修不在於腿」，這是在佛教叢林中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六祖也說：「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打坐只是修心養性的基礎方法之一，它並不是開悟的絕對方法，只有心的清淨無雜、了了分明，才是證悟的關鍵。
神通並妙用，運水與搬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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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世間的俗事勞動到動中修的法門，到底作務與修行有何關係？在勞動時應以何種心態來面對呢？
[治心如治田]
在佛經中，常有將心譬喻成田地，佛陀也曾因農夫質問為何佛弟子不事生產，而以精進「耕心田」回答，這是從「事」（作務）回歸於「理」（耕心田）的教說。
在《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中有一段異曲同工的教示：「『我心如田園，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為疆理，忍辱勿忘助，布施以糞溉，精進以耘耔。智慧為雨露，及時資潤澤，治心如治田，荒廢芽乃焦』，若不違斯喻，是則名知田園。」這些話清楚地道出園頭作務與行持的關係和深義。
另外，百丈禪師恐怕常年服勞役的人會因工作而失了道心，在各堂寮清規中都一再叮囑說：「莫謂執事之外，更無所營，須知運水搬柴，無非佛事，舂米作飯，正好參求。」勉勵大眾師要正視運水搬柴不是一般世間俗事，而是件神聖的事，要置心於舂米作飯之間，努力去參究本心。
治心如治田，以作佛事的心地從事勞動，這是僧伽在作務時應具備的基本心態。
[勞動斷我執]
修行是為斷煩惱、去我執，原始佛教以思惟作觀的方式，看到此身非「我」、「我所有」而斷除我執；但中國佛教則是強調放捨身心勞動作務，以無瞋心、尊重心、恭敬心服務大眾，日久自然去除對自身的執著，養成習勞的品德，悟道也就不遠了。來果禪師便曾懇切地說：「行單一執，誠菩薩事也。……能發心作事，吃苦出力，無非供養十方諸佛賢聖僧，最要緊者，預行此行先息瞋心，……次滅懈墮……。」
中國歷代的祖師大德們，大都是從行單中出身的，如：雪峰在德山座下當飯頭，道匡在招慶座下任桶頭，紹遠在石門座下任田頭，曉聰在雲居座下任燈頭，義懷在翠峰座下任水頭，香巖刈除草木，雲巖幫人補鞋、作鞋，臨濟鋤地栽松，仰山開荒牧牛，洞山鋤茶園，玄沙砍柴，趙州掃地，印光行堂。個個大德莫不是在勞動中領悟到箇中滋味，而成為一代龍象的。
百丈禪師九十五歲時仍身先士卒領眾出坡，弟子們見他年紀已大，不忍他繼續勞動，將他的鋤頭、圓鍬等工具藏起來，他因此不吃飯，大眾沒辦法只好將工具再還給他。他說：「我的德行不足以勞動別人來養活我。」想想，以九十五歲的高齡，仍拿著鋤頭、鐮刀和大眾僧一塊兒勞動，百丈樹立了「不作不食」徹底勞動的鮮明圖象。
[作務中試禪機]
如果說參禪是找尋自己本來面目的機會，那麼勞動作務便是師徒與同修之間互相砌磋、交流的悟道機緣。《景德傳燈錄》中有很多禪師藉著勞動的機會，啟發弟子悟性的記載。以下就引幾則公案，來看看禪師與弟子間精采的對話：
盧山歸宗智常禪師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卻一株，語眾云：「輒不得動著這個 。」眾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趕眾僧云：「這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
隱峰禪師一日推土次，馬大師展腳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蹍過，大師腳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蹍老僧腳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
黃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蘗後至，臨濟義玄禪師問訊，按钁而立。黃蘗曰：「莫是困邪？」曰：「才钁地，何言困。」黃蘗舉拄杖便打，師接拄杖，倒推和尚。黃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瘋漢？」黃蘗卻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
雪峰義存禪師蒸飯次，洞山問：「今日蒸多少？」師曰：「二石。」山云：「莫不足麼？」師云：「於中有不喫者。」山云：「忽然總喫，又作麼生？」師無對。
這些公案好像是描寫勞動時，師徒間彼此諧謔玩笑的情形，其實是僧人在勞動作務中各試禪機，進行悟道，呈顯了活潑的叢林農禪生活。
現代農禪何去何從？
參禪與勞動畢竟是兩種不同型態的修持方式，有的人入了禪堂參禪，便不願再從事勞動，覺得那是件非常打閒岔的事。在唐代的禪宗語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勞動作務在修持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事例，但是到了明代以後，這樣的禪風似乎已面臨考驗。
[我是辦道者，他是行務者]
明朝蓮池大師在《緇門崇行錄》中，舉宋朝的圓照宗本禪師白天勞動、晚上參禪的典範，提醒當時的僧人要辦道不忘作務：
宋圓宗本禪師，師永安昇公，昇道價重，叢林歸者如雲。本敝衣垢面，操井臼，曲 炊爨以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陀！荷眾良苦，亦疲勞乎？」本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菩提；必欲此生親證，其敢言勞？」
蓮池大師感慨地說：「掌眾務而不礙商略古今，曲炊爨而不妨入室參道。今沙門袖手受供曰：『吾辦道者也，彼習務者也。』是何其與古異也？」
民國來果禪師語錄中也提到，有人因為被分配要勞動作務而業火沖天說：「我來叢林，是來辦道的，不是當行單的！」最後甚至就捲了衣單逃跑下山。他喝斥這些人：「要知吃飯穿衣，屙屎放尿，上殿過堂，出坡等等，豈不盡是在動中忙，此種種事，可能免罷！……要知雪峰飯頭，溈山典座，堂裡坐禪，堂外禪坐，古德家風，至今未墜。思之！我何人也，能不愧乎？」來果禪師認為在叢林中不容共住這樣的惡性比丘。
[農禪隱退]
勞動作務在宗教生活中有其修持神聖的一面，而在經濟生活的基礎上，又顯現出它屬於人間俗事的一面，不論神聖與世俗，勞動已成為中國僧伽修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可惜那些只要參禪而不屑勞動的人，並沒有真實體驗到勞動對於修行的可貴。
現在勞動的性質已不像過去那麼與大自然緊密結合了，隨著各個季節提供不同活動形式、且富於生命變化的農業活動，已漸漸消失，勞動者活動範圍日漸狹小，僧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愈來愈疏遠，師徒之間的教授關係也不在田園間進行，電腦等高科技產品取代鋤頭、鐮刀，一種新的勞動型態逐漸取代農禪的生活方式，如何開創屬於現代僧人的勞動修持生活，是進一步要思考的課題。
【參考書目】
一、來果禪師，《來果禪師語錄》，天華出版社，六十九年十二月，台北。
二、來果禪師，《來果禪師自行錄》，天華出版社，七十年三月，台北。
三、來果禪師，《楊州高旻禪寺規約》，大乘精舍印經會，七十五年二月，台北。
四、西村惠信，《禪僧的生活》，雄山閣，昭和五十八年七月，東京。
五、蓮池大師，《緇門崇行錄》，佛光出版社，七十四年十月，高雄。
六、釋聖嚴，《拈花微笑》，東初出版社，八十二年十一月，台北。
七、釋道元，《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八、釋儀潤，《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心善寺倡印，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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