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六十三期 107年6月
宣傳、教育、知識展示：國家圖書館特展策劃理念變遷分析黃文德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摘要】國家圖書館原名國立中央圖書館，肩負典藏國家文獻蒐集、編藏、考訂、展覽之責。本文分析該館自1941年購藏大量古籍文獻以後，即長期經營特藏文獻展覽，惟從戰時重慶建館，經歷1954年在臺復館，1986年遷入新廈現址後，始有略具規模之特展空間。展覽對於早期國家圖書館而言，除了使參觀者在情感上與圖書館文獻產生連結，進而瞭解館藏及其在背後所積累之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透過館舍空間靜態展示布局，也將典藏特色、藏書源流，以及知識對於終極國族建構的理念，融滲到參觀的環節。2000年以後，由於政府教育主軸調整、本土意識抬頭的影響，臺灣文獻、影音資料豐富了典藏主題性，加上配合終身學習教育政策，國圖以數位加值、數位3D遊戲，轉變了展示傳統靜態與擴大觀眾設定主軸。而2009年以後，受到策展流行觀念的影響下，以科普演繹為主軸的展演逐漸受到重視。最後，本文認為，就長期變遷而言，體現當局教育政策與館藏宣傳、回應知識經濟載體的轉變，以及營造文化教育氛圍，皆為構成國圖在策劃展覽所關懷的方向。 關鍵詞：國家圖書館；展覽；古籍；特藏 壹、前言 回顧人類近代歷史，西方首度以公共方式進行藝術品展覽，源起於1667年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43-1715）所舉辦的藝術展。（註1）至於在中國，最遲亦可在明代文人集體交遊活動中看到有關書畫鑑賞，甚至類似公共展覽的藝術商品販售活動，如明代才女文俶（1594-1634）為其創作之《金石昆蟲草木狀》彩繪本，在所居之寒山展覽，慕名而來者超過千人。文俶這部27卷的創作，後來在1940年至1941年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National Central Library，1996年更名國家圖書館）所主導的搶救古籍行動中所購得。四百多年之後，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國家圖書館策劃「悠遊天下──明代文人的樂活方式」古籍文獻展，再度讓本書透過展覽與世人見面。從私人鑑賞走向公眾領域，除了見證時代的轉變，也帶出圖書館在展覽這件事所扮演的意義。 國家圖書館自1933年籌備設館以來，即肩負典藏國家文獻蒐集、編藏、考訂、展覽之責。其中「展覽」之職能，早在1940年公布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第一條，即已明訂。然而在1996年1月31日公布之「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全文14條與2012年2月3日公布之「國家圖書館組織法」，兩組織法規條文中，卻無隻字片語提及「展覽」。相關法規中僅2013年1月1日訂定發布之「國家圖書館處務規程」，提到第七條特藏文獻組掌理事項：「五、善本舊籍與珍貴文獻考訂、撰述整理、利用教育及展覽推廣。」表面上展覽已從早期核心業務，轉變為附屬於善本舊籍與珍貴文獻之推廣。然而，綜觀1996年至2016年期間，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所推動之展覽，並不限於善本古籍等特藏文獻，而且拜科技之賜，各類虛實展覽活動，發展迅速，甚至擴展到海外地區，成為臺灣與國際圖書館界互動的重要媒介。展覽作為核心基礎之一，在國際其他國家級圖書館通常也被視之為要務。 本文所要關懷不僅是展覽在國圖近年組織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試圖探索、回顧影響國圖策劃特展（Exhibition）的因素與個案考量重點。本文認為國圖自1941年購藏大量古籍文獻以後，即長期經營特藏文獻展覽，惟從戰時重慶建館，經歷1954年奉准復館、1955年9月19日遷入南海路原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1986年遷入博愛特區中山南路新廈現址後，始有略具規模之特展空間。展覽對於早期國圖而言，除了使參觀者在情感上與圖書館文獻產生連結，進而瞭解館藏及其在背後所積累之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透過館舍空間靜態展示布局，也將典藏特色、藏書源流，以及知識對於終極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的理念，融滲到參觀的環節。2000年以後，由於本土意識抬頭、以臺灣主體思維為基礎的政策觀念，開始影響社教機構，於是臺灣文獻整理與展覽成為重點。此外政府推動數位典藏，加上配合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教育政策，國圖於是以數位加值、數位3D遊戲，轉變了展示傳統靜態與擴大觀眾設定主軸。 2009年以後，受到策展流行觀念的影響下，以科普演繹為主軸的展演（Exhibition & Performance）以及國際場域路線逐漸受到館方青睞。最後，本文認為，就長期變遷而言，體現當局教育政策與館藏宣傳、回應知識經濟載體的轉變，以及營造文化教育氛圍，皆為構成國圖日後在策劃展覽所關懷的方向。 貳、早期配合國家建構、民族意識與充實戰時知識的展示 在西方圖書館近代化的發展歷程中，圖書館展覽作為與參觀者在短時間建立互動的管道，其主要目的仍在於透過藏品的展示、有趣的而富知識性、教育性的內容，吸引讀者蒞臨圖書館使用藏書。但實際上這種類似商品交易的過程，它所交換的不只是商品/圖書，還包括社會實踐、觀念與資訊（Social Practices, Ideas and Information）。（註2） 1933年在南京籌備設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成立之初，相較於北伐以前由軍閥所控制的北京，央圖因館舍位於國民政府所在之南京，多抱以能符合首都氣象之經營格局；加上至1935年為止，中國已有2,818所各類型圖書館；（註3）最晚至1936年為止，除東北各省、外蒙古、西藏地區以外的各省市公共圖書館與機關學校圖書館已達4,745所。（註4）央圖籌備處主任蔣復璁亦認為當時中國在文物保存與學術水準均落人後，故最初央圖的業務重心放在「提供各種研究材料之重責」。（註5）加上建館之初，央圖館舍狹小，只能將展覽構想寄託在公開徵求地的新館藍圖，包括展覽室、書籍博物院，均獲得預算上的支持，然最終還是因抗戰軍興，央圖隨中樞西遷大後方，展覽空間營建也隨之終止。 西遷大後方以後，為避免日軍空襲，央圖重要書籍均疏散到重慶以外地區，如宜賓、江津白沙。為了鞏固抗日意志，館方很快就蒐集各類圖像，並在1940年4月於白沙民眾閱覽室舉辦「抗戰圖表展覽會」，獲得極大迴響。在國民政府支持下，1941年1月，央圖重慶分館竣工，2月1日開放閱覽，共分普通、參考、報紙、雜誌、圖書影片及三民主義研究室等，另有兒童閱覽室專供兒童閱覽，並備有展覽室供陳列展覽品之用。有了初具規模的館舍，央圖各項閱讀與展覽業務，次第展開；而它推動展覽的方式，類似今日之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閱讀。當時展覽的主體，除了類似「科學書報展覽中文雜誌」主題書報刊、外國漫畫展覽、古文物，另外還包括來自1940年至1941年期間，央圖自淪陷區、成都、重慶等地訪求之部分古籍。為使古籍中的科學知識傳播，1941年央圖曾編印出版《玄覽堂叢書初集》，舉辦演講與軍事相關主題書展。儘管展覽規模有限，惟就展現政府對於搶救國家文物的意志力，及讓大後方民眾能藉由參觀古籍，對舒緩戰爭下的精神生活的確發揮一定作用。 1942年以後，隨著同盟國陣營形成，英美等盟國政府反侵略文宣品為國民政府引進作為展示，故選擇央圖在學生教育聚集之江津白沙中興路開設之民眾閱覽室展覽，藉以提高民氣，如1942年12月底開展之「同盟國抗戰漫畫展覽會」，展示三百餘種，參觀人數一週便超過5千人次。除了靜態展覽，在重慶央圖分館與江津的閱覽室也策劃徵文競賽、美勞製作、演講，並搭配國家節慶，如1943年配合國慶日「擴大科學化運動週」舉辦國防科學書報展覽，短短三日，參觀人數超過萬餘人。（註6）由於央圖在戰時積極辦理各類有助於提高抗敵意志，以及充實民眾知識之展覽，教育部認為它能在極端困難環境中，尤能多方設法徵集中外各種書刊，充實館藏，增闢閱覽室及各項展覽會之舉辦，故在1943年8月傳令嘉獎蔣復璁館長。1945年至1948年期間，央圖一方面進行戰後復員、接收與調查戰時，並持續辦理展覽，如1946年10月挑選宋、元刊本及稿本、批校本、精鈔本等圖書l65種，參加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合辦勝利後首屆文物展覽會。 在戰時物質有限的環境下，央圖猶能自主發揮典藏、閱覽與展覽之路線，實為不易。 參、在臺復館後從建構想像的共同體轉變為解構與重塑臺灣主體性 1953年，隨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來臺之央圖，奉命在臺復館。為了掌握、盤點來臺圖書文物，央圖曾舉辦多次古籍展覽。然而，來到臺灣復館後之初期，央圖所處之文化、社會環境，已與大陸時期不盡相同，因此過去強調的國家建構、民族意識與充實戰時知識的展覽方式，必須擴大。 當時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當局對臺灣原有日治時期產物、歷史記憶的建構與形塑的態度，深深影響到央圖的發展。如將原來接受國語會所在之日本建功神社建築主體，經修飾轉變為「中國新古典式樣」的官署建築，在建築風格甚至可以隱約見到國立北平圖書館、央圖南京總館，以及央圖重慶分館的影響。當時蔣復璁館長在閱覽室親題：「百萬冊辛勤搜集，多付秦灰。今屈指數來，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瑯嬛祕笈，歷劫不磨，努力好古敏求，堪喜斯文猶在。十餘年慘澹經營，盡成陳跡，又從頭作起，粗備歐美典籍東西輿圖，是知識寶庫，開卷有益，效法知難行易，必教失土重光。」清楚地說明央圖自詡在臺灣的價值與使命。而特藏書籍的展示，則顯示以文物鋪陳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吸引臺灣知識分子的企圖，而其效果則如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將圖書館知識性與國族建構緊密連結。當時在臺灣象徵國家道統，以文物方面則有來自北平的故宮博物院，至於在書籍與知識典藏方面，央圖雖有古籍可供展示，但來臺文人不及昔日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館）所藏之善。當局為了強化國人信心，故於1965年11月央圖奉命自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U.S.A.）取回美方代管之前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珍籍。 平館所藏善本書，係以前清學部舊藏為基礎，其遞藏可追溯至宋元明秘閣圖書。民國以來，藏品之精、數量之豐，為世人所重，更甚1933年籌辦之央圖。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華北局勢不安，中央政府下令平館南遷。及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國際局勢日漸險惡，平館袁同禮館長在無教育部積極援助下，因而與他所熟悉之美國接洽，並獲得駐美大使胡適之博士之協助，將存滬善本選取近3千種，二萬餘冊，分102箱，於1941年秋起，分為3批，交商輪運送美國；次年初，全部抵達，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內。1965年2月，袁同禮館長在美病故，蔣復璁鑑於該批善本掌管無人，加上美方與大陸交往日益緊密，恐為大陸所取回，而臺灣學術研究風氣濃厚，對於珍本圖書之需求殷切。故呈文教育部，建議將平館寄存善本予以運回；獲教育部批准，並在外交部、駐美大使館及美國國務院協助下，將古籍運到臺灣。1966年2月運返之近3千種善本，舉辦展覽，每種各展出1冊，公諸社會。展覽之後，因部分民眾質疑書籍與他們過去在北平所見不同，故央圖將全部善本整理考編與代管平館運臺善本，及在臺新購善本，彙編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共4冊），於翌年出版。 1986年，央圖由南海學園遷移到位於政府中樞所在的博愛特區中山南路與貴陽街交界之新廈。新的館舍在空間布局上，即以善本書室展覽為核心。而在陳設與裝飾上，除了高揭宋米芾書《寶藏》朱拓本、于右任草書楹聯：「文化五千年，匯群流而歸大海；圖史十萬冊，開寶藏以利後人。」提示館藏與中華文化的關聯性；另外，正門入口的空橋、水池，亦仿孔廟建築泮池之意涵，加上遍布全館以戰時購藏圖書之朱文藏印文字「中區玄覽」（釋文亦作「中樞玄覽」）作為窗格與書庫銘記，基本上已經將全館空間融入特藏展示。 以傳統中華文化為基調的國族想像展示，到2000年，臺灣政黨首度輪替後，也開始出現調適（Adaptation）的轉變。除了受到教育部明訂2004年至2008年施政主軸之一，建立「臺灣主體性」的規範；另一方面，由於國圖以典藏機構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TELDAP）」，在數位內容與技術上逐漸成熟。然而在無法取得更多中文舊籍典藏資源條件下，以館藏日治時期明信片等臺灣研究材料數位化及針對其他日治時期文獻典藏機構進行合作，取得包括臺南市立圖書館、臺視新聞等大量臺灣相關影音圖像。為了呈現此一時期的成果，展覽主題也轉化（Transformation）為臺灣典藏、研究與各類加值，而這又是另一種建構記憶的發展路線。 此時期代表特展，包括2003年至2007年期間之「特藏英華──歷代圖書演進展」（2003）、「清代臺南古書紀──見證臺灣雕版印書史」（2005）、「以古通今：書的歷史」（2006），仍以館藏實體古籍展覽為基礎，搭配數位影像與線上展覽；有別於古籍展覽，偏向靜態方式呈現。「2006年社教機構終身學習系列活動：臺灣好Young享看、享知、享做──閱讀，Young視界」規劃舉辦「映象臺灣圖片展」系列活動，內容包括「館藏日治時期明信片精選展」、「臺灣老照片徵選活動」獲選作品展示、「神探福爾摩沙網路遊戲」專區；這項展覽著重於知識與閱讀的推廣，建立不同於一般文物懷舊展的格局，進一步發揮整體在解構過去歷史偏見，提供教育素材、建構知識，以及延伸教育利用之目的。（註7）稍晚於這項展覽的「戒嚴時期查禁書刊展」（2007），更搭配當年曾被查禁的歌曲演唱，如〈補破網〉、〈何日君再來〉、〈燒肉粽〉等曲目，加上解嚴當時的新聞影片，重現歷史場景。（註8） 從建構記憶到解構威權知識體制，從館藏國家記憶建構跨入群眾社會記憶，從靜態文獻展覽延伸到虛擬數位遊戲，從中央典藏文獻思維連結地方史料特藏，以及由群眾與參觀者知識需求取向（Approach）作為設計展覽之核心觀念。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此時國圖已具備從規劃典藏轉變為真正的展覽，也就是「光是有好的典藏還不足以構成展覽，必須要適度挑選展品，透過詮釋說明、相關資料，才能成事。」（註9） 肆、以科普演繹為主軸的展演持續發展 世界知名趨勢觀測研究報告The NMC Horizon Report: 2017 Library Edition（《新媒體聯盟地平線報告：2017圖書館版》）2017年3月發布之圖書館科技創新服務趨勢與挑戰訊息，其中有關新興的媒體與技術，報告認為圖書館應進行策略規劃，對於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如前所述，僅以單調的簡介文字配合展覽，已無法與博物館豐富的導覽設計相提並論。（註10）然而，國圖閱覽空間不足，原有館舍展覽空間缺乏專業設施，大幅縮減發展的可能性。因此，館方在2009年前後，一方面檢視各類空間作為展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嘗試調整展覽的形式，或以科普講座、表演、影片拍攝、數位主題網站等開拓展覽的規模。 2009年以後，國圖推動展覽活動轉趨多元。這一年與「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為紀念人類進行太空探索重要里程碑四十周年，舉辦「New Era of Discovery星空探索：人與月球」系列活動，內容分為靜態「影像展」及動態「大師開講」兩部分。「影像展」部分，策劃「天機．館藏天文曆法古籍文獻展」、「星圖滄桑．古籍天文圖像展」、人類登月相關太空計畫的「星空探索．主題書展」、「人與月球．美國太空總署多媒體海報展」，並首度跨館邀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提供圖像舉辦「星空探索．攝影展」、「瑰麗星空．圖像展」；「大師開講」部分，邀請到相關學者與專家進行講座，包括美國太空人艾雯絲（Marsha S. Ivins）及李家維、孫維新等天文物理學者。（註11） 由於讀者反應熱烈，因此國圖在2009年循此模式，舉辦「天機──國家圖書館藏天文曆法古籍文獻展」，展覽天體星象、曆算通書、觀測記錄、占卜人事、西法東來與傳說圖像等類古籍，搭配講座活動。2010年是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逝世四百周年，國圖與外交部基於他對中西文化、科學交流卓有貢獻，故成立「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並舉辦「利瑪竇逝世400周年紀念展覽」，以紀錄片、展覽探索明清之間耶穌會傳教士與中國知識階層之間的科技傳播、文化交流。其中，古籍展覽特選館藏古籍搭配利瑪竇大事年表、利瑪竇故鄉介紹、利瑪竇與耶穌會、利瑪竇與漢學、利瑪竇的中國朋友、利瑪竇研究相關書籍、明清文獻中的利瑪竇資料等主要議題，展品則以相關善本文獻，以及首度跨國尋求義大利、教廷、耶穌會總會提供之珍貴圖檔資料為主。 2011年，欣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圖鑑於中文經典作品源遠流長，蘊涵古聖先賢的雋永智慧與精鍊之寫作技巧，有益於讀者開拓視野和提升閱讀素養；同時閱讀能力的掌握，不僅決定學習的競爭力，也攸關國家未來的發展。因此，特於該年9月到12月期間，辦理「民國一百、讀享『經』彩」系列活動；其中展覽搭配五十餘種相關古籍展示，展現古籍風采。此次活動也是國圖在展覽方面，首度以數位典藏內容進行古典情境布置，並以提供相關電子書加上QR Code嘗試引導讀者下載，反應良好。 有了扎實的策展經驗，2012年國圖便以古籍與電子墨水紙（E Ink)閱讀器結合，策劃「『悠遊天下──明代文人的樂活方式』古籍文獻展」，展覽明代相關古籍文獻與當代數位古籍典藏閱讀；其中，明代古籍文獻原件計有28部53冊古籍。（註12） 除了自辦展覽，國圖也與NPO合作辦理展覽推廣活動，如2012年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作辦理「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結合科技與人文之教育形式。本系列活動有別於以往靜態展示，而是融入展演之元素，以「東坡在路上」為題，邀請音樂、舞蹈、戲劇、文學等領域專家與表演工作者，全新勾勒蘇東坡24首流傳千古的動人詩詞，帶領參觀者重新嘆賞蘇東坡文學藝術成就的璀璨光芒，以及其深情豁達的精彩人生。2013年之「杜甫夢李白」系列活動亦循此模式，以展演、講座、展覽、線上展覽等搭配。 2016年，國圖與泛太平洋集團潘思源先生，雙方鑑於儒家自晚周時期發展，迄今已有超過二千五百年的悠久歷史，為東亞文化圈核心基礎之一。然而，儒家古代經典價值與時代意義逐漸為當代社會所忽略，因此期盼藉由舉辦「金聲玉振：儒家古籍文獻展」，透過重要珍籍文本的再現與活潑的主題鋪陳，吸引大眾瞭解儒家經典多元風貌，進而閱讀經典。故雙方在2016年3月至5月期間共同討論後，決定以：儒家經典、儒士規範、科舉百態、儒學殿堂、儒學名人五大展覽文獻主題，擬定清單，挑選適當藏品，並考量國圖展覽廳規模、展覽設備與歷年展覽動線之經驗，以展件約80種左右為目標，規劃空間與展櫃配置。此外，國圖在9月28日還規劃「儒家經典整理與傳播論壇」，惟最後因颱風因素取消。 在展覽名稱方面，主辦雙方希望能彰顯儒家之「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如君子於古代廟堂演奏雅樂，「歌鍾居左，歌磬居右，……其鍾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繼之形塑中興氣象，推演出政令教化融入儒家禮樂，以收風行草偃之效；而國圖職司國家文獻典藏，長期以豐富漢學資源支持戰後知識重建，恰如鍾磬。遂以「金聲玉振」作為儒家古籍文獻展之標題。展覽所列五大主題，主要來自策展單位希望呈現科舉時代的年輕士子要如何規劃他的儒者生涯為出發，鋪陳出傳統經典在不同時代的變化，故挑選館藏最早的儒家經典版本、宮廷內府寫本與刊本、清宮四庫全書、大尺寸與圖文並茂之古籍、清雅秀麗的繪本，以及書商偽造珍品。 在勤讀經典、通經達理之後，如何經世致用，在古代則與科舉有關。因此，館方規劃了「科舉百態」的主題。由於儒家入世實踐方式與政府取才方式，有著高度密切關係，故在古代留下不少科舉考試相關文獻，如榜單、書法格式、考場參考書，甚至科場舞弊工具，如本次所展示潘思源先生收藏之《四書全註》、館藏1904年出版之《五經全註》，最受矚目。由此可見，對於考場壓力，仍然是跨越時代的議題。 在儒學名人方面，儒家的發展，不僅仰賴經典，而且透過自孔、孟以降，建構出堯、舜、禹、湯聖聖相承的歷史系譜；尤其在朱熹以後，孔門聖賢使得儒家聖賢名人與聖門傳道的事蹟，成為儒家歷史敘述的重要文本內容。為凸顯人物形象，因此展場以明崇禎間刊本《聖賢像贊》挑選36幅形成畫像牆，塑造類似名人堂之風格。 在儒士規範方面，在近代以前，儒家思想透過知識階層對於經典的詮釋與學習；自戰國以後，逐漸滲透到個人與民間，至宋明理學與儒家教育的振興，形成各類教化規範與制約。這類規範大抵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繼之融合民間傳統道德教化內容，產生各類文獻，如《文公家禮儀節》、《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家禮集說》、家祭、婚禮，鄉約；另外，也有結合統治者教化理念而生的鄉約文書《聖訓約》，形成近世中國社會獨特的規範與教化。 在儒學殿堂主題，國圖藏品不多，但如館藏《天下書院總志》、《觀海書院出案底簿》，前者內容文稿雖未成書，但細數清代重要書院，具有相當研究價值；後者則為百年前點名簿，饒富趣味，亦可見昔日教育工作者在生計與教學之間取捨。 最後，鑑於文本展示之主題加上儒家主題，不易吸引年輕學生，故展場設計由著重於古典、人文、趣味、設計感為基本概念，並搭配館藏數位典藏數位觸控展示，結合潘思源先生提供之文物、傢俱藏品，營造出文人書房情境展示，並提供參觀者著古裝看古籍、古人投壺、七巧板、鉛活字遊戲，讓參觀者更能深刻體驗古人讀書應試之生活情境。（註13） 伍、海外展覽與數位展覽建構模組化的展覽內容 國圖除了於國內舉辦實體展覽，海外部分，亦於2011年起配合政府推動臺灣書院，與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簡稱TRCCS）辦理講座與古籍展覽，成果豐碩。於此同時，國圖也利用豐富的數位化資源進行小規模的數位策展，進行數位教育，提供大眾數位學習。 一、策劃海外古籍與臺灣主題展覽 國圖漢學研究中心自2011年起，每年皆在海外舉辦六至七場「臺灣漢學講座」，並搭配舉辦古籍文獻展，如2012年，在美國紐約、休士頓、洛杉磯三大城市舉辦「博雅──閱讀古人生活美學古籍文獻展」；2013年，則以「千古風流人物：蘇東坡」為主題，於美國再度舉辦講座與古籍文獻展覽，獲得熱烈迴響。活動主題與內容雖然是在臺灣已經發展成熟之展覽內容，但因海外展覽必須考量語言文字呈現、場地規模不一，以及現場人力配置有限的條件下，其規劃難度其實高過於國內展覽。另外，海外展覽還必須要考量如何吸引外國參觀者，降低他們對於中文古籍先入為主的疏離感，如2015年國圖於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古籍文獻展覽「文明之印記」，除了古籍文獻展覽外，更規劃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五色套印、線裝書動手做、中國書法體驗等活動體驗，以及插花、點茶、掛畫、焚香文人四藝多元呈現，表現出中國文化特色，更使參觀民眾能深入瞭解此次展覽內容。（註14）2016年，在匈牙利國家圖書館展覽時，則又加上打卡照相之遊戲。 二、古籍與臺灣主題展覽 國圖為傳遞人類知識與展現國家典藏之美，2014年至2015年期間參與教育部「社教機構數位文創與數位教育計畫」；其中2014年，提出內容包括：「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成果推廣計畫」、「古籍數位資源創意教育推廣計畫」、「國家雲端書城──電子書ATM計畫」，推廣參與TELDAP所累積的成果。另外，為使民眾在館內即能瞭解古代經典與館藏手稿之美，本案另以數位導覽結合動畫，於閱覽區1樓設置「特藏文獻數位典藏互動展示系統」，以主題方式展示約3,600張圖像。本計畫目的以人機視覺概念設計，透過互動展示系統取代原先書櫃，將原先實體的畢昇印刷活字盤，轉化為以科技表現的半圓形的選單式。當使用者手觸碰此圓形選單，即可選擇閱讀版畫繡像、名家題跋、彩繪寫真、當代手稿、鑑藏之美五大類別，藉此推廣特藏文獻數位保存與推廣之成果。 2015年，國圖「數位閱讀教育推廣計畫」亦完成製作「鑑藏之美──歷代藏書家前賢手稿與古籍」、「閱讀梁啟超──文學．知交．歷史」、「歐風遠颺──近代臺灣西洋傳教士的足跡與文化傳播」等數位主題展覽。本次部分內容於2015年9月27日至29日於澳門大學舉行之「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2015年年會暨聯合會議」，以「雲端漫步：閱讀教育推廣之數位資源加值服務」（Walking in the Cloud: Value-added Digital Archive for Reading Promotion）參與海報競賽獲獎。透過便捷的網站設計，使得未來在挑選、組合各類數位展覽內容時，可以更有彈性組成不同主題。 陸、結語 國家圖書館原名國立中央圖書館，肩負典藏國家文獻蒐集、編藏、考訂、展覽之責。本文分析該館自1941年購藏大量古籍文獻以後，即長期經營特藏文獻展覽，惟從戰時重慶建館，經歷1954年在臺復館，1986年遷入新廈現址後，始有略具規模之特展空間。展覽對於早期國家圖書館而言，除了使參觀者在情感上與圖書館文獻產生連結，進而瞭解館藏及其在背後所積累之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透過館舍空間靜態展示布局，也將典藏特色、藏書源流，以及知識對於終極國族建構的理念，融滲到參觀的環節。2000年以後，由於本土意識的影響，臺灣文獻、影音資料豐富了典藏主題性，加上配合終身學習教育政策，國圖以數位加值、數位3D遊戲，轉變了展示傳統靜態與擴大觀眾設定主軸。而2009年以後，受到策展流行觀念的影響下，以科普演繹為主軸的展演逐漸受到重視。最後，本文認為，就長期變遷而言，體現當局教育政策與館藏宣傳、回應知識經濟載體的轉變，以及營造文化教育氛圍，皆為構成國圖在策劃展覽所關懷的方向。 （本文內容純粹就學術層面討論，不代表個人服務機關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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