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六十期 104年12月
臺灣佛教寺志與佛教史──以《開元寺寺志》及宮廟志為例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摘要】佛寺的歷史雖看似個別,但往往是建構完整佛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寺院歷史被濃縮於寺志中,雖是小眾史,卻也是大眾史建構的基本素材。 本文以臺南開元寺志為例,佐以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等僧人蓮座牌位,除分別就寺志撰寫、臺灣佛教史研究等相關問題加以探討外,進而推斷並解開其法脈可能的傳承。 清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困難重重,其原因之一,即是無法了解其法脈傳燈。從開元寺、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僧人牌位的判讀,說明了進一步建構完整史志的可能性。 關鍵詞:開元寺;朝天宮;媽祖;蓮座;志中 壹、前言 臺灣漢人歷史自鄭成功來臺1662年起,迄今不過三百五十餘年,在政經、社會、文化研究成果漸豐之際,臺灣佛教史的研究仍有待積極開拓。特別是明鄭時期至清代,二百三十餘年的佛教歷史,研究者仍鮮,其原因當然是缺乏相關的史料文獻。 《開元寺寺志》的全稱為《物華天寶話開元:臺南市二級古蹟開元寺文物精華》,於2010年12月正式由臺南開元寺出版。全書共分為四部分,即〈開元寺傳承發展史〉、〈開元寺之建築史〉、〈開元寺石質文物調查〉、〈古寺遺珍──臺南開元寺所藏〉。我個人負責的部分為第一部分〈開元寺傳承發展史〉。 《開元寺寺志》的團隊撰寫,大約自2005年至2006年間展開。就寺史撰寫的資料收集而言,清代的史料主要還是仰賴方志片斷的記載,以及寺院留下的碑刻、鐘銘。至日本殖民時期方才有寺方人眾鄭羅漢所撰的《臺灣開元寺誌略稿》,以及記載寺眾的手稿。故《開元寺寺志》完成主要奠基在清代方志、碑刻、鐘銘、手稿等文獻史料上。 本文以《開元寺寺志》等寺廟志為例,分別就寺志撰寫、臺灣佛教史研究等相關問題來加以探討。 貳、《物華天寶話開元》撰寫與出版的意義 臺南府城為漢人最早開發臺灣之地,寺廟的建立當然也是最早。開元寺的前身為鄭經北園別館,清廷擊敗鄭氏將臺灣納為版圖後,於1690年改建為寺,迄2010年止,共三百二十一年。開元寺作為臺灣佛教歷史最悠久的寺院,沒有一本正式的寺志,是遺憾的。因此,在已故永康妙心寺住持傳道法師關心下,獲得開元寺前住持郁定法師的首肯,並與成大歷史系所陳玉女教授合作,本人忝列其間。 史料蒐集除前述清代方志、碑刻、手稿等外,最重要的是開元寺本身所收藏的文物。當時接手撰寫的首要條件是,寺方必須毫無保留地開放所有的資料。這一點也獲得住持郁定法師的允諾,及傳道法師全力的支持。在撰寫的過程中,特別是日本殖民時期某任住持發生不名譽事件,在傳道法師及陳玉女教授的折衝之下,完整保留。這是一件艱難的決定,頗令人敬佩。 在撰寫的過程中,歷史的還原是在史料文獻的比對中漸漸獲得。史料的爬梳,不能僅限於開元寺本身,其他周邊寺廟的歷史沿革必須一併比對(詳後)。在撰寫過程中,解釋分析片斷的史料,去作成完整或整體的論述是困難的,但亦只能勉力為之。 雖然隨著《開元寺寺志》的出版,看似完成三百多年來有寺無志的一項歷史工程,但是,許多的歷史之問題仍然待解,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當然,《開元寺寺志》的出版意義,是在整個臺灣佛教史拼圖又鑲上一塊。每一本寺志的完成,無疑都肩負這樣的歷史意義。 參、寺志與臺灣佛教史 《開元寺寺志》的具體成果之一,是解開了首任住持志中和尚的宗派傳承,並透過《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2001年出版),同時解明開元寺與大天后宮僧人的傳承。 一、志中和尚法燈之謎 《臺灣府志》載:「海會寺康熙二十九年建。在府治北六里許。舊為鄭氏別館;蕩平之後,總鎮王化行、臺廈道王效宗因其故趾(址)建為寺宇。佛像最勝,住僧雲集焉。」(註1)說明這是一座官辦寺院,王化行去任後,鳳山縣令閔逵在〈總鎮府都督王公去思碑〉說:「臺之十營諸將帥思公之德不置、感公之德難忘,謀刻石於海會寺中,以垂久遠。寺為公刱,見寺如見公焉。」(註2) 總鎮王化行(任期1687-1688)與臺廈道王效宗(任期1683-1691)二人捐俸建寺,同時禮請志中和尚主持,王化行在〈始建海會寺記〉說:
「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即指鄭經別館,王化行等人「立寺招僧迦以修勝果」,志中和尚「從江右雲遊,來聞其事,願募緣成之」,成就了此一因緣。海會寺從康熙二十九年(1690)8月7日肇建,至康熙三十年(1691)4月8日竣成。 由於海會寺是在鄭經別館的基礎上改建,因此才能以不到一年的時間竣成。落成後,志中和尚以佛寺少一梵鐘而坐關募化,由其弟子福宗任住持。從鐘銘上的「康熙乙亥年孟春」得知,該鐘是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鑄造完成。鐘銘上載:「泉州府僧行和海會寺開山第一代坐關募緣鑄鐘重一千六百觔」,募鐘圓滿的志中和尚出關時,並留下志中和尚出關偈:「獨坐釘關結善緣 募鐘立願利人天 一聲擊出無邊界 同種功德億萬年」。當時鳳山縣令閔逵特譽此出關偈「為臺灣諸剎出第一手眼也」。(註4) 在志中和尚募鑄梵鐘的銘文記有其徒子徒孫法號,除有「當代住持僧福宗建造」外,還有福珀、福儀、祥共、祥慶、祥雲、祥光、祥正、澄透、澄鴻,包括志中和尚總共11人。從法號別來看,這顯然是師徒四代。 志中和尚為「泉州府僧行和」,故可稱之為志中行和。其師徒四代以「行-福-祥-澄」為譜名排序,與明末曹洞宗一代宗師湛然圓澄(1561-1626)弘化江南,而其派下的演偈「圓明淨智、德行福祥、澄清覺海、了悟真常」相符。如果從志中和尚「從江右雲遊」的地緣關係來看,與湛然圓澄弘化江浙吻合。 按圓澄的派下演偈「圓明淨智、德行福祥、澄清覺海、了悟真常」,「德」字輩下接「行」字輩。前述臺南開元寺首任住持志中行和與其徒弟字號演偈為「行-福-祥-澄」,與圓澄派下演偈一致,故知志中和尚所傳一脈為曹洞宗雲門系。 二、大天后宮的燈譜 根據鄭羅漢手稿《臺灣開元寺誌略稿》指出,志中和尚師徒共七代,自第八代以後有一部分不詳,之後接堅持戒禪師;此七代分別為第一代志中能、第二代竺庵宗禪師、第三代介山雲禪師、第四代石峰聲禪師、第五代道純益禪師、第六代昭寬懷禪師、第七代道淵源禪師。(註5)第八代之後就「佚失」,若從志中和尚1690年住持海會寺算起,至石峰澄聲的乾隆十七年(1752),有六十三年的時間,平均每任約十五年。故至第七代道淵源禪師,時間落在乾隆末葉至嘉慶初年間。 從海會寺改稱後的開元寺,有一座「示寂臺灣府僧綱司傳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落款時間為「嘉慶二十年乙亥桂月旦」。而「奕是如公」並不在鄭羅漢的開元寺歷任名錄中,為大天后宮第八代住持;其蓮位在大天后宮,但其壽塔卻在開元寺出現。而開元寺自第八代住持即不明,奕是如公與開元寺失落的住持名錄有何關係? 今臺南大天后宮的〈臺南大天后宮歷代住持僧猊座一覽表〉有兩任僧綱司的牌位,分別是「第七代示寂傳臨濟正宗三十六世重興本宮第一代開山授臺灣府僧綱司先師父勝脩恬大和尚蓮座」與「第八代圓寂傳臨濟正宗三十八世授臺灣府僧綱司重興本宮奕如是公大和尚蓮座」,(註6)其中,第八代的「奕如是公」應為「奕是如公」之誤。 「奕是如公」即是奕是超如,其壽塔有「嘉慶二十年乙亥桂月旦」,顯示他是圓寂於嘉慶二十年(1815),但他是什麼時間來臺?《續修臺灣縣志》記載,他在嘉慶元年與府城紳士等募修大天后宮。(註7)超如是在嘉慶元年(1796)募修大天后宮,與他圓寂在嘉慶二十年的活動時間相符,顯示他最晚在嘉慶元年即繼任大天后宮第八代住持。 既然「奕是如公」即是嘉慶元年募修大天后宮的超如,那這個「超」字就極具關鍵性價值。在「奕是如公」壽塔上刻有其法派徒子徒孫,分別是:嗣法門人明弼、寔(按:實)耀,徒孫寔無,曾孫際遒,元孫了戒、了寬(見圖1)。 圖1:臨濟三十八世奕是如公壽塔 《黃檗山志》載〈明第一代黃檗開法圓悟密雲祖師源流法派〉為:「祖道戒定宗 方廣正圓通 行超明實際 了達悟真空」,第八代為「超如」,加上其徒子、徒孫、曾徒孫的字號排序,正好是從「超」字輩一路下來至「了」字輩,即「超」如-「明」弼-「寔」耀(或「寔」無)-「際」遒-「了」戒(或「了」寬)。 而鄭卓雲在《開元寺誌(略)目錄》指出,開元寺第八代至三十四代住持不明,第三十五代之後才又清楚。(註8)所以,上述這種「推斷」,極有問題。因為奕是超如以僧綱司身分兼開元寺住持之年,最晚是在嘉慶元年重修大天后宮之時,而其是圓寂於嘉慶二十年,那麼從嘉慶二十年至榮芳達源和尚在咸豐八年(1858)尚住持大天后宮算來,(註9)其間不過四十四年,如何可能出現第八代到三十四代(共二十七任住持)?平均一個人任期是不到兩年,這種可能性極低。 《臺灣開元寺誌略稿》記載,在榮芳之前還有一任住持「堅持戒禪師」。(註10)鄭卓雲無意的一筆出現「堅持戒禪師」,對開元寺斷落的系譜連上大天后宮歷任住持,有關鍵性的幫助。在〈臺南大天后宮歷代住持僧猊座一覽表〉載:「傳臨濟正宗三十九世圓寂比丘上了下戒堅持公大和尚」,(註11)此就是鄭卓雲筆下的「堅持戒禪師」,大天后宮記為「了戒堅持」,而開元寺記為「堅持[了]戒」,都是同一人。 延續密雲圓悟或天隱圓修派下的「行-超-明-實-際-了-達-悟-真-空」演字,可以推出,堅持了戒是屬於「了」字輩,而榮芳達源是屬於「達」字輩,至於「悟」字輩,鄭卓雲在《開元寺誌(略)目錄》排在榮芳達源之後的是「來性勝」,(註12)而《臺灣開元寺誌略稿》則寫「悟順來勝」,屬「悟」字輩。(註13) 另從光緒八年(1882)所立的榮芳禪師墓碑上有悟順、悟覺、悟徹、悟靈、悟修、悟德、明性、悟旨、真現等門徒及徒孫,而開元寺現存立於光緒乙酉年(十一年,1885)的「開元禪寺普同塔」落款處,載有「本山監院悟順等募建仝立」字樣看來,(註14)從輩分來說,即使是榮芳達源,乃至來性(勝)悟順,與密雲圓悟臨濟宗黃檗山派下演字相符。 榮芳圓寂,其弟子悟順接掌開元寺住持之後,榮芳徒孫「真」字輩的徒眾未出現,到了日本殖民時代則進入寶山常青系統,這可能是臨濟宗的另一派別,即是鄭卓雲所說的鼓山湧泉寺系,開元寺的法燈又進入新的轉折。 從以上開元寺的鐘銘題記,以及大天后宮的〈臺南大天后宮歷代住持僧猊座一覽表〉,找出僧人法號譜名排序,這對研究明鄭至清代臺灣佛教史幫助甚大。尤其甚者,清代民間信仰宮廟,其崇拜雖非佛教神祇,但住持有很大一部分是僧侶。因此,不研究其僧人燈譜,則清代臺灣佛教面貌不可能呈現。 肆、兩間媽祖廟的僧人法燈 清代臺灣佛教的研究頗為缺乏,因此歷史脈絡的發展不甚清晰。究其原因或有以下諸端:1. 來臺僧侶素養不高,未有可靠手稿文本留下。2. 宮廟對於佛教規儀陌生,留下文獻殘缺不全。3. 各方對於佛教史缺乏認識,傳說多於史實。 一、「五臺、峨嵋普陀前後寺」法燈 清代臺灣臨濟宗法脈衍傳以「五臺、峨嵋普陀前後寺」法燈為大宗,最晚可溯自雍正時期。至清末,此派衍傳以福州鼓山湧泉寺為主。 普陀前寺是指今普濟寺,普陀後寺則是指今法雨寺。「五臺、峨嵋、普陀前後寺」法燈有兩大轉折,一是碧峰寶金,一是突空智板。碧峰寶金活躍於元明之際;突空智板禪師(1381-1449),姓氏未詳,為臨濟宗第二十五世楊岐派斷橋(妙倫)系方山(文寶)下碧峰性(寶)金禪師第七世孫,無際明悟禪師三傳弟子,月澄耀澄禪師再傳弟子,千峰鏡秀禪師法嗣。(註15) 突空智板禪師演派16字:「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真如性海 寂照普通」;五臺、峨嵋、普陀前寺續演32字:「心源廣續 本覺昌隆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證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紀祖宗」;普陀後寺則從突空的「通」字以下續演48字:「湛然法界 方廣嚴宏 彌滿本覺 了悟心宗 惟靈廓徹 體用周隆 聞思修學 止觀常融 傳持妙理 繼古賢公 信解行證 月朗天中」。(註16)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四大法脈,除苗栗法雲寺派為曹洞宗外,其餘皆臨濟宗,以「五臺、峨嵋、普陀前寺」法燈演派為主。而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臨濟宗僧樹璧和尚建北港朝天宮,其系譜應是「五臺、峨嵋、普陀前寺」法燈之最早者;大甲鎮瀾宮則是屬普陀後寺演派。 二、北港朝天宮僧人系譜考訂 北港朝天宮之創建始於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臨濟宗僧樹璧和尚為始,稱「臨濟宗三十四世」。但由於其牌位稱「樹璧欽公」,(註17)省略為最關鍵之演字,因此,甚難推斷其臨濟宗代別是否正確。惟朝天宮自第三代住持能澤和尚(?-1775?)始,徒子徒孫代代相傳未輟;加上在不諳僧人燈譜的登錄習慣,時有以演字為「諡」號,或是省略者非關鍵演字,北港朝天宮僧人燈譜及代別有解明的可能性。 樹璧和尚於雍正八年(1730)收篤齋能澤為徒,(註18)能澤收徒鼎梅、岐衍(1719-1783)、妙珍(1729-1788)、妙鞏(1735-1797)、妙琛(1750- 1823)為徒。其中,徒岐衍(1719-1783)諡「仁智」,其同門師弟妙琛諡「仁」。(註19)蓋「諡」號雖為東亞古代君主、諸侯、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後,根據他們的生平事蹟與品德修養,評定褒貶,而給予一個寓含善意評價、帶有評判性質的稱號。但封建帝王後期賜諡權高度集中於皇帝手中,要取決於「聖裁」。(註20)因此,皇帝給予特殊僧人「諡」號,古有明例,並不足為奇。但是,朝天宮僧人並未見有符合「諡」號的事蹟,且大部分名不見經傳,「聖裁」諡號,當無可能,若說由寺廟給予圓寂僧人「諡」號,不僅不合常理,也不合體制。 故此「仁」字當為演字,可能是來自臨濟宗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禪師演派16字:「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真如性海 寂照普通」,五臺峨嵋普陀前寺續演派32字:「心源廣續 本覺昌隆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證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紀祖宗」,為能澤和尚的「能」字輩的下一輩,以下諸多證據顯示此一推測的可能性極高(參見「表1」)。 表1:北港朝天宮僧人錄
從「表1」來看,第四、五兩代,無法看出演字系譜,但六、七、八代的「諡」號分別「常」(浣衷常公)、「演」(丹嚴演公)、「寬」(清泰寬公),(註21)時間約乾隆至道光年間。「常」、「演」、「寬」三字絕非「諡」號,更非巧合,實為前述臨濟宗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禪師後五臺峨嵋普陀前寺續演派字中的「常、演、寬、宏」。如果把第二、三代與六、七、八代的「諡」(法)號,排起來為「能、仁、□、□、常、演、寬」;空格處若加入演字「聖、果」,則剛好代別相演一字不差,這已非巧合了。 三、大甲鎮瀾宮僧人法燈 《淡水廳志》載:「(天后宮)一在大甲街,乾隆三十五年,林對丹等捐建,五十五年,吳遍等重修。」(註22)又《新竹縣志初稿》載:「鎮瀾宮,在大甲街,距竹城西南九十五里。乾隆三十五年,林對丹等捐建。五十五年,吳偏等重修。廟宇一百三十七坪七合、地基七百六十五坪八合。祀田六甲。」(註23)可知鎮瀾宮建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 另據鎮瀾宮網站載,相傳清雍正八年(1730)福建莆田湄洲島人氏林永興,自湄洲媽祖祖廟奉請天上聖母神像來臺,途經大甲定居謀生,當時移民篤信湄洲媽祖,紛紛前來參拜,地方縉紳見香火鼎盛,事後徵得林氏同意,擇地於現址,於清雍正十年(1732)興建小祠,至乾隆三十五年改建為「天后宮」。(註24) 從乾隆三十五年至大正十三年(1924)止,一百五十五年共歷八代住持,以時間推算,第一代禪僧應在乾隆年間鎮瀾宮肇建時即任主持,開山若清湛禪師被認為參與了創建工作。(註25)從鎮瀾宮所藏「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見圖2)的禪師名錄得知,鎮瀾宮曾有七代禪僧住持於此。 圖2:大甲鎮瀾宮「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 根據「南院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之座」與「歷代和尚禪師忌神」所錄歷代祖師排序為「表2」。 表2:大甲鎮瀾宮歷代祖師
從「表2」可以得知,鎮瀾宮前七代住持的法號有相當的秩序,即:湛-然-法-界-方-廣-嚴;第二代「然」字有4位,第三代「法」字有3位,第四代「界」字也有3位,第六代「廣」有2位,第七代「嚴」字也有2位。這是只有燈譜才有的現象,正是普陀後寺(法雨寺)從突空下「通」字派接續演48字的燈譜:「湛然法界 方廣嚴宏 彌滿本覺 了悟心宗 惟靈廓徹 體用周隆 聞思修學 止觀常融 傳持妙理 繼古賢公 信解行證 月朗天中」。也就是說,鎮瀾宮的歷代祖師演字與普陀後寺一致,這又是不諳傳統,所省略為非關鍵演字偈,因此,給予研究清代佛教法燈的一線光明。 從上述北港朝天宮與大甲鎮瀾宮的僧人法燈的考證,發現其是分屬臨濟宗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禪師後「五臺、峨嵋、普陀前寺」續演派字,以及普陀後寺續演派字。 2011年至2012年間,南臺灣地區學者及研究生,曾就民間信仰宮廟做田調,如南臺科大王惠琛之〈台灣南部寺廟中的僧侶神主牌位調查(一)──祀典武廟〉,就臺南祀典武廟(俗稱大關帝廟),除發現僧侶蓮位外,還有三方清代僧綱司牌位。(註27)臺南大學研究生吳嘉燕調查屏東九如三山國王廟,發現該廟有「三山國王廟歷代主持神位」,共10位僧侶,年代約在清同治至日本殖民時期之間。(註28) 因此,從以上所介紹的民間信仰宮廟存在程度不一的僧侶牌位可以得知,清代僧侶入主非佛教體系之寺廟,恐是常態。 伍、結語 嚴格來說,佛寺編撰寺志的比例少於民間宮廟志,如臺南開元寺歷史悠久,幾乎在三百三十年後才有寺志問市。清代開元寺就臺灣佛教史上而言,有其重要性,解開其宗派傳承,即可以進一步探究清代宗派思想。而看似與佛教無關的宮廟,尤其在清代「佛道不分」的情況下,很大一部分是有僧人住持,如臺南大天后宮、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臺南祀典武廟,甚至是遠在屏東的客家傳統信仰三山國王廟,都有一批傳承有序的僧人住持。 從臺南開元寺僧人系譜連接上了臺南大開元寺的法燈,證明佛寺與宮廟關係匪淺,特別是媽祖廟與佛教的關係更是千絲萬縷。故要研究清代臺灣佛教,若缺乏宮廟調查這一塊,其歷史真相是無法解開的。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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