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徒與大眾史學
周樑楷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本文探討二十一世紀佛教與大眾史學的關係。全文分為五個分部：一、大眾史學的開展；二、佛教對大眾史學的啟示；三、歷史意識的啟動；四、佛教與新世紀的歷史意識；五、大家來寫歷史的皈依。本文的主題，首先轉化佛教「人人都有佛性」，成為大眾史學「人人都有歷史意識」之說。而後，以「反即返」、「虛即實」、「知即行」三句話，說明佛教與新世紀歷史意識的關係。
關鍵詞：佛法；形上思維；生命意識；歷史意識
葉院長、各位法師、各位教授，還有各位大德，以及學校的同學們，大家午安。
半年前，我就答應要演講這個題目，今天非常高興終於來到這裡。因為這是難得的機會，我可以當面向各位請教，談談佛理。尤其，佛理怎樣與史學結合？這也是我二、三十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一、大眾史學的開展
「大眾史學」這個概念、這個中文名詞，是從我這裡開始使用的。不過，實際上與大眾史學有關的工作，並非由我發起的。大約從1970、80年代以來，臺灣就有很多人以文史工作者自居。他們熱心的為地方社區的歷史文化工作，這些多多少少和大眾史學有關，只不過在觀念上，還沒有採用這個名詞而已。
為了舉辦這次的研討會，香光僧尼團十分積極。自衍法師也將僧團出版的一些資料傳給我。結果，在1992年出版的《香光：香光尼僧團十二週年特刊》裡，拜讀了悟因法師所撰寫的〈發刊詞──我們都在寫歷史〉。內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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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一份歷史傳承的使命，做為現代出家人，我們有責任將僧團及僧人為續佛慧命、自度度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用文字記錄下來，以澄清佛教的社會地位、功能，並作為後世僧人的參考。（註1） |
從1970年代以來，不只在臺灣，還有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大眾愈來愈積極關心自己的歷史，主動書寫自己的歷史。在2003年，我因為離開中興大學，轉職到逢甲大學，擔任新成立的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所長，所以設想怎樣幫這個研究所推廣新的學術文化，結果決定往「大眾史學」的方向發展。
二、佛教對大眾史學的啟示
「大眾史學」這個概念和名詞，當初我的靈感是怎麼來的呢？
首先，就西方的影響來說，在1970年代初期，美國加州大學Santa Barbara分校開始提倡所謂的public history。他們發展public history，比較注重由專業史家書寫大眾百姓的歷史，同時也儘量寫得比較通俗淺白，方便供給大家閱讀。我當然同意這兩種主張。可是，總覺得不夠完美，於是想再推它一把，往前更進一步，強調由大眾自己來寫歷史、寫自己的歷史或寫有興趣的歷史。
當時，經常四處演講，推廣「大眾史學」這個概念。聽演講的對象，往往男女老幼，來自四面八方。演講的內容儘量深入淺出，避免太艱澀的學理，最好能意象清晰，讓大家一聽就銘刻心裡。因此，我將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於1863年在蓋茲堡（Gettysburg）的演說內容改造一下，讓它變成「大眾史學」的廣告詞。林肯的演講裡，簡潔有力的強調：“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已成為傳世名言。後來，孫中山轉譯為「民有、民治、民享」。我則進一步，將它改成“history of the publics, history for the publics, history by the publics”。意思是說，我們不只是要寫帝王將相、菁英人物的歷史，而且更要寫大眾百姓的歷史，這就是history of the publics。其次，撰寫的歷史應該深入淺出、情感親切，不是冰冷生硬的作品，這是history for the publics。更重要的是，歷史可以由你我、每一個人都來書寫，這是by the publics。
以上三句話之中，我特別強調history by the publics。但是，這項工作不像販賣商品，光喊口號，打廣告詞，就能交差了事。任何人剛推出任何新學問，一定要蘊涵學理，站穩知識的根基，要不然很快地就會崩盤，化為烏有。於是，接著下一步，我不只單方向，直接引進美國大學的概念，而且有意將東方的學問融合「大眾史學」。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這個問題，最後終於從佛學中獲得了啟示。
直接地講，大眾史學的「大眾」這個名詞，就是借用佛教所講的「大眾部」。「大眾部」的相反詞，在史學界裡所指的是哪些人呢？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歷史學者進入所謂的現代史學，開始有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西方大學也開始設立歷史系。百年來，雖然專業史家的貢獻有目共睹，可是，嚴格地講，他們為了標榜知識的絕對真實，不惜大筆一揮，否定了東西方傳統思想中各種形上思維，甚至走火入魔，疏離了生命的意識。因此，現在坐在文學院的教室裡，專業史家很少傾訴他們的學識與形上思維的關係，尤其鮮少直接觸及生命的問題。專業史家一味標榜豐富的史料，嚴謹的方法。可是，仔細省思檢討，他們所得的結果，卻不等於智慧。我之所以提倡「大眾史學」，並且採用這個名詞，是借用佛學裡面所指的「大眾」，指「人人」都有佛性，而且「人人」都有形上思維、生命意識以及歷史意識。
2003年11月22日至23日，我於逢甲大學主辦「人人都是史家：第一屆第一期大眾史學研習會」，後來將發表的論文出版成書《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論集》。在研習會上，我發表〈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這篇文章，文中提到「人人都是史家」。這個名詞從哪裡借用而來的呢？在座的各位一聽，必然會心，那不就是「人人都有佛性」嗎？
三、歷史意識的啟動
佛教講「人人都有佛性」，這句話的道理，在座各位都知道的，不必我再詮釋。然而從「人人都有佛性」，轉化為「人都有歷史意識」，其實還需要一些現代知識當作理論的根據。
二、三十年來，科學界和人類學界，對於智人（Homo Sapiens）的了解已經愈來愈豐富。智人的出現，是近代人類演化的起源。當今全球所有的人類，都是智人的後代。智人與以前的北京人、爪哇人、尼安德塔人，原來是不同的人屬。大約在距今五、六萬年前，智人從東非遷移到世界各地。智人的腦容量增加，體質各方面的結構也與過去人類有相當的差別。例如，因發聲腔的位置改變，會講話、有語言等。
智人的演化成就了第一波的「認知革命」。用佛教的語言表示，這就是「識」的緣起；「識」從此開始啟動。智人以前的人屬，在「識」和「知」都遠遠不如智人。這是很重要的突破點，智人出現以後，有「識」和「知」，會思考宇宙與人世之間種種恆常的現象。所謂的恆常，例如，智人相信「真善美」的存在。「真善美」，基督教稱為「信望愛」，在佛教來講，就是「信願行」。當智人出現，要啟動「識」的時候，一方面思考恆常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思考宇宙人世間種種的變異。變異說來很複雜，但總是一種感覺，英文稱作the sense of change，也就是中文所講的變遷意識，人們自覺到任何事物都隨著時間在流動。當有了萬事萬物都隨著時間在流動、一切都是無常的，這種感覺就是歷史意識的原型。
恆常與變異兩個觀念彼此相互辯證。兩者之間不只是純粹對立的，在對立之間，更是互動的。人們將這種辯證思想進一步推展，於是形成各種思想、見解以及史觀。
在尚未進入「哲學突破」的時代之前，人們用各種方式表述歷史意識或史觀。例如，有口傳歷史、岩畫、文字記載等。法國西南部的岩畫，距今有二、三萬年，其中有幅畫看起來共有四個馬頭；但其實只有一匹馬，原因是繪畫的人想要表現馬在奔跑時的速度和變化。這一幅靜態的圖像，可以畫出動態的時間感，讓人覺得非常震撼。因為它表現the sense of change，也就是所謂的歷史意識。
人類從五、六萬年前開始有歷史意識以後，隨著歷史的發展，大約到西元前六世紀到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大約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印度佛陀的時代，也是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代），有人說，這是「哲學突破的時代」；也有人說，這是個「軸心的時代」；還有人說，這是「人類思想史革命的時代」。無論如何，道理都是一樣的，只是命名不同而已。總而言之，這個時期，「哲學突破」是人類繼「認知革命」之後的另一波知識的轉折點。
幾萬年前第一波的「認知革命」，人們雖然有了歷史意識，但意識中卻交雜著「心靈的震動」和「神祕的幻想」。那種神祕、充滿不確實的思維，一直將歷史意識包裹起來。到了「哲學突破」時期，老子、莊子、孔子、孟子、佛陀和西方的哲學家們，不約而同，做了相類似的事情。如果我們用佛教的語言來講，這件事就是「金剛除魅」。（見圖1）那個「魅」，經過「哲學突破」的淨化，已不再被認為是外在漂浮遊走的妖魔鬼怪，而是內在的種種「鬼主意」或「心中有鬼」。原來，人類在遠古的時代，心中被很多妄執迷信佔領，到了「哲學突破」，佛陀、老、莊等人的共業，就是企圖將人們心中的鬼魅除掉。
圖1：金剛除魅（註2），1973年吐魯番出土。
「金剛除魅」可以用近代哲學的觀念加以詮釋。如圖2所示，最左邊，遠古時代人們的「識」充滿神祕的震動（Mysterious Vibration）或奇幻的感應（Sympathetic Magic）。圖中的橫線愈往右移，表示時間的前進，也表示人們的思維愈來愈理性化或除魅化。「哲學突破」就是理性化或除魅化的一個明顯的轉折點。經過理性化或除魅化以後，就可以擁有「感應的想像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這種有益的思維能力，就是一般人常提到的想像力、同情心、感應共嗚、神入（Empathy）。
圖2：理性化或除魅化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現代史家的理性化或除魅化，往往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他們一味理性化或除魅化，標榜一切為真相，結果把知識變得索然無味、太乾澀了（too dry）。說實在，如果要將原本神祕的或情感事物過濾掉，應切忌不可以除得太乾淨，我們仍然要適當地保留人生中的價值、意義和情感。換句話說，理性與感情還應保持平衡，維持「中和之心」（Reconciling Mind）。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講，我們不能一味地追求IQ，而忽略了EQ，也不能一味地增加知識，而忽略了提升智慧。兩者之間的那條軸線，必須恰到好處。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現代史學重視嚴謹的方法和史料，結果造成我所講的失衡的狀態。以下我們不妨再仔細分成兩點來說明：
（一）疏離形上思維和生命意識
十九世紀下半葉是個科學至上的時代。在這個時期，史學也與科學攀關係，所謂科學派的史學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當時，大學裡紛紛設立歷史系，培養歷史學者，他們在研究院、在大學作研究、教書，成為專業史家。雖然在知識史上這是一大進步，但由於過度與自然科學攀關係，結果否定了任何形上學和生命意識的探討。從此，學生很難在教室、研究室裡和老師談論這個層次的問題。有的只剩下和老師一起分析政治、經濟、社會、地理、自然、物質等現象。因為這些層面的研究比較能合乎科學的方法。
（二）引進幽靈和意識型態
將形上思維、生命意識趕出教室以後，果真能一乾二淨了嗎？說起來相當弔詭，而且非常諷刺，答案其實不然。智人這種動物，一定需要形上思維，那是他們應付外在各種挑戰，為了團結內部、形成「生命共同體」的合理化藉口。如果將某種形上思維趕出去之後，另外的形上思維會如同幽靈般，趁虛而入，偷偷地跑進來。二十世紀盛行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最明鮮的例子。這個世紀有很多的災難和大戰，起因幾乎都和Nationalism有關。當然，除了Nationalism，共產主義（Communism）和資本主義（Capitalism）也都可以同列為新的幽靈和形上思維。只要它們稍微不受約制，立刻作亂為禍。我們能不說這些幽靈的邪惡力量，遠遠超過古代的妖魔鬼怪嗎！然而，當今除魅的金剛在哪裡呢？
凡是智人一定要有廣義的形上思維，這是我在此強調的觀點。但形上思維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所謂負面，是指各種迷信、偏執、妄執，或者說，就是各種意識型態（Ideology）。我們要的是正面的、有意義的形上思想。
形上思想的性質，一方面，可以說是想像的、打造的、虛構的；另一方面，卻又是真實的。舉例來說，如果把一張一百元美金塗得髒兮兮、揉成一團，丟在走廊。人們撿起來，看到美金的時候，應該不會丟到垃圾筒，反而會用來買東西或換成新臺幣。說穿了，那張美金紙幣的成本可能不到一分錢的價值，名符其實是虛構的、打造的、想像的。但有趣的是，你我又都會接受它，這回又是真實的。所以我說，形上思維一方面是虛構的、打造的、想像的，另一方面又是真實的。任何事物、思想，只要有一群人共同接受它，就是真的了。可是別人可能覺得它是虛構的。正信的佛理時時刻刻提醒大眾，其實就是希望人人能分辨形上思維的正負面。大眾史學宣揚「人人有歷史意識」，鼓勵大家來寫歷史，其實就是要從實際的生活經驗中，深思個人的形上思維，走向正道。佛理也好，書寫歷史也好，這一切，完全要從人們內心的出發點說起。
四、佛教與新世紀的歷史意識
佛教與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識有什麼關係？或者說佛教可以給二十一世紀的史學提供什麼啟示？我從20歲開始發願要研究史學理論，那時候認為，假使全世界人人都懂得史學理論，世界將是和平的。現在想想，當時的確太天真了；可是到現在，我還沒有完全放棄這個理想。現在假使要我總結佛教對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識有什麼貢獻，大概只有三句話：反即返、虛即實、知即行。
（一）反即返：形上思維及生命意識
剛剛順著時間從遠古講起，到現在已經二十一世紀了。現在的學術界，講歷史要有嚴謹的方法、豐富的史料，這是必然的，我們並不否認。但我們要留意，現代史家一味要嚴謹、要科學，要能摸得到、看得到，結果他們所注重的，都是政治、經濟、社會、物質、地理等層面。在學術界，這些通通叫做真實面（Reality），但在佛教界講，這些是現象面而已，還是虛表的。
面對現實世界，如果覺得有些地方走錯路了，我們當然可以批判它、反對它。但「反」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先「回到當下」；而後，要帶領這個世界往前走、往未來走。不過，在心態上很值得留意的是，我們要「反」、要創新、要向前走，必須先能「返」、回到過去、回歸本然。今天的演講我提倡大眾史學，按照「反即返」的原則，也就是要回歸智人，了解幾萬年前，智人的「原、始、本、質、簡、樸」。我剛剛講過，人類第一波的「認知革命」以及人們的佛性和歷史意識，都是從智人緣起的。我直指本心，採取「反即返」的門徑，回到智人的本心、人類的本心。這種內在的動力，長期支持著我們，一步一步往最根本追尋。
（二）虛即實：一切唯心，真常妙如
不論是寫歷史或思考歷史，都要走向正面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回到正面、正信的；強調哲學路線的人，也當如此。總而言之，現代人類的生命中，不能沒有意義（Meaning），不能沒有道德與價值導向。一層一層往上到最高層次，就是「虛即實、實即虛」。也就是說，本體的真常妙如，沒有虛、也沒有實。用今天比較通俗的話或是西方的語言來詮釋，真常妙如就得謙虛。謙虛就是一切。用英文來講，謙虛不是唯唯諾諾，毫無主意。謙虛最好的英譯就是Open Minded。在今天這個強調差異的多元社會中，謙虛就是要存有辯證的、中和之心（Reconciling Mind）。一切唯心就是。
（三）知即行：信、願、行
「反即返」是股由下而上的動能；「虛即實」是個境界。但同時，人人也應該「知即行」，付諸實踐。「知即行」在佛教裡說，是「信願行」、一心二門，既往上，又往下，同時進行兩個門徑。
在198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全世界的史學界造成很大的衝擊。後現代主義從符號學出發，認為人在應用符號的時候，必然不斷延異，相繼產生誤差，所以最後得出的論述，都是不真實的。依此理論，人人撰寫歷史也都是虛構、不真實的。後現代主義將所有的學問，包括歷史，整個翻轉了，認為都是虛構的。在這種批判之下，很多人懷疑歷史的寫作和真相。
那段時期，我曾經閱讀後現代主義的相關書籍，研究到某個程度之後，我認為後現代主義所講的觀點，只不過是半部《金剛經》而已，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寫任何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的文章。我個人在二十多歲開始閱讀《金剛經》，其中有一句經文：「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這是在座各位熟悉的佛理。對比之下，後現代主義認為，人們所說的世界、所說的歷史都不是真實的。我非常認同，但這只是《金剛經》講的「如來說世界，非世界」的部分而已。《金剛經》在「應無所住」的前提下，又回到當下、回到人間來，最後仍然「名世界」。後現代主義的學者不懂得「名世界」的「名」。所以說，後現代主義只是半部的《金剛經》而已。
當然後現代主義也是有貢獻的。他們破除了許多不必要的執著，但是格局仍然有限。對於後現代主義學者的生命型態，我曾用「孤絕衝撞」四個字來判定。意思是，他們很有衝撞、批判、否定的力量，但卻將生命困陷於孤絕之中。雖然佛教的思想也有批判的部分，但期盼的是「自由自在」。這是領悟生命意識「虛即實」的境界。佛教與新世紀特別需要最高的境界：真常妙如。
五、大家來寫歷史的皈依
最後，結語再次引用悟因法師在〈發刊詞──我們都在寫歷史〉的一段話：「對我們而言，它不只是一份記錄，更是一份邀請，我們竭誠希望藉由這份整理報告，邀請教界每個團體都能隨喜記錄自己的歷史，為佛教歷史留下足跡，為未來僧團開拓出一條寬廣的大道，因為在這段佛教發展的歷史中，我們都是在其中求法、弘法、護法的人。」（註3）這是她在1992年鼓勵大家來寫歷史的一段話。
幾年前，我將自己的一些想法濃縮，寫成一個對子，那就是「真常立史譜 圓善明奧妙」（見圖3）。「史譜」是我用很多的圖表來建構的史學理論。因為中國自古代以來有很多的譜，如畫譜、棋譜、食譜、拳譜、劍譜等，但沒有人寫歷史的譜。現在二十一世紀，我勉勵自己，要用真常之心來建立個人的「史譜」，這是我的願望。能夠有真常之心，就是有圓善之心，以圓善明奧妙。奧是黑的意思，由於黑暗不明、深不可測，所以不易被了解。例如，宇宙就是一個奧，也是一個妙。還有，媽媽的肚子裡，也是一個奧、黑黑的，但又很奇妙的能孕育生命。我們來到世間，人世間也是一個奧，有很多事情我們總是無法了解，但是又很奇妙。當然，人們往生後，化成骨灰，放在地洞裡面，地洞也是暗暗的、黑黑的，又是一個奧，其實也應該是個妙。所以，大家來寫歷史，大家皈依佛理，這就是大眾史學。我只是將自己的心願提供給各位參考。請各位指教，謝謝。
圖3：真常立史譜 圓善明奧妙
【附註】
| 註1： | 悟因法師，〈發刊詞──我們都在寫歷史〉，《香光：香光尼僧團十二週年特刊》，（嘉義：香光莊嚴雜誌社，1992），頁3。 |
| 註2： | 引自《新疆文物古跡大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事業管理局等主編，（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頁314。 |
| 註3： | 同註1。 |
問題與討論
【問題1】
謝謝周教授很精彩的演講。我有二個問題要請教：第一個問題，您剛剛提到一心二門的問題，要如何看待史學與生滅是否有關連性？第二個問題，對於大眾、庶民一起來寫寺院史志的意義和價值，與官方來寫的價值性差異在哪裡？
【回答】
關於第一個問題，一心二門。我的意思是寫歷史的人，不論是像我這種專業史家，或是普通人也好，要懂得修行，就是要有社會意識、生命意識，不斷的精進，而不是只會讀書。我這幾年來很忙碌，主要是在很多地方與弱勢族群相處；從相處之中，他們給我很多的想法。在接受修行的時候，要有所謂的辯證，也就是一種關懷。所以，一心二門是指一方面要有心的提升形上思維，就是佛教所講的「一心」；另外一個心，是要落實在當下來寫歷史或做其他事情，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上午的演講是關於寺院的史志，而下午的演講是關於大眾史學。到目前為止，各位覺得大眾史學與史志有什麼不同？史志的寫法與大眾史的寫法，哪一個比較有溫度？哪一個比較客觀？哪一個是沒有我？哪一個把真我放在裡面？大眾史學強調要有境界，希望能達到真常妙如。我自己也還沒有達到那個境界，但是我們要有那個願，把願提升之後，提高境界再去看問題。這時候不要怕有我、不要怕有情感；換言之，要將自己的IQ與EQ同時放在一起，中和圓通。所以，寫大眾史學是有溫度的，而不是冷冷的。舉個例子，我在臺中有一群婦女朋友，她們是乳癌的患者，成立一個開懷協會，也經常一起活動。有一次剛好有因緣與我認識，我鼓勵她們彼此之間寫歷史，不一定要寫成書；有時候可以用見面的十分鐘，講講自己過去的歷史，與大家分享。就心理學來講，有敘事治療的效果；就歷史學來講，就是大眾史學。後來她們還邀請我演講；相隔一年之後，她們仍持續在進行這個活動，再見到我的時候，也和我說這是真正有好處在裡面的。所以，大眾史學是有溫度的。
【問題2】
請問智人的時代大概是在什麼時候？
【回答】
智人大概在距今十萬年前出現，第一波是由東非遷移出去，Out of Africa，但這一波的人通通夭折不見了；第二波大概是在距今五、六萬年前又從東非遷移的，今天全球的人包括臺灣人、紐西蘭的毛利人等都是智人的後代。現在對於智人的研究有很多，如腦容量比其他的尼安德塔人、北京人、爪哇人等多，腦部的皺紋也比較多，腦部的前額葉、杏仁核是在這個時期大量演化而來；發聲腔從原來比較靠近上顎的位置，演化到今天的位置。過去的人類只能發出信號般的聲音，如哇哇的聲音；今日我們有語言，語言使我們的溝通更加精緻了。還有當我們拿粉筆、鉛筆、筷子的時候，手指可以對曲，手就更靈巧，各種工具都可以運用自如。
智人在行動上或許不如許多的動物，但厲害的地方是在頭腦、語言和手。然而全世界最壞的動物，也是智人、人類。例如一群陌生、不認識彼此的人，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團結起來，攻擊別人；在攻擊別人以後，自己又互相攻擊。這是原始人類本性惡的一面，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在別的動物身上。而人類能將二、三十個陌生又不一定有血緣關係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來做一件事，說穿了，就是人類會動用各種形上思維，將一群陌生人、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團結在一起，這就是形上思維的力量。形上思維如果用對了，會是非常美妙的人生；可是如果用錯了，就是苦難的世界。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難，也是來自於這一批有劣根性的智人，而學佛正是要將智人比較惡劣的、不正的部分除掉，也就是金剛除魅，可以往正的方向走。以上是我的想法。
【編者按】本文為2015年10月25日「寺院史志與大眾史學發展研討會」專題演講之錄音謄稿，經編輯組整理，講者審閱後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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