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七期 102年12月
《獅子吼》期刊的創立與發展楊書濠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中心、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文藻外語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摘要】戒嚴時期，期刊雜誌的發行受到政府的新聞管制，數量有限。因此，佛教雜誌除了具有傳播教義的功用外，還兼具報導教界時事、動態等功能，且有志於研究佛教學術的學者，也能夠透過雜誌發表相關研究心得。許多早期所發行的雜誌，內容不僅相當豐富，現今也都成為學者們研究戒嚴時期佛教發展的重要資料。戒嚴時期重要的佛教雜誌，除了由臺灣僧信所創立的《臺灣佛教》，以及由大陸僧信在臺復刊的《海潮音》外，道安法師所創辦的《獅子吼》雜誌也相當具有學術與研究價值，雜誌中刊載發表的佛教學術論文數量也不在少數，甚至每期在刊末都會刊載一篇英文版的佛教論文或摘要介紹，使臺灣佛教能與世界有所接軌，在當時實屬罕見。有鑑於此，本文的目的即在研究《獅子吼》雜誌在臺發行與編務的狀況及內容，藉此呈現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發展的一個面向。 關鍵詞：獅子吼；釋道安；釋靈根；松山寺；佛教雜誌 一、前言 戰後臺灣佛教刊物的發展，受到戒嚴時期國家對新聞刊物的管制，發行數量有限。故戒嚴時期發行的佛教刊物雜誌，起起落落的總有百種以上，經常維持發行的，為數極少。其中偶而有學術論文刊出的刊物，則僅有《海潮音》、《中國佛教》、《獅子吼》、《菩提樹》、《慧炬》、《佛教文化》等。這些佛教雜誌對戒嚴時期佛教相關研究的傳布與發展，貢獻良多。解嚴後，臺灣地區佛教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領域的佛學研究學者輩出，各種佛學相關論著相繼發表，上述有關戒嚴時期的佛教雜誌，也成為研究戰後佛教在臺灣發展的重要資料。 然而，現今學者對戒嚴時期這一批佛教雜誌的使用雖然普遍，但對這批資料的發行、編輯與特色進行研究的文章卻相當有限，也甚少有專刊論文進行討論，不僅無法表現出此時期佛教文化事業發展的狀況，也無法使有志於從事佛學研究的後輩學者，注意到這批資料的重要性。 有關戰後臺灣佛教期刊的發展，張曼濤在〈佛教文化的發展與中華大藏經的編纂〉一文中，（註1）探討了1949年迄1970年的21種臺灣出版的佛教刊物，並將它們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臺籍人士發行的，以《臺灣佛教》月刊為代表；同類的《大乘》、《法海》都已停刊。第二類為大陸來臺的出家人所發行，以《海潮音》、《中國佛教》、《獅子吼》為代表；同類的有《人生》、《今日佛教》、《佛教青年》，都已停刊。（按《人生》之後有復刊）第三類為大陸來臺的居士所創刊，以《菩提樹》為代表。另外，尚有大陸化的臺籍僧侶所辦的雜誌，具代表性的，是臺中慈明寺住持聖印發行的《慈明》。其內容既非大陸派，也非本省派，可說是中間性質。（註2）由張曼濤的研究來看，可知戒嚴時期臺灣佛教在文化事業上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以宗教社會學或歷史學的角度來觀照，是很值得研究的珍貴現象。 有鑑於此，筆者在博士班研究期間，參與指導教授顏尚文有關戰後發行的佛教雜誌，包括《臺灣佛教》、《海潮音》月刊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期間即針對此二種雜誌進行分析與研究，也陸續發表了〈《臺灣佛教》期刊的內容分析──以期刊草創期的編輯群、經費及執筆陣容為主〉（註3）、〈《海潮音》月刊研究（一）、（二）、（三）──以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編輯者與發行者為主〉（註4）、〈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1949-2010）〉（註5）等文章。 《臺灣佛教》代表的是戒嚴時期臺籍佛教界僧信弘法與傳遞教界訊息的雜誌。主要作者群為日治以來學佛的臺籍知識分子，創立者為臺籍居士林學周等人，原本的目的在作為中國佛教臺灣省分會的會報；民國40年（1951），發行第5卷時改組，由吳秀三擔任發行人、釋白聖擔任社長、李添春任主編。改組後的《臺灣佛教》由臺北市佛教支會發行，成為該支會的會報；至民國42年（1953）第7卷發行時，再改由臺籍僧侶心源法師任發行工作。 《海潮音》為大陸時期即已創立的雜誌。由太虛法師所創辦。民國38年（1949）政府遷臺後，仍在臺灣持續出刊迄今。在臺發行，編輯者，如印順、樂觀、妙然、了中、大醒、續明、常覺等人，多為大陸來臺發展的法師，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佛教雜誌。 上述兩種佛教雜誌，聖嚴法師在〈現代臺灣佛教的學術研究〉一文中，認為是戒嚴時期臺灣佛教學者發表學術論文的主要場域。（註6）但筆者發現，除這兩種雜誌外，政府遷臺後，道安法師所創辦的《獅子吼》雜誌，刊載發表的佛教學術論文數量也不在少數；甚至每期在刊末都會刊載一篇英文版的佛教論文或摘要介紹，使臺灣佛教能與世界有所接軌，在當時實屬罕見。雖然如此，卻甚少有研究者注意到並對此進行研究。 而有關《獅子吼》雜誌的發展，因研究的論文有限，僅於《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三：住民志宗教篇. 第一冊》〈佛教文化事業概況〉中有提到：「十、臺北市松山寺：禪宗。……創辦人為釋道安，……發行雜誌名為『獅子吼』月刊，每期發行量為一千五百份，該寺設有圖書館，現任發行人為釋靈根，……。」（註7）由上述資料觀之，對於整個《獅子吼》刊物的編輯、發行與特色，所述相當簡略，無法看出此份刊物在佛教界文化事業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獅子吼》的發行、編務組織，以及主編人事如何演變？在不同風格的主編所主持下的《獅子吼》，編輯的特色與重心又如何轉變？在戒嚴時期的特殊社會體制下，《獅子吼》的政治立場為何？又如何與讀者進行交流互動？針對上述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了解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發展的一個面向，也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能夠對《獅子吼》雜誌在臺發行與編務的狀況及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二、《獅子吼》雜誌的創建 《獅子吼》雜誌，為道安法師所創刊與發行。道安法師生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湖南祁陽縣。民國5年（1916）出家於福國寺，受大戒於衡陽大羅漢寺證果和尚，並入南嶽佛學院佛學研究所。民國20年（1931）應廣西佛教界請求，前往桂林、柳州、南寧、梧州講經。抗戰軍興，民國28年（1939）為廣西省佛教會遴選為省佛教會理事長，在其主持下廣西省佛教會會務發展一日千里。任內在巨贊法師的協助下，創辦了《獅子吼》月刊，目的在透過雜誌宣傳的力量，一方面傳遞教界訊息，另一方面則鼓動抗日建國建教；並兼任廣西大學客座教授。（註8）故在大陸時期，道安法師即有辦理發行雜誌的相關經驗。當時的《獅子吼》月刊就發行單位的性質來看，應屬於廣西省佛教會的會刊，而在對日抗戰的大環境下，宣傳抗日護國即成為該雜誌的創刊目標。當年太虛法師對《獅子吼》月刊曾大加讚揚，寫詩比喻為：「五夜陣風獅子吼，四鄰鞭爆海潮音。大聲沸湧新年瑞，交熾人天祝瑞心。」（註9）將《獅子吼》月刊與自己創辦的《海潮音》相提並論，也說明了他是欣賞《獅子吼》這個後起之秀。 《獅子吼》月刊創刊於抗日戰爭的艱困年代，雖然在粗糙發黑的紙張印上黑色鉛字，讀起來很吃力，但在當時佛陀四眾弟子，甚至社會各階層間頗為暢銷，因為它的作者群實力堅強，包括在廣西桂林的文化名人如田漢、夏衍等都為它撰寫過文章，主編暮笳法師更用他細膩的筆觸，透過小說熱情的歌頌抗日僧青年的事蹟，使這本寓佛法於愛國的具體事理的雜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註10）然而，這本雜誌「終以其獨具的魅力召來時人的妒忌，辦了只一年左右的時間便被迫停刊了！」（註11）道安法師也隨之停止了大陸相關的佛教文化事業。 隨著國共內戰的白熱化，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38年（1949）遷徙臺灣，道安法師也避難香港。民國42年（1953）2月，道安法師應汐止彌勒內院慈航法師的邀請入臺，相關佛教文化事業才有機會在臺灣再次的展開。（註12） 三、《獅子吼》雜誌的在臺復刊 道安法師入臺後，佛教文化事業的興辦多在民國46年（1957）創建松山寺之後；其中，張曼濤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張曼濤於民國43年（1954）在孫張清揚的擔保下由港回臺，至民國45年（1956）開始與道安法師有所聯繫，民國48年（1959）張曼濤結束教書的工作，由臺南返回臺北，進住松山寺內。至民國49年（1960），大專青年興起學佛風氣，許多青年常往松山寺親近道安法師，包括臺大的楊漢之、張尚德、謝文孫、翁廷樞等，政工幹校的劉永漢、劉唐茂、易陶天、谷冶心、楊炎等。（註13）當時張曼濤即向道安法師提出建議：「既然有這麼多大專學生，和立、監委員、國大代表等等常來請益，我們不如乾脆組織一個佛學研究會，定期討論和講演，豈不是對寺對大家都有益嗎？」「道公非常贊同，即着我（張曼濤）與朱世龍（立委）、程文熙（國代）、蕭春溥（安全局委員）、蕭家點、趙亮杰、易陶天等協商組織，不久組織成功，由我負責實際推動，每月定期舉行討論會一次。」（註14）討論會舉辦一年期間，由張曼濤負責將討論會的文章整理成《疊翠學報》，成為當時臺灣唯一高水準的佛教學報；可惜在出版一期後，因張曼濤赴日本留學而停辦。（註15）當時松山寺所籌組的佛學研究會，不僅對臺北的學界、教界，具有深刻影響，也相當有聲有色。一年間研習活動從未間斷，也影響了復刊後《獅子吼》雜誌的撰寫作者群與編輯方向。 除了有上述佛學研究會的基礎外，道安法師來臺後，曾接辦過廣慈法師發行的佛教雜誌《今日佛教》，當時刊出今佛革新一號時，受到各方不少的讚譽與鼓勵。在道安法師將《今日佛教》交回時，又有好些人寫信給道安法師表示惋惜。道安法師為了回報這些的鼓勵與惋惜，也曾聲明要辦一個新刊物。（註16）在這些因緣際會交融下，至民國50年（1961）易陶天在出國前夕，曾與道安法師進行會談，最後鼓勵道安法師恢復了在廣西創辦的《獅子吼》月刊，（註17）終而促成《獅子吼》的在臺復刊。 民國51年（1962）4月，《獅子吼》雜誌在臺復刊，起初是以季刊的形式發行。而此次發刊的主要目的，在創刊號的〈發刊辭〉中提到：「我們發刊這個雜誌的主要目的，正如『獅子吼』一名所示，是要為海內外真正敬愛人類文化，敬愛中國傳統文化，敬愛西方優良文化，……立論平正的宗師們，開闢一塊大振斯文木鐸，創新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園地。」（註18）由上述的發刊辭可知，復刊的《獅子吼》雜誌與當時一般性的佛教雜誌不同，刊物的目的不僅在宣傳佛法正道，或研究佛學教理教義，更重要的目標在於期望深入中西文化的基本層面，討論中西文化的融通問題，進而找出當代臺灣社會中文化建設的正確道路。 故在此基礎上，《獅子吼》雜誌成為將一般學術性文章與佛教義理研究相結合的一部創新雜誌，對此道安法師也提到：「……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辦一個一般性的綜合性雜誌，每期除對內發行的版本闢有『佛教專頁』，專供我們的教友閱讀外，對外發行的版本則沒有這種專頁，只是一般世間的科學哲學和文藝，不過在這些世間學的論著和文藝裡面，放進一兩篇有關佛教的文章和文藝作品。這樣，對教外人弘法是很逗機的。這樣，對佛教的弘揚是很有效的。」（註19）故在徵稿體例上，《獅子吼》雜誌特別強調：「一、本刊為純學術性刊物，園地絕對公開，歡迎惠稿。二、本刊編輯政策是：不拘執于門戶之見，不侷限於一家之言。尊重有成就之學者、作家；培植對文化有理想、有抱負之新進青年以從事文化學術之接力事業。三、凡體材新穎，富有建設性之論文（哲學的、科學的、宗教的）新詩、散文、小說、小品文、翻譯以及漫畫均所歡迎。四、……。」（註20）可知《獅子吼》季刊雜誌的編輯風格，是朝學術性兼一般性期刊的方向進行發展。 在此架構下，創刊號所刊出的文章內容，總計包括了研究論著、藝文、學苑、輔仁書簡與中英對照學術文摘五大部分。論著方面的文章，包括馬起華、馬小梅等學者的7篇論文，內容包含了哲學、宗教、科學、文藝等相關研究，執筆的作者均是當時專門從事該項研究的教授或學者，學術水準相當高。在藝文部分，刊出有謝冰瑩的散文，辛鬱等人的小說，紀絃、周夢蝶等的新詩創作。學苑的部分，構想是要將此部分營造成青年學者、作家們共同敦品勵學的綜合性園地，內容包括有偉人偉事介紹、新書刊評介、為學心得，以及創作選粹等。輔仁書簡的部分，是和學苑部分有極密切連鎖的兩個專欄，特別著重在人生思想問題的交互討論與辯難。（註21） 以新型態之姿復刊的《獅子吼》季刊，讀者的評價褒貶不一。欣賞此部刊物的讀者，認為《獅子吼》雜誌對中西文化具有大慈悲、大理想與大涵蓋三大特色，是雜誌創辦人的一貫心願，也可以說是他經過長久的思考而貞定下來的。（註22）而對刊物持反面評價的讀者認為：「……『獅子吼』創刊號，很夠份量。……唯對中西文化問題，諸多偏激，令人失望，在貴刊裡好像肯定中國一切都是好的，尤其古時候更是好的不得了；假如有壞的地方，也是外國傳染來的。」「在貴刊裡有些隱語用意，認為只有中國講道德說仁義懂得精神生活，而西洋人僅是野蠻強橫。果真如此，我不知我們過去和現在究竟講了多少仁義道德？又做了多少仁義道德？」（註23）但《獅子吼》季刊的挑戰並非來自於外界的負面批評，而是來自於內部資源不足與教內讀者群的反應。 《獅子吼》季刊原以學術季刊問世，它的理想是：「佛教徒需要向廣大的社會進軍，開拓一個新的佛教局面；要開拓新的局面，光在教內兜圈子是難以為力的」。（註24）因此，才有創辦一份能在社會上有思想領導地位的學術刊物。但《獅子吼》雜誌（以下簡稱「獅刊」）在季刊發行三期後所遭遇的困難，包括學術論文的稿源不足，以及財源不足的窘境，但最重要的是，獅刊的一般讀者對這種學術論文兼佛學論述編輯方式的看法。獅刊在發行第3期季刊時，為徹底明瞭讀者反應，曾經作了一項「讀者意見詢問表」。（註25）此次意見的徵詢顯示出，這種創新的編輯內容無法被一般的讀者所接受，紛紛建議獅刊改為佛教月刊。（註26）在讀者不能接受的狀況下，弘道的任務也將無法完成；對此，編輯部經多方研究與綜合讀者意見後，決定於民國52年（1963）2月份起，將獅刊改版為綜合性佛教月刊發行。（註27） 獅刊改成月刊後，採取了綜合化、社會化、承肩推動全面弘法、淨化社會的重任。月刊的內容雖以佛教範疇為主軸，但取材仍承襲季刊的模式，採取多方面徵稿。一方面是學術化，每期多有幾篇高深理論的文章，期使獅刊能具備有學術研究的性質；一方面是知識化，目的在讓獅刊能深入廣大的社會，成為一般民眾的優良讀物；一方面是公器化，使獅刊成為教界能推動弘法的公器，進而變成佛教徒大眾的刊物。（註28）經過此次的改版後，獅刊再次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讀者大眾面前。 復刊後《獅子吼》雜誌的經費來源，原本以隨喜樂捐助印、發行販賣為主，但為了使雜誌能夠長期永續經營，以擴大弘法範圍與效果，於第2期時開始組織《獅子吼》雜誌董事會。當時只要熱心支持《獅子吼》雜誌的長期發行，按年樂捐發行費用若干，或介紹訂閱《獅子吼》雜誌20份以上者，即可獲聘為董事。而董事除了有按年捐助並推介《獅子吼》雜誌的義務外，也享有贈閱《獅子吼》雜誌、優待訂購雜誌社編印叢書及參加雜誌社各種文化交誼活動的權益。（註29） 在發行事務方面，獅刊採取普遍設立分社的方法，分社可以組織社務委員會，其工作不僅在推廣獅刊，而且還需推動當地的弘法工作，並由獅刊雜誌社另籌專款補助弘法工作的開展。（註30） 四、道安法師擔任發行時《獅子吼》的編輯與發行（民國51年至民國66年） （一）獅刊的編輯發展 獅刊於民國51年（1962）在臺復刊後，直到民國83年（1994）停刊為止，總共發行了三十三卷。這期間都是由發行者籌措經費，維持雜誌的生命。而發行的三十三年中，除第1卷以學術季刊的形式發行外，其餘都是以佛教月刊的方式出刊。負責獅刊發行工作者，初期為道安法師；民國66年（1977）道安法師圓寂後，發行工作改由靈根法師負責。以下先就道安法師擔任發行時，獅刊的主編與發展的困境進行論述。 獅刊在改版月刊後，第1期發行完畢即遭遇人事變遷的問題。獅刊首任主編為黎堯夫，但在編輯一期後即以身體欠佳為由，辭去了主編兼經理的職務。（註31）主編的去職影響到獅刊的編輯方針的執行，也使刊物發行的日期受到羈延，由原本每月5日發行，改為每月15日出版。 獅刊第2卷第2期的編務工作，應是由陳慧劍接續負責。改編月刊後，因遭逢人事變遷的問題，刊物都是在編務與印刷「動亂」下產生，排印誤漏之處頗多，雖然陳慧劍接編後在編務、版面編排、選稿工作上做了許多革新的工作，但在發行第5期後，陳慧劍又因故離開獅刊的編輯職務，（註32）編務工作者只得再改由常逸法師接任。 常逸法師擔任獅刊第2卷第6期到第12期的主編，在編務工作上也作了些許的調整，但社長兼發行人的道安法師卻對某些調整頗有微辭。首先在獅刊的封面上，道安法師就覺得第7期的封面一塌糊塗：「晚獅刊第七期送來，常逸未得我同意，又換了一個封面，一榻糊塗，我真氣極了。……上次封面非常雅，這次卻換來三不像的東西，我可能叫他辭職。」（註33）而在編輯部人事的安排上，道安法師也與常逸法師的想法相左：「常逸來編獅刊，他建議另一女子為獅刊編輯。……她未必能勝任是項任務？能審稿？削稿？我很懷疑。我想還是叫谷冶心來編為好。」（註34）再加上第8期、第9期因水災關係，印刷廠延遲開工，導致獅刊發行時間遲緩極大，刊載的文章在編輯過程中也出現許多誤謬。（註35）故獅刊從第2卷第10期開始，主編則再更換為柳子奇。（註36） 在柳子奇擔任主編的任內，無法正常發刊仍是獅刊主要的問題，主因在承包印刷業務的工廠工作能量太小。主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提前發稿，還親自到廠內監督排印與校對，但仍然無法解決印刷工作蝸行牛步的問題，致使獅刊沒有一期按時出過雜誌，甚至一拖就是半月二十天才能看到上一個月的雜誌。（註37）對此道安法師也相當不滿，曾提到：「獅刊今日（52年12月4日）方送來，已過期十九天，實在不像話。」（註38）最後只能更換印刷廠，由臺北印刷局印行，七天即如期出版，才解決了獅刊長達八個月的脫期問題。（註39）主持獅刊編務一年後，柳子奇因別有事緣，在第3卷第9期時辭掉了獅刊主編工作。（註40）接續編輯主編者為唐書新，當時與道安法師討論後，編務人事重新安排，除決定達慈法師擔任助理編輯外，普行法師、趙亮杰二人轉為撰稿人，普行法師並兼任祕書的工作。（註41）但在第3卷第12期出刊後，唐書新也因別具因緣，卸除了獅刊的編務，再改由達慈法師接編。（註42）達慈法師為松山寺常住，在道安法師的要求下，接任了獅刊主編業務，宏明法師則被聘任為獅子吼雜誌社發行部主任。（註43） 達慈法師接任主編多久，並無資料可茲考證，只知至第5卷時獅刊主編已改由明道法師擔任。當時道安法師對明道法師的編輯方法有所不滿：「獅子吼五、六二期多八頁，但不應合刊，而明道硬把它合起來，而且錯字多如油蔴。」（註44）故至第5卷第9期時，明道法師即以法務繁忙為由，辭去獅刊編務工作，主編則改由劉國香接任。（註45）至第6卷第6期時，劉國香因婚後事忙，道安法師准予辭職，但也導致獅刊的主編人選難聘，7、8兩期因此採用合刊的方式發行。（註46）此後接替獅刊主編的人物不明，或為前主編柳子奇，直到第7卷後才由法振法師接任主編職位。（註47） 法振法師是道安法師發行獅刊任內，擔任編務工作最久的主編，由第7卷開始至第15卷為止，編輯獅刊長達九年左右。這期間法振法師曾在民國61年（1972）獅刊第11卷時辭去主編的工作，起因於當時獅刊在編輯、發行、撰稿三者之間互有嫌隙。在編輯與發行工作上，當時獅刊發行部經理趙亮杰因主編法振法師沒有登他的〈六祖大師應化事蹟因緣〉文章，且未經過他的同意就直接向道安法師支取印刷廠的印刷費用，覺得不受尊重。（註48）其次在撰稿作者上，道安法師在日記有幾則當時撰稿作者群之間，衝突不合的相關記載：「褚柏思也參加今日發行獅刊中社論大發謬論：一、指鄭壽彭文章一無事處；二、認不該將他的社論擺在第二；三、認我由鄭起草之文告為不當。許多地方，顯然干涉編輯權益，文人量小，於此可見。」（註49）「毛惕園與汪少倫送來趙亮杰問題十多個，多指鄭壽彭而發，想以我的答復為矛以攻鄭壽彭的盾，用心不良，我不擬答。」（註50）在此氛圍之下，法振法師因此在第11卷時，辭去了主編的工作。（註51）或許是道安法師想透過編輯部的改組，緩和編輯、發行與撰稿作者之間日益加劇的衝突。 獅刊第11卷、第12卷的主編人選，雜誌上並無說明，但其間《道安法師遺集》有記載：「……楊焱來此，並送獅刊樣本來，並說今下午五時全部送來，結果，並未送來。余對楊焱指示，以後不能延期，只可早三五天印好……。」（註52）或可得知為楊焱，如果其非接任的主編，應也是此時與編刊編輯工作相關的人員。 法振法師再次接任獅刊主編工作，應是在第13卷第2期編輯委員會改組後。（註53）至民國64年（1975）獅刊發行第14卷第7期時，社長慧嶽法師提請辭職，再次引發了獅刊雜誌社的軒然大波。此次問題的導火線，起源於主編法振法師登載社長慧嶽法師和獅刊發行處經理趙亮杰評論天臺的問題，使撰稿作者群內起了相當大的爭論與衝突。（註54）據張曼濤對當時衝突的記載：「慧嶽辭去社長不幹，鄭壽彭居士也不願撰稿了，我只好出面邀請大家在南陽街一素菜餐館吃飯，調解溝通他們當時很有點不諒解道安法師，認為他不應該在獅子吼上登載人身攻擊批評獅子吼社長的文章。我只好說明道安法師根本就沒有過問過獅刊的編務，……。」（註55）經過張曼濤的居中協調，雖然慧嶽法師還是堅持辭去社長職務以示抗議，但此次風波才至此平靜下來。 在此次的風波下，獅刊於民國64年6月28日展開了「獅子吼月刊社編撰座談會」，討論了月刊往後編輯的方向，人事方面仍未異動。但民國65年（1976）獅刊所發行的第15卷第4、5期中，主編法振法師刊載了費海磯教授的一篇文章，內容似有過激的問題，又引起了獅刊撰稿作者群內部對主編的不滿與反彈。毛惕園、黃景岳等人主張由道安法師發公函給法振法師，免除其主編的職務作為處分；（註56）明復法師認為並不嚴重，而辜嘯天則認為很嚴重，但二人覺得對編輯撤職處分，以及函請費海磯對該文中四句加以解釋即可，不必要求法振法師自行請求處分。（註57）最後，道安法師決定對獅刊雜誌社進行大規模的改組，於民國65年7月底開始對獅刊人事規劃展開全新的安排。當時陶天易與譚逸曾與道安法師商討過《獅子吼》雜誌經營與編輯人事問題：「……，擬以張曼濤為總編輯、楊焱為副總編輯、戴華山為社長、譚逸為經理，完全以企業經營之。」（註58）「……，推張曼濤為主，組編輯委員會，並定六十六年元月份開始接編。希望成為世界性學術性的第一流刊物。」（註59） 經過多方的討論與安排，至該年10月獅刊計畫改組後的人事安排大致底定：「……，推張曼濤為主編，楊焱、袁德星、劉國香、許志明、戴華山、陳澤普、謝海濤、劉漢鈺、易陶天，明復法師等為編輯委員，組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獅刊。並推社論編寫，其中分組編輯各欄專責。至於經濟籌措，另組社務委員會，以寺院及信徒中慎選任之。」（註60）同年11月，獅刊主編法振法師在獅刊第15卷第11期發布啟事：「法振自接編獅刊以來，瞬經十載。祇以才疏學淺，性情拙訥，對於獅刊，愧無建樹。……惟年來因負責日月潭玄奘寺事務，工作倍形繁忙，於各方均常疏音問，內心之愧疚，更覺無以言宣。茲因年事日增而體力而衰，對於編務，時有力不從心之感，經請發行人道安上人慈允，決從本期起將本刊編輯部，仍舊撤回，編輯之責亦請另委高賢。」（註61）在法振法師正式辭職後，獅刊重新改組工作也緊鑼密鼓的展開，並計畫在第16卷（民國66年）第1期以新面貌增加篇幅充實內容，朝向規劃中高水準綜合性刊物的方向前進。 （二）獅刊的發行工作 自民國51年復刊兩年以來，獅刊不僅在編輯人事上異動頻繁，也為發行經費短絀虧欠所苦。當時獅刊每月發行雜誌的數量多達四千份，但實際的訂戶不滿八百，其餘三千二百份皆係贈閱。對於發行費用來自訂購與樂捐贊助的獅刊來說，僅發行一年就需虧累四、五萬元，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註62）雖然贈閱符合「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的精神，獅刊也準備了一年的財力作法布施供養用，但為了維持刊物的正常出刊，發行的策略不得不以現實狀況為考量，進行部分的調整。 獅刊發行部原本計畫在改版後第二年開始緊縮發行，除各圖書館、各大學佛學研究社仍完全贈閱外，接受一年贈閱期滿而不自行訂閱者，一律停寄。然而受到當時國內各受贈閱的讀者，紛紛請求延長贈閱期限，也經過獅刊社務會議多次的討論，才又決定再贈閱一年。即自民國54年（1965）元月起，獅刊才停止免費贈閱。（註63） 獅刊發行的虧損問題，並沒有隨著停止免費贈閱而減輕。根據道安法師的統計，「去年（五十四年度）獅子吼全年收入四萬七千四百六十八元九角，共支出七萬六千八百○二元七角，透支二萬九千三百三十三元三角。在此四年中，總計虧損在十五萬元以上。」（註64）為了彌補獅刊財務的缺口，道安法師積極的想引進金主支援，以解決發行透支的問題。民國56年（1967）張曼濤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發現道安法師常常談話精神不濟，顯得非常苦惱和焦慮，詢問後才知道其正因慈航中學的經營不善，陷入一種嚴重的債務苦惱中。當時張曼濤即建議道安法師去請慧嶽法師商談，因慧嶽法師「是個有點錢的人，是斌宗法師的得意弟子，斌宗法師的信徒擁護他的人很多，……我想這些債務大概可以解決，至少，他可以幫您挑一點擔子。」（註65）道安法師雖早已有請慧嶽法師擔任獅刊社長的想法，但因先前慧嶽法師常去日本留學，直到民國56年（1967）畢業後，才下定決心於該年2月請其擔任獅刊社長。（註66） 民國58年（1969）由於臺灣經濟穩定成長，民間物價逐步上漲，當時的印刷、紙張、郵資都一再漲價，至7月間漲幅高達百分之三十，10月間印刷工資又上漲了百分之五十，成為獅刊難以負荷的重擔。為了維持刊物的正常發行，自民國59年（1970）起，開始調整獅刊每冊零售價為5元。（註67） 民國64年（1975），慧嶽法師因故辭去社長職位，致使獅刊的金援出現問題，當時為了維持刊物能正常發行，在張曼濤的奔走下，找到了臺南開元寺住持悟慈法師擔任社長職務，才解決了獅刊金援斷炊的窘境。（註68） 五、靈根法師擔任發行時《獅子吼》的編輯與發行（民國66年至民國83年） 民國65年（1976）11月獅刊進行重新的改組工作，接任的編輯群原本期待在第16卷時能夠帶給讀者們全新的面貌，然而世事無常，發行者道安法師於民國66年（1977）初因病勢嚴重，改版編輯的籌畫工作因而完全停頓，隨後道安法師不幸圓寂，急待處理的事務更多，七七之後又得辦理發行人變更登記等，致使原訂之擴充計畫，只得暫時擱置。（註69） 道安法師生前的改組規劃中，原本是希望張曼濤能接任主編，負責主持獅刊改編事宜，但張曼濤當時主持大乘文化出版社，剛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完成，正忙著推銷此部巨著，在事務繁忙的情況下，因而建議道安法師由劉國香擔任主編的工作，他則協助進行改編相關工作。當時劉國香也正因忙於《聖僧玄奘大師傳》的出版工作，所以獅刊第15卷第11期的編輯工作是由張曼濤代編。不料道安法師忽然示寂，獅刊就暫告停刊。（註70） 道安法師圓寂百日期滿後，靈根法師承接了道安法師的事業，獅刊也開始辦理發行人變更登記。靈根法師正式接辦了獅刊發行人兼社長的職務，一肩扛起了獅刊傳播弘法的重責。關於主編人選方面，在獅刊變更登記時，曾傳聞有人希望接編，但毛惕園則主張還是由劉國香接任，認為他是道安法師認定的主編不二人選，並勸劉國香說：「當初老法師認為你很穩重，才特別將獅刊交給你，現在老法師已圓寂，你不能推卸……」。故在獅刊變更登記辦妥後，劉國香曾詢問靈根法師由何人主編，靈根法師只說了兩個字：「你編。」（註71）因此，決定由劉國香主持獅刊的編務工作，並於民國66年（1977）5月15日復刊發行獅刊第16卷第5期。 獅刊由第16卷開始至第24卷都是由劉國香擔任主編。在靈根法師主持下的獅刊，仍秉持道安法師創辦獅刊的宗旨，但充分受權主編進行編務工作，當時主編劉國香認為：「……，當時我是以對待老和尚的虔誠，謹承慈命，隨後如社論之類的重要文稿，或其他請示，靈公又慈囑：『你全權處理！』……，三年以來，獅刊為靈公招了不少麻煩，却從未聞一言示責，也未稍改授權的初衷。」（註72）在主編能全權處理刊務的編輯內容下，使獅刊呈現出不同於道安法師發行時的內容風格。 在文稿的徵集上，獅刊自創刊以來一直秉持著佛門公器的精神，旨在弘法利生，如有側重個人誇大頌揚，或惡意攻訐之文章或新聞，均為拒絕刊載的對象。在劉國香主編下的獅刊，徵集的文稿與資料主要來自於四類：（一）佛學論著（不限宗派），學佛隨筆，我的信佛因緣、感應實錄、學佛心得、修持體驗等純佛教作品。（二）能啟人正見、導人向善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文藝作品。（三）弘化固有文化、倫理道德的一般論著。（四）弘法活動新聞照片及有特別價值的佛教藝術圖片。（註73）唯一與道安法師時期發行的獅刊的差別，則是停止了刊載英文版的佛教論文或摘要介紹。 靈根法師自承接了獅刊的工作後，一直是以發行人兼社長的身分辦理雜誌。至第23卷（民國73年）第2、3期合刊開始，找來明復法師擔任社長，其目的並無資料說明。是為了獅刊的發行尋求財務支援呢？亦或是要推動強化編務的工作呢？或許可以從獅刊第23卷、第24卷的幾則訊息得到解答。 明復法師接任社長後，在獅刊中有幾則消息值得注意。首先，可以確定者，為靈根法師發行的獅刊，財務狀況已較道安法師發行時有顯著的改善，刊物中很少再刊載獅刊財務告急，或徵求樂助的啟事。另外，為節省發行開支，原本投稿獅刊的文章一經採用是不支給稿費，僅寄奉當期獅刊兩冊；（註74）但第24卷第1期的徵文辦法中，文稿如經獅刊採用，雜誌社會給予千字三、四百元的稿酬，特約稿費倍增。（註75）由此推測，獅刊財務狀況應有所改善，否則應無餘力給發稿酬。故聘任明復法師為社長，應非為了財務問題上的支援。 而在獅刊的編務工作上，劉國香於第16卷第5期接編後，雜誌社的編輯部隨之由松山寺遷出。當時獅刊的新聞稿、廣告稿、文稿等，都是寄送到劉國香位於臺北縣板橋市的住家中，再由其進行編輯、校對等相關工作。然而，至第23卷第12期時，獅刊編輯部發布了遷移啟事：「本刊編輯部自七十四年一月一日起遷回臺北市吳興街二八四巷松山寺內，爾後諸方大德惠賜鴻文、新聞稿以及有關函件，請逕寄松山寺本刊編輯部，不要再寄板橋舊址，以免失落」。（註76）編輯部再次遷回松山寺，或許象徵編輯業務、人事與工作開始有所變動。此外，獅刊自第24卷第1期開始，在篇幅與內容方面均大幅的增加，原本每期發行頁數最多只有40頁，但第24卷第1期開始，篇幅增加至80頁，不僅目錄的編輯方式全新改版，刊物內容也增加多達一倍，可說是以創新的面貌與讀者相見。 而在第24卷第1期的社論標題是〈期待商討的構想〉，更可看出獅刊改版發行的企圖心：「現在，讀者對本刊的雲情高誼，固然有增無減，惟因受到世事變異的影響，對佛法的體認，已與往昔顯然不同，連帶着，對本刊的企求，也不復盡似當年，……本刊為着順應讀者的企求，貫澈我們服務的本懷，設計了一套覓求這些問題的答案的方法，嘗試着去作適宜適切的解答。」（註77）在上述的問題下，獅刊改版的宗旨與目的亦可見於文中：「我們想：一、深入探求我國傳統佛學的奧義，拂棄門戶派別的成見，汰除附會汙染等邪說，以超然的態度，精審的思辨，抉擇其純正的、殊勝的密詣而弘揚之。二、廣泛報導國際佛學研究動態與其成果，並與各地研究結構建立周密持久的連繫，以推動國際佛學交流與合作。三、盡量為國內外各種社會慈善福祉事業作傳播、研究、支援等項之服務，而適宜的引用佛教究竟法以促進其意義，增加效用。四、主動參予文化界各種有益社會人生的文教活動，並本照佛法的正知見，導之共同淨化人心，滌濾習俗，以創造高潔莊嚴的社會生活。」（註78）由這些資料推論，為了因應解嚴前臺灣社會的快速變化，佛教界內部已有反省與要求改變的聲音，獅刊的編輯方向因而被重新檢討。故明復法師於第23卷時接任社長職位，應該是為了獅刊的變革預作準備；經過了一年的研究與討論後，確定了第24卷獅刊編務改革與發行旨趣等基本大方向。 改版後的獅刊，朝向世界性、學術性的第一流刊物邁進的企圖心，相當旺盛；然而遭受到層層的阻礙，使發行人靈根法師受到極強大的壓力，最終於第24卷第8期發表了停刊啟事：「本刊多年來，感謝海內外諸位法師居士們的愛護和支持，在平穩中度過二十四個年頭。非常不幸，近來發現獅子吼內臟生長毒瘤，即使華陀在世亦不能醫治。經過長時間考慮，只有忍痛宣告停刊。靈根以最沉痛的心情，在此向海內外作者讀者們，致萬分歉意，并乞原諒！再見！」（註79）此次停刊的原因並不清楚，靈根法師也沒有多作說明，只說自己：「年事已高，再辦下去也恐怕維持不了多久，加上一些或大或小的不順利，似乎從各個角度看，『獅子吼』都將『沒有明天』」。（註80）另外，根據當時參與編輯業務的黃運喜口述，改組的原因是獅刊在23卷前內容過於通俗，學術性比較不足，因此在第24卷開始進行改變。然而，由於改刊後的內容與前主編劉國香的風格差異太大，不為劉國香等編輯所接受，雙方因而產生編輯路線上的衝突，加之發行業務也因改組而有所變動，使整個獅刊編輯部對新的編輯團隊適應不良，也就引起了此次停刊風波。（註81） 而在停刊後，諸山長老、教界居士與讀者群對獅刊停刊均表示不捨。根據靈根法師的描述：「自從宣佈停刊之日起，我便不斷接到諸山長老、居士大德、熱心讀者們打來的電話，垂詢殷殷，備極關懷之情，而最後總是帶上一句：何時復刊？希望能趕快復刊。」「海內外讀者的來信，幾乎從未間斷，有的表示婉惜，有的甚至是責備，但也都表達了同一願望，就是不論如何都要立即復刊。」（註82）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加上靈根法師經過半年來心境的沉澱與思考，認為：「放眼當今佛教界，我警覺到，我固然老了，但還有許多比我更老的老和尚，他們都繼續秉持大乘佛教的精神，孜孜不倦的普渡眾生，弘法不輟。這些現成的榜樣，使我仰慕讚嘆。年紀高應該代表修持深，而不是老化與退縮。」「最主要的，『獅子吼』是道公親手點燃的一盞慧燈，我只能使之更為光明，絕不容它在我手中熄滅。」（註83）靈根法師經過上述心境的轉變後，重新調整了雜誌社發行與編輯腳步，促使獅刊能在半年後重新復刊。 為了使復刊後的獅刊能在更為穩建的基礎上成長茁壯，靈根法師在復刊前曾做了一些的準備，包括了：第一，在財團法人松山寺舉行信徒大會的時候，要求在組織規程中，增列有關《獅子吼》的條文，使兩者結合為一體，今後不論任何人接掌松山寺，都有義務承擔《獅子吼》。如此，獅刊與松山寺將共存共榮，而獅刊今後也將因此免除了經費匱乏之虞。第二，設立《獅子吼》社務委員會，聘請教內大德出任社務委員，襄助社務與編務，充實稿源，增加弘法效益。（註84） 復刊前，獅刊重新進行編輯與發行工作的改組。社長明復法師在決定停刊時，心情沉重，一再表示心裡很難過，並希望靈根法師趕快復刊。然而在籌備復刊即將就緒時，明復法師卻因自己的雜誌業務繁忙，堅辭社長職務。故靈根法師乃敦請演培法師出任社長一職。演培法師常年在海外弘法，國際上相當有名望，就任獅刊社長對雜誌社的發行工作應該有相當大的助益。至於在編務方面，主編劉國香在停刊後與明復法師一再期盼獅刊重新復刊，主編一職則建議邀請常覺法師協助。常覺法師早年受知於道安法師，掛單於松山寺，並曾編輯過獅刊，不論佛學與文學，均有深湛的造詣，故擔任獅刊主編應可駕輕就熟。（註85）經過一番的安排後，獅刊第25卷第1期於民國75年（1986）2月，在停刊將近半年之後，終於又再次和讀者見面。 獅刊復刊後，編輯的內容不僅回復了第23卷的方式，頁數也由80頁改回原本的40頁。但直到第33卷（1994）發行為止，編輯與發行的人事變動都不大。至第33卷第6期時，獅刊雜誌社刊載了停刊啟事：「本刊自創辦人道安長老示寂，垂二十年，發行人靈根法師一肩承擔，獅子得以續吼，慧燈因而不滅；無奈靈公年事漸高，法體遠非昔比，今據醫生建言，擬儘量摒棄身邊繁務，長期休養。不得已，本刊將於本月33卷第6期出版後，宣告停刊，特此謹向長久以來護持本刊之作者與讀者致歉，並申謝忱！」（註86）根據編輯部公布的啟事，獅刊再次停刊的原因在於靈根法師的健康問題。然而在雜誌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上，都有專人負責，故停刊應不只是靈根法師的年事已高，再加上當時解嚴後新聞自由日趨開放，許多佛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與獅刊的編輯內容和方式同質性太高，也是靈根法師認為獅刊不需要再辦下去的原因。（註87）此外，可能還牽涉到承續松山寺的人事問題，導致獅刊在發行三十三年後不得不停刊，退出了佛教界弘法利生的文化事業舞臺。 六、結論 獅刊是道安法師於民國29年（1940）創刊於廣西桂林，雖然創刊一年後因故停刊，但以當時的情況來說，可謂是生於憂患；道安法師渡臺後至民國51年（1962），獅刊才又重新在臺北復刊。根據本文的研究，在臺復刊後的獅刊發行了三十三卷，從民國51年（1962）至民國83年（1994），前後總共歷經了三十三年，就發行人的角度分析，共可分為道安法師與靈根法師兩個不同階段。 道安法師主持下的獅刊，正值臺灣經濟開始成長的階段，隨之而來的是持續成長的工資與物價，也使得獅刊的發行費用水漲船高，造成雜誌社財務上相當大的壓力。道安法師發行獅刊可說是傾其全力，為了維持刊物能正常的發行出刊，除了號召善信與支持者樂助捐款外，也採用以刊養刊的方法，由讀者群認購出資，維持刊物的發行經費。然而當時訂閱者不多，樂助捐款的費用也相當有限，故常使獅刊陷入寅吃卯糧的窘境，也使發行人道安法師的負債大增。每當他面臨經濟窘境時，總有人好奇地探問緣由，而獲得的答案多數是：「都餵了獅子了」。在此階段，發行經費吃緊的狀況一直困擾著獅刊；直到張曼濤的協助下，道安法師找來了慧嶽法師與悟慈法師擔任獅刊社長，共同負責獅刊發行的經費，才緩和了刊物發行赤字的困境。 在刊物的編務工作方面，道安法師發行階段的主編人事，在第7卷之前變動頻仍，有些主編是因個人因素而辭職，有些則因編輯方法與道安法師理念不合而離去；直到法振法師接任編務後，獅刊主編人事才固定下來。獅刊的文稿除了由有興趣的學者自行投稿外，道安法師還組織了固定的撰稿作者群，使獅刊能有穩定的稿件能進行編輯發行。撰稿作者群都是學有專精的佛學專家，而在對佛教經典義理的解釋上，各有立場，見解不盡相同，導致獅刊雜誌社內部嚴重的意見紛爭。不僅使社長慧嶽法師拂袖而去，辭去獅刊社長的職務，主持編務的法振法師的編輯方式也因此受到質疑，最終被迫辭去獅刊主編職務。為了重整獅刊的聲望與地位，道安法師在第15卷時即進行規劃，希望大幅改組獅刊雜誌社，期望透過此一行動將獅刊改變成全新的、學術的、一流的刊物與讀者見面。然而就在獅刊如火如荼的改組接近完成階段時，道安法師卻因疾病圓寂，獅刊的改組也因而停止；直到靈根法師變更雜誌的發行，獅刊才在第16卷第5期重新發行，刊物的發展也因此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靈根法師擔任發行時期的獅刊，雜誌社的財務狀況逐漸趨於正常，從第16卷起至第33卷為止，共發行了十八卷。在編務工作方面，主編人事的變動也比道安法師時期穩定。十八年的編務工作，由劉國香與常覺法師二人擔任主編，各組編輯小組負責編排、校對、印刷、出刊等工作。此時期剛好處在臺灣社會解除戒嚴前後，許多社會現象與議題值得進行觀察。對此，靈根法師即想透過雜誌的討論與研究，將成果與佛學論述相結合。為了達成上述的目的，在第23卷開始找明復法師擔任社長，尤其負責改組獅刊雜誌社，在經過一年的籌畫準備後，第24卷的獅刊即以嶄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但新型態的獅刊並未獲得支持，發行八期後，靈根法師不得不宣布再次停刊。 獅刊此次的停刊，根據靈根法師的描述，似乎是經歷了一場劫難，也是一件十分遺憾而無奈的事。但是停刊之後的各種因緣，包括靈根法師聽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卻又不由自主地促使獅刊走向了復刊之途。停刊半年後，獅刊於第25卷再次復刊，由常覺法師主持編務，直到第33卷第6期結束發行為止。 獅刊的結束，與其說是靈根法師年事已高、疾病纏身，倒不如說是松山寺無法順利找到合適傳承寺業的人選。由於在第25卷後，靈根法師將獅刊的發行與松山寺的組織相結合，接任松山寺的人選有義務承辦雜誌社的發行工作，使獅刊與松山寺共存共榮。此舉雖然使獅刊的發行經費不虞匱乏，但在松山寺無法順利產生繼承寺業的人選後，雜誌社的繼續存在就會產生危機，也因松山寺並未能衝破此次的難關，獅刊也隨之結束了在臺灣三十三年弘法利生的事業。 【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