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五期 101年12月

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

──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
（1949-2010）

楊書濠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民國8年（1919）由《覺社叢書》改為月刊的《海潮音》，誕生在中國新、舊文化思想交替衝擊的社會中，當時中國經歷了南北分裂的軍閥割據時期、北伐成功後的剿匪動亂時期及八年艱苦的對日抗戰時期，在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下，一部與宗教有關的期刊雜誌卻能屹立不搖的持續出刊，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其影響除了發揮導正動亂不安人心外，對當時佛教界改革運動思潮的引導，也起了推波助瀾的大作用。

　　戰後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在中國大陸發行的許多雜誌紛紛停刊，《海潮音》也隨著中華民國政府的遷臺在臺復刊，然而何以《海潮音》能有此能耐，未被艱困的時代環境所擊潰，甚至持續發刊於現今的臺灣社會？大陸來臺復刊的《海潮音》，早期主要的訂閱者為中國各省的佛教徒，因此編輯的方向以中國大陸漢傳佛教的讀者為主，然而雜誌社在臺復刊後，主要的訂閱者為海外與臺灣島內的佛教徒，編輯方向是否因此而有所轉變？《海潮音》的發行、編務組織，以及主編人事如何演變？在不同風格的主編所主持下的《海潮音》，編輯的特色與重心又如何轉變？在戒嚴時期的特殊社會體制下，《海潮音》的政治立場為何？又如何與讀者進行交流互動？針對上述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了解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發展的一個面向，也希望透過本文章的研究，能夠對《海潮音》這部期刊在臺發行與編務的狀況及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關鍵詞：海潮音；佛教雜誌；樂觀；印順；妙然；了中；善導寺


一、前言

　　近代中國刊物出版業的發展，晚於鄰近的日本許多年，尤其是佛教刊物的刊行更是寥寥無幾。佛教報刊雜誌的出現，一直要到民國元年始有《佛學叢報》出世，可算是中國佛教雜誌的新紀元，月刊發行的始祖。但民初國家社會的動盪不安，使此本雜誌的壽命無法延續，只出版一年就夭折了。民國2年中國佛教總會發行《佛教月報》，然而僅是兼載文件的機關報。（註1）因此可以說在佛教雜誌《海潮音》（以下簡稱海刊）創辦之前，中國佛教界並無一本固定的佛教刊物流行於民間社會，故海刊的創辦與發行，在中國佛教宣傳刊物的發行歷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及角色。

　　海刊前身是《覺社叢書》，《覺社叢書》為一種定期的季刊，創辦於民國7年（1918）。《覺社叢書》由民國7年（1918）冬季至民國8年（1919）冬季，共計出滿了五期。《覺社叢書》的發行確實在中國佛教界引起非常大的迴響，當時北京雖然有幾個研究佛學的團體，發行了兩種佛教的月刊、旬刊，卻未能長久發刊，最後都不了了之。因此，覺社的季刊決定改為月刊，定名為「海潮音」，海刊因而誕生在當時中國新、舊文化思想交替衝擊的社會中。

　　在海刊發行後，相關的佛教期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在中國的社會中。然而當時中國經歷了南北分裂的軍閥割據時期、北伐成功後的剿匪動亂時期及八年艱苦的對日抗戰時期，在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底下，一部期刊雜誌的生存都十分的艱辛困難，更何況是一部與宗教有關的期刊雜誌？就在當時佛教期刊雜誌替換快速的出現與消逝中，海刊卻能屹立不搖的持續出刊，除發揮導正動亂不安人心之功能外，對當時教界改革運動思潮的引導，也起了推波助瀾的大作用。（註2）

　　戰後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在中國大陸發行的許多雜誌紛紛停刊，然而何以海刊能有此能耐，未被艱困的時代環境所擊潰，甚至持續發刊於現今的臺灣社會？大陸來臺復刊的海刊，早期主要的訂閱者為中國各省的佛教徒，因此編輯的方向以中國大陸漢傳佛教的讀者為主，然而雜誌社在臺復刊後，主要的訂閱者為海外與臺灣島內的佛教徒，編輯方向是否因此而有所轉變？海刊的發行、編務組織，以及主編人事如何演變？在不同風格的主編所主持下的海刊，編輯的特色與重心又如何轉變？在戒嚴時期的特殊社會體制下，海刊的政治立場為何？又如何與讀者進行交流互動？針對上述問題的釐清將有助於了解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發展的一個面向，也希望透過本文章的研究，能夠對《海潮音》這部期刊在臺發行與編務的狀況及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二、《海潮音》月刊在大陸時期的發展概況（民國9年至民國38年）

　　《覺社叢書》出刊至民國8年（1919）冬，才滿五期，改制為月刊的建議即喧囂塵上，當時大慈法師剛好購置庵院於西子湖畔，太虛法師亦有住錫此地一年的想法，比較有時間從事雜誌編輯的工作，故趁此機會將《覺社叢書》由季刊改為月刊，定名曰《海潮音》。因此民國9年（1920）年元月，海刊始於世人眼前問世。（註3）在大陸時期海潮音月刊社的組織，大致上分為編輯、發行及會計三個部門，月刊社的職員通常設有董事20人，以為籌措月刊款項經費之用，另設有社長一人、編輯一人、發行一人、會計一人，撰述作者則無定額。（註4）

　　綜觀海刊在大陸三十年來編輯與發行之變化，大致上可分成三個時期來進行論述。第一個時期為第1卷（1920）至第11卷（1930），此一時期可以看作是海刊的草創時期，太虛法師擔任第1卷編輯後，即將編輯工作交與他人進行，實因為法緣所困，無法撥挪出時間進行編輯事宜；如民國9年（1920）海刊發行第2卷時，太虛法師已接西湖兜率寺住持，民國10年（1921）又兼住持西湖淨慈寺，至民國11年（1922）武昌佛學院開辦後，太虛法師對海刊的編輯作業已心有餘而力不足，故僅能委由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分擔工作。（註5）因此，草創時期的《海潮音》月刊編輯與發行人員轉變頻繁，地址亦因遷就經濟與人才等之便利，遷移無定。

　　草創期之海刊雖非由太虛法師掌握編輯工作，然法師仍負有審查評定海刊稿件的工作，直到海刊發行第10卷後，審稿評文之工作才交由他人從事，太虛法師僅負籌款及撰文之責。

　　第二個時期為第12卷（1931）至第18卷（1937），此一時期可視作海刊的穩定成長時期，雖然在第8卷末海刊曾有停刊的危機，然而有錢誠善、王誠普二位居士發心，使海刊能夠順利完成第9卷至第11卷的編輯作業。第12卷可說是海刊一個嶄新開始的一年，本卷開始，編輯者改由滿智、法舫、芝峯、大醒等武昌佛學院的學員負責編輯，於是太虛法師在海刊的重擔終於可以交卸與佛學院學員身上。此時期海刊在編輯、發行與所發表文章的質與量方面，亦有長足的改良與進步。尤其是自第12卷起，每一期編末大多有編者對本期編輯心得的編後語，除了簡略的介紹本期編選文章的特色外，更刊載了來期、來卷月刊編選文章的內容與方向，對雜誌內容的介紹與引導閱讀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個時期為第19卷（1938）至第30卷（1949），此一時期海刊編輯與發行深受抗戰軍興與戰後物價飆漲的影響，可視為艱苦發刊時期，編輯人員包含了葦舫、法舫、太虛、福善、塵空、大醒等人。受到戰爭爆發的影響，物資取得不易，海刊編輯部對此採取的策略除了將原有版面減半編輯外，另採用較次級的紙張印刷，以降低發刊的成本。除了發行不易外，戰爭的砲火也威脅到月刊的發行，海刊好幾期的發行均是採取合刊號的形式與讀者見面，實因受到砲火波及，編輯稿件付之一炬，不得不以合刊的作法發行。戰後編輯部雖然對海刊未來的發行充滿著期待與盼望，然一方面受到導師太虛法師去世的影響，編輯士氣受到打擊；另一方面戰後中國物價急遽波動，海刊每一期的售價也隨之節節暴增；如中日戰爭爆發初期第18卷每期售價為2角，戰後第29卷第7期每冊已調漲至12萬元，發行至第30卷時就算有成捆的鈔票也找不到紙張物資及工廠可以印刷編輯完成的稿件。幸得孫張清揚居士的捐助黃金與美鈔，與其他熱心居士提供庫存白報紙，才能使《海潮音》月刊勉力支撐在物價飆漲的風暴中。

　　第30卷第5期海刊編輯部遷往臺北市善導寺發行，結束海刊在大陸發行三十年的工作。在海刊遷臺之前，李子寬居士已先行至臺灣勘查佛教界的狀況，認為當時臺灣佛教的情況無領導之中心，形式散漫。假如將全臺僧尼與在家二眾，在省市縣佛教機關領導下，成立菩薩學處，依太虛法師之遺教，改造臺灣此地之佛教徒，相信十年之後的臺灣佛教，必能成為全中國之冠。（註6）可見當時中國的佛教徒對臺灣這塊佛教「新天地」寄以厚望，希望將在中國改革推動緩慢的佛教運動，移植到臺灣這塊土地上，以實現「人間佛教」的夢想。

三、《海潮音》月刊的遷臺經過與初期的發展概況

（一）戰後（民國34年至民國38年）《海潮音》在大陸的編務與發行

1. 《海潮音》編務人員的轉變

　　民國37年（1948），負責海刊編輯與發行的塵空法師發意閉關，當時海刊的編發仍未找到接手的人選，對此大醒法師親赴南京與塵空法師商談，希望勸請其繼續負責，但因塵空法師去普陀閉關之志甚堅，大醒法師只好將海刊的編輯部遷往雪竇寺，暫時負責主任編輯海刊的工作。至於新任海刊編輯人選方面，大醒法師的口袋人選包括了芝峯（無言）、枯木、法舫、印順、亦幻五位法師，希望能恭請其中一位法師擔任長期主任編輯，另外再請一、二位青年法師分任編輯；當時大醒法師還規劃在法舫法師回國後，再出一個英文版的《海潮音》，以之作為國際佛教的宣傳刊物。（註7）故在新任主任編輯未確定前，編務工作暫時由大醒法師負責，同時請會覺、芝峯、法舫、印順四位法師共同閱稿。（註8）

2. 《海潮音》的發行業務工作

　　至於在月刊的發行業務方面，自塵空法師移交後，從民國37年1月（第29卷第1期）至民國38年4月（第30卷第4期），發行工作交由蘇慧純居士負責，發行部設在上海大法輪書局內。（註9）由於海刊向來無固定基金，大多數的募款或收入也多支付在印刷費用上，印發的經費相當拮据。在當時物價飛漲的年代中，印製發行的費用左支右絀，雖經常勸募，卻仍入不敷出，影響了刊物的正常發行。此時南京的孫張清揚居士（又名孫張晶英）同情海刊的困境，發心布施了黃金十市兩，作為維持海刊發行出版的基金。大醒法師在與發行部主任蘇慧純居士商量討論後，認為市場物價波動太大，若存放銀行生息，「第一月本可夠付印費紙張的，第二月就變為不足，甚至第三個月以後又無法應付了！」（註10）結果議決以這筆資金購買了八十令白報紙，使得海刊第29卷、第30卷在風雨飄搖的局勢下，仍然能夠刊行問世，延續弘揚佛法的慧命。

　　然而戰後百業凋敝，加之國共內戰加劇，出版事業也深受嚴重的影響，上海一地在民國38年（1949）已見若干雜誌、新聞報紙停刊。大醒法師原本想要找尋新任主任編輯的心願，也因局勢的動盪而無法如願。民國38年2月，大醒法師先行來臺，並在臺灣編輯海刊三期；（註11）至4月20日，為了延續太虛法師手創的慧業，決定將海刊遷移臺灣發行。（註12）一方面通知發行部的蘇慧純居士，另一方面則於4月30日在臺北與大成印書館簽訂印刷契約。

（二）遷臺初期（民國38年至民國41年）復刊後發行與編務所遭遇的困境

1. 遷臺初期《海潮音》的發行與面臨的困境

　　如前所述，海刊從第30卷（1949）第5期起，即遷移臺灣印刷出版，發行部方面的事務與編輯部事務，在同一處辦公，完全由大醒法師負責。（註13）然而在匆忙倉促間遷臺，發行物件除了訂戶名冊外，費用、物資（先前在上海購買的白報紙）等均來不及攜帶，來臺後就面臨無法發行出刊的窘境。為了維持海刊在臺的發行，大醒法師向孫張清揚居士商借了舊臺幣1千1百萬元，作為維持海刊發行的基金，此項借款費用，後來得到了空居士捐5百萬、侯慧玉居士捐1百萬、李慈蓮居士捐2百萬，以及許多善信知識的代募或自捐才得以還清。（註14）有了此筆基金的支持，海刊才可以繼續在臺延續慧命。

　　至於此筆基金在海刊發行業務上的運用，大醒法師在找定印刷所後，會先給付印刷費若干，再以此基金充作預付款項，與印刷所簽訂印刷契約；印刷所在代印海刊的期間，能夠拿到此筆基金的利息，充當不足額的印刷費用，契約到期後，印刷所再退還此筆基金。以此克難的發行方法，海刊與印刷所簽訂了八期的合約，順利完成第30卷（1949）在臺的印製與發行。民國39年（1950），政府發行新臺幣，舊臺幣被以4萬元兌換1元新臺幣，海刊以新臺幣2千5百元作為預付金，與印刷所簽訂了四期的印製契約，完成第31卷（1950）的發行出版工作。本年度的發行出版工作讓大醒法師心力交瘁，挫折感甚深，發行經費的短缺與印製費用的高漲當然是其困擾的一個因素，在第31卷第1期時即有提到：「臺灣的印刷費特別高，現在的印費較八個月以前，增加到十倍以上。」（註15）也因此深具編輯經驗的大醒法師不禁特別感嘆：「從三十七年二十九卷編本刊起，我才開始覺得，我的能力──什麼都不夠！」（註16）「十五六年前，我的膽子很大，自信力強，認為我主編一個雜誌，這點力量還能勝任，……誰知到了十五年以後的前年，再來主編本刊時，才深知慚愧，覺得我雖具有佛教服務的一顆熱騰騰的願心，但檢討自己的力量實在什麼都不夠！」（註17）

　　海刊自第32卷（1951）起，原為月刊發行改為季刊，表面上是為了響應政府反共抗俄「戰時節約紙張」的政策，縮短了編輯的篇幅；（註18）實際上，主因還是經費的考量，為了保持發行基金，以及避免再勞動道友們募緣，因此海刊與印刷所簽定印製四期契約，改為季刊發行，預定發行時間為一年。（註19）然而第33卷（1952）仍然維持季刊的型態發行，主要的原因與主編的健康有關，由於大醒法師高血壓疾病纏身，至民國41年（1952）時，已累到臥病在床，再也無法進行繁重的編輯工作，在接續主任編輯人選未能確定前，海刊只能維持季刊的方式發行。

2. 遷臺初期《海潮音》的編務工作

　　海刊的編輯工作、編務相關人員、約稿作者群，以及閱讀的讀者群，在遷臺後均面臨了重大的轉變，尤其是在讀者群方面，更有深刻的影響。隨著國共內戰的接近尾聲，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在大陸地區所能夠控制的範圍逐漸減少，也使海刊的發送產生困難，無法寄予「淪陷區」內的讀者。如第30卷（1949）第6期時，海刊能寄達的地方除臺灣外，還包括有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南、西康、甘肅、香港以及海外的菲律賓、星加坡等地方；（註20）第8期時，湖南即已不能寄達；第9期，則包括了福建、寧夏、新疆等地皆不能寄達；第10期出版後，不僅廣東的讀者收不到海刊，（註21）連西南諸省，包括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西等地的讀者也因「水陸郵路不通」，無法收到新出版的海刊；（註22）至第12期後，海刊的讀者僅剩下南洋、香港和臺灣，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編輯的方針和內容就需要符合南洋、香港和臺灣地區讀者的胃口，才能使海刊在新天地裡生存下去。（註23）

　　讀者群的減少對海刊的收入多少造成影響，因為部分經費即是由訂閱期刊的讀者群提供，大醒法師即有提到：「本刊過去在十五六年前，定戶收入相當可觀。近兩年對於定費很少。去年遷移臺灣，香港臺灣定戶更少。」（註24）對此，大醒法師則希望香港、星加坡等海外地區的讀者能替海刊多介紹新的讀者，以增加海刊的收入。（註25）而讀者群的改變也稍微影響了海刊的編輯內容，為了吸引海外及臺灣本地的讀者訂閱海刊，主編特別在海刊內引進了香港、臺灣在地的著名法師撰寫文章，如在第31卷第2期與第4期，即邀請了臺灣佛學作家林德林發表了〈佛教組織的大綱〉與〈大雄救世主出現〉兩篇文章，大醒法師於〈編後雜話〉即有提到：「德林長老，是臺省的一位佛學作家，……編者曾特為臺省讀者恭請這位法門老將的撰述，……想必能夠合乎臺省讀者們的胃口吧？但，是本刊專為臺省讀者們請的名師，總是一點誠意。」（註26）大醒法師原本還希望林德林能就臺省法門的規則和教史有關的習俗多所述作投稿海刊，「一方面使臺省的佛教改進有方，一方面讓外省籍的佛教徒多知道些臺省佛教的史蹟和似是而非的習慣民俗。」（註27）然而林德林不久後即因白色恐怖遭到槍決，並未能進一步將海刊介紹給臺灣的民眾，甚為可惜。

　　海刊的編務工作在遷臺後不久，大醒法師曾有將海刊再遷徙海外的計畫。除了在臺灣發行出版經費深受物價波動與政府相關政策的影響外，最重要的是主持編務的大醒法師健康亮起了紅燈：「因為我的血壓太高，有時由一七○度高到二四五度，確確實實隨時皆有中風走路之可能，醫友常時警告我要休息。」（註28）海刊遷臺後，起先編輯、校對、郵寄雜務、籌募經費等工作，都是由大醒法師一人包辦，在無人可分擔編務的情況下，過勞的相關疾病也就隨之上身。為了休息養病，大醒法師只能期盼由同門法師或居士接任海刊編務，以減輕工作壓力，故他曾經與在香港的法舫法師密切的函商，希望請其接任主持海刊的編務，編輯部要遷往香港或星加坡均可。（註29）原本大醒法師想親自去香港一趟，與法舫法師交接海刊編務工作，但當時要去一趟香港困難重重，主要的問題有：「（一）從臺灣赴港澳，除要講（購）買公債外，尚需具保證金新臺幣壹萬零五拾元；（二）需船票一千二百元；（三）還要香港政府的入境證。」（註30）上述這些客觀條件均非一個窮法師所能辦得到，經過半年的奔波請託，大醒法師仍然沒有機會辦妥入港的手續，編輯部遷移香港的計畫無法進行，因而作罷，海刊也只能繼續留在臺灣出版發行。

　　在編務工作的人員方面，海刊遷臺初期所有的編務大都由大醒法師負責；此外，尚有陳慧復幫忙校對以及書寫工作；關於寄發等事務，都是臨時請人代辦。直到民國39年1月，在排印及瑣碎事務上，才另有賈懷謙協助辦理。（註31）大醒法師由於過勞而有高血壓的疾病，需要靜養休息，因此於民國39年底至新竹縣香山鄉一善寺療養，海刊編輯部也隨之遷往新竹，後又遷徙至新竹青草湖靈隱寺，第32卷季刊的編輯工作即在新竹完成。（註32）然而大醒法師的高血壓並未因此有所改善，至民國40年（1951）冬病情加重到臥病在床，不能再進行海刊的編務工作。為了不使海刊停擺，李子寬只好商請朱鏡宙代為進行協助，才勉強完成第33卷季刊的編務工作。

四、印順法師主持《海潮音》月刊時期（民國42年至民國54年）

（一）印順法師主持《海潮音》月刊時期編務與發行的演變

1. 編務工作與人事演變

　　民國41年（1952）第33卷的海刊因主編病重，不得不以季刊的方式發行，並商請朱鏡宙代為協助編務工作；然而大醒法師未因一年的調養而病癒，海刊頓時失去了負責編務工作的重量級人士，陷入隨時停刊的命運。為了延續海刊慧命，善導寺李子寬積極尋找合適的人選接任編務。剛好當時在香港的印順法師，因代表中華民國佛教出席在日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來到臺灣，在該年11月8日善導寺護法會歡宴出席世界佛教徒會議代表的場合上，李子寬提到海刊自大醒法師臥病以來，一直乏人負責，甚為可惜，應該恢復為月刊，以應讀者之望。經與會人士附議贊成，並商定推選印順法師留臺弘法，擔任海刊社長，李子寬負責發行工作，並擬函約續明法師來臺擔任編輯工作。至於經費款項，決議推聘社董三十名，分擔若干發行經費。由於改組籌備需時，因此暫定民國42年（1953）3月15日推出復興特刊，4月份恢復按月出刊。（註33）

　　海刊第34卷特刊號出版時，原本邀約擔任編輯的續明法師因入境手續未能辦妥，只好暫時滯留香港，編務工作均由演培法師代理。至民國42年6月1日續明法師才得以入臺，而海刊已按月出版三期了。（註34）海刊在重新發行後，經濟來源、印刷排版發行與稿件取捨，均與大醒法師主持編務時有很大的不同。在工作分配方面，海刊遷臺初期編務與發行、募款等工作，幾乎都是由大醒法師一人包辦，一方面要顧及編輯的內容與水準，徵集優質作者撰稿發文，還要兼顧稿件的校對工作、維持刊物品質等編務；另一方面又要絞盡腦汁籌措與維持發行費用，工作與壓力均相當沉重。改組後的海刊，李子寬負責經費籌措與發行事宜，編務人員的聘任則由社長印順法師掌握，編務工作則由續明法師擔任，並由一、二位青年法師協助編輯事務。如此的工作分配，不僅分擔了刊物出版的壓力，也可避免編輯因病、因事缺人，刊物因而停刊的困境。

　　改編後的海刊，在社長印順法師與發行李子寬的配合下，工作尚能順利的推展；社長印順法師雖然不負責實際的期刊內容規劃與編輯業務，但在主任編輯出缺時，卻要負責尋找適合的人選接替。因此，在印順法師主持海刊時期，主任編輯並非自始至終都由續明法師擔任。此時期擔任主任編輯的人員，如海刊第34卷（1953）第7期起至第35卷（1954）主要的編輯由續明法師負責；之後因續明法師發心閉關潛修，第36卷（1955）起，海刊的編務則交由幻生法師主編，（註35）為了編務的方便與需要，編輯部因此由臺北善導寺遷徙到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註36）幻生法師主導了海刊第36卷、第37卷（1956）的編輯工作後，第38卷（1957）則由常覺法師接任主編工作，在經過一年的編務後，因其另任教職，無法兼顧海刊編輯事務，故第39卷（1958）5月號後改由隆根法師擔任主任編輯，編輯部則未有移動，仍然設在福嚴精舍。（註37）至第41卷（1960）3月號，隆根法師也因為另有職務在身，不得不向社長及發行人請辭，在未找到適當的主任編輯人選前，海刊暫時組織「編輯委員會」維持一年。（註38）原本預計僅維持一年由編輯委員會負責的編務，可能因主編人選一直未能確定，故海刊第42卷（1961）、第43卷（1962）的編務可能均以合作編輯的「編輯委員會」進行。至第44卷（1963）開始，才又任命晴虛法師擔任主任編輯。第45卷（1964）的編務，又因為晴虛法師別有法緣，辭去海刊編輯，李子寬在與印順法師會商後，再次籌組了編委會，海刊在人事與編排方面，展開了革新的變化。（註39）

　　第45卷所籌組的編委會，在編務與發行組織方面皆有重大的突破。在編務方面，為了適應國際人士的需要，達成遠播佛法，文化交流起見，自第45卷1、2月號合刊開始，決定增闢英文版，由交通大學教授李恒鉞主持；審稿由常覺、幻生二位法師擔任；編排與校對，則由法振法師負責；印海法師負徵稿之任。（註40）海刊在經過此次人事陣容強化後，組織工作分配如表1。

表1：《海潮音》月刊組織工作表
職稱負責人附註
社長印順海潮音存款章交社長保管
發行人李子寬李子寬、印海、賈懷謙共同保管基金
編輯委員演培、續明、仁俊、隆根、常覺、幻生、印海、法振、李恒鉞、程觀心1. 如有適當人選，再加聘之。
2. 審稿：常覺、幻生
3. 編排校對：法振
4. 徵稿：印海
總務印海
1. 海潮音社公章由總務保管。
2. 活期存款摺及郵政劃匯存摺，由總務保管，憑公章及賈懷謙私章取款。
3. 平時捐助、訂閱、零售，統由總務經收，交會計入帳。
會計賈懷謙李子寬、印海、賈懷謙共同保管基金
本社基金李子寬、印海、賈懷謙三人共同保管，以李子寬、賈懷謙為代表人
帳目：每月結算一次，謄寫帳單三份，分交發行人、總務、會計查存。每三個月於海刊公布帳目一次。
資料來源：編委會，〈我們的報告〉，《海潮音》，45卷1、2月號（臺北市：慧日講堂，民53年2月29日），頁34。


　　此次編輯部人事的革新，雖然使海刊編務與發行組織的運作比較上軌道，但也因此衍生出許多的問題。如原本刊物發行、總務與經費籌措由李子寬負責，印順法師的編務組織並未直接參與；然而在組織改變後，總務、經費與發行部門開始有編務的法師分擔責任，李子寬假如無法下放發行與經費權限，與編務部門的配合就會出現許多問題，這也導致海刊在第46卷（1965）發行結束後，再次面臨了停刊的威脅。該年11、12月合刊號上，有一則〈李子寬為本刊暫停啟事〉：「印海、法振、兩法師，堅辭海刊總務編輯等事。不得已，暫行停刊。所有基金新臺幣六萬元存彰化銀行及收支賑項等由子寬保管。然子寬年逾八四，實亦未能再負發行責任。此後當與社長洽商繼任人選，再行出版，謹啟。」（註41）由上述的啟事內容可知，海刊此次停刊的主因是負責總務、編輯的印海法師、法振法師辭職所造成，然而以往編務或總務離職並未對海刊造成影響，何以此次的人事異動卻會嚴重到使海刊停刊？而社長印順法師為何沒有及時找人接替海刊編務工作，放任海刊面臨停刊的威脅？這或許可由啟事中另一個不尋常的消息「所有基金新臺幣六萬元存彰化銀行及收支賑項等由子寬保管」透露出些許線索。

　　此次停刊的風暴或許與李子寬的行事風格有關，但導火線卻是海刊基金6萬元。樂觀法師對此事的因果曾有所敘述：「……嗣經探詢，原來是李子寬居士因病進院開刀，於是將《海》刊基金六萬元私自交與同住的僧人悟一（善導寺監院）保管，印海、法振二師認為李子寬對本社自己人不放心，反而信任與本社不相干的外人，因而辭職不幹，雙方僵持，久久不能協調，《海》刊也就一直拖延了五個月不能出版。」（註42）這個事件對社長印順法師與發行李子寬二人合作編輯海刊的體制，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由事件發生後印順法師未如往常協助海刊聘任主編，導致刊物停刊長達五個月，或許可以視為印順法師對印海、法振二位弟子的支持，以行動對李子寬的作法表示抗議。（註43）

　　按照當時的出版法規定，出版刊物假如六個月沒有發刊，會被政府吊銷刊物發行執照，再行申請相當困難。據樂觀法師的描述：「這時，李子老着慌了，他耽心虛大師遺留人間的唯一事業斷送在他手裏。」（註44）「李子老遠請星洲演培法師來當主編，演師不幹，又請上前任編輯常覺法師來當主編，因為常師與李子老發生過磨擦，也不幹，後來，李子老表示退位，請印老出來當發行人，印老也表示沒有興趣，不幹」。（註45）由上述資料可以了解，此事件造成許多曾主編過海刊編務的教界人士不滿，因此均拒絕李子寬的要求接任海刊編務。最後李子寬只好商請從海外回臺的樂觀法師出來主持海刊編務，而樂觀法師當時表示：「……我告訴李子老，待我與印老商量後再說，我同印老商量，仍請他當社長，我才來幹，……我把印老意思轉告李子老後，李子老倒也爽快，樂意全部交出，照印老意思辦。」（註46）樂觀法師在接任海刊編務後，海刊於民國55年（1966）6月重新復刊，編輯與發行工作也進入另一個新階段。

2. 發行人事演變、業務與財務狀況

　　在經濟來源方面，由於海刊屬於佛教刊物，流通的範圍本就不廣，加上刊載的文章多被認為太高深或專門，訂閱者本就不多。大醒法師負責時，海刊由大陸遷臺，就已流失掉許多訂閱的讀者，發行費用大部分得靠熱心佛教文化事業者進行捐助才得以維持；民國42年改組復刊後，發行部設在善導寺，經費由發行人籌劃處理，開始聘任熱心護持的善信為社董，以維持發行出版的經費；此外，為了節省不必要的開銷，復刊後在發行方面也略予調整，除必須贈閱的讀者外，減除一般贈閱戶，並希望社董介紹長期訂閱的讀者，以增加收入，節省開支。（註47）關於訂刊、收款、發行等業務事宜，名義上雖然由李子寬負責，但因其公私事務繁忙，加上年逾古稀，故訂戶登記、收款、發行等工作，則另委託義務協助的助理處理。（註48）在海刊第38卷之前，有關發行部的事務工作，均由賈懷謙負責處理；第38卷開始，因賈懷謙另有事故，不能兼負全責，乃由善導寺佛經流通處滕孝仁兼任發行事宜，（註49）第40卷發行部主任滕孝仁因事辭職，再改由姜澤如擔任。（註50）至第45卷編委會改組後，姜澤如南遷離社，發行工作由印海法師負責。

　　印順法師時期經費籌措的方式雖以社董的捐款為主要來源，但仍然無法應付每期出刊時龐大的印刷費用，印製費用居高不下與政府的政策有關。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對新聞用紙進行「限張」制度管制，並於1952年頒布《出版法》，其中第27條規定：「出版品所需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料，主管官署得視實際需要情形，計劃供應之。」（註51）海刊當時雖然發行歷史悠久，卻沒有辦法領到配給紙，造成印製費用高於其他刊物。

　　而社董能按月惠助海刊經費者，實屬少數，大多都是遺忘未捐。此外，以海刊當時每期實際發行的數量來看，除了社董、樂捐者、作者及少數訂閱者外，完全贈閱者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要靠少數百分之三十的捐款收入維持海刊印製、郵資的支出虧失，是無法持久的。（註52）因此，印順法師接辦海刊時期的經費也時常不充裕，且通常是在遇到困難時，才另設辦法解決。如第38卷的支出，還需依靠已故法舫法師遺金港幣2千元補助，才得以順利發行；而第39卷的發行費用也相當拮据，還好有香港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贈送海刊全書三十部，海刊則以販賣全書三部的收入，以及善導寺常住補助臺幣1萬元，彌補了經費不足的部分。（註53）

（二）印順法師主持《海潮音》月刊時期的編輯立場與風格

　　太虛法師創辦海刊時，宗旨即在「發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印順法師主持海刊時期，也持續以此作為期刊發行的宗旨。在編輯立場方面，印順法師認為：「在佛法中，本刊一向有著自己的立場──『即人成佛的人菩薩行』。然對於佛法，決不為狹隘的宗派成見所拘束，願意在友善而求真的立場，使本刊成為各家共同發表的刊物。大乘法，本來就是充滿容忍與諒解精神的。」（註54）在此立場下，主要邀稿的內容包括了以下七種：「1、以佛法通世法；以佛法論世法。2、經律論的研究；國外論文的翻譯。3、為在家菩薩說法。4、佛教制度的考究；整理中國佛教的建議。5、教史；考證。6、讀經劄記；隨筆；佛學問答。7、佛教新聞；各地佛教情況的報道。」（註55）上述的邀稿內容，在當時算是相當嚴格的限制，海刊所以獲得熱心佛教文化事業者的支持與讚許，嚴格選稿或許也是主要條件之一。然而也由於海刊取稿的標準稍高，尤其投稿文章並未給作者稿費，全憑投稿人對佛教的一番熱忱而發心，許多的作者因此望而生畏不肯投稿，稿源的不足，也時常成為此時期編輯勞心傷神的事情。

　　此外，當時海刊尚有恕不刊登的文章，主要包含了五個種類：「1、神奇與靈感的傳說。2、為自我作宣傳。3、惡意攻訐個人與法團。4、神佛不分，三教一致的論說。5、無關佛理的詩詞。」（註56）這些選擇文章的標準中，第二類不刊載為自我作宣傳的文章，印順法師與默如法師閒談時，曾談到此編輯標準：「我編海潮音，純粹是用的佛學性的文章，一點自我宣傳性都沒有，虛大師從前還少少的與人來往的書信、相片，帶點色彩。」（註57）而第三種類的限制，不僅充分顯現出了印順法師撰寫文章的風格，也深深影響了新竹福嚴精舍的青年佛子。當時印順法師在福嚴精舍即有提到撰寫文章的標準：「最後，附帶再談到一點……。但此後要寫文章，有一件事情大家必須注意。第一、不要招搖，自我宣傳。第二、寫批評性的文章，不可匿名，自己所說的話，要負責任。對於現行佛教如有提出意見，針對事情討論，決不能專對某人而發。最壞的是不用自己名字，專寫些刻薄話，盡情挖苦漫罵，以圖打擊別人。……假如有歡喜寫文章罵人的，那他的性格就與此地的學風不合。」（註58）福嚴精舍的法師是此時期海刊編輯群的來源，編輯部即設在此地，這些編輯者深受印順法師的影響，選取文章時也就甚少刊載自我宣傳、攻擊謾罵、具有爭議易引起教內糾紛、匿名評論，或因意識形態不同，易引起爭論的文章，此一選文風格也就成為印順法師主持海刊時期刊載的文章特色。

　　印順法師主持編務時期的諸位編輯者，與海刊創刊以來的諸任編輯最大的差別，就在與讀者於海刊上的互動。以往海刊的編輯，如大醒法師主編時，每一期編末多有編者對本期編輯心得的編後語，內容除了簡略的介紹本期編選文章的特色外，有些編者更會針對來期、來卷月刊編選文章的內容與方向進行預告，對雜誌內容的介紹與引導閱讀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印順法師主持編務時期的編輯者，多數與讀者的互動比較消極、被動，主編大多僅在新年開春、年末檢討、編務異動時，讓讀者了解刊物當卷的發行、經費與編務狀況，對編輯的內容與方向並未多加著墨。此一轉變或許是海刊的經費拮据，編者想要替讀者多爭取一些版面，故而取消了編後語專欄。如續明法師對編後語專欄的看法：「海潮音的宗旨與內容，凡是佛教人士，都是有目共覩的，用不着詞費。本刊因為篇幅寶貴，所以每期刊載的文章，都讓讀者自己去品評與吟味，編者不便替讀者來作主，故恢復月刊以來，曾沒有寫過編後記這一類的話。以後依舊本着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作下去。」（註59）但若從另一角度著眼，未能與讀者積極互動，可說是一種短處：「因為每次只讓作者與讀者『見面』，作為『地主』的編者，反而冷冷地站開一邊，這不管在熱心支持本刊的作者或愛護本刊的讀者們，都會覺得有所欠缺的。……以後無論如何，總得找出一點『空地』，跟作者、讀者們隨便談談。」（註60）上述是第41卷的編輯委員會想做的改變，但可能對文章的介紹多少會涉及主觀評論，恐引發讀者爭議，故在發行三期後，編後語的「空地」最後仍消失無蹤，回復了以往的編輯方式。

　　整體來說，印順法師主持海刊期間，如與當時的佛教雜誌作比較，海刊內容側重在佛法真義的發揚，是一部具有高度學理的刊物，然而雖受高等教育人士研修佛法的需要，但卻不利於進行普及性通俗廣泛的宣傳。（註61）也因此有人批評說：「海刊是『一成不變』的古董雜誌，姿態太莊重，取材太嚴緊，太古板，不活潑。」（註62）對於這些批評，海刊在第45卷進行編輯組織革新時，即針對刊物內容枯燥生澀的部分作了調整：「……此外，為應部份讀者建議要求，自本期起，每期酌量刊載輕鬆散文一二篇，以作調劑而怡沁神思。亦已徵得佛教文藝作家程觀心居士擔任編撰。希望愛好佛教文藝之作家們多多惠稿。」（註63）自此海刊開始加入編輯佛教藝文相關的文章，並加入了女性的作者撰稿相贊，成為此時期海刊內容的重大改革，直到海刊第47卷復刊，樂觀法師接任編務後，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又是另一種不同的面貌。

五、樂觀法師主編《海潮音》月刊時期（民國55年至民國65年）

（一）樂觀法師主編《海潮音》時期編務與發行的演變

　　樂觀法師於海刊第47卷（1966）開始接任編務，當時已停刊五個月，因此復刊號為第6期，直到第57卷（1976）6月卸任編務為止，總共經營了十個年頭，為海刊最長壽的主編。如與印順法師主持刊物時期比較，當時因樂觀法師在臺灣經營未久，不僅信眾少、沒地盤、無局面，且缺乏財力，乃是在李子寬一再央求下，不得已臨危受命接任編務。（註64）在整個編務與發行組織方面，並不比印順法師主持海刊時期來得健全，且極度的缺乏人手協助。

　　樂觀法師剛接手海刊時，印順法師的人馬僅留數期交接與協助編務工作，後即全數撤出編輯與發行部，僅剩下會計賈懷謙協助幫忙。（註65）因此，樂觀法師接任海刊時的發行、會計和校對工作，均由賈懷謙擔任，樂觀法師只負責編輯工作。賈懷謙於民國59年因心臟病去世後，海刊的全部工作，全部落在樂觀法師身上，凡是拉稿、閱稿、編輯、校對、會計、打包、送郵，以及籌劃經費一切事情，全是樂觀法師一人奔忙。（註66）在經費的籌措方面，樂觀法師由李子寬手上接編海刊時，經費只有基金6萬元，每月印刷、郵寄費用的開支就需要五千餘元，至民國60年左右經費已感不足，適逢樂觀法師七十大壽，中央黨部政府幾位大老和諸山住持、居士連名為其祝壽，得到壽儀七萬三千餘元，悉數捐給海刊作為基金，才使刊物能夠持續運作下去。（註67）

　　前文曾經提到，樂觀法師在接任海刊編務時，曾與印順法師商量，要其接任海刊社長職務，他才要接任海刊編務，故雖然印順法師的弟子撤出海刊的編輯工作，其仍保留了海刊社長的職位。但或許是因此次海刊的編輯人員與李子寬發生嚴重衝突，讓印順法師對經營海刊感到灰心失望，所以就算樂觀法師向其報告社務或基金存款數目，印順法師卻反應冷淡。（註68）甚至樂觀法師還曾經為了校對工作，寫信請印順法師幫忙設法：「因為印老身邊學人信徒眾多，要求他派人來協助，印老回信說：他自己出版的書，都還找不到人校對呢！這樣，我也就無話可說了。」（註69）由此可知，在樂觀法師主持海刊的編務系統下，海刊社長的職務僅是掛名，實際上並未干涉海刊編輯、發行或人事安排等工作。

　　至海刊發行第54卷後（1973），印順法師辭退了海刊社長職位，此事件起因於日本大正大學授予印順法師文學博士學位，現在看來應該是一件學術成果受到肯定的光榮事情，何以會使印順法師辭退海刊社長職位？乃因當時臺灣的社會氛圍，受到民國61年（1972）9月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影響，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印順法師卻於隔年（1973）接受日本大正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教界僧俗同道因此有了贊成與反對兩極的不同反應。

　　反對者多具有強烈的愛護國族觀念，一向卑視厭惡日本，不與日本人打交道；只尊重中國本位佛法，重道行，而不重日人所授予的學位。這群反對者認為：「尤其在中日兩國斷絕邦交的現階段有這個舉動（指印順法師接受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行為），頗不適宜。」（註70）如了了法師、榮劍華二人在海刊上所發表的言論，為此派人士的代表，並認為印順法師在中國佛教界自有他的地位，無須借重博士學位向國人炫耀。另一方面，贊成者則重視日本學位，認為此舉不僅是中國人不易得到，就是日本人也不易獲此項榮譽，故印順法師此次獲得日本大正大學博士學位，應給予讚美。當時聖嚴法師所發表的文章，為贊成派的代表。（註71）假如此事發生在普通時期，應該不會造成如此巨大的風波，但卻發生在中（中華民國）日斷交不久，部分國人仇日的民族情緒高漲，印順法師接受日本學位反而被視為是媚日的行為，覺得其被日本人所宣傳利用。

　　更重要的，是海刊編輯的立場。當時印順法師還掛名海刊社長，但主編樂觀法師對其接受日本博士學位頗不以為然，（註72）而刊載的了了法師來函與榮劍華居士的文章，內容還涉及了對聖嚴法師的人身攻擊，（註73）加上聖嚴法師在10月底曾寄給樂觀法師〈不為批評而辯〉一文，原要其代為在海刊登載澄清事件始末，後因海刊11月號已送印，並在樂觀法師的勸阻下而未刊；但已印行的11月號海刊上，卻刊登了榮劍華批評印順與聖嚴法師的文章〈讀「劃時代的博士比丘」一文有感〉，在陰錯陽差之下，衍生出了許多的誤會與不滿，印順法師也以海刊登載批評聖嚴法師的文字為由，認為海刊編輯忘失了不作人身攻擊、不造謠言、不製造糾紛的立場，向海刊辭退了社長一職。（註74）

　　樂觀法師原本在印順法師辭退社長一職時，也想跟其同進退，但因海刊是太虛法師遺留在人間的事業，不忍其因此停刊，在沒有找到適合人選接替時，仍勉力扶持海刊，一人身兼了海刊發行、總務、編務等工作，直到完成發行第57卷（1976）6月號後，因年高體弱，且患有血管硬化、高血壓、糖尿等病症，醫生要其接受長時間的療養，不能再繼續負責編輯海刊繁重的工作，故決定辭卸海刊職務，在與善導寺董事會商討後，決定由善導寺接辦海刊。（註75）民國65年7月24日在臺北善導寺觀照堂內，於東初法師的監交下，樂觀法師將海刊的印信及基金新臺幣5萬元，交由善導寺董事會孫張清揚代表接受後，海刊的編務與發行再次的改組，進入了由善導寺負責的時期。（註76）

（二）樂觀法師主持《海潮音》月刊時期的編輯立場與風格

　　樂觀法師主持海刊時期所選擇的文章方向較為廣泛，雜誌編輯立場與風格也與印順法師主持時期嚴謹持重、介紹佛學理論的風格有很大差異。樂觀法師曾有提到其編輯海刊的主張與態度：「我的主張，只不過在取材方面不太過分嚴謹，在基本尺度上稍稍放寬，把這塊園地的領域來擴大一點；但，決不把它弄的花花綠綠，決不滲雜不文低調，……。」（註77）而主要徵集的文章，內容與性質包括有：「佛教學術性、思想性、時代性、教育性論文，及宏揚佛法之文藝作品、高僧事蹟、詩篇、故事、遊記、和一切啟發信仰之文稿。」（註78）故在其主編海刊時期，每期多少有刊載內容有趣生動的通俗作品，如文學小說、藝術創作、詩、詞、遊記等，版面也由24面擴充到28面，最後並增擴至32面，其目的即希望海刊能達到雅俗共賞的地步，期望讀者在閱讀後不再有艱澀和單調之感。（註79）

　　整體來說，樂觀法師主持編務時期的文章，內容呈現了積極出世的面向，許多的評論文章都與時事緊密結合，表現出鮮明的「護國」、「衛教」立場。尤其是在每期的刊頭增加的社評專欄，更針對當時不同的佛教時事進行評論。如民國55年中共推行文化大革命時，海刊主編乃邀集全國佛教雜誌界，包括《獅子吼》、《佛教文化》、《中國佛教》、《臺灣佛教》、《菩提樹》、《新覺生》、《慈明》、《覺世》、《慈聲》、《慈航》、《慧炬》各報刊負責人，在臺北松山寺大雄寶殿舉行聲討共匪大會，發表宣言，對大陸毀滅佛寺佛像罪行，一致聲討，（註80）海刊在往後數期不僅在社評上發聲，並登載了與復興中華文化相關論文，展現佛教出版界護國的立場與決心。在衛教方面，海刊更是不遺餘力，積極刊登或轉載批判毀佛辱僧的專文，如第49卷8月號開始，連續四期社評集中火力抨擊林語堂發表的英譯尼姑思凡文章，連海刊版面於當卷11月號也轉載了各界對林語堂批判的文章；其他包括譴責邵氏影片「文素臣」、「火燒紅蓮寺」影片，反對臺灣省議會「寺廟管理辦法」草案，對周堃反佛文的批判，對基督教、一貫道等外教的批駁等，均可以看出海刊為「衛教」而出世的積極性格。

　　然而積極出世的性格雖然表現出對現實生活的關懷，但也可能因此破壞了海刊編輯的宗旨與傳統。印順法師主持海刊時期，堅持不刊載惡意攻訐個人與法團的文章，此原則原本也是樂觀法師主持海刊編務時的堅持，然而在民國63年（1974）第55卷9月號起，至民國64年（1975）第56卷9月號整整一年的時間，海刊在每一期最少有一篇針對中國佛教會教團組織提出評論的文章，有些文章甚至指名道姓的針對組織內特定人士進行批判。編輯方向之所以大為改變，與當時中國佛教會召開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組織進行人事改組有關。中國佛教會在戒嚴時期是唯一的全國性佛教人民團體，組織的改組牽涉到整個佛教團體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故選舉的過程公平與否倍受教內僧俗四眾關注。然而遺憾的是在改組前，有關理事長適任與否的問題，就已鬧得風風雨雨；進行理監事改選時，更爆發了選舉不公的舞弊事件，引起參與選舉過程的教界人士不滿。樂觀法師對此事件也表達了極度的關切，不僅轉載了友刊對中國佛教會的批判，登載了教界人士〈揭發中佛會當權派違紀選舉黑幕〉等文章，甚至還親上火線撰文，發表了數篇對中國佛教會進行針砭的感想和建議。海刊編輯立場與風格在此次事件的影響下，蕩然無存，不僅沒有堅守太虛法師創刊的宗旨：「發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過度積極出世的結果，是編輯內容過於世俗化，也不禁讓人質疑其是否為學術性質的期刊，逐漸喪失了佛教期刊領頭羊的地位。

六、善導寺主持《海潮音》月刊編務時期（民國65年至民國101年）

　　樂觀法師在接任海刊編務十年後年逾七十五歲，因年高體弱，故於民國65年（1976）海刊第57卷7、8月號開始，由善導寺董事會接續編務工作。樂觀法師在海刊交接儀式上即提到：「海刊由善導寺出去旅行了十餘年，終又回到了善導寺。海刊是有光榮的傳統與獨特的革新風格，本人因病未能繼續負責，移交由善導寺董事會接辦，……。」（註81）海刊的發行工作於第43卷1月號（1962）開始，印順法師將發行部由善導寺遷移到臺北慧日講堂，至第47卷復刊號樂觀法師又改遷到臺北縣常樂寺發行，至此才再度遷回善導寺，重新由善導寺董事會全權負責。（註82）

　　在交接儀式結束後，善導寺董事會隨即召開了該屆董事會第四次常務董監事聯席會議，並商討海刊編務、發行等相關人事問題，會中並做出了決議：「一、本會今後寺務發展決配合國策向教育、文化、慈善三大方面進行。二、本會接辦海潮音月刊，並推聘董事張若虛居士為發行人，常務監事僧悟玄（妙然）法師為社長兼主編。即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手續後出刊。三、聘請樂觀、印順、東初、白聖、南亭、道安、……，為本會海潮音月刊社顧問。並聘請雲霞、守成、戒視、智度等法師為編輯委員。四、本會海潮音月刊社工作人員，聘請鄧盛居士編校，殷嘯秋居士負財務及發行工作。」（註83）由上述的資料分析，海刊在由善導寺接編後，不再如樂觀法師時期全部由一人包辦編務發行工作，且編務與發行兩個部門再次的分離，整個編輯發行業務相對的健全了許多。

　　海刊遷回善導寺後至今，一直由善導寺董事會維持海刊的相關業務，成為該寺對外發行的一份新聞文化事業。接辦海刊至今超過了漫長的三十年歲月，也占海刊在臺發行時間的一半以上，對延續此份刊物的慧命，是有相當大的功勞。整體來說，這個時期善導寺董事會經營海刊的方式，即由董事長兼任海刊發行人，來主導刊物編務與發行等相關事務。當時接辦海刊的是善導寺董事長孫張清揚，不久再由妙然法師接任董事長職務；至民國84年，再由了中法師接任該寺董事長迄今。海刊的編務工作也隨著善導寺董事長的更替有所改變，大致上可分為妙然法師與了中法師兩個時期來論述。

（一）妙然法師接任編務時期（民國65年至民國86年）

　　善導寺在承接海刊後，在編務與發行方面，最初妙然法師擔任社長，並聘請雲霞、守成、戒視、智度等法師為編輯委員，協助海刊編輯事務。此時海刊的發行與編務，大多以善導寺的董事、住眾，以及智光中學的居士們支援協助。第58卷（1977）3月號發行時，適逢善導寺改任住持，雲霞法師晉山住持職位，海刊的編輯人事也隨之進行調整。雲霞法師由編輯委員改為副社長，但仍然協助海刊編務工作，而編輯委員僅剩下守成、戒視二位法師。至第60卷（1979）10月號發行時，因編輯委員戒視法師罹患胃癌圓寂，（註84）編輯工作改由不具名的編輯委員會負責。發行部的工作最初由善導寺董事張若虛負責，殷嘯秋協助財務及發行工作，乃因張若虛過去有發行《覺世》旬刊的經驗與證件，由其提出申請海刊變更登記較為方便；（註85）至民國71年（1982）8月，張若虛卻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發行人的職務在經過善導寺常務董監事會議決議，改由主編妙然法師兼任，社長則由雲霞法師擔任。（註86）民國72年（1983）6月，海刊第64卷6月號開始聘請慧哲法師擔任主編，編輯部地址不變，編輯工作仍由編輯委員會負責，而妙然法師則列為發行人。（註87）民國76年（1987），社長雲霞法師因身體健康不佳，堅辭善導寺住持，同時在海刊上發表辭職消息，經善導寺董事會討論後，暫請妙然法師代理住持職務。（註88）同年10月，了中法師應善導寺董事會之聘，接任該寺第八任住持，並擔任了海刊的社長。（註89）民國79年（1990），海刊主編慧哲法師因其師年邁，道場需人照料，無法再分身參與海刊編務，因此在第71卷第7期辭去海刊主編的職位，編務工作因此由發行人妙然法師兼任。至民國81年（1992），海刊在發行上有了一個重大的改變，即自本年度起，取消刊物的定價，改為長期贈閱。各原訂戶，不論訂期長短，一律改為永久贈閱，原贈閱者，仍然照常奉寄。海內外各分銷處，改為流通處。（註90）民國86年（1997）妙然法師示寂往生，發行、編務等工作則交由善導寺董事長兼住持的了中法師負責，協調海刊編務的進行與人事的安排。

（二）了中法師接任編務時期（民國86年至民國101年）

　　海刊自從善導寺接辦以來，一直是該寺重要的寺務之一，因此妙然法師圓寂後並未因此停刊，當時接辦的了中法師即曾提到：「從民國八十七年一月起，也就是第七十九卷開始，由我擔任發行人，從此，這個包袱就落到我的身上。我從未有辦雜誌的願望，更無能力繼承太虛大師的人間慧業，只是因為職務的關係，應該要盡這分弘法的責任。」（註91）也或許是了中法師接任海刊編務時，剛好正忙於籌建一所佛教大學，因此主要的心力放置在興辦大專教育事業上，再加上了中法師自認並非興辦雜誌的專業人才，尤其是佛教雜誌的編務人員非常難求，除了擅長編排、校對的工作外，還要通達佛理，更要有一份工作的興趣與使命，具有如此條件的人，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註92）此時期的編務工作人員，因海刊並無記載任何資料訊息而無從得知，僅知道發行者為了中法師，但推測應該都來自於玄奘大學或善導寺。

　　自第89卷（2008）起，一方面可能興辦的大專教育事業已上軌道；另一方面可能對即將邁入第90卷（2009）的海刊有所期許，對此了中法師即曾提到：「人生九十歲稱為耄年，可謂高壽；而雜誌發行到九十卷，亦是大年，稀有難得，不僅佛教界少有，文教界亦罕見，如此我們更戰戰兢兢，駑駘下駟，惟恐不能維持本刊的傳統風格，達不到太虛大師創立本刊宗旨：發揚大乘佛教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註93）也因為有此想法，自第89卷起，了中法師即針對編務人員進行更替，並聘請黃士益擔任主編，專門負責編務工作，開始朝向海刊第100卷的發行任務邁進。

七、結論

　　臺灣現在的出版界，期刊能發行九十年，可說是絕無僅有，何況這部期刊是佛教雜誌，那就更難能可貴了。就本文的研究發現，佛教雜誌的發行與維持，遠就比一般商業性質的雜誌來得困難，海刊這部佛教雜誌何以能在困難的環境中存活下來？以下就海刊得以持續發刊的幾點因素稍作探討。

　　海刊能夠持續發行的第一要素，乃在於有遠大的宗旨與目的，刊物也不是以謀求權益為主；既然非圖利，一切都是發心所為，作者稿件與編務工作人員也多是義務無酬，而投稿的作者們都是為弘法利生而寫稿，在無稿費又無酬勞的狀況下，寫稿、投稿只是個人興趣，並不以此為生計，經營海刊反而會成為作者與編者的一種共同信念，而非以金錢維持的利益關係；在雜誌的發行方面，也只要負擔印製費用，不需為龐大的寫作稿費傷腦筋。此外，遷臺復刊後，主持編務或發行工作者，如大醒法師、印順法師、樂觀法師或善導寺董事長孫張清揚居士，或多或少與太虛法師有佛法的淵源，不僅承繼了太虛法師創刊的信念，也克服萬難努力將雜誌維持下去，成為海刊能長久發行的原因之一。

　　然而文章稿件來源皆因作者發心，當然也有負面的影響，包括比較不易徵集到高品質的文章，文稿來源也非常不穩定，時多時少，時有時無，此問題也成為歷任接辦海刊雜誌者遭遇的最大困難與挑戰。也因為刊物稿件的來源不穩定，故海刊的編輯者就需要積極向各方進行邀稿、約稿，來維持刊物的品質與發行。所幸遷臺後海刊的責任者都是負有名望的法師，如大醒、印順、樂觀、妙然、了中，在教界與學界都有不少的同道與支持者，使海刊文章的質量能保持一定水準。各時期海刊作者群的來源，也多與主持編務者有相當的淵源。如大醒法師時期的作者群，多來自於當時散居海外、臺灣等地，與太虛法師有關的弟子或居士；印順法師時期的作者群最為堅強，此時擔任海刊編輯的主編，或協助過編務的編輯，多是印順法師在福嚴精舍的同修或弟子，這些協助過海刊的主編或編輯，卸任後經常關照海刊的發展，許多人仍以稿件支持刊物的內容，奠定了海刊在臺灣發展的基礎；樂觀法師時期的作者群，除了有印順法師福嚴精舍的弟子持續支持外，有些讀者則因接觸海刊而開始投稿，也有樂觀法師特別邀約的文藝園地作者。不同時期的作者群雖有所變更，但唯一不變的是弘法利生的奉獻，成為海刊能長久發行的第二個原因。

　　其次，一般雜誌的發行支出最龐大者，莫過於人事經費，但海刊編務、發行的人事方面，每一個時期的工作人員，上自社長、發行者、主編，下至協助編校的編輯，處理總務、會計等參與人士，通常是無酬協助編務工作，目的皆是弘法利生，盡佛弟子的責任。（註94）編務人員每個時期的編制各有不同。大醒法師、樂觀法師時期除自任發行、主編外，僅有少數居士協助編輯總務工作，這兩個時期海刊的編務、發行人員最少，造成的影響是主編工作繁重，一人當三個人用，不僅健康亮起紅燈，一旦主編無法主持編務，還會使雜誌陷入停刊的危機中。印順法師與現今善導寺時期的編務工作，是整個雜誌社遷臺後組織較為健全的時候，如在印順法師主持下，就承襲了太虛法師在大陸的編務模式，當時雖然主編因法緣起滅而屢有更替，但接替者與卸任者多出自社長印順法師主持下的福嚴精舍，可互相就編務上的經驗進行傳承與交流，在此模式下不僅可以維持刊物的編輯方向與水準，另一方面則有利於編務工作人材的培育，替佛教出版事業培養出一批高水準的專業編輯；善導寺主持編務時期，刊物工作納入了寺務每年的例行工作範疇內，在該寺董事會的授權下，編務主要由董事長或住持負責主持，處理編務與發行相關工作，使刊物能在解嚴後臺灣急遽變化的新聞出版界中穩定的發行與成長。海刊編輯部組織的健全與人事經費的控制，是海刊能長久發行的第三個原因。

　　再者，在刊物的經費收支方面，因佛教刊物的發行市場有限，加上對臺灣的讀者而言，並不熟悉由大陸遷臺發行的海刊，因此訂閱者不多。早期海刊的收入只能依靠善信的捐助支持，訂閱刊物的收入並非主要經費來源，且免費寄送贈閱的比重還比售出者來得多。在此狀況下，雖然支出僅在印製與發送郵資等費用上，但在早期臺灣物資缺乏的出版環境下，樂助的收入是不足以維持海刊長期印製與發行的支出，全都有賴各時期的主持者東挪西湊的募集、自捐費用發行，才延續了海刊的慧命。自從由善導寺接辦後，海刊的發行費用開始由善導寺負責，因該寺財務尚稱充裕，每期發行經費不足的部分，均由該寺補助，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海刊正常發行的經費問題；而發行業務與編務工作此後皆為社長所掌握，兩大系統獲得整合，也有利於海刊的持續發行。此為海刊能長久發行的第四個原因。

　　最後，臺灣的雜誌發行，不論是佛教界或社會各界，在解嚴後如雨後春筍般，繁多且迅速的發展，但很多雜誌都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消失在歲月的長流中。在此特殊的時空環境下，海刊的編輯風格並未因此隨波逐流有所更替，正如了中法師所言：「時下，是一個行銷競爭的時代，各類出版物，力求華美多姿，以迎合讀者的口胃，佛教雜誌亦隨順世緣以吸引更多人閱讀。不過本刊多年來有獨具的傳統刊風，偏重於學術義理的探討，……理論本身是樸實無華的，本真無飾的，不需要太多的裝飾，過度裝飾反而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註95）海刊秉持的一貫風格，成為其能延續至今的另一項重要原因。

　　解嚴後的臺灣社會日趨開放，佛教出版事業發展競爭激烈，如何在急速變化的社會脈動中，找尋刊物的自我定位，刊載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學術義理探討」相關文章，並避免讀者群的逐漸流失，可能是今後海刊的重要課題。期待海刊繼續秉持太虛法師的遺願，朝向傳達人海潮中覺音的目標前進。

【附註】
註1：塵空，〈十五年來之佛教出版界〉，《海潮音》．16卷1號（武昌：海潮音社，民24年1月15日），頁187。
註2：民國初年以來，中國教育界人士多有廟產興學的議論，許多地方的軍閥當權派更提倡對佛教「人其人，廬其居，而火其書」。在這種氛圍下，《海潮音》月刊的誕生使中國學術界的人士，對佛教有了另外一種新的認識，也因此在民國19年邰爽秋提倡廟產興學時，胡瑞霖居士曾告訴法舫法師說：「今日教育人士唱人其人，廬其居，而不火其書者，虛大師及海潮音之力也。」法舫，〈今後本刊的生命和使命〉，《海潮音》，31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1月20日），頁3。
註3：太虛，〈十五年來海潮音之總檢閱〉，《海潮音》，16卷1號（武昌：海潮音社，民24年1月15日），頁11。至於為何定名為「海潮音」？在《海潮音》首卷第1期的〈海潮音月刊出現世間的宣言〉曾提到：「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覺音。若依這句話分析起來，便可知道那『海』是宇宙間人類公共的。那『潮』是人海中一個一個時代所產生的，更有些屬於現今這個時代的意思。那『音』是人海思潮中能覺悟的，更有些屬於佛法、屬於覺社的意思。」〈海潮音月刊出現世間的宣言〉，《海潮音》，1期（杭州：覺社，民9年1月20日），頁1-2。
註4：〈改訂海潮音月刊社簡章〉，《海潮音》，第2年第12期（北京：海潮音月刊社，民10年12月20日），「獅子吼」頁13。
註5：太虛，〈十五年來海潮音之總檢閱〉，《海潮音》，16卷1號（武昌：海潮音社，民24年1月15日），頁15。
註6：李子寬，〈我對台灣佛教之觀感及展望〉，《海潮音》，29卷9期（上海：海潮音社發行部，民37年9月10日），頁231。
註7：大醒，〈啟告關心本刊的諸大善知識〉，《海潮音》，31卷10、11、12期合刊（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12月20日），頁161。
註8：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0卷5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8年5月20日），頁20。
註9：大醒，〈為本刊遷移臺灣講幾句話〉，《海潮音》，30卷6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8年6月20日），頁18。
註10：同註7，頁162。
註11：大醒，〈本刊三十年紀念特輯致辭〉，《海潮音》，31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1月20日），頁19。
註12：同註8。
註13：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0卷6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8年6月20日），頁20。
註14：同註7，頁162。
註15：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1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1月20日），頁20。
註16：同註7。
註17：同註11。
註18：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1卷7、8、9期合刊（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12月20日），頁140。與31卷10、11、12期同時出刊。
註19：同註7，頁162。
註20：同註9。
註21：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0卷10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8年10月20日），頁20。
註22：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0卷11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8年11月20日），頁20。
註23：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0卷12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8年12月20日），頁18。
註24：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1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1月20日），頁20。
註25：同註21。
註26：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1卷4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4月20日），頁80。
註27：同上註。
註28：同註11。
註29：同註11。
註30：編者，〈編後雜話〉，《海潮音》，31卷5、6期合刊（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39年6月20日），頁116。
註31：同上註。
註32：同註7，頁162。
註33：〈海潮音社啟事〉，《海潮音》，33卷冬季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1年12月16日），頁98。
註34：編者，〈本刊一年來之檢討〉，《海潮音》，35卷1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3年1月15日），頁21。
註35：編者，〈編後報告〉，《海潮音》，39卷5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7年5月15日），頁24。
註36：〈本社啟事（一）〉，《海潮音》，36卷1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4年1月15日），頁22。
註37：同註35。
註38：〈寫在編後〉，《海潮音》，41卷3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49年3月15日），頁24。
註39：李子寬，〈我對海刊誠摯的願望〉，《海潮音》，45卷1、2月號（臺北市：慧日講堂，民53年2月29日），頁33。
註40：編委會，〈我們的報告〉，《海潮音》，45卷1、2月號（臺北市：慧日講堂，民53年2月29日），頁34。
註41：〈李子寬為本刊暫停啟事〉，《海潮音》，46卷11、12月號（臺北市：慧日講堂，民54年12月31日），頁2。
註42：樂觀，〈主編海潮音刊十年之回顧（節錄）〉，《普門學報》，46期（2008年7月），頁269。
註43：印老甚至表示：「在我有生之年絕不當海刊發行人」。樂觀，〈關於印順法師辭退本刊社長事〉，《海潮音》，54卷12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62年12月1日），頁22。
註44：樂觀，〈編刊十年之回顧〉，《海潮音》，57卷6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65年6月1日），頁18。
註45：樂觀，〈關於印順法師辭退本刊社長事〉，《海潮音》，54卷12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62年12月1日），頁22。
註46：同上註。
註47：同註34，頁21-22。
註48：同註34，頁22。
註49：編者，〈編後報告〉，《海潮音》，39卷5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47年5月15日），頁24。
註50：〈本刊啟事〉，《海潮音》，40卷元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48年1月15日），頁23。
註51：陳國祥，祝萍著，《台灣報業演進40年》，（臺北市：自立晚報社，1987），頁49。
註52：編者，〈給讀者的報告〉，《海潮音》，34卷11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2年11月15日），頁23。
註53：同註49。李子寬，〈四十年來的海潮音〉，《海潮音》，41卷元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49年1月15日），頁2。
註54：印順，〈說幾句關於海潮音的話〉，《海潮音》，34卷3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2年3月17日），頁18。
註55：〈稿約〉，《海潮音》，34卷3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2年3月17日），頁36。
註56：同上註。
註57：默如，〈佛刊的使命〉，《海潮音》，62卷4月號（臺北市：海潮音雜誌社[善導寺]，民70年4月30日），頁13-14。
註58：印順說；常覺記，〈福嚴閒話〉，《海潮音》，36卷12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民44年12月15日），頁18。
註59：同註52。
註60：〈寫在編後〉，《海潮音》，41卷3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49年3月15日），頁24。
註61：同註49。
註62：樂觀，〈偉大的號手！──為海潮音月刊四十週年紀念作〉，《海潮音》，41卷元月號（臺北市：海潮音社[善導寺]，民49年1月15日），頁28。
註63：編委會，〈我們的報告〉，《海潮音》，45卷1、2月號（臺北市：慧日講堂，民53年2月29日），頁34。
註64：同註45。
註65：賈懷謙為大醒法師在臺灣所收的皈依弟子，海刊遷臺後面臨困頓無助的局面，當時他即協助大醒法師發行、總務等工作，減少大醒法師不少的苦惱。大醒法師圓寂後，繼任的主編都與其合作無間，相處愉快。在印順法師的弟子撤出海刊後，賈懷謙仍留在海刊，協助樂觀法師發行、會計、校對等好幾項職務，完全義務協助幫忙。樂觀，〈失去了一位忠實伙伴！──為悼念賈懷謙居士逝世作〉，《海潮音》，51卷10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59年10月1日），頁16-17。
註66：同註45。
註67：同註45。
註68：同註45。
註69：同註45，頁23。
註70：同註45，頁20。
註71：同註45，頁20。
註72：樂觀法師在〈關於印順法師辭退本刊社長事〉文末提到：「……總統蔣公告誡國人有一句話：『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今套用蔣公說話，希望全體出家同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和尚』，因為我們都是中華子孫啊！我們要時時提高警覺，要明耻、要雪耻，不要做軟骨頭，貽臭萬世，使佛面蒙羞。」以這句話作為結語，可看出他當時的心境，是極度不認同印順法師接受日本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同註45，頁23。
註73：此事雖然樂觀法師覺得榮劍華文中並無不妥之處，但從仁化法師去函《海潮音》文中可知因果：「樂老：……聖嚴舍東師而近印老，此學者之於良師，未敢言負德，誠然，真不增修道德，恐所適者不止於此。古云：心賊難去，況方外人在心識上轉，其一切可知也。」〈仁化法師來函〉，《海潮音》，54卷12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62年12月1日），頁23。
註74：文章中提到：「……印老辭退社長不幹，也是為了『海刊』登出了了法師和榮劍華居士二人批評聖師的文字，……」。同註45，頁21。
註75：〈釋樂觀辭卸海潮音發行人及編輯職務啟事〉，《海潮音》，57卷7、8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65年8月31日），封底。
註76：殷嘯秋，〈海刊交接側記〉，《海潮音》，57卷7、8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65年8月31日），頁24。
註77：樂觀，〈編者的話〉，《海潮音》，47卷復刊號（臺北縣：常樂寺，民55年6月1日），頁28。
註78：〈本刊徵文簡約〉，《海潮音》，48卷6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56年6月1日），頁30。
註79：本社，〈新年．本刊的檢討和希望〉，《海潮音》，49卷元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57年1月1日），頁2。
註80：樂觀，〈編刊十年之回顧〉，《海潮音》，57卷6月號（臺北縣：常樂寺，民65年6月1日），頁18。
註81：同註76。
註82：了中，〈新年的話〉，《海潮音》，89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雜誌社[善導寺]，民97年1月），頁2。
註83：〈教訊．本刊訊〉，《海潮音》，57卷7、8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65年8月31日），頁25。
註84：〈善導寺知客戒視法師捨報圓滿于月前往生〉，《海潮音》，60卷10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68年10月31日），頁38。
註85：本社，〈悼本刊發行人張若虛居士〉，《海潮音》，63卷9、10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71年10月31日），頁3。
註86：〈善導寺召開信徒年會 董監事會議合併舉行〉，《海潮音》，64卷4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72年4月30日），頁36。
註87：〈本刊重要啟事〉，《海潮音》，64卷6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72年6月30日），頁2。
註88：〈善導寺住持雲霞法師辭職 董事長妙然法師代理住持〉，《海潮音》，68卷3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76年3月），頁34。
註89：〈了中法師接任善導寺住持 說明決以籌建佛大為目標〉，《海潮音》，68卷11月號（臺北市：善導寺，民76年10月），頁35。另見該期頁7，有海刊聘請了中法師擔任社長的啟事。
註90：〈本刊啟事〉，《海潮音》，73卷1期（臺北市：善導寺，民81年1月），頁2。
註91：了中，〈本刊的回顧與展望〉，《海潮音》，91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雜誌社[善導寺]，民99年1月），頁3。
註92：同註82。
註93：了中，〈邁向第九十卷的發行〉，《海潮音》，90卷1期（臺北市：海潮音雜誌社[善導寺]，民98年1月），頁2。
註94：不管接編者與主持者之間是否有其他的業務關係，僅就海刊的收支費用來談，每一個時期並未編列人事經費，工作者皆是無酬協助的。
註95：同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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