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三期 100年12月
清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書目的發展鄭恒雄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摘要】本文首述臺灣的書目發韌於清初,並以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內附中國為臺灣書目發展的開端,從康熙朝以來臺灣設立的儒學與書院,以及各地持續修纂的方志中爬梳整理,以窺清初以來臺灣書目萌芽滋長的梗概。繼而討論臺灣割讓日本之後,日據時代的書目發展,從初期的日人私立文庫目錄到官立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時期的目錄發展,尤其探討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目錄制度以及歷任館長對於圖書館目錄的努力與成果。此外,亦述及日據時期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的目錄活動。回顧清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書目的發展歷史,其意義即在於鑑往知來,有所警惕與借鏡。 關鍵詞:臺灣書目史;方志藝文志 壹、清代臺灣書目的萌芽滋長 連橫(1878-1936)撰《臺灣通史》:「臺灣固無史也,康熙三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誌,略具規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後靡有續者。各縣雖有方志,而久已遺佚,或語多粗漏,不足以備一方文獻。」(註1)可知,臺灣史事,文獻之不足徵。雖然如此,康熙朝以來臺灣設立了許多的儒學與書院,以及各地持續修纂一些方志,從中爬梳整理,仍可窺清初以來臺灣書目萌芽滋長的梗概。 一、儒學與書院藏書 清初之臺灣,各地陸續興建了儒學與書院,始漸有圖書蒐藏之活動與文庫之設立。「我國圖書之集刊與蒐藏,由來甚早;惟臺灣僻在海外,迨至明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率軍入臺驅逐荷蘭人,光復故土後,中華文化始漸移植於本島。初,以軍事時期,土地開拓僅限西南一隅,一般產業貿易,均未十分發展;而文化教育之事業,亦受相當之制約。尤以圖書一項,例需由大陸源源流入,而當時又固在被滿清封鎖時期也。故欲溯臺灣圖書蒐集之史料,其於明鄭時代也,其難言也。」(註2)「明鄭之時,軍事頻興,當戎馬倥傯之際,士大夫多未遑著述。」(註3)然而,當時仍有荷蘭宣教師及一時避亂之士之著述,惟我國歷代書目的著述於當時實無實際之影響。 清初之臺灣已有儒學與書院之設立。臺灣之有書院始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靖海侯施琅於臺灣府治(今臺南)所創建之西定坊書院,其後二十年間在府治及其近郊先後成立了鎮北坊、彌陀室、竹溪等八所書院。(註4)康熙四十三年(1704)又設立崇文書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設立海東書院,一直到光緒十九年(1893),全臺先後設立之書院達62所。(註5)又如臺灣府儒學,學宮在寧南坊,建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十四年,廩生侯世輝等捐資呈請改建:正廟居中,左右兩廡;前為大成門、又前為櫺星門、為泮池;後為崇聖祠。左右兩廊達於廡,祠左右為禮樂庫、典籍庫」(註6),可見其學宮之建築中有典籍庫以存放典籍。當時之儒學與書院雖設有文庫以及圖書之蒐藏活動,但少有目錄編纂之記載,推想應有記錄藏書之書單或簡易之目錄可供查考,藏書之目的在提供修志以及肄業諸生參閱。當時已有藏書、圖書之蒐藏活動及文庫之設立,據《臺灣省通志稿》之記載,引述如下:
早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臺灣府任官袁宏仁捐款朱子祠講學,又購買六百多本書留供大眾閱讀。「袁宏仁字醇一,建陽貢生。雍正十二年,由福州府訓導移任臺灣。以臺處海外,士民得書維艱,捐貲聚古今載籍數百部,藏於學舍。築草堂,進諸生朝夕講肄其中。臺人知學,由宏仁始」。(註8)《續修臺灣縣志.藝文》袁宏仁藏書記:「竊見臺地遙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鮮其人。揆厥所由,蓋各庠向無藏書,即書肆亦罕售購;雖有聰敏之質,欲求淹貫,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載籍六百餘本,貯之廨中,以資諸生借覽;令優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然而寒氈力絀,未能多蓄,第以是為權輿也,四庫五車之富,端有望於後之君子」。(註9)可知當時袁宏仁購書入藏學舍,並遣專人管理以供諸生借覽,實即臺灣圖書館之發端。「書院之重要事務,有講學及書籍二項。除山長主講外,並可邀德行學術素著之人講演;至其書籍,有由國家頒給者,亦有出於私人之捐助。規模較大者,皆專設書庫,雖不及現代圖書館之管理精密而有條理,但其有裨於士子之閱讀則一,功效實為不少。其藏書之數量,當亦非普通私人藏書家所可比擬」。(註10) 清道光十年(1830)舉人陳淑均纂修之《臺灣府噶瑪蘭廳志》記載:「蘭中向無子、史書。道光六年,孫文靖爾準制軍時為閩撫,按部入蘭,見諸生有嚮學之志,因就鼇峯藏書中,抽發『遷史』以下四十六種,運存仰山書院,以為諸生稽覽之佐。其書多儒先語錄,乃康熙丁亥張孝先伯行撫閩時,摘刻正誼堂本。」(註11)此廳志編次運存仰山書院46種典籍之書目,並綴各書大旨。此為較早方志中記載之贈書書目。(見圖1《噶瑪蘭廳志.紀物》) 圖1:《噶瑪蘭廳志.紀物》 清領後之臺灣人文蔚起,夙稱海東之鄒魯,是以私人之藏書亦甚不少,如彰化縣貢生曾玉音、彰化二林之處士洪士暉、澎湖舉人辛齊光、澎湖又有陳傳生及方景雲等,皆有藏書;咸、同年間,彰化富豪呂炳南新築第宅,有藏書室「筱雲軒」置書二萬餘卷,吳子光曾譽為:「呂氏圖書之富,冠東瀛。」並為作呂氏家塾藏書記,該記有「總目」依四部法分目,通計藏書2萬1千334卷。(註12) 二、方志之經籍藝文志 連橫(1878-1936)撰《臺灣通史》卷二十四「藝文志」記清初以來之著述,包括方志15種200卷、臺灣人士著書40種203卷、宦遊人士著書80種160卷。所記為清康熙以降有關臺灣之著述目錄,列有書目、卷數與其作者。又言:「猝遭割臺之役,戎馬倥偬,稿多散失,其存者亦唯斷簡而已。初海東書院藏書頗富,至是亦遭兵燹,而臺灣之文獻亡矣。」(註13)可知,臺灣本無專史,清初以來雖有方志之纂修及續修,唯語多粗漏或屢遭兵燹,文獻遺佚,所存者不過斷簡殘篇而已。是故,有關文獻之記載編目,以及目錄之著述亦甚缺少。 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梁文煊撰《臺灣縣志》序有言:「臺灣自勝國以前,既荒蕪無所考;我皇上神聖威武,化及海外。乃始臣妾而郡縣之。今雖入版圖數十餘年,而其經制、規畫、山川、風土,未有淹雅之士為之撰述。而編緝之者,徵其文,則文移冊籍而已;考其獻,則街談巷說而已。而欲從漫無所因之餘,援筆奮志,勒成一家之書,是難之中又有其難焉!」(註14)。 方志之纂述體例中往往有經籍、藝文志。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福建分巡臺廈道兼理學政高拱乾修纂之《臺灣府志》卷十已有藝文志,記載宸翰、奏議、公移、序、傳、記、賦、詩、總論。凡例有言:「今惟先集所見,上自宸章、下逮新詠;後有作者,當俟之踵事增華」。又如道光九年(1829)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其內容分目有35,曰詔諭、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壇廟、津梁、郵驛、水利、古蹟、戶口、田賦、倉儲、蠲賑、錢法、鹽法、風俗、物產、典禮、學校、經籍、兵制、關隘、海防、封爵、宦績、職官、選舉、人物、列女、方外、寺觀、雜錄。(註15)可見亦有「經籍」一目。凡例有言:「諸志藝文,多載詩文,殊乖史體。今用建康志、三山志例,題詠間附山川古蹟,其文有關政治者散附各門,而以諸家所撰四部之書入經籍志,並掇著述大指,以存梗概。」所載著述有《國朝臺灣府志稿》等四種,並有提要。 唯方志之藝文與歷史藝文志之紀錄國家典籍性質略有不同。茲舉陳培桂纂輯之《淡水廳志》為例,凡例五則中有言:「史家志藝文,皆紀『著述書目』而已;若載文章,是選文、非志也。淡廳人文初啟,著述難立專志;舊稿所載之文,亦資考證,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廢之。今依章氏學誠『文史通義』之論,列為『文徵』」。林豪《淡水廳志訂謬》又言:「志書藝文,體例其有次序,宜先載奏疏,次書檄、文移,次論說、序記,而詩賦終焉;此定理也。」(註16)舉例而言,今觀康熙五十六年(1717)丁酉夏四月周鍾瑄修《諸羅縣志》卷十一有藝文志,其內容記奏疏及詩文等;道光十年(1830)周璽總纂之《彰化縣志》卷十二亦有藝文志,敘例中有言「采其文之有關於彰邑者,彙而錄之。旁及故老之流傳,仕宦之唱和,都人之詠歌;下逮碑碣所垂,案牘所載,凡屬此邦之典要,悉收而識之」(註17)。由此可窺見臺灣方志中藝文志所記載之內容與性質。 臺灣各地方志中有藝文志或經籍志(或稱文徵)者為數不少,如:《恒春縣志》、《臺灣縣志》、《諸羅縣志》、《鳳山縣志》、《彰化縣志》、《澎湖廳志》、《澎湖紀略》、《淡水廳志》、《新竹縣志初稿》、《噶瑪蘭志略》等。例如:乾隆十七年(1752)臺灣縣知縣護理海防同知事魯鼎梅承修之《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三藝文志,分著述、書序、賦三類。凡例中言其體例:「藝文,標其書目與卷帙之多寡,倣班固漢書也,書序存者揀編之,其詩文揀附各志,本條下難附概者,量揀而編之。時賢近作可見者,各揀而編之」。「著述」記載《東番記》等作者21家、為書38;「書序」記載李光地《靖海紀序》等21種;「賦」則記載周澎《平南賦》等9種。(註18) 貳、日據時期臺灣書目之發展 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並有計畫的進行基本國力調查,對人口、土地資源,甚至民情風俗、原住民舊慣等深入瞭解;從而建立戶口資料、員警及治安,進一步設置學校和推動各種建設。 圖書館乃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雖然起步較晚,但至昭和十八年(1943),除總督府圖書館之外,全臺五州三廳,共有公共圖書館89所、私立4所,總計93所。截至昭和二十年(1945),臺灣已在各地普遍設置規模大小不同的圖書館,對全民知識的提升,頗具成效。圖書館是實施教育、提供知識的場所,而目錄工作是圖書館藏書資源建置的手段。讀者需經由各種目錄,方能便捷的利用圖書館的資源。因此,可以說目錄是達成圖書館任務、發揮圖書館功能的主要工具。至於,一般學者專家所編纂的專題書目亦具有相同提供知識、方便檢索的功能。日據時期的書目亦隨著圖書館的普及而發展。 一、私人文庫與目錄 (一)臺灣文庫 「在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之前,台灣已有一些藏書家,自己出錢、出書,或向各界募書、募款,成立私人圖書館,供民眾看書、閱報,當時稱做『文庫』、『讀書俱樂部』或『閱報社』,成為民眾閱讀及知識的起點」(註19)。臺灣現代化圖書館之創立始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月二十七日,由臺灣協會主辦,初於臺北淡水館(原登瀛書院,位於今長沙街一段)內創設私立「臺灣文庫」。該文庫一切均甚簡陋,藏書有10,261冊,多係捐贈而來,採會員制付費閱覽。後因經費短絀,終於明治四十年(1907)休館。(註20)明治四十五年(1912)「東洋協會」建議將藏書捐給官方設立之圖書館(日後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接收)。 「臺灣文庫」開庫所藏之圖書類別有和漢書及洋書,依據「私立臺灣文庫藏書分類統計表」有以下幾個門類: 第一門 宗教 第二門 哲學、教育 第三門 文學、語學 第四門 歷史、傳記、地理、紀行 第五門 法律、經濟、財政、社會 第六門 數學、理學、醫學 第七門 工學、藝術、產業、兵事 第八門 叢書、隨筆、雜誌、雜書 別 門 掛圖(註21) 此項分類應係參考《帝國圖書館分類表》分門別類。 (二)石坂文庫 明治四十二年(1909),有日人石坂莊作於基隆設立「石坂文庫」,亦頗具規模,從此臺灣圖書館事業乃得以日漸發展。石坂莊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第一個開創公共圖書館的歷史紀錄者」。(註22)從明治四十二年(1909)六月一日所制定的「石坂文庫規則」可知其閱覽服務的概況及寄贈圖書的辦法,其要點中有:希望閱覽本文庫之圖書者,須有受付所備之閱覽證,方得入場,按照閱覽室所備之圖書目錄,將所要之書冊、函號、住所、姓名及職業等,記入閱覽證內,然後交之掛員(出納人員),受書冊,但閱覽概不徵收任何費用。可知,「石坂文庫」確實有目錄以供索閱之用。建築物二樓為閱覽室,備有圖書目錄臺以供查檢之用。 石坂文庫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月一日開館,明治四十五年(1912)開始並有巡迴書庫。究其藏書類別有和漢書、洋書及新聞雜誌,依據《石坂文庫第一年報》「貸付圖書分類表」(自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一日至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之分類類目如下: 第一門:國家學、法律學、社會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 第二門:宗教、教育、哲學、語學、文學、藝術 第三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數學、理學、醫學 第四門:兵學、工學、產業 第五門:家庭、類書、叢書、雜書、新聞紙、雜誌(註23) 但是在大正四年(1915)二月七日,文庫火災,自二月八日至九月底文庫暫停開放,一直到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三十日止,其藏書已高達19,291冊。依據《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圖書類別表」(大正十三年九月三十日現在),藏書之分類類目如下: 總 記:事彙、叢書、隨筆、有關臺灣圖書、少年文學 第一門:哲學、宗教 第二門:教育 第三門:文學、語學 第四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 第五門:國家、法律、經濟、財政、社會、統計 第六門:理學、醫學、數學 第七門:工學、兵事 第八門:藝術 第九門:產業(註24) 二、各類型圖書館的目錄 (一)總督府圖書館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編印各種出版品就館藏資料可分為:圖書館藏書目錄、展覽目錄、圖書館案內(指南)、館刊4類。(註25)茲就前兩類有關目錄之出版品臚列如下(註26): 1. 圖書館藏書目錄
另外,臺灣總督官房文書課編有《臺北諸官衙到着新聞雜誌目錄》,大正八年出版;《圖書目錄(和漢書)》,昭和八年出版;《圖書目錄(洋書)》,昭和九年出版。 2. 展覽目錄
(二)公共圖書館 除了總督府圖書館編印圖書目錄之外,各地公共圖書館往往也編印自身的圖書目錄,提供讀者使用。舉要如下:
上述各州街莊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大抵沿用總督府之「和漢圖書分類法」編製分類目錄。一般街莊立圖書館因藏書不多,分類以類分至綱目之類號為止,大都未再細分,惟亦有少數街莊立圖書館並未使用「和漢圖書分類法」。各州立及市立圖書館雖採用「和漢圖書分類法」,但綱目可依據個別需要調整。在編目法方面,採用日本圖書館協會制定的「和漢圖書目錄編纂概則」(註27)。此編目規則分別說明:書名項、著者項、出版項、目次備考及其他附註項、以及排卡規則等事項。各公共圖書館備有兩類卡片目錄,一是「事務卡」(自用目錄)專供館內辦事人員使用;另一是「公用目錄卡」包括分類卡及書名卡,提供讀者檢索圖書之用。可見,當時各公共圖書館已有了目錄制度。 此外,各公共圖書館往往編有圖書館館刊或業務年報,包括要覽、一覽、概要等,內容除報導各項業務及活動外,亦經常提供新編圖書目錄、專題書目等,提供讀者參考利用。 (三)大學及學校圖書館 日據時期臺灣的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一般都設有圖書館,尤其以昭和三年(1928)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規模最大,與當時日本的帝國大學圖書館相較,亦不遜色,藏書在臺灣光復時已達四十七萬一千餘冊。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光復,臺北帝國大學由政府接收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亦隨之改隸。 臺北帝國大學設有文政學部及理農學部,昭和十一年(1936)設立醫學部並合併原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昭和十八年(1943)設立工學部,同年理、農學部分立。截至1945年共有文政、理、工、農、醫五個學部,下設科以及講座。戰後改制為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學院和各個學系。臺北帝大採用「講座制」,講座相當於研究室,有獨立經費預算和圖書室,每個講座由一位專任教授主持,編制有助教授、助手、講師、雇員等。(註28)講座制形成的圖書室,其藏書需向總圖書館登記,因此有圖書館館藏章及登錄號,但並未分類。講座制形成的圖書室即後來各系圖書室。因此,帝大時期的圖書館除總館之外,另又有各系圖書室,形成分散式的圖書館系統。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採用的圖書分類法是「國際十進分類法」(UDC),用以處理中、日及西文圖書,當時採用1927年至1933年所制定的法文版(國際第二版)。此法源自《杜威十進分類法》亦區分為十大類。1927年版的類目如下: 0 一般事項、總類 1 哲學類 2 神學、宗教類 3 社會科學類 4 言語學類 5 數學、自然科學類 6 醫學、工學、農學、應用科學類 7 演藝、娛樂、運動、美術類 8 文學類 9 地理、傳記、歷史類 日據時期帝大及附屬圖書館編印的目錄,主要有以下幾種:
另外,除了臺北帝大之外,其他學校亦編有目錄,如:
(四)專門圖書館 日據時代之各專門機構也因應各自的需要編製圖書目錄,包括臺灣教育會、臺灣遞信協會、臺灣圖書館協會、臺灣銀行調查課、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高等法院圖書室、臺灣總督府天然瓦斯研究所、高雄州商工獎勵館及高雄商工會議所、總督府警務局圖書係、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南方資料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研究部臺灣支部圖書室、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等。 另外,昭和八年(1933)四月由臺灣日日新報社河村徹社長及山中樵館長等人士催生設立了「臺灣愛書會」,以研究東西方「書誌學」為目的,發行《愛書》,編輯所設在臺北帝大圖書館內,發行所則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自第2輯起由西川滿擔任編輯兼發行人。第1輯於昭和八年(1933)六月創刊,至昭和十七年(1942)共發行15輯,其中刊載了一些重要的臺灣研究文獻與目錄,例如第10輯(昭和十三年)載有市村榮的〈臺灣關係誌料小解〉、第14輯(昭和十六年)載有黃得時與池田敏雄編的〈臺灣文學に於ける書目〉(內容分為「單行文藝書の部」和「文藝雜誌の部」二部分)。是年九月即舉辦「第一回書誌關係展」,展出書誌學、印刷史、隨筆、藏書印譜、裝訂等類與書目類圖籍。昭和八年(1933)編印《書誌に關する展覽會出陳目錄》(31面)、昭和九年(1934)出版西川滿編《臺灣文獻展觀目錄》(51面)、昭和十一年(1936)編印《第一回裝幀展目錄》(10面)。 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目錄的體制與影響 一、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設立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前身的「臺灣文庫」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成立,設在當時的「淡水館」(原為登瀛書院,日本統治後改為淡水館),這是由當時的「臺灣協會」發起設立的。「臺灣協會」則是設立於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三年,即明治三十一年(1898)。總部設在東京,目的在結合日本官方、民間、跨行政單位、跨行業,支持臺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龐大組織。(註29) 大正三年(1914)四月十四日,規模最大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次年八月九日,正式開館。先假艋舺祖師廟設置臨時事務所,首任館長是總督府視學官隈本繁吉,負責籌開圖書館事宜,又聘請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司書官太田為三郎為圖書館事務「囑託」(顧問)。大正四年(1915)六月十四日遷入臺北城內書院町彩票局新址(位於今寶慶路與博愛路口之博愛大樓),開館之初承接「臺灣文庫」的藏書一萬八千六百餘部及總督府官房圖書課之圖書五千七百餘冊,新購圖書六千餘冊及各界贈與的八千餘冊,總計約二萬餘冊,即進行圖書編目工作,使得初期之總督府圖書館能夠順利展開。(註30)以後逐漸擴充,且由於經費充裕,乃發展為全臺規模最大之參考圖書館。 昭和二年(1927),在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的策劃下於臺北成立「臺灣圖書館聯合會」,此後,各地圖書館紛紛設立,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至昭和十八年(1943),全臺除總督府圖書館之外,圖書館已達93所。 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六日,總督府圖書館又成立了「南方資料館」,專門蒐集南洋、華南一帶之資料,以配合日本之南進政策。 二、歷任館長對於圖書館目錄工作的努力與成果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自明治四年(1915)八月九日正式開館,迄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日本戰敗交還臺灣為止,凡三十一年,歷經五任館長,依序是:隈本繁吉、太田為三郎、並河直廣、若槻道隆及山中樵。其中第一任隈本繁吉館長在職十個多月;若槻道隆係於並河館長逝世後代理兩個月,即由山中樵繼任。可見,隈本繁吉及第四任館長若槻道隆任期較短,在目錄方面的影響較小,其餘三位館長則著力甚多,說明於下: (一)第二任館長太田為三郎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二任館長是太田為三郎。太田是一位目錄學家,早年在東京日本圖書館協會成立時,曾擔任特別委員,研訂「和漢書目編纂規則」,成為日本圖書館編目的準則。太田還在圖書館雜誌發表新式卡片目錄的著錄法、圖書館的圖書整頓法等,將西方的圖書館經營理論引進日本。(註31)他擔任總督府圖書館任內,於大正七年(1918)十二月,所編的圖書目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曾被視為日本全國最完整圖書目錄之一;《和漢圖書分類目錄》採用日本圖書館協會所制定之「和漢圖書目錄編纂概則」(即太田所研訂者),並依總督府圖書館之「和漢圖書分類法」為排列順序,分為總類、哲學、教育、文學、歷史、法制、理學、工學、藝術、產業十大類,類下又分目,款目詳盡,每項款目包括書名、著者(編者)、出版日期、冊數、類號;卷末附有書名索引。大正九年(1920)十月發行《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洋書目錄》,該西文圖書目錄收錄有關臺灣、支那、法領印度支那、暹邏、緬甸、印度、大洋洲、馬來半島、蘭領東印度、菲律賓群島等各地圖書,並且附載殖民關係之圖書,每條款目有著者(編者)、書名、出版日期、冊數、類號;以分類方式編排,卷末有著者姓名索引。(註32)《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洋書目錄》的發行,改變了圖書館以買書序號進行分類的方式。太田為三郎在目錄學投注的心血,對日本及臺灣的圖書館都深具影響力。(註33) (二)第三任館長並河直廣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三任館長並河直廣於大正十一年(1922),在備付(預備寄贈)圖書中選擇適合當地的成人、青年、兒童的讀物,編纂選定圖書目錄,且印刷提供地方圖書館及小公學校,爾後每年發行二次。因此,將良書介紹給圖書館及學校,此種作為已發揮圖書館在社會教育之功能。(註34)開始編輯及發行圖書目錄,分發至臺灣各地圖書館及各級學校,以擴大影響力。(註35)並河直廣撰有〈簡易圖書館的設立〉(刊大正十一年三月《臺灣教育》)提到「圖書篩選時,可參考總督府圖書館目錄,以通俗易讀,穩當有益為主,內容歪曲者不可購入。」(註36)可見總督府圖書館目錄有提供選書參考之用。大正十四年(1925)六月,總督府圖書館舉辦始政三十年記念文教展覽會,又逢開館十周年,乃舉辦記念圖書展覽會,並展示有關臺灣史料之珍貴圖書,開演講會及童話會等,且編製發行所藏《臺灣關係和漢書目錄》。(註37) (三)第四任館長山中樵 山中樵館長在任長達十九年,對圖書館事業貢獻良多。任內重視目錄的編纂,不僅延續太田館長編印之《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尤其著重有關臺灣及南方資料的目錄。編印之重要目錄如下:(註38)
三、總督府圖書館的目錄制度 (一)目錄組織與任務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是一所現代化的圖書館,在組織上館長之下設有:司書係、目錄係等六個係,各係有主任一人。依據大正四年(1915)六月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處務細則」之規定,目錄係掌理之業務包括:1. 圖書的採購、報廢及調查有關事項;2. 圖書的分類及編製發行目錄有關事項;3. 調製及整理書標有關事項;4. 整理保管主管業務所需物品有關事項。(註39)目錄係對於目錄的編纂不遺餘力,除為入藏圖書編製館藏目錄之外,亦編有多種專門的目錄,提供參考利用。 總督府圖書館閱覽室左右設有目錄櫃,存放「紙牌型圖書目錄卡片」,提供讀者檢索,以便索借圖書之用。目錄的類型包括:
閱覽人若未熟悉目錄之使用方法,可洽詢出納人員,圖書館亦設有「圖書相談部」(即參考諮詢服務),亦包括各種目錄使用之指導。 (二)和漢圖書分類法 「和漢圖書分類法」是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創編及使用的圖書分類法,源自「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見圖3及圖4,取材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此法係參考日本山口縣立「山口圖書館分類表」,根據和漢書內容性質,斟酌臺灣實際情況編訂而成。然而,「山口圖書館分類表」則是參考「帝國圖書館分類表」及「東京帝國大學分類表」而制定的。玆將日本帝國圖書館、山口圖書館及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三種分類表的門類對照如表1。 圖3: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 圖4: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類目 大正七年總督府圖書館編印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六年末現在),書前有分類表,則改稱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表」(見圖5),其類目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略有調整。 圖5: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表 「和漢圖書分類法」不僅用於中日文書,也用於西洋書的分類編目上。各州立、市立等圖書館也都採用此分類法,但類目稍有不同;一般街莊圖書館因規模較小,則分類至大綱為止,不再細分。依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之類目如表2。(註40) 表1:日本帝國圖書館、日本山口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三館圖書分類表門類對照表(註41)
表2:「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類目
從以上之分類系統觀察,「和漢書分類表」仍受到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影響,採「十進制」,將藏書分為十大類編排,每一大類又可細分十類,每類又可再分十小類,以容納各個學科的圖書文獻。以「總類」(000)為例分為十類,其中070為臺灣,其下又區分小類。由於總督府圖書館重視臺灣資料的集藏,分類頗詳,從類目亦可顯示當時藏書的類別情況,玆臚列其目如表3「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臺灣類目表。(註42) 四、南方資料館的編目特色 (一)設立與任務 南方資料是日據時期專門蒐集南洋、華南一帶之資料,以配合日本之南進政策。係由臺灣實業家後宮信太郎獨力捐資一百萬日圓給臺灣總督府,作為發展南方事業之用。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為了明瞭華南及南洋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形,乃以此款作為基金,於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六日成立「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建築館地位於臺北圓山,初由南方協會經營,次年十一月三十日脫離南方協會而獨立。(註43) 「南方資料館」為日本南進政策中作為調查研究設計的重要機關,與北進政策中的南滿圖書館性質相同。日本對於南方之調查在大正初年即已開始,臺灣以地理關係為南進之據點,進行尤為積極,先後蒐集關於南方諸地域之各種文獻資料達三萬餘冊。臺灣光復後,此批圖書歸臺灣省圖書館之「南方資料研究室」蒐藏。存藏圖書文獻外,也包括一些文物與標本。臺灣光復後仍持續蒐集到不少珍貴研究資料,如數千本的「魚鱗冊」(廣東地方的田賦調查書,現存三千三百多冊)是研究土地經濟的珍貴材料。「南方資料館」可以說是日據時期最早設立的專門圖書館。 (二)目錄制度 依據「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規程」之規定,南方資料館設有總務部及資料部。其中資料部下設文獻資料股及標本資料股。其員額編制計有參事若干人、主事一人、書記三十人。兩股所掌理之業務如下: 表3:「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臺灣類目表
1. 文獻資料股
2. 標本資料股
又依據《南方資料館報》第一號「藏書部門別」之記載顯示:至昭和七年(1942),已有藏書42,877冊,其中有關我國及南洋各地之圖書有22,308冊,占總藏書量之52%強。又,總藏書中有39,077冊係向總督府外事部借用代管,其餘3,800冊為該館所蒐集。南方資料館之藏書依據前述「藏書部門別」,其分類類目如下: 0. 一般書 1. 政治、法律、軍事 2. 經濟、社會 3. 植民 4. 農業、林業、水產業 5. 工業、鑛業 6. 商業、交通、通信 7. 歷史、傳記、地誌 8. 理學、醫學 9. 宗教、哲學、教育、文學、語學、美術(註45) 但同一期「新着目錄」之類目則略有不同,如0類為「總記」。 「南方資料館」使用的分類法與總督府圖書館使用的不同,稱為「資料分類基準表案」(或稱為「南方資料館分類法」),適用於館藏中、日、西文南洋資料。此法也仿效杜威法的「十進制」,分為十個大類,類目如下: 000總記 100政治 200經濟 300植民 400產業 500工業 600商業 700歷史 800 自然科學 900雜 每大類再分為十個類目;也有進一步的複分法,稱為「共同區分記號」及「地區代碼表」。 「南方資料館分類法」分類細目表如下(見表4資料分類基準表案): 表4:資料分類基準表案*
(三)目錄編製 南方資料館在臺灣南方協會之支援下,對於所藏圖書、文獻、標本均編製有完善的目錄。其所藏報章雜誌亦編有索引等工具書,編製的目錄種類與形式如下:
「南方資料館」由前臺灣大學農學院院長素木得一博士主持,他的圖書編目方法以每篇文章作為編目的單位元,如欲研究某一問題即可檢得關於某一問題的所有資料,予學者以非常便利。目錄的編製種類有分類、件名(標題)、著者名、書名及地域別等目錄。所藏期刊、報章,均擇要者編有索引;在資料方面,除書刊之外,並大肆蒐集關於南方諸地域之標本。此項標本係與圖書文獻等相並陳列者,使研究者獲得綜合參證之功。(註47) 南方資料館編印的目錄主要有二種:1. 《洋書著者目錄(昭和十六年末現在)》,昭和十七出版;2. 《[南方資料館]新着資料目錄(昭和十五年四月至十六年七月份)》,1冊。附有〈新刊雜誌南方關係邦文記事索引〉1至5號。 「南方資料館」的機關刊物為《南方資料館報》,昭和十八年一月發刊。每期固定附編〈新刊雜誌南方關係記事索引〉及〈新着圖書目錄〉。(見圖6)另外也有專題的書目,如:〈南方文獻資料解題〉、〈南方地域文獻資料目錄〉、〈極東熱帶醫學會報告論文目錄〉、〈南ボルネオ地質鑛產文獻目錄〉、〈熱帶農業雜誌所載南方關係文獻目錄〉、〈南洋經濟研究所發行「研究資料」主要記事索引〉、〈雜誌「太平洋」南方關係記事索引〉、〈南方勞務問題文獻〉等。 圖6:《南方資料館報》第一號 五、臺灣圖書館協會推動的目錄工作 為了振興臺灣圖書館事業,昭和二年(1927)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總督府召開第一回全島圖書館協議會,決議設立臺灣圖書館協會。設立此一專業組織,旨在透過圖書館及圖書調查研究,促進全島圖書館事業之發展。辦公室即設於總督府圖書館內。昭和三年(1928)編印《選定兒童用圖書目錄》,隨後又訂定「臺灣圖書館協會規則」,共24條,昭和九年(1934)制定「青少讀物推薦認定規則」,依據此項規則,於昭和十年(1935)一月發行《推薦認定兒童青年讀物目錄》,總共收錄昭和七年(1932)至昭和九年(1934)間,由臺灣教育會圖書調查委員會及臺灣圖書館協會圖書調查委員會所推薦及認定之圖書,達164部(221冊),其中記載書名、著編者名、發行所、定價、程度、介紹年月等資料,共分為年鑑、修身、童話.小說、童謠.詩、歷史.傳記、地理、理科、兵事、圖畫、漫畫十大類,以供兒童、青年閱覽參考。(註48)此外,昭和六年出版《少年讀物選定目錄》,自昭和八年起至十七年出版《推薦認定圖書目錄》亦由臺灣教育會圖書調查委員會及臺灣圖書館協會圖書調查委員會所推薦及認定。昭和十五年總督府文教局亦編有《青年文庫圖書目錄》。 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二日召開第四回全島圖書館協議會,決議定每年一月十一日起一週為全島圖書館週,次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為第一回全島圖書館週,由臺灣圖書館協會、臺灣教育會共同主辦。中央與地方相互呼應,一體實施以促進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圖書館週實施之要點中,不論中央與地方圖書館,都包括編印優良圖書目錄。 總督府圖書館在並河館長及山中樵館長任內共舉辦13回的圖書館講習會,講授圖書館管理法理論與實務等多項課程,其中也包括圖書分類法、目錄種類及其編纂概則。 肆、結語 臺灣於古代不過一海上之孤島,然歷經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而立百年之基業。尤其,海運大通以來,西力東漸,繼而又遭逢日本殖民地之統治,東西文化風雲際會於此,使臺灣在歷史文化上屢創新局。回顧清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書目的發展歷史,其意義即在於鑑往知來,有所警惕。 清初自康熙朝以降,由於教育與文化之需要,建立諸多書院及儒學,其制度與設施大都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化之道統。書院與儒學往往有文庫藏書以及圖書之蒐藏活動,具有圖書館與目錄發展之雛形。一方面,民間藏書亦所在多有,間有書目的編訂以揭示書藏。另一方面,臺灣各地之方志亦承繼漢代以來中國的書目體制,有藝文志或經籍志以記載文獻典籍,可視為臺灣方志藝文志與郡邑書目之開端。可見,在有清的二百一十二年間,臺灣的書目已萌芽滋長。隨著中日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後,臺灣割讓予日本,書目的編纂遂進入日據時代的發展時期。從初期的日人私立文庫目錄到官立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時期,形成日據時期各類型圖書館與書目的全面發展。 總督府圖書館是日據時期臺灣唯一之官立圖書館,由於是日本政府所設立,資源及經費充裕,遂發展為規模最大的圖書館,成為臺灣各地公共圖書館之輔導中樞及館員培訓中心。又其致力於蒐藏臺灣有關文獻及南洋資料,也形成一特藏資源中心。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幾任館長,對於圖書館目錄制度的建立與目錄編纂,亦奉獻心力。在目錄制度方面,由於太田館長本身即為一目錄學家,早年即為日本圖書館協會研訂編目規則,不僅成為日本圖書館的編目準則,又引進臺灣提供各圖書館使用。並河及山中樵兩任館長建樹亦多,包括研訂「和漢圖書分類法」成為各圖書館使用之圖書分類法、編輯館藏圖書目錄與專題書目、發行「選定圖書目錄」提供各圖書館選書及參考運用、推動設立臺灣圖書館協會及培訓圖書館館員、建立各項目錄制度以及研究書誌學等。總督府圖書館建立的目錄制度,為當時臺灣圖書館所遵循,其影響最大。除了總督府圖書館之外,各學校圖書館(如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與專門圖書館,都編製了不少的館藏目錄與專題書目,頗能呈現日據時期出版的圖書文獻與學術文化發展的面貌。 臺灣光復以後,目錄制度雖改弦易轍,然而接收日據時期藏書較多的圖書館,如臺灣大學圖書館與現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及若干公共圖書館,長期以來仍保有其目錄系統,持續運作提供利用。其蒐藏之臺灣文獻及南洋資料,在日據時期有其推動殖民化、皇民化及南進政策之積極作用。隨著時空之推移,這些特藏資料與目錄工具成為學術研究之重要資源。 日本的圖書館與目錄制度不僅影響臺灣,也及於中國大陸。王振鵠教授認為:「中國圖書館的發展早於日本,但新圖書館的觀念,後來仍仿效日本的概念。」(註49)就日據時期完成之各項目錄與制度而言,堪稱相當具有成效。若與臺灣光復以後相當長的時間比較,臺灣尚未能及之,究其原因或有:一、日本為了殖民與南進政策,故重視臺灣之教育事業,對於圖書館事業之推動不遺餘力,而目錄工作正是圖書與圖書館服務的主要途徑與手段;二、日人善於模仿與引進西方制度,如「和漢圖書分類法」與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相近,編目法亦參考西洋編目體制,其他如:圖書巡迴服務及圖書館週活動等,都有西方制度之身影。 清末以來,臺灣與中國之取法西洋,往往經由日本。革命志士與改良派人士如孫中山、黃興、蔣中正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仁人志士,多半曾經留居日本,受日本之影響頗多。以圖書目錄而言,圖書館有一縮寫字,將「書」字置於一方塊之「囗」字內,即是日人創造的「圖書館」縮寫字。此字經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引介至中國,而漸為國人使用;又如「索引」一詞,是檢索資料的工具書,亦是日人首先使用,而為國人所沿用。故日本之圖書目錄制度對臺灣乃至中國大陸都有影響。總督府圖書館歷任館長,對於圖書館的經營極盡心力,致力於目錄制度的建立與編纂;至今,日人手寫的目錄卡片仍保存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字字工整、內容詳備;「南方資料館」的圖書編目方法以每篇文章作為編目的單位,極為詳細與便利,在今日之圖書館編目法而言,仍不多見。日人在臺建立之目錄制度與經營作為,實可為國人警惕與借鏡。 謝啟:本文之核校,承蒙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蔡燕青先生及潘淑慧小姐提供資料,協助頗多,謹致謝忱。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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