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
評述附校勘記
張錦郎 國家圖書館編纂退休
【摘要】本文為紀念蔣復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亦為緬懷先生對中國圖書館和博物館事業的貢獻而作，內容係針對多年前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乙書的成書經過和全書的組成部分略加介紹，對其正文各章和多種附錄，以及書後索引的缺失，提出看法或補充說明，文末附校勘記。
關鍵詞：蔣復璁；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回憶錄
一、成書過程
本書原名為「蔣復璁先生訪問紀錄」，由陸寶千先生訪問，黃克武先生紀錄，列為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計畫的一種。該叢書書名都有「訪問紀錄」四個字。叢書第一種為《淩鴻勛先生訪問紀錄》，訪問者沈雲龍先生，紀錄者林能士、藍旭男兩先生，1982年出版。目前該叢書仍繼續出版中。本書正式出版時，書名改為《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責任者改稱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改列近史所「史料叢刊」，這項更動都經過陸先生的同意。該叢刊也有出版類似本書的書，如：《許丙．許伯埏回想錄》、《石敬亭將軍口述年譜》、《曾尚智回憶錄》。
《回憶錄》從定稿到正式出版，前後歷時十四年，其過程有加以說明的必要。按《回憶錄》的被訪問者蔣復璁先生（以下簡稱「先生」）是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創辦人，也是首任館長，在臺復館的館長，1965年改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到1983年退休，服公職逾五十年，如果從先生1920年即參與松坡圖書館開始，則共有六十年從事圖書館工作（先生一直以圖書館員自居），所以1985年先生撰有〈六十年的圖書館員生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乙文，自題輓聯也有「一生只做一樁事」字樣。這種難得的經歷（先生自題輓聯有「嘗盡甜酸苦辣」，請注意形容詞只有一「甜」字而已），是值得訪問的。訪問時間自1985年11月14日至1986年4月5日，共訪談九次。訪問錄音帶整理成訪問稿，經過先生過目後迄未見出版。其間先生接受報社記者林淑蘭小姐的多次訪問，訪問稿在《東方雜誌》連載十二期（自1988年2月至1989年2月），篇名為〈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筆者曾將此文與《回憶錄》加以比較，內容大同小異，惟似均未在訪問後，對先生所提到的人物、時間、會議、事件、地點、書名、篇名、刊名、機構名稱等，逐一查證，以致產生了不少可以避免的錯誤。此二部分的比較擬留在拙文結論時提出討論。
1998年，《回憶錄》編撰者黃克武先生接任近史所口述歷史組召集人，回想起十二年前的訪問稿，經閱讀後，發現有些不足之處，如屬於訪問性質，結構上較為零散，加上訪談內容不夠全面，還有初稿的審查建議等，黃先生就把原稿作了大幅度的增刪，包括打散以前的訪問稿，另「參考蔣先生所撰的自述性的文字，以及其他人訪問蔣先生的紀錄，仿效唐德剛先生寫《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的辦法，作一《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本書是我依賴口述訪問的資料以及其他相關史料所編寫成的一個『蔣復璁傳』」（頁ii）。《回憶錄》出版前，稿子經過近代史學者張朋園先生、陶英惠先生，及先生在中央圖書館的舊屬汪雁秋女士等審閱。
筆者係先生在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圖書館組的關門弟子，先生上學期上目錄學，下學期上版本學。課程內容，前者與國內老師把目錄學講成目錄學史不同，而是從書名的著錄講起，舉歷代著名的目錄為例，強調書名和卷數要連起來寫，所以讀者會發現中央圖書館編的善本書目和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和卷數中間是沒有空一格的，意思是卷數是書名的一部分。講完書名著錄，接續講授著者、版本等的著錄方法。版本學也是偏重實務，舉中央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為例。
2010年適逢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曾以先生著作文集的補正為題，撰文紀念，今年（2011）再以先生的口述回憶錄為題，對先生及他人的訪問紀錄，補苴罅漏，或《回憶錄》所附的生平年表、著述年表及書後索引的錯誤，加以訂正，以免後人引用時再發生錯誤。拙文另一重要意義，是藉以表達對先生的崇敬與懷念之意。
二、內容概述
《回憶錄》正文分七章：第一章家世，第二章小學生涯，第三章求學生涯與德國，第四章我與圖書館，第五章我與故宮博物院，第六章我對崑曲與藝術的看法，第七章近代人物與史事雜談。附錄8種，其中訪問稿5篇，都是與先生關係非常密切的相關人物：昌彼得先生、張鼎鍾女士、汪雁秋女士、龔士榮神父及先生媳婦劉琳琳女士，其他3種附錄為先生孫子蔣學鳴所寫〈「祖孫對話錄」選錄──紀念先祖父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乙文，及先生年表、先生相關著述年表。正文後編有索引。
就《回憶錄》的篇幅加以分析，全書共205頁，正文有112頁，附錄76頁，序文3頁，目次4頁，索引10頁。正文占全書55%，附錄占全書37%，後者所占比例偏高。再以正文來說，先生一生的志業，貢獻在圖書館和博物館，時間長達六十年之久，可是第四、五章的篇幅只有37頁，只占正文的33%，比例偏低。其中尤以故宮乙章，當了八任館長，任期有十八年，短短只有10頁的篇幅，遠不如第二章三年半的小學生涯有9頁，連附錄一之一：訪問昌彼得先生都有9頁，更不要說第七章有26頁之多。篇幅分配不均，也算是一種缺失。
就《回憶錄》圖片部分加以統計，全書約有35張，其中人物照片16張，檔案（公文、書札、任命狀、證書等）影印本10張，書刊書影2張，建築物3張，手稿2張，喪禮照片2張。其中檔案部分，有一張先生的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的派令，漏印日期民國22年4月8日，另一張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聘書，未加注「續聘」二字，會導致讀者誤以為先生是民國56年始擔任院長。人物照片部分，筆者認為應有先生與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同人合照的照片。中央圖書館運臺檔案中有很多學界、政界、文化界、圖書館界要人給先生的信函，《回憶錄》只採用朱家驊、杭立武二人。筆者認為黨國元老又任中央院長級人物中，最重視圖書館的，除蔡元培外，要數戴傳賢（季陶）先生，《回憶錄》中，有三次提到戴先生，其中有一處是戴先生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建築委員會主任委員，戴先生連個人捐書給中央圖書館，都寫信給先生（見圖一所附書信影印本），可見當時政界多麼重視圖書館，看看今日政界，誰還關心圖書館，兩相比較，令人浩歎！圖書館掌管的是圖書，「圖」字在前，「書」字在後，希望《回憶錄》再版時，考慮增加重要的檔案和圖片。
圖一：戴傳賢先生寫給蔣復璁先生書信影印本
就注釋來說，有28條，平均每章4條，對口述的書來說，似乎太少，大部分是注釋及按語。筆者認為較重要的是除第三章外，每章附有參考資料，第一章有8種，最具史料價值；第二、四至六章共有8種，這一部分經筆者仔細核對後，發現遺漏重要的論文和專書。如第四章漏先生口述、林淑蘭筆記〈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乙長文，也漏掉一篇短文〈六十年的圖書館員生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此文原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稿，曾刊登《傳記文學》47卷5期，又刊載《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7期。第五章列〈故宮博物院院史〉為參考資料是欠妥的，因為此文是先生剛上任所撰寫的，都是講過去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只有10行與先生有關，不如列〈國立故宮博物院十八年工作簡報〉（收在《珍帚齋文集》卷一）乙文，這是先生卸任時所撰寫的，可說是先生任內十八年的成績單，還要列昌彼得主編《故宮七十星霜》乙書，此書講七十年的歷史，最精華的部分是先生任院長那十八年。
以上就《回憶錄》的章節、篇幅比例、圖片多寡、注釋與參考資料等，提出淺見和補充說明。
三、本書的特點
（一）第一本蔣復璁傳記的專書
先生辭世後，追憶、追念、追記的文章較多，較全面、完整或具有事略性質的文章較少，計有昌彼得〈蔣復璁傳〉（《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3期）、蘇瑩輝〈蔣復璁先生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9期）、蔣祖怡〈先生之德山高水長──記先父蔣復璁先生的生平事蹟〉（《傳記文學》93卷5期至94卷1期，共三期）等，這些文章，因篇幅所限，未能達到詳盡的要求。《回憶錄》則是第一本較全面、完整研究先生生平的專書，很難得的是由非圖書館或博物館專業的人士執筆，其寫作過程是經由訪問紀錄著手，再參考先生的著述文字和訪問與先生相關的人士，對資料的掌握，有憑有據。初稿經十二年的沉澱，架構和結構相當完整。《回憶錄》似是近史所第一本由訪問紀錄改寫成傳記的專書，所以由原來近史所的「口述歷史叢書」改為「史料叢刊」，可再向「評傳」邁進一步，這也算是另一種特色。
（二）陷區購書首次提到「鄭振鐸」三個字
先生撰文多次提到抗戰期間陷區搶救珍本古籍有功人士計有：張元濟、何炳松、張壽鏞、葉恭綽、徐森玉等人，對於出力最多、貢獻最大的鄭振鐸，只提過「鄭西諦」、「鄭先生」各一次，不知是何緣故，令人不解。先生逝世後十年（西元2000年）出版的《回憶錄》終於說出「鄭振鐸」三個字，同時只列舉鄭振鐸一個人，姓名後加「等」字。鄭振鐸的努力和辛勞，終獲肯定。《回憶錄》的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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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最大的收獲便是收購了大批善本書籍。因為戰爭的關係，江浙滬一帶的藏書家自身難保，大量出售圖書，大批善本圖書逐漸流入上海書肆中，國外人士都來收集。當時寓居上海的鄭振鋒（按「鋒」應作「鐸」）（1898-1958）等人痛惜國寶的散失，分別致電重慶教育部部長陳立夫（1900- ）和中英庚子賠款會董事長朱家驊，請求政府撥款收購，以保存文獻。後來教育部即同意利用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中央圖書館的建築餘款一百二十萬元和教育部援助的二百萬元從事搜購工作。（頁58） |
前文筆者特別強調鄭振鐸陷區購書「出力最多，貢獻最大」，所持的理由是根據鄭振鐸自己的說法，包括他在〈求書日錄〉和他人轉引他的話，其次是他人的看法。綜合這兩部分，所下的結論。這一部分，可算是《回憶錄》第二特點的補充說明。
以前者來說，鄭振鐸在1945年曾撰文〈求書日錄〉乙文，刊載《大公報》，內容是抗日戰爭期間奮不顧身搶救善本古籍的回憶和日記。此文又收在《鄭振鐸書話》乙書內，此書是多年前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服務時，好友陳友民先生所贈送的。此文有五段文字可支持筆者的看法。
| 1. | 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我做了許多別人認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難的做著，默默地躲藏的做著。 |
| 2. | 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工作，沒有人來做，我只好來做，而且做來並不含糊。 |
| 3. | 前四年，我耗心力於羅致、訪求文獻，後四年──「一二八」以後──我盡力於保全、整理那些已經得到的文獻。我不能把這事告訴別人。有一個時期，我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都堆得滿滿的。我閉上了門，一個客人都不見。竟引起不少人的誤會與不滿。但我不能對他們說出理由來。我所接見的全是些書賈們。從絕早的早晨到上了燈的晚間，除了到暨大授課的時間以外，我的時間全耗於接待他們，和他們應付著，周旋著。我還不曾早餐，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帶了消息來，他們帶了「頭本」來，他們來借款，他們來算帳。我為了求書，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們。有的來自杭州，有的來自蘇州，有的來自徽州，有的來自紹興、寧波，有的來自平、津，最多的當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時簡直來不及梳洗。我從心底裡歡迎他們的幫助。就是沒有鋪子的掮包的書客，我也一律的招待著。我深受黃丕烈收書的方法的影響。他曾經說過，他對於書船到的時候，即使沒有自己想要的東西，也要選購幾部，不使他們失望，以後自會於無意中有驚奇的發見的。這是千金買馬骨的意思。我實行了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麼樣的書都有送來。但在許多壞書、許多平常書裡，往往夾雜著一二種好書、奇書。有時十天八天，沒有見到什麼，但有時，在一天裡卻見到十部八部乃至數十百部的奇書，足以償數十百日的辛勤而有餘。我不知道別的人有沒有這種經驗：摩挲著一部久佚的古書，一部欲見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裡是那麼溫熱，那末興奮，那末緊張，那末喜悅。這喜悅簡直把心腔都塞滿了，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我覺得飽飽的，飯都吃不下去。有點陶醉之感。感到親切，感到勝利，感到成功。我是辦好一件事了！我是得到並且保存一部好書了！更興奮的是，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 |
| 4. | 可惜收書的時間太短促，從二十九年的春天開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即告結束，前後不過兩年的工夫。但在這兩年裡，我們卻搶救了、搜羅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獻。在這兩年裡，我們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雖然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量」與「質」兩方面卻是同樣的驚人，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竟會有這末好的成績！ |
| 5. | 「八一三」後的頭兩年，我以個人的力量來羅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圖書，但以後兩年（指1940年至1941年），卻以國家的力量，來「搶救」許許多多的民族文獻。 |
除上述五段文字外，筆者另據〈求書日錄〉乙文中，提到1940年至1941年陷區購書的文字，統計使用第一人稱「我」者，約42次，使用「我們」（指含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張鳳舉），約28次。這可解釋為鄭振鐸獨當一面居多，集體合作較少。
他人轉引鄭振鐸的話，是指吳岩〈覺園〉乙文（收在《鄭振鐸紀念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鄭先生所說：「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徬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以後者來說，筆者先引陳福康編著《鄭振鐸年譜》（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1939年）年底，鑒於個人經濟力量實在有限，而劫中流散圖籍甚多，日寇、美帝及漢奸正在紛紛掠奪、破壞，因而與張菊生、何炳松，張詠霓等人數次聯名向重慶當局發電報，要求撥款搶救民族文獻。此舉由鄭振鐸發起。」再引葉聖陶〈《西諦書話》序〉（收在《鄭振鐸紀念集》）所說：「現在看了這部集子裡的《求書日錄》，才知道他為搶救文化遺產，阻止珍本外流，簡直拼上了性命。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捨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三）近代人物與史事雜談的史料價值
市面上出版的回憶錄或訪談紀錄的傳記類書籍，較少單獨另立一章「人物憶往」，如有專章，都以長官、同事居多。《回憶錄》第七章近代人物與史事雜談，涉及政界、學界、教育文化界等四十餘人的軼事逸聞，層面較廣，都是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以筆者列為本書的特點之一。以下列舉幾個例子，如蔡鍔如何逃離天津乙事，以前在報刊上看過，但不如《回憶錄》講得詳盡。先生是聽蔣百里（先生的叔父）講的，蔣百里和蔡鍔都是梁啟超的學生，他們關係密切，所以先生的說法，可信度很高。有些史實半信半疑，認為學術界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此事即李濟（字濟之）不贊成中研院成立近史所。後來看到近史所研究員魏秀梅教授贈送筆者的兩本書都提到此事，如近史所出版《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乙書中，有張朋園教授的大作，文章中說：「後來史語所很看不起近史所，史語所所長李濟和郭先生的關係非常差，李濟認為近代史研究所充其量不過是史語所裡面的一個組，沒有必要成立一個所，即使要成立研究所，也應該由史語所派人主持。」又如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乙書的序言，也說：「郭師長期對近代史研究所之慘淡經營，雖稱譽國際，視為建立篤實的『南港學派』，但在國內，卻經歷極其艱苦的困境。先是於中央研究院院內遭到其他人文所的不予認同。……」當時的人文所是指史語所，所長是李濟。再回頭看《回憶錄》：「郭先生能成立近史所與田氏（按指田培林）有關，但李濟之不高興，他認為近史所奪去了史語所的一個研究範圍。史語所現在還有許多元老有此觀念，所以近史所的負責人處境艱難，做事不容易。」（頁106）儘管先生與李濟交情特別好（李濟逝世後，家裡只掛先生一副輓聯。見《珍帚齋文集》卷五，頁116），顯然，先生是很同情郭廷以的。《回憶錄》也提到一些趣事，如李濟和傅斯年決裂後，先生為了調解他們重歸和好，自己連喝了十杯酒，結果被抬了回家，睡了三天。這些文字比起前面的文章有趣多了。事實上，先生是早期圖書館界的靈魂人物之一，惜這一章，對圖書館界重要的人事，卻隻字未提，甚感惋惜。就筆者所知，先生與劉國鈞交情特別好，當年要辭國立蘭州圖書館館長的原因，都寫長信告訴先生（見圖二信件影印本），惜這一類屬於圖書館界內幕新聞，《回憶錄》都未提到。
圖二：劉國鈞先生辭蘭州圖書館館長寫給蔣復璁先生書信影印本
從第七章的內容，看出先生真的像盧荷生教授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國的百科全書〉（《中央日報》，1990年10月13日）乙文所說「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先生曾告訴盧先生「圖書館員要接觸各種不同的讀者，要處理各種不同的知識，沒有學識的修養，只靠圖書館的專業技術，是用不上勁，很難有用武之地的哪！」這幾句話值得國內圖書館員深思！
（四）訪問昌彼得等所呈現的真相
《回憶錄》的特點是除了訪問先生外，還訪問相關人士，同時受訪者都毫不諱言，講出先生的個性、行事作風和執行業務上的優點和缺失。這種實話實說，是國內傳記類圖書少見的，所以筆者認為是本書的一大特點。其中昌彼得副院長所講有關中央圖書館的往事，與筆者長期在館內服務的聽聞、體會，完全吻合。另一方面，被訪問者昌先生是中央圖書館最受敬重的單位主管。記得昌先生曾代表包遵彭館長到美國開會，會後順便考察美國圖書館事業，回國後在館務會議上發言，批評某一單位把譯自美國英文雜誌的中文時事刊物寄送給美國設有中文部的圖書館，認為此事宜加檢討。政府機關的主管會報，某一單位主管向另一單位的業務提出改進意見，在中國官場是少見的。只因昌先生是代表館長出國考察，有責任將所見所聞據實報告，是理所當然的。筆者講這件事，是說明昌先生是一位對事不對人，一位罕見的講真話的學者。就以昌先先對其長官蔣先生來說，優點如實說出，缺點亦毫不諱言。優點如：「跟隨慰堂先生數十年，對其一生為公、以館院為家的精神極為敬佩。中央圖書館復館之初，他就住在南海路一間不到五坪的鐵皮屋裡，屋子與中央圖書館的館長辦公室一門相通。館舍改建之後，他還不願意搬進條件較好的宿舍，仍隻身住在鐵皮屋旁的日式舊房內。」（頁118）請讀者想一想夏天住在「不到五坪的鐵皮屋」是什麼滋味！昌先生所說的缺點是很多的，略引部分文字：「慰堂先生是標準的急性子，想到那裡做到那裡，走一步算一步，做事很少經過仔細的規劃評估，也很容易虎頭蛇尾。舉中央圖書館建館為例，按他自己的說法為：『想太多就辦不下去了！』所以當初修建南海路的館舍，不是先有預算才發包，而是先發包再去尋求經費。這種作法常有施工途中經費不繼的危險，……」「另外他的管理方式較傾向『人治』，不喜歡定出規則行事，他認為訂有規則會束手束腳。譬如中央圖書館復館之初，因運台流傳稀少的善本書多，常有出版商來借印，我曾建議訂出一套借印辦法作為處理準則，他不同意，說『如此不論阿貓阿狗都可來借印』，沒有『辦法』，他高興就借，不高興就不借，完全視他個人喜好而定，因此與出版界人士時生齟齬。」「慰堂先生出身傳統世家，因此頗具世家子弟的官僚與權威作風，階級觀念也極為濃厚。他非常注重排場，不合身分、不合禮數的事絕對不做。例如不許工友出席職員的喜宴，若我們參加工友的婚喪喜慶，還會討來一頓罵。習慣以車代步的他，退休後仍認為公家應提供汽車、司機給他使用，為了調車的事，還與故宮及總統府的人產生摩擦；離開故宮後，他竟留給自己一間辦公室，說以後每個禮拜都會回來看看。類似這種公私不分的作法，常徒增別人的困擾，甚至與他發生衝突。」（頁119-120）這些部分缺點，在另一被訪問者汪雁秋女士的訪談文字中，也有類似的說法，請讀者參看，不再贅述。還有其他受訪者，均有特點或優點，因拙文自覺冗長，只有從略。
四、本書的缺失
（一）正文部分
1. 第一章家世
第一章家世，筆者閱讀近十遍，茲有四點補充說明，另有部分文字值得商榷，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點，蔣家祖先有兩大藏書家，即曾祖蔣光煦（生沐）和叔曾祖蔣光𢦀（寅昉）。梁啟超〈題澉山檢書圖〉：「前清東南藏書家。道咸間稱海寧二蔣。即寅昉先生之西澗草堂。及其從兄生沐先生之別下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等五種》，曾記別下齋藏書，及刻別下齋叢書，也談及「弟光𢦀。字寅昉。吾友查翼甫燕緒之婦翁也。亦好藏書。翼甫𡭄贈中有元中統本史記。余嘗見之。」（以上二則，均見第一章家世參考資料三、四）柳和城〈話說文化世家海寧蔣氏〉乙長文（收在《藏書世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73-200），記蔣光𢦀及其後代藏書事比蔣光煦藏書事要詳細多了。惜蔣復璁先生只在1928年9、10月出版的《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1卷5號署名「慰」撰文〈別下齋與淵芬艸堂〉（此文《珍帚齋文集》及蔣先生的著作目錄，均未見收錄，附該文影本，見圖三），提到「浙江海寧蔣氏藏書，有生沐先生光煦別下齋，與寅昉先生光𢦀淵芬艸堂之別」，後來先生的文章，包括《回憶錄》第一章只提曾祖蔣光煦的藏書處別下齋及其著作《東湖叢記》、《斠補隅錄》，及刊刻《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兩部叢書，未再提蔣光𢦀藏書之事，更未提及淵芬草堂、西澗草堂的藏書，後來都歸中共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浙江省圖書館。
圖三：〈別下齋與淵芬艸堂〉乙文影本
第二點，《回憶錄》第一章參考資料七：蔣氏譜系表，只列先生七世祖蔣簡齋（二房）孫子蔣星槐及其子孫各代的資料，未列先生七世祖大房、三、四房（蔣光𢦀屬四房）子孫各代的資料。筆者為了讓讀者進一步了解蔣氏從清初由蔣村搬到硤石鎮的情形，據身邊現有的文獻，整理出較完整的蔣氏譜系表（見表一），供大家參考。「譜系表」曾請國家圖書館孫秀玲小姐指正，敬表謝意。
表一：蔣氏譜系表
參考資料：
1. 陳從周：海寧蔣氏衍芬草堂藏書史與藏書樓調查記
2. 蔣欽頊編：鹽官蔣氏衍芬草堂藏書目
3. 蔣啟霆：西澗草堂藏書記略，來青閣藏書樓憶往
第三點，《回憶錄》第一章，先生提到先曾祖的堂兄弟蔣寅昉有藏書，書齋名曰西澗草堂，先生似忘記1928年曾撰文提到蔣寅昉另一藏書處：淵芬草堂。前者建於道光年間，後者約建於乾隆末年。兩藏書處可合併一提。
第四點，《回憶錄》提到蔣光煦編有《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回憶錄》誤「涉」為「陟」）、著有《東湖叢記》、《斠補隅錄》。黃克武先生增加注釋說：「尚撰有《宋詩鈔補》八十六卷、《酉陽雜俎校》一卷、《吳越春秋校》一卷、《唐摭言》十五卷附校勘記十五卷、《詩集傳音釋》二十卷附詩序一卷札記一卷，輯有《別下齋書畫錄》等書。」（頁14）
筆者則據《中國叢書綜錄》和身邊的善本線裝書目，整理出蔣光煦著述目錄，分撰、編、輯、校（含合校）、過錄校語5種，列舉如下：
撰：東湖叢記六卷
斠補隅錄
編：別下齋叢書
涉聞梓舊
別下齋書畫錄七卷（抄本）
輯：宋詩抄補（與管庭芬同輯）
甌香館集十二卷
校：吳越春秋校一卷
錢塘遺事校一卷
酉陽雜俎校一卷
唐摭言校一卷
詩集傳音釋二十卷附詩序一卷札記一卷（合校）
宋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合校）
過錄校語：水經注箋四十卷
另《回憶錄》第一章有部分文字值得商榷，提出討論如下：
第3頁「先曾祖喜好藏書」，因未寫先生曾祖姓名蔣光煦三字，導致書後索引「蔣光煦」只列12、16兩頁，漏列第3頁。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第7頁「我的父親是廩生出身」，也因未寫先生父親姓名蔣方夔三字，導致書後索引未列蔣方夔。也是第3頁，叢書《涉聞梓舊》誤為《陟聞梓舊》，同樣出現在先生的其他文章，包括《珍帚齋文集》自序。筆者查《中國叢書綜錄》、《書目答問補正》、《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人名索引》等，都是寫《涉聞梓舊》。其實先生在1958年發表〈先叔百里先生之青年時代〉（刊登在《幼獅月刊》8卷5期）乙文，也寫過《涉聞梓舊》，此文後來收在《珍帚齋文集》卷五，讀者可找來覆核。第6頁「另外有一位叔祖是庚寅的進士，後來做過廣東潮州的知府、禮部的郎中」。叔祖是指蔣學燾（廷黻），官名「禮部的郎中」，與柳和城的說法「吏部文選司郎中」不同，孰是孰非，待考。第8頁，先生說妻子是「我姑丈孫職清（諱元烺）之族姪女」；昌彼得編〈蔣慰堂先生年表〉乙文說是「孫職清（諱元烺）先生之族姪孫女」；〈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補餘──我的家庭〉（蔣復璁口述，林淑蘭筆記）乙文說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姑丈孫職清先生的姪孫女」。《回憶錄》和昌彼得、林淑蘭的筆記，說法不同。較離譜的是第8頁先生說其妻子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日病歿於上海」，先生幼子蔣祖怡在《傳記文學》94卷1期撰文〈先生之德山高水長──記先父蔣復璁先生的生平事蹟（三）〉乙文，說「先慈於1970年12月2日病逝南京」。父子說法，月日相同，年份相差一年；病逝地點，一在上海，一在南京。同一件傷心事，兩岸說法不同，令人唏噓不已！第9頁《別下齋叢書》子目，作者許汝霖誤為許如霖；第10頁錢泰吉著作《曝書雜記》，誤為《曝書雜誌》；第12頁葉昌熾詩句「𡭄中舊史遺蠶室」，「𡭄」誤為「⼳」。
2. 第二章小學生涯
第二章小學生涯，編撰者說「本章主要參考蔣復璁，〈齠年事事榮：我的小學生活〉，《聯合報》，民國67年5月14日，12版」（頁19）。筆者將兩部分文字詳加比對，發現有四段文字稍有出入，為便於讀者了解起見，表列如下，另加附註一欄，係筆者根據有關資料，說明其中之異同，供讀者參考之用。（見表二）
表二：《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與〈齠年事事榮：我的小學生活〉對照表
| 蔣復璁口述回憶錄 | 齠年事事榮：我的小學生活 | 附註 |
|---|---|---|
| 第二天我到錢塘高等小學堂投考，之前還特別請二哥教我作文，入學考試的國文題目一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是「論讀書之樂」，我只寫了兩行半，結果竟然考上了。 | 第二天我到錢塘小學堂投考，做了兩行半的作文，題目是「論讀書之益」，我與四表弟都考取了。 | 校名大部分文獻稱為錢塘縣立高等小學堂。另有作文題目與國文題目之不同。題目名稱，〈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乙文，稱「論讀書之益」。 |
| 九月二十八日，父親從硤石來杭州，將我、二哥與孫四表弟接回家，當時學堂並不答應，但父親態度堅決，我們走後學堂貼了一張佈告，說蔣某人「搖惑人心」，並將我與孫四表弟各記一大過。 | 九月二十八日，父親從硤石來杭，將二哥及我與孫四表弟接走回家，當時學堂並不答應，但父親堅決要接走，於是錢塘小學堂將我與孫四表弟各記一大過。 | 〈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乙文所說，與左列文字大同小異，「小異」是指「校內告示榜上貼出『蔣復璁、孫葆真記大過一次，鄂寇不日蕩平』」，內容無「搖惑人心」四字。 |
| 民國元年……國文老師教得好，再加上我也積極努力，於是從民國元年第一學期的六十分，至第二學期進步為七十餘分，到第三學期時，我將一切課本背過，每天功課每天清了，就非八十分即九十分了。可惜數學略差…… | 我在第一學年考六十分，第二學年考七十餘分，第三學年，我將一切課本背過，每天功課每天清了，於是就非八十分即九十分了，可惜數學略差…… | 按〈齠年事事榮：我的小學生活〉乙文，未說是國文科的成績。文章中用「第一學年」、「第二學年」、「第三學年」；〈小學生涯〉乙文則說是「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第三學期」。「學年」與「學期」不同，簡單說一學年分為兩學期。 |
| 國父辭臨時大總統後，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攜同夫人及秘書來杭，我們小學生也被派在杭州城站列隊歡迎，我總算有幸，仰瞻了國父容顏。 | 國父辭臨時大總統後，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攜同夫人及秘書來杭，我們小學生也被派在杭州城站列隊歡迎，我總算有幸，仰瞻了國父顏色。 | 先生幼子蔣祖怡在〈先生之德山高水長──記先父蔣復璁先生的生平事蹟〉乙文則說「他作為小學生代表向國父獻花並親聆訓詞，從此『天下為公』的教誨牢記心頭」。未見過先生的文章提到曾向孫中山獻花乙事。 |
3. 第三章求學生涯與德國
第三章有二段文字要加補正，有一段要補充說明。
| (1) | 首行（頁29）稱「自錢塘小學卒業後，我至青島就讀中德合辦的『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校』」。事實上，先生錢塘小學未拿到畢業文憑，引先生講過的話，即可證明。A. 《回憶錄》第二章最後倒數第二段說「於是我不再就讀小學，而來到青島。……因此我沒有等到畢業就去了青島」（頁26）。B. 頁33說「我在天津讀了三年，因中德宣戰而中斷，所以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沒有拿到文憑」。昌彼得編了多次先生年表，都說先生小學未畢業即到青島。青島的學校名稱，〈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乙文說是「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蘇瑩輝〈蔣復璁先生事略〉乙文，則稱為「青島特別高等專科學校」，校名有3種名稱。 |
| (2) | 頁29又說福朗克「著有中國通史三大本，從古代一直寫到元朝」，中國通史應加注原書名：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周法高院士推崇此書為「第一流之著作，乃六十年來之一部西洋漢學史也」。（《漢學論集》，正中書局，1965年，頁162）頁30腳下注說有關福朗克的生平與著作可參考的資料。就所知，福朗克於1946年8月5日逝世，周院士即在1947年6月的《燕京學報》撰文報導此消息。頁29也介紹福朗克的兒子傅吾康，文章說傅吾康「曾在馬來西亞中文大學，繼承父業，研究明史，另外並收集南洋中文碑刻史料」。筆者認為介紹學者的成就，最好的方法，是列舉其代表著作。周法高院士說福朗克未完成的《中國通史》，由其子續出一冊，傅吾康也出版過一本史籍目錄《明代史籍彙考》，原書名：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此書收明代史籍819種，加以英文注釋，序言長達28頁，詳述當時明史研究概況及引用參考書等。此書於1948年出版，1968年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影印。 |
| (3) | 頁35第一段寫從先生大學畢業（1923），到北平圖書館做了四年編目組主任的事，前後共有八年（1923-1930）。內容包括在清華學校（非《回憶錄》所說的清華大學）和北大學院（非《回憶錄》所說「轉任北京大學預科，執教一年多」）任教的事。這段文字也可稍作補充，即在清華任教期間，「仍每星期回松坡圖書館照料」、「仍兼職松坡圖書館」。至於在北大學院當講師是兼任的，本職在北平圖書館，當時院長是陳大齊。北大學院屬於國立北平大學，當時並無北京大學的名稱，一直到1929年8月6日（一說7日），北大學院才恢復為國立北京大學的名稱。至於《回憶錄》所說：「然後便到北平圖書館做了四年編目組主任」乙事，並非事實。《回憶錄》頁44，「我即擔任編纂兼中文編目組組長。我在這裡做了四年，……」乙文所說「四年」，亦非事實。《東方雜誌》刊登〈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乙文所說「我在北京的最後一年是在北平圖書館」、「（民國）十九年下半年我即離開北平圖書館」，才是事實。其餘三年是在民國15年成立的北京圖書館和北平北海圖書館。先生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擔任一年的編纂和中文編目組組長是事實。再舉一例，說明筆者的看法是對的。先生在《傳記文學》47卷5期（1985年11月）撰文〈六十年的圖書館員生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乙文，也說：「我回北平，北京圖書館已與京師圖書館改成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合併。蔡元培先生任館長，袁同禮先生任副館長，劉國鈞先生任編目部主任，我任編纂兼中文編目組組長。」此文說明劉國鈞當編目部主任，所以《回憶錄》說先生當過編目組主任（頁35）是錯的。最近看《一代宗師──紀念劉國鈞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其中有〈劉國鈞先生生平簡介〉乙文，則說「1929年至1930年，劉先生擔任北平圖書館編纂部主任。」再查袁同禮撰〈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民國二十年六月〉乙文（刊登《圖書館學季刊》5卷2期），列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組織表，並無編目部之單位，只有編纂部，下列中文編目組、西文編目組、索引組三個單位，可見先生的《回憶錄》又錯了！ |
4. 第四章我與圖書館
這一章涵蓋的時間最長，始自1919年，《回憶錄》說「民國八年，我到松坡圖書館協助編目」，至1965年止，即先生辭中央圖書館館長職務，改任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中間包含1930年至1932年在德國留學和圖書館實習，1949年至1953年中央圖書館未正式營運。前後達四十六年的圖書館生涯，等於先生一生的精華盡萃於斯。所以這一章先生最後一句話說：「我與圖書館淵源極深，即使後來當故宮院長，對於故宮的事務仍是用圖書館的辦法來辦，所以蓋棺論定我是一個圖書館員，將來我死後，墳上名字旁要刻上『圖書館員某某人』。」（頁67）
這一章分八節，其中四節：接觸之始、轉任北平圖書館、抗戰軍興遷館重慶、復員與接收，在文字或史實方面，有所出入、疏誤或缺失，茲分別說明如下：
(1) 接觸之始
這一節有多處缺失。
| A. | 先生是民國9年，非民國8年從事圖書館工作，先生在〈我與中國圖書館事業〉乙文，說「我參加圖書館工作，最早是民國九年（1920）的冬天」（《珍帚齋文集》卷二，頁620）；先生在〈六十年的圖書館員生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乙文，也說民國9年（1920），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生，到松坡圖書館擔任圖書編目工作。（見《傳記文學》47卷5期，1985年11月，頁36）昌彼得所編先生年表，都說：「是年（1920）冬，梁啟超先生自歐購回大批圖書，與先生堂叔蔣百里（諱方震）先生興辦讀書俱樂部，由北京大學學生陳國腂君負責編目，百里先生命先生助編德文圖書，是為先生與圖書館發生淵源之始。」 |
| 以上都說明先生接觸圖書館工作是在民國9年，非《回憶錄》所說的民國8年。 | |
| B. | 1920年冬，先生在歐美同學會讀書俱樂部協助編德文書，非在松坡圖書館協助編目。按松坡圖書館前身是松社，成立於民國7年，民國11年政府把北京北海快雪堂及西城石虎胡同7號官房撥給他們，專為設立松坡圖書館之用，同年12月，松坡圖書館同人在北京開會，正式成立了松坡圖書館。（詳見宋益民、吳景熙〈松坡圖書館始末〉乙文，刊載《北圖通訊》1982年第3期，1982年9月）。先生在〈我與中國的圖書館事業〉也說先生在民國11年冬，蔣百里告知先生讀書俱樂部已改組為松坡圖書館，民國12年2月先生從家鄉回到北京，擔任松坡圖書館的編輯。（事實上，松坡圖書館似無「編輯」的職稱，只有館長、主任幹事、常務幹事、幹事、館員、雇員等稱謂） |
| C. | 民國8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召開巴黎和會，並非《回憶錄》所寫的9年。梁啟超等人到巴黎只是觀察和會情形，並代表中國「為輿論之鼓吹」，也非《回憶錄》所寫「北京政府派任公等人代表我國出席」，當時中國的代表團「由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派官員聯合組成，有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公使魏宸組及廣州軍政府外交次長王正廷等。」（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I》，「巴黎和會」，頁14）亦無「他們在歐洲買了一批文史哲學及社會科學的書籍約一萬餘冊」的事，很多文章也持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就常理判斷，歐戰後百業蕭條，生活困苦，出版社不可能出版文史哲學的圖書，再說一萬多冊書，如何搬運，誰來搬運，在哪幾個碼頭搬運上船，什麼時候運抵中國的什麼港口等，這些事未見《梁啟超年譜長編》有片言隻字的記載。筆者懷疑先生到底有沒有搬過外文書，一箱書有多重？一萬多冊外文書要有多少大箱子才能裝完。再分析下去，書買好，由書店寄嗎？還是取回旅館，再拿到什麼地方寄？等等一連串的問題，不是梁啟超等人所能解決的。 |
| D. | 松坡圖書館是1949年春併入北平圖書館，並非《回憶錄》所說的抗戰勝利後。從成立到合併，歷時二十七年的歲月。該館在抗戰勝利後，經費雖不足，圖書卻不斷增加，雖有當地駐軍任意破壞，幸賴該館幹事會及常務幹事葉景莘等「百方維護乃得保全」。 |
| 《回憶錄》說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二次年會在南京召開是錯的，第三次年會才是在南京舉行，時間是1924年，第二次年會是在北京清華學校舉行。 | |
| E. | 《回憶錄》所說中華圖書館協會在上海開成立會，「民國十四年四月，中華圖書館協會乃正式在北平召開成立大會，梁任公任董事長，袁同禮做執行部主任（部長），我及嚴文郁（生於1906）則為執行部幹事，……」（頁44）短短兩行，卻有四個錯誤。第一，在上海開成立會才是4月25日，《回憶錄》誤為北京開會是4月。第二，在北京（非北平）召開成立大會是6月2日，非4月。第三，梁啟超在5月27日任董事部部長，非董事長。第四，戴志騫才是執行部部長，因戴行將出國，改由袁同禮暫代執行部長。另外，補充一點，先生是執行部33人幹事其中的一位，並未包括嚴文郁，嚴先生是後來增聘為常務幹事。寫這一段經過，編撰者一定要查閱《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
(2) 轉任北平圖書館
這一節第二段《回憶錄》說：「北平圖書館館長是梁任公，圖書部主任是袁同禮，我就在梁、袁兩人底下做事。北平圖書館設有編纂委員會，中西文編目、參考、採訪組長及主任均是編纂，我即擔任編纂兼中文編目組組長。我在這裡做了四年，……」這裡又有些疏誤：第一，兩次提到北平圖書館，第一次是民國15年成立的北京圖書館，當時梁啟超任館長，袁同禮任圖書部主任。第二，第二次提的才是真正的北平圖書館，不過說北圖有採訪組長是錯的，北圖組織有採訪部，部下分三組：中文採訪組、西文採訪組、官書組。參考組則與閱覽組、庋藏組三個單位同屬於閱覽部。中西文編目組，係指西文編目組和中文編目組，與索引組，共三個單位，屬於編纂部，部長即圖書館學家劉國鈞，是先生的單位主管。為便於讀者了解其全館組織，附上民國20年國立北平圖書館組織系統表（見圖四）。
圖四：民國20年國立北平圖書館組織系統表
至於先生說「我在這裡做了四年」，實際上，在北圖只做了一年，第三章已討論過，不再贅述。
(3) 抗戰軍興遷館重慶
這一節的標題，少了「陷區搶救善本古籍」八個字。這是中國圖書館史上，或中國圖書史上一件大事。《回憶錄》只用一頁不到的篇幅敘述這件大事（全書正文112頁），似嫌過於簡略，又有與史實不符之處。先看《回憶錄》怎麼說：
這是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有組織的最大一次搶救圖書工作，收獲也是最大的。自民國三十年起至抗戰結束，一共收購了四、五萬冊圖書，民國初年著名的藏書家如吳興張氏、劉氏，金陵鄧氏，番禺沈氏所藏的精品，都為中央圖書館所購得。（頁59）
先說過於簡略。《回憶錄》只說收購數量四、五萬冊，藏書家4人。這一部分講得較詳細的是蘇精大作〈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乙文（筆者引用《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以購書數量來說，蘇先生文章（頁246）說：「勝利後，從三十五年（1946）起，這些藏匿上海的古籍陸續從法寶館等處起運入京，連同先前空運重慶的、自日本歸還的、以及從香港尋回的一併計算，單是甲乙兩類的善本古籍就有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共是四萬八千多冊，普通本線裝書更多，有一萬一千多部，這些都是在蔣復璁主持下，滬港兩地文人志士冒險搶救古籍的成果。」據該文把善本與普通本線裝書合計，共得一萬五千八百餘部。另一種數字也可供讀者參考，即鄭振鐸在1949年錄龔自珍詩字幅稿「狂攎文獻耗中年」旁寫下「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見圖五該詩字幅稿影印）蘇先生文章如有小缺點，只是未講明法寶館尚有一百多箱未運到南京而已。再以藏書家來說，蘇先生大作提到七家，即（頁239）：「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順德鄧氏『風雨樓』，及吳興劉氏『嘉業堂』與張氏『適園』等」。文章最後還加「等」字。
圖五：影印「1949年錄龔自珍詩字幅稿」
再說前後搜購的只有短短的兩年。中央圖書館五十周年館慶的館刊特刊，都把原始檔案排印出來了，為什麼還講從1941年起呢？很多研究者的文章也都說是從1940年起，惟有少部分中央圖書館的人，說是從1941年起。現再舉實際參與其事的鄭振鐸的文章，來說明此事：「凡在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即古書散出最多的兩年間，所有重要的古書差不多已都為我們所得到（我們這幾個人在上海有一個委員會，為中英庚款會，負責購書）。據我所知，南北二地之書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漏出去過。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人固然不能再買書，日本人便也無暇收書了。」（見鄭振鐸《漫步書林》，中華書局，2008年，頁69）
《回憶錄》又說上海搜購的善本書，後來保存在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後來香港淪陷，這批書就被日本人搬走存放東京帝國圖書館。抗戰勝利之後，顧一樵先生（生於1902年）前往參觀，因為圖章的關係，認出其中一批係中央圖書館之藏書，於是再將之運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目前中央圖書館善本室中有洋鐵版的書箱就是當時的裝箱。」（頁59）文章中只提到「抗戰勝利之後」，也未提從東京運到上海的時間，由誰押運，誰在上海碼頭迎接等。謝辰生在1998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第31期〈紀念鄭振鐸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鄭振鐸文博文集》代前言〉乙文，對此事做了交代：「……還有約三千餘種陸續運到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被日寇全部劫往日本。抗戰勝利後，幾經交涉才於1947年由王世襄先生押運回國。船到上海時，是西諦先生指定由孫家晉同志和我，還有一位中央圖書館的潘先生到碼頭迎接的。」
這一節還提到在上海的幾位學者建議搜購陷區購書是用什麼方法連絡，是信件或是電報，先生有不同的說法。《回憶錄》說「分別致電重慶教育部部長陳立夫（1900- ）和中英庚子賠款會董事長朱家驊，請求政府撥款收購」（頁58）。《珍帚齋文集》卷二頁926，則說「滬上有識之士，聞悉美日等國大學圖謀籌款收購，懍於清季歸安陸氏皕宋樓之珍藏售歸日本岩崎氏之殷鑑，深虞國家文化資產流散域外，乃聯名函電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迅予設法搶購」。《回憶錄》用「致電」，即用電報；《珍帚齋文集》用「函電」，指的是電報和信件。兩者是有差異的。實際情況是：1939年底由鄭振鐸起草寫了信，1940年1月初拍了一份「長長的電報」（詳見陳福康《鄭振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410-412）。
附帶提一下這一節注釋4（頁59），說有關文獻保存同志會，協助先生收購古書之事，可參考林清芬的兩篇論文，漏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乙文（約1997年先在期刊上刊載，後收入《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如討論陷區購書（含中國東南淪陷區）始末的參考文獻，除上列幾位學者的論文外，最重要的是要參考鄭振鐸的著作（含目前還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的鄭振鐸的書信），其他還要參考陳福康、盧錦堂等先生的著作和論文。筆者甚盼有一本專門討論1940年至1941年陷區購書的專書能早日出版，不要一直停留在論文的階段。
(4) 復員與接收
這一節先生說抗戰勝利後，出版兩種館刊，顧廷龍主編中文館刊，錢鍾書主編英文館刊，又說這兩份刊物在今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還有收藏。這一段話需加補充和修正。
| A. | 中文館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創刊於1947年3月，12月停刊，只出一卷四期，館內未見過此刊物，目前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是據龍門書店影印的影印本。筆者從國家圖書館退休後，在中國北京琉璃廠買到1947年創刊的館刊，中間有缺頁，是與抗戰期間的南京中央圖書館館刊合訂一冊，此合訂本後來賣給國家圖書館，當時的採訪組主任是彭慰女士，洽購的是陳德漢兄，所以國圖的館刊是購自筆者的藏書。 |
| B. | 英文館刊，刊名是：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中文譯名：書林季刊，創刊於1946年6月，1948年3月停刊，共出二卷二期。中央圖書館印行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大事記》（初稿）連此刊英文刊名都寫錯，國家圖書館印行的《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亦未注明此刊何時停刊，共出幾卷幾期。附上2卷2期正文第一頁的書影（見圖六）。 |
圖六：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2卷第2期正文第一頁書影
(5) 遷台撤退工作與重新出發
其他「遷台撤退工作」乙節，《回憶錄》說1948年至1949年分三批運來臺灣的有「近十四萬冊，絕大多數為善本書，還有精選中文平裝書、雜誌、公報、西文書刊等」（頁63）。補充說明如下：十四萬冊，善本書十二萬冊，普通本線裝書兩萬冊。中文平裝書和中文期刊，談不上「精選」二字，同時數量不多。運臺的政府公報較多，西文書刊均不多，其中一特點是西文自然科學期刊較多，先生上課時說，西文文史和社會科學期刊，各館都有收藏，所以搬運各館較少收藏的自然科學期刊。令筆者感到疑惑的是先生和部分老同人，均不提運臺的19箱檔案，遷臺已超過一甲子，這19箱檔案，一直未編檔案目錄。
至於「重新出發」乙節的最後一段，先生說：「總而言之，我一生替國家做了幾件事，其一是在我手中將四庫全書印了出來，其二是抗戰時期善本書流出藏書家，由我赴滬收購，其三是從美國運回一百多箱善本書和一萬多片漢簡。」這確實是先生對國家的偉大貢獻，連一向對先生未有良好印象的葉公超部長都說先生「把一生獻給了國家和中華文化」。（見符兆祥著《葉公超傳：葉公超的一生》，七懋實業公司，1993年，頁195）
5. 第五章我與故宮博物院
第五章分五個子題：遷台復員，受任院長，編目整理，文物的維護修繕，人才的培育，出版、宣傳事業。編撰者說本章內容除訪談紀錄外，還參考以下的資料：1. 蔣復璁〈故宮博物院院史〉，2. 昌彼得〈蔣慰堂先生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經筆者將此二文與第五章一一核對後，發現有些出入和待商榷的地方。茲分別說明如下：
(1) 遷台復員
《回憶錄》說故宮文物分三批輸運來臺，宜加注時間自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止，也應說明尚有728箱因無法裝上崑崙艦，只有留交機關留守人員運回。（見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5）。以前蔣先生上課時，說各機關第四批文物未能續運，是因碼頭工人罷工，不肯搬運，《回憶錄》也有提到這一點。昌彼得主編《故宮七十星霜》乙書是說當時的李代總統宗仁下令禁止文物遷出（頁157），又說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長馬衡致函杭立武希望第三批後不要再續運了（頁158）。
《回憶錄》說文物遷臺後，除了中研院史語所外，其他三機關文物及外交部檔案，都一起運到臺中，借臺中糖廠倉庫儲存。《回憶錄》漏說1949年5月，教育部將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存在上海的一批器材也運到臺灣，放在臺中糖廠。筆者也要補充說，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在南京金陵大學的明清內府輿地圖18箱，由教育部委託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遷臺，也放置在臺中糖廠。這樣算來，放在臺中糖廠的就有六個單位：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外交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
《回憶錄》又說外交部檔案運到臺北後，其餘三機關（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則於1948年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這裡所記1948年是大錯。實際的情況是1949年6月3日，成立「管理處」案，才經行政院會議決議通過，同年6月6日行政院發文給教育部（見圖七，該公文首頁影印本）。「管理處」於1949年8月31日正式成立。由公文可看出「管理處」由五個單位組成。接著再於同年9月7日，由教育部呈文行政院，送該「管理處」的暫行組織規程（見圖八，該公文影印本）。
圖七：行政院民國38年6月6日發文給教育部，6月3日會議決議通過「管理處」案公文首頁影印本
資料來源：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圖八：教育部民國38年9月7日呈文行政院，送「管理處」暫行組織規程公文影印本
資料來源：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以上是對遷台復員部分的補正說明。
(2) 受任院長
《回憶錄》寫1965年9月受聘任故宮博物院在臺復院後首任院長，書上所附行政院聘書日期是1967年9月，日期相差兩年，為避免讀者產生疑惑，應加注是續任的聘書。此雖小事，亦應注意，不然就用1965年9月的聘書。
本書第五章另外四部分，70%以上是引用或參考昌彼得先生的文章，其中有兩部分（編目整理、文物的維護修繕），有引用不當和欠妥的地方。舉例說明如下：
(3) 編目整理
《回憶錄》說：「在故宮運台文物近三千箱中，占半數以上的圖書文物，皆隸屬書畫組……。」（頁71）「圖書文獻」誤為「圖書文物」。按故宮遷臺文物（廣義）共2,972箱，圖書有1,334箱，包括文淵閣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昭仁殿天祿琳瑯善本書、阮元所進呈宛委別藏、康熙銅活字版古今圖書集成、楊守敬觀海堂藏書等。「文獻」有204箱，內容指清代文獻，包括宮中檔、軍機檔、清史館檔及實錄、起居注等。圖書與文獻合計1,538箱，這樣才能符合《回憶錄》所說「占半數以上」。事實上，隔了5行，編撰者已改正為圖書文獻了。這一部分又有一字之差，是不應該發生的。《回憶錄》說：「又如故宮收藏眾多的收寶格，一盒之中包含的小件文物自數十至百餘種不等，其中有瓷、玉、書、畫等小件的各類珍玩……。」（頁72）「多寶格」誤為「收寶格」。多寶格係盛放各種珍玩的盒、匣、箱、櫃。一件多寶格可容納數十、百八十件各類文玩、奇珍異物，如銅、瓷、玉、書畫等。故宮的多寶格有宮中造辦處作坊自行製作的，也有將設計圖交揚州地方官員代辦的。《故宮文物》月刊294期（2007年9月）出版多寶格專輯，載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呂世浩〈多寶格中的仿古銅器──以「笵金作則」為例〉3篇文章，並附圖說和圖表，文長約40頁。又，《回憶錄》把「書」「畫」兩字分開也欠妥，書畫指書法和繪畫，要連起來用。「書」是裝訂成冊的著作，計算單位有本、冊、部、套、種等。
這一部分，蔣先生說：「在我的觀念中認為檔案必須公開，尤其是過期的機密檔案，如近史所的檔案就應該印出來。」（頁73）這就讓筆者想起中央圖書館從南京運臺的19箱檔案，已經過了整整六十一年，為什麼還不印出來，起碼要把檔案目錄編印出版，尤其是鄭振鐸寫給蔣先生的那麼多信，為什麼還不公布？
(4) 文物的維護修繕
《回憶錄》說：「在我任內，計揭裱或修補的法書、名畫、善本方志圖書、文獻近萬冊。」（頁74）書可以用冊，其他法書、名畫、文件宜用件。昌先生文章是寫法書名畫2,971件、善本方志圖書4,439冊、文獻1,101件。筆者把三項合計，共8,511件（冊）。《回憶錄》寫「近萬冊」，欠妥。前面講過，編撰者寫的文字，很多地方都引用昌先生的文章，但是遇到一些數字就轉彎，如寫修復的器物「數百件」，覆按昌先生的文章，寫的是銅器68件，瓷器268件，假如由筆者執筆，會先加以統計，然後寫修復器物三百多件。
這一部分最後，談到沈仲濤捐贈的善本及稿本，皆價值連城，其數量寫成「千餘件」，還是要寫成「千餘冊」才好。
(5) 人才的培育
蔣先生重視人才的培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今日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即是故宮自己培養的人才。筆者在圖書館服務，自然而然會關心故宮博物院的出版品，包括像《故宮季刊》（按刊名已改為《故宮學術季刊》）這一類學術期刊，以及故宮叢刊上的學術著作，會發現大部分的作者，都是故宮的同人。再與一些大學文學院出版的學報相互比較，覺得故宮的研究水準，不但毫不遜色，有的還略勝一籌。多年前看過一篇蔣先生退休前的工作報告〈國立故宮博物院十八年工作簡報〉（收在《珍帚齋文集》卷一），文章有一句「力謀發展同仁個別之學術研究」，憑這一句話就令人感動和敬佩。也是多年前，筆者審查一位宋先生的升等論文，副院長還特地打電話，說請多指教。院長、副院長如此關心同人的研究工作，著實令人羨慕。我們多麼需要圖書館界和社教文化機構多幾位會鼓勵同人寫學術論文的機關首長！
筆者深信：唯有培育人才，才能提高同仁的素質，才能提升同人的服務品質和提升一個機關的學術地位。蔣先生在故宮博物院的做法，就是最好、最有力的見證。
(6) 出版、宣傳事業
這一節筆者認為應加強說明故宮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的經過始末。理由是蔣先生最重視這件事，蔣先生在〈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刊載《東方雜誌》復刊22卷2期）乙文說：「四庫全書在我有生之年影印完成，是我一生從事圖書館事業的大事，也是中國圖書出版事業的一件大事。」即使《回憶錄》第四章談到1934年至1935年兩單位合作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231種（《回憶錄》誤為221種），都寫了近30行。然而四庫全書全部影印事，只寫了3行，又有一個地方講不清楚，有一個講錯的地方。前者是指「又與台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初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頁77），這一段話似指1969年重印1934年至1935年出版過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和又與故宮合作選印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加上別集，共印了十三集。後者講錯了時間：「民國六十九年更進一步將全書全部印行」（頁77）。實際情況是這樣，影印工作始自1982年兩單位開始簽約，1986年3月28日印裝完畢，歷時三年三個月又二十八日。共印三百部，每部1,500冊。寫影印始末一定要看張連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後記〉乙文（收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目錄》，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此文共22頁）。故宮也與世界書局合作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每部500冊，也是一件大事，都應一併記上一筆。
6. 宜增列一章：我與宋史研究
蔣先生的研究領域，包括宋史，以政治史為主，兼及藝術史。
宋晞教授在1967年發表〈從編纂「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談到各國研究宋史的現況〉乙長文（載《大陸雜誌》34卷6期，又收入《中國史學論集》，臺灣開明書店，1974年），文章說國人研究宋史者九百多人，著作較多者32人，先生名列其中之一。在介紹其成就時，特別強調先生對政治史的研究。先生逝世後，宋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追思的文章，題目就是〈研究宋史的前輩蔣復璁先生〉（刊登於1990年10月12日）。先生百歲冥誕，宋先生又撰〈蔣慰堂先生對宋史研究的貢獻〉（刊載於《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中國圖書館學會編，1998年），文長約一萬六千字。文章對蔣先生的文章〈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宋太祖實錄纂修考〉、〈宋遼澶淵之盟的研究〉等五文予以述評。
蔣先生《珍帚齋文集》卷三，討論宋史的文章，約占一半的篇幅，事實上，《文集》卷一〈清明上河圖概述〉乙文，也是屬於宋史研究的範疇。《回憶錄》第六章「我對崑曲與藝術的看法」，蔣先生就說「因為研究宋史的關係，我對宋代藝術特別有些心得」（頁85）。文章中先生對唐宋繪畫加以比較，「唐朝的畫追求形似、重寫實，宋朝則有大幅度改變，追求神似，寫胸中丘壑，因而山水畫發達」（頁86）。
有上述理由，依筆者淺見，可增列一章：我與宋史研究。
（二）附錄
附錄共有8種，包括的項目詳見拙文第二部分內容概述。其中訪問昌彼得副院長與龔士榮神父兩種，得知先生為何在1950年前後滯留香港，不來臺灣，又為什麼謠傳先生要投共通敵，一一得到答案。以前者來說，昌先生認為不來臺灣的原因是：1949年政府把遷臺的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合併為一個單位，設有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竟然沒有先生列名其中，所以昌先生說「其憤而不平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不願來台，選擇留在香港」（頁117）。以後者來說，昌先生的訪問，談到留在香港一年多，「甚而被謠傳投共通敵」（頁117），龔神父的訪問，說「在香港那一年，共黨頻頻要他回南京」（頁143）。又據筆者一位摯友，曾整理過先生的家書，無意中發現先生留在中國大陸的家人，勸先生回中國大陸。所以謠傳乙事，不是空穴來風。龔神父說「在香港那一年」是「他生命中很沮喪的一段歲月」（頁143）。1951年初先生來臺後，有些行為頗為怪異，昌先生說：「剛來時，蔣先生的精神狀況很差。據其台大教職員宿舍的室友屈萬里先生敘述，他常懷疑有人要害他，有時還莫名其妙地爬窗戶逃到外面，妄想情況十分嚴重。」（頁118）據筆者長期觀察先生和滯留美國的袁同禮和洪業兩位學者，都沒有回中國大陸的想法。
其他附錄一之二、之三、之五、附錄二共4種，都無特別重要之處；附錄三的缺失，併入校勘記。剩下的附錄四蔣復璁先生相關著述年表，則缺失較多，有些不應該發生的錯誤，說明如下：
先說明現在學術界流行的著述年表，都分為專書和單篇論文，《回憶錄》則分為專書和期刊、報紙，這種分類法無法收錄論文集和會議論文集的文章，亦無法容納「雜誌書」的文章。因此，筆者認為期刊、報紙改稱單篇論文較好，且與標題名實相符。
再說專書著錄的缺失。
第一本專書寫《圖書室管理法》，上海，正中書局，1936年。此書1941年9月初版，1943年1月3版，1946年1月上海第1版，1947年上海第3版，均由正中書局印行。筆者有此書，該書收1938年何多源編著《中文參考書指南》，所以不可能是1936年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乙書，把書名寫成《圖書館管理法》，是很不好的。
第二本書說是1941年在南京正中書局出版《圖書館》乙書，也不可能。機關、出版社都撤退到大後方了，1941年的南京哪來正中書局。正確的資料是該書1940年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出版，1941年重慶正中書局初版，1946年曾在上海重印過。
第四本《英國圖書館》乙書，應加注譯自英國麥考溫（L. R. McColvin）和累維（J. Revie）。
再說期刊、報紙部分，雖有說明「未收入前列書籍部份」，核對後，仍有收入前列書籍者，如：
| 1. | 1939年7月〈關於中文編目〉，《北京圖書館月刊》，頁1-5。此篇名為〈關於中文編目之通訊〉，發表日期是1928年，收入《珍帚齋文集》卷二。起訖頁數非「頁1-5」，而是「頁171-181」。 |
| 2. | 1972年〈莊子考辨〉，《中國書籍考論集》。此文係發表於1927年《圖書館學季刊》2卷1期，也有收入《珍帚齋文集》卷二。 |
| 3. | 1983年4月〈我與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此文分別於1979年6月、11月刊載於《近代中國》和《傳記文學》，也收入《珍帚齋文集》卷二。 |
| 4. | 1974年12月〈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後序〉與1975年11月〈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後序〉，這兩篇與《故宮季刊》9卷1期（1974年2月）是同一篇，也收入《珍帚齋文集》卷二。 |
| 5. | 1958年11月〈先叔百（「年表」印成「白」）里先生之青年時代〉，也有收入《珍帚齋文集》卷五。 |
關於先生的著述年表或著作目錄，就目前已編印的，均漏收22篇以上，還不包括西文部分，希望有機會把這些篇目刊登出來。
以下列舉幾篇「著述年表」出版年有誤和篇名漏排者：
| 1. | 1954年2月〈關於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感想〉乙文，是1943年發表的，誤為1954年。 |
| 2. | 1944年6月〈戰後我國圖書館事業瞻望問題〉乙文，正確篇名是〈戰後我國圖書館事業之瞻望〉，刊登於《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8卷4期，頁數是第4頁轉第11頁，不單是第4頁。 |
| 3. | 1956年8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善本書目」後漏「序」字。 |
| 4. | 1971年2月〈八十誕辰紀念獻辭〉，篇名前漏掉「戴季陶先生」五個字。 |
（三）索引
索引收錄標準不一，以姓名來說，同一人有姓名則收，只有姓氏或姓氏加職稱不收。如收朱家驊，不收朱先生；收趙萬里，不收趙先生；收屈萬里，不收屈館長。以「著述年表」的書名或篇目中的人名來說，有的有收，如〈蔣百里全集〉（頁177）、〈蔡元培先生的舊學及其它〉（頁178），收蔣百里、蔡元培；有的未收，如〈錢存訓〉（頁176），未收錢存訓。再以蔣氏家族來說，收先生胞兄蔣福京，未收先生父親蔣方夔（因文章中寫「我的二哥福京」，則收；寫「我的父親是廩生出身」，未寫姓名則不收）。又如，收蔣百里，如稱先生「先叔」，則不收蔣百里。
以「各方評論及訪問蔣復璁先生目錄」中的作者來說，收錄亦無標準。有的收，如昌彼得，有的也未收，如頁188；大部分均未收，如包遵彭、喬衍琯、盧荷生。
漏收者甚多，以人名來說，有：蔣寅昉（光𢦀）（頁12）、蔣學溥（蔣澤山）（頁14）、范源廉（頁104）、高信（頁36）、吳幹（頁35）、呂維國（頁35）等。以機構來說，有京師圖書館（頁51），北京圖書館（頁47、104、165）。以叢書名來說，有《別下齋叢書》（頁3、9、12、14、16）。
前面所說不應該發生的錯誤，是指頁196「蔣君 11, 12, 14」，頁數所指頁11是「海昌生沐蔣君」，頁12是「蔣君星槐」，頁14是「蔣君澤山」。即這三頁所指「蔣君」包含三個人蔣生沐、蔣星槐、蔣澤山，索引編者卻把此三人當一個姓蔣名君的來編，這是欠妥的。
由以上所說《回憶錄》書後索引的缺失，看出編書後索引不是人人都會編，或只是雕蟲小技而已。至於如何編好書後索引，筆者尚未看到較實用性的文章，不過，只要讀者翻一翻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乙書書後的「人名索引」、「胡適著述索引」、「專有名詞索引」這三部分，即可從中體會如何編好書後索引。按該書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84年），全書10冊，正文4,033頁，書後索引275頁。
附校勘記
胡適在1934年10月8日有〈校勘學方法論〉乙文，大意是校勘學的任務是要考證文件傳寫的錯誤，恢復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又說校勘學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的成分：一是發見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頁1264）拙文校勘記的目的和範圍，離不開胡適之先生上述所講的內容。
頁3，先生說先曾祖編有《別下齋叢書》、《陟聞梓舊》等作品。按，這是兩種叢書，《涉聞梓舊》誤為《陟聞梓舊》，先生《珍帚齋文集》自序，也說曾祖編有《陟聞梓舊》。筆者遇到此類問題，是先找原書來核對，查《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索引》，得知臺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藏有清咸豐元年海昌蔣氏宜年堂刊本，中央圖書館與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則藏有民國1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蔣氏刊本。第二步，查《中國叢書綜錄》、《書目答問補正》和一些古籍書目，所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涉聞梓舊》，也有例外的，1998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書目答問二種》，書名排印成《涉閱梓舊》。再查昌彼得先生所編先生生平年表的前言，也都是寫《涉聞梓舊》，記得先生有些文章也是寫《涉聞梓舊》，自己的說法都未統一。（見圖九）
圖九：《涉聞梓舊》書影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頁3-4，先生說先曾祖著有《東湖叢記》、《斠補隅錄》等書，「等」字後「書」字可刪。筆者在學校開專科辭典編纂研究的課，教學生寫辭條，遇到人名辭條，如寫學者有多種著作，不必全部列舉，最後一部著作後加「等」字即可，不必加「等書」二字。
頁8，先生說「我的太太孫家宜，是同邑孫遜園（諱葆謙）先生之女，也是我姑丈孫職清（諱元烺）之族姪女」。昌彼得所編先生年表都說是孫職清的族姪孫女。〈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乙長文，則說是孫職清的姪孫女。筆者據先生所說其岳父稱呼先生的姑丈（孫職清）為堂叔，則先生夫人孫家宜應是其姑丈的姪孫女。
頁41，專訪先生的，只有鄭恆雄、宋建成兩先生，第四章的參考資料，在兩人姓名後加「等」字，是沒有必要的。
頁42，李小緣卒年為1959年，誤為1919年。按，李小緣是李國鼎先生的胞兄。李資政於1986年參觀中央圖書館時，由筆者任導覽（時任閱覽組主任），李資政親口跟筆者說李小緣是其胞兄，又說當時圖書館界流傳所謂「黎元洪」，「黎」指李小緣，「元」即袁同禮，「洪」即洪有豐。又，劉國鈞生年為1898年，非1899年。1999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印行《一代宗師──紀念劉國鈞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書中都說劉國鈞生於1898年11月15日。
頁44，這一頁錯誤最多：
| 1. | 先生說曾向梁啟超請益所撰《國學圖書目錄》及《中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二書。前者疑為《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後者確定書名無「中國」二字，只有《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
| 2. | 先生說民國15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立，是北京圖書館之誤，民國17年才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名稱。 |
| 3. | 先生說梁啟超想照先生所編的幾種專題書目的方法編《圖書大字典》，先說只有「圖書大辭典」，不可能有《圖書大字典》之名。其實梁啟超計畫要編的是「中國圖書大辭典」，有關此書始末，喬衍琯先生曾轉述先生上課所講的同一件事，卻與此頁先生的說法不同。 |
| 4. | 先生撰文〈中國圖書分類問題之商榷〉一文，非〈中文圖書分類之商榷〉。此文刊登《圖書館學季刊》3卷1、2期合刊，「論著」的第一篇，共42頁。 |
| 5. | 在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先生擔任分類編目組書記，非圖書分類組書記。 |
| 6. | 民國15年起用美國庚款補助的單位之一是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改制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是民國18年8月的事。 |
頁47，民國22年先生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非籌備處委員，多一「處」字。同一頁說傅斯年卒於1960年，這是錯的。誰都知道傅校長是1950年12月20日溘然與世長辭的。
頁48，先生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的公文影印本漏印日期，即4月8日。人事命令最重要的是日期。
頁49，先出現「中央庚款董事會」，接著又出現「中英庚款董事會」，後者才對。只不過相隔3行，居然沒有校對出來！
頁54，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乙事，先生說「袁同禮等人反對我，沒想到卻幫了我的忙，增加了我的知名度」。筆者看過當時（1934年前後）很多剪報資料，略知北方學者希望或建議以善本代替庫本，並加校讀記，這樣的說法，談不上「反對」二字，更何況在北京圖書館和國立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都是先生的上司。
頁58，鄭振鐸誤為鄭振鋒，頁59也錯，書後索引也跟著錯，連三錯。
頁60，陳群在南京的藏書樓叫澤存書庫，非澤存文庫，書後索引也跟著錯。
頁61，腳注：「田培林初從德國回來，我推薦他出任同濟大學附中校長，後來升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也是我保薦的，那時朱先生對我可謂言聽計從。」筆者覺得「言聽計從」四字，只能用於平輩或晚輩，朱家驊是先生北大的老師，後來朱先生任教育部長，又是先生的長官，不宜用此四字。
頁67，中央圖書館遷臺時，善本書存放在臺中霧峰北溝，非白溝。
頁71，先生說故宮遷臺文物近三千箱中，占半數以上的圖書文物，皆隸屬書畫組。此「圖書文物」四字，宜改為「圖書文獻」。理由如下：運臺的箱件一共是2,972箱，即先生所說的「近三千箱」。其中圖書共計1,334箱，清代文獻204箱，圖書與文獻合計1,538箱，即先生所說的「占半數以上」。後來故宮修改組織法，增設圖書文獻處，管理這些圖書文獻，第一任處長即目錄版本學家昌彼得先生。詳情請見《故宮七十星霜》第157、207、208頁。
頁74，故宮在民國60年成立科學保管技術室，「管」字誤為「館」。其職掌是「以科學技術與方法進行故宮所藏文物的保管、修護、研究與鑑定」。
頁90，錢端升誤為錢瑞升（書後索引亦錯）。按抗戰後，蔣委員長派蔣百里、錢端升和張忠紱三人，到美、英去做非正式的外交使節。
頁102，中基會的全稱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非「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頁104，先生說范源廉當教育總長時用The China Foundation辦北平圖書館，請任公當館長。此處有二錯，一是范源廉當時任「中基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的幹事長，民國14、15年的教育總長有：章士釗、易培基、胡仁源、王寵惠等，范未列名其中。二錯是中基會所辦的圖書館為「北京圖書館」，非「北平圖書館」，梁啟超任館長職是對的；中基會的英文全名先生只講了一半，另一半已如前述，不再抄錄。
頁106，先生說馮承鈞預備把馬可波羅的遊記重新翻譯再加以考證，可惜沒有完成，又說「當時他活到六十歲左右就死了」。先生可能記錯了，馬可波羅的遊記，馮承鈞不但翻譯完成，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II》頁638說：「（馬可．波羅行記）中國先後出過四種漢文全譯本，以馮承鈞譯本（《馬可．波羅行記》，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流通最廣。」筆者所持有的《回憶錄》係購自二手書店，頁106「可惜沒有完成」，有用鉛筆眉批：「？印象是已完成」。此書有無出版，一查《民國時期總書目》便見分曉。先生又說馮承鈞活到六十歲「左右」就死了。標題「馮承鈞」已寫生卒年1885-1946，怎麼還寫「左右」，表示不確定，據筆者查到的生卒年資料，馮承鈞生於清光緒十三年（1887），1946年2月9日以胃臟炎不治逝世於北平。
頁118，包遵彭館長逝世於1970年2月，非5月。
頁119，國語推行委員會，應加注「臺灣省」三字。
頁127，張鼎鍾文章說民國24年的出版法有修正通過，是沒有錯，但較重要的是迄未公布，等於沒有施行。
頁136，「萬惟英」誤為「萬維英」，彼曾任中央圖書館採訪組主任。
頁159，先生與孫子蔣學鳴對話，說「『八國聯軍』曾毀我北京圓明圓文淵閣《四庫全書》」。這種說法有兩大錯誤，一是非八國聯軍（1900），而是英法聯軍（1860），相差四十年；二是非文淵閣，而是文源閣，文淵閣《四庫全書》即典藏在先生當院長的故宮博物院，同時「圓明園」還誤寫成「圓明圓」。
頁166-167，這兩頁談戰時上海搶購善本古籍事，多處與事實不符，如說：「1940年12月，化名蔣明叔赴淪陷區」，購書「自1941年始，迄是年（1943）止」等，此事拙文和《佛教圖書館館刊》50期，筆者已多次說明，不再贅述。
頁168，「1957年秋」先生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按，1966年才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名稱，1957年校名是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同時，編撰者未說明在哪一系所任教。據盧荷生〈紀念慰堂先生百歲誕辰──記述在我生命過程中的慰堂先生〉乙文內容來看，先生在1957年2月即在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目錄學組任教，1957年秋才在該校教育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組教書，一直教到1965年止。這兩個教學單位的成立，都是因先生的要求而設立，這是圖書館學教育的大事，不能不記。
頁169，說1971年3月，「央圖與台大歷史研究所合辦中國藝術史組」，故宮誤為央圖。
頁190，書後索引，朱家驊辭條出現的頁數達15次之多，仍有頁47、51、104三次未寫，原因是這三次是寫「朱先生」。同一頁「別下齋」出現10次，其中頁9、14、16是講《別下齋叢書》。一是藏書樓名，一是叢書名，兩者不同，應分開編列。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和未編為條目的北京圖書館，如北平圖書館出現的頁47、104，是指北京圖書館。
頁192，「徐悲鴻」誤為「徐悲鳴」。
頁194，傅吾康宜加外文姓名Wolfgang Franke。
頁195，「劉半農」誤為「劉米農」。
頁196，衛禮賢宜加外文姓名Richard Wilhelm。
頁197，Franke, Otto誤為Frank, Otto；Franke, Wolfgang誤為Frank, Wolfgang。
同一頁，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此條目只列頁103，漏頁104，此機構的中文名稱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
頁198，漏Wilhelm, Richard，頁34。
結論
拙文接近尾聲時，腦海立即浮出兩點結論，之一是各行各業具有成就的人，退休後應撰寫回憶錄或留下口述紀錄，供後人借鏡之用。2007年中國岳麓書社出版羅維揚《回憶錄寫作》乙書，專門探討如何寫好回憶錄，書上說退休後即進入人生收穫總結期，所以首要工作是寫回憶錄，如自認動筆有困難，也可透過口述來完成。書上又說寫回憶錄有幾點好處，如人生的總結與昇華、重新評價自己，給後人留下一筆精神財富等。先生退休後第三年即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陸寶千的訪問，此事值得肯定和鼓勵。先生的回憶錄，有總結一生，也有「評價自己」。如前者先生說自己替國家做了三件事，包括把文淵閣的四庫全書影印出版；抗戰期間赴上海主持搶購善本圖書，從美國運回北平圖書館一百多箱善本圖書；先生也檢討第三件事，認為對「中央圖書館為德不卒」，原來要存放中央圖書館的北圖藏書，只因當時央圖庫房不夠，暫存故宮，還訂有契約，「中央圖書館可隨時取回」，可惜後來故宮「卻不肯還」。故宮不守法又不講理，《珍帚齋文集》未見提過，《回憶錄》首次披露此事。其實，先生也不用自責，我們同人都覺得當時館方似未積極爭取，也與當時的教育部長從中作梗有關。事實上，把當時三個單位（央圖、故宮、教育部）來往的公文公布出來，即可釐清真相。當時故宮的昌副院長對此事的來龍去脈，應知之甚詳，亦可對外說明清楚。寫此段文字主要是說明先生退休後接受訪問，又出版《回憶錄》，都是正確的決定。
結論之二是檢討《回憶錄》疏失的原因，有人認為與編撰者非圖書館或博物館專業人士有關，筆者最初也有相同的看法。後來看一些專業人士的文章，也犯了相同的錯誤，所以認為疏失無關專業。經過反覆思考，認為與欠缺基本功有關。依筆者淺見，要撰寫先生的回憶錄或傳記的專書，必須具備三種基本功。
首先，應熟稔先生全部著作的內容。先生大部分的著述文字已編成《珍帚齋文集》出版，只剩少部分未結集成書，所以研讀先生的全部著作並不困難。雖然第一次訪問時（1985年11月），《珍帚齋文集》剛出版不久，但是1998年改寫訪問紀錄時，距《文集》出版已逾十三年。何況1990年前，先生健在時仍可繼續訪談。因為筆者發現《回憶錄》的部分疏誤是因未參閱《珍帚齋文集》的緣故。事實上，不但要參考，還要進一步查證每篇文章的原始出處，包括發表在什麼期刊、期刊的卷期和出版年月等，如轉載早期的文章，還要核對是否有修訂；對於不同說法的，還要加以考證，如先生的夫人，都說是先生姑丈的族姪孫女或姪孫女，《回憶錄》卻說是族姪女，就要查清楚。
第二，要先編好先生的研究資料彙編。據筆者估計，「資料彙編」每冊以300頁計，至少可編6冊以上，內容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篇目都與先生的生平、先生與圖書館、先生與博物館、先生與宋史和崑曲的研究等有直接的關係。另一部分是蒐集先生曾服務過的松坡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六個機關的歷史文獻，包括出版的期刊（如《北京圖書館月刊》）和專書（如《故宮七十星霜》），或尚未編目的中央圖書館檔案目錄。有些團體，如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會務資料，含《會報》和最有名的《圖書館學季刊》，也要翻閱。第三部分是與先生有關或有交往的人物，不論圖書館界、學界和政界，對其傳記、年譜、回憶錄、紀念集等，都不能放過。第二、三部分屬於間接資料，有時翻閱半天，不一定能找到較關鍵性資料，有時整本書只有一、兩行與先生或中央圖書館有關，如《葉公超傳：葉公超的一生》，整本書只找到兩行，說葉公超在上海聽鄭振鐸「提及蒐購善本書經費不充裕之事。公超立電乃叔葉恭綽捐款13萬元，供『文獻保存同志會』使用」（《葉公超傳：葉公超的一生》頁119）。這兩行就可移作《回憶錄》第四章我與圖書館，當陷區購書注釋之用。這三部分資料如都能確實掌握，可糾正先生訪談中的一些錯誤。先生健在時未能再趨訪一、二次，對某些人和事的問題，加以確認，也是一件憾事！
第三，會善用工具書，這也是治學的基本功。如會利用《民國時期總書目》，可解決先生單行本著作的出版地和出版年；會利用《中國大百科全書》，即可解決巴黎和會何時開會和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名單；文源閣的四庫全書是燬於英法聯軍或八國聯軍，很多古籍手冊都可找到答案。
最後所提無關基本功，但卻是治學方法必備的技能，即不可忽略中國大陸和海外學人發表有關先生和中央圖書館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均有助於修正或補充《回憶錄》的說法。
（附記：筆者檢視過去在貴刊發表的文章，均嫌冗長和冗贅。事實上，每篇文章均經大量刪減，或三易其稿，在此敬請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