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一期 99年6月
戰後臺灣佛書贈送及助附印──《菩提樹》所見的印經事業(1952-1972)闞正宗 菩提長青雜誌社發行人【摘要】戰後臺灣佛教的印經事業研究,釋自正以有組織、系統的印經會為核心,取得相當成果。唯個人或寺院等印經會以外的印經,由於零散與範圍廣大,缺乏研究。本文透過《菩提樹》雜誌所刊載的贈經及助附印消息,嘗試分析1952年至1972年的二十年間,臺灣印經事業的趨勢。 關鍵詞:助印;臺灣刻經處;菩提樹;佛教書局;大專學佛運動 一、前言 佛經的刊刻,在活版印刷未興之前,一般說法以木雕版翻印,其起於隋代。入唐後印刷術漸盛,佛教以藝術為傳教方式,大量板畫流傳於民間,至唐末,僧惠確募化雕刻律疏。(註1)無論是雕版或活版印刷,正是讓佛經普及化的重要手段。 雖然唐人姚崇(650-721),對於當時佛教盛行的抄經造像「作功德」頗不以為然,但也反映出中國印經事業之源遠流長:
文中提到「抄經寫像」、「所造經像」,正表示當時抄經、印經作為功德布施的一種。近數十年在臺灣出現的《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被日本學者福原信玄考證為疑偽經,其最早的原型《父母恩重經》,是出現於武周時代,後逐漸分化出數個版本,《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則是集大成者。(註3)雖說為疑偽經,但是畢竟也是流傳千年以上,其經文亦提到造經報恩的功德:
這裡的「造經」當包括抄經與印經。據1956年出任《中華大藏經》總編纂的蔡念生(1901-1992)居士指出:「佛教的習慣,印造經文,後面多有題記,寫著印造的人名,或者申明廻向。」(註5)造經申明回向或集體捐資合印或獨資之事,自古皆然,而抄印經書被視為具有的功德是毋庸置疑的。 隨著活版印刷的普及,印經事業又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特別是明末清初以來,集資或個人刊印佛經以祈現世平安或先人冥福則甚普遍。如打敗鄭氏收復臺灣的施琅以「靖海侯施祈求回京平安敬刊印送」刊印《金剛經》流通,(註6)就是一明顯的例子。 日本殖民時代,經典的助印也頗有多見,只是留下來可供研究的版本沒有戰後來的豐富與多元,如1941年11月,基隆靈泉寺禪林就發起助印沈萬教的《觀音經講話》(如圖一所示)。 圖一:《觀音經講話》的「施經印送者芳名錄」 1945年至1949年間,戰後臺灣社會文化十分不振,這一階段的佛教情況至今研究仍不明朗,直到1970年代之後,隨著臺灣社會經濟的逐漸起飛,佛教蓬勃發展,佛經的刊印蔚為大觀,印經事業之興盛,恐怕在中國佛教史上未曾多見。但在解嚴前達到高峰之後,逐漸走下坡,其原因之一是,各方集資印經的供過於求,加上品質參差不齊,嚴重打擊印經事業。不過,隨著資訊的發達,環保意識的抬頭,印經事業不振,亦恐是意料中的事。 本文以《菩提樹》雜誌為中心,旨在探討解嚴前(1952-1972)臺灣印經事業的情況。 二、「臺灣印經處」、佛教雜誌社與書局的成立及其影響 (一)「臺灣印經處」 從《菩提樹》雜誌自1952年12月創刊後,以「助印」經書為招徠的資料並不多,但以個人名義印贈的佛書卻琳瑯滿目,其原因為何?頗值得探究。竊思,應與佛教雜誌社及書局的成立影響有關。 在談佛教雜誌社與書局的成立影響之前,對戰後臺灣佛教集資「助印」經書有影響的,首推「臺灣印經處」。其影響是在日常課誦經典方面,如1953年7月間,「臺灣印經處」的新版書目有《印光大師嘉言錄》、《金剛經‧普門品‧心經‧大悲咒合訂》、《大乘起信論科判》,(註7)另就以1954年12月,「臺灣印經處」已印出的經書如表一所示:(註8) 表一:1954年12月「臺灣印經處」出版經書
這些經典如《金剛經、心經、大悲咒、普門品合訂本》、《地藏經》、《淨土經咒品章》八種合訂等,都是日常課誦所用,也是日後許多緇素所常助印的經典,當被拿來流通之後,勢必影響一般的助印意願。而有關「臺灣印經處」的刊印佛書過程及出版書目,請參見拙稿〈解嚴前(1949-1976)臺灣佛教的印經事業──以「臺灣印經處」與「普門文庫」為中心〉。(註9) (二)佛教雜誌社與書局 《菩提樹》雜誌社作為一個佛教雜誌社之外,它還經營出版事業,甚至是書局的角色,如它除了代理佛書的銷售外,本身也出版佛書,如1953年12月當期雜誌廣告,代售《歧路指歸》(戰德克)、《回頭是岸》(大凡法師)、《勸修念佛法門》(圓瑛法師)、《彌陀經義蘊》(李炳南)、《彌陀經摘註》(李炳南)、《初機淨業指南》(黃慶瀾)、《龍舒淨土文》(王日休)、《淨土五經合訂》、《菩提心影人生篇》(慈航法師);自己出版流通《八識規矩頌筆說》(默如法師)、《無聲息的歌唱》(星雲法師)、《普陀山傳奇異聞錄》(煮雲法師)、《佛學常識課本》。(註10)往後,《菩提樹》雜誌社還不斷地出版佛書,成為其經濟來源之一。 在佛教書局方面,臺灣老牌的佛教出版社有臺中市瑞成書局、基隆自由書局、高雄慶芳書局等,在戰後仍持續運作,特別是瑞成書局出版流通佛門常用經書,如1953年12月,發行出版《標準課誦本》,由獅頭山會性法師依照江蘇蘇州靈巖山寺念誦儀軌,配合臺灣規制所編印,每本定價6元,與此同時,「臺灣佛學書局」在臺北市萬華開幕。(註11)甚至連佛寺本身也影印佛書流通,如1954年5月,屏東東山寺即翻印《大悲心陀羅尼經》,成本價15元;(註12)又如慶芳書局1954年8月自印出版《金剛經》(13元)、《彌陀經》(7元)、《普門品》(7元)、《六祖壇經註解》(20元)。(註13) 1955年8月,臺北市萬華菩提書局再版黃慶瀾編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同時流通興慈法師的《二課合解》;(註14)1955年11月,基隆自由書局開始預約《印光法師文鈔》、《八指頭陀詩集》、《人生漫談》(蔡念生著)三書。(註15)1956年2月,瑞成書局出版了11本佛書,分別是英國安羅支博士《博士界之論辯》、溫光熹《觀音菩薩本迹因緣》、慈航法師《怎樣知道有觀音菩薩》、李圓淨《新編觀音靈感錄》、李圓淨編、王雲軒作畫《人鑑》、尤雪行《法味》、汪道鼎《坐花誌果》、《格言聯璧》、《梁皇寶懺》、《皆大歡喜》、《物猶如此》。(註16)由於這些書沒有版權,或作者放棄版權,在1970年代之後有一部分被視為善書廣為助印流通。 1953年至1956年間,臺灣佛書的蓬勃氣象大致可從瑞成書局所流通的經書目錄中得見,如表二所示: 表二:1956年3月臺中市瑞成書局經書目錄
以上這些經書,許多經書後來成為「助印」常態經典,這些現象顯示1970年代之前,臺灣佛書助印遠遠不及佛書出版,而佛書出版流通恐占有重要比重。 不要說佛教書局或雜誌社,甚至一般書局也來搶攻佛書市場,如南一書局、建康書局;南一書局在1956年就出版《佛學辭典》、《僧伽尺牘》,(註17)又如建康書局出版《大乘起信論真偽辨》、《禪學講話》、《禪七開示錄》等,(註18)後來還陸續推出《淨土聖賢錄》、《萬法歸心錄》、《道德經憨山註》、《梵音字典》、(註19)《華嚴疏鈔》、《淨土經疏》、《大涅槃經集解》、《大涅槃經義記》。(註20)甚至連香港也搶攻臺灣正在萌芽的市場,如1956年底,香港佛經流通處影印《實用佛學辭典》徵求附印。(註21)而此時寺院或個別法師也透過佛教雜誌宣傳影印某些古本經書,這就使得佛教的印經事業,在1970年代之前為書局、雜誌社及寺院個人所分割。 書局、雜誌社如前述,寺院個人方面如1956年臺北市善導寺倡印《彌陀疏鈔》定價流通、臺灣佛教律學研究院影印《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圓瑛法師),(註22)新店竹林精舍發行《禪門日誦》等。(註23) 從上述瑞成書局流通的書目來看,屬淨土書籍及一般常用經本如《佛說阿彌陀經》、《觀音普門品》之類的單行經本較多;不過,當時整個佛書影印有一特色,就是禪宗典籍的流通,金粟軒在〈為影印「指月錄」感言〉說:「近以談禪與研究中國本位哲學思想之風熾盛,學者欲窮歷代諸家語錄,頗非易事,深感此書精要,尤為難得。」(註24)1953年間,胡適〈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對佛教引發衝擊,以及後續一連串有關禪學爭議,乃至後來印順法師在1970年獲得大正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禪宗史》,都是在這種氛圍下產生的。 總之,1970年代之前,除了「臺灣印經處」有系統地刊印佛書外,佛教與非佛教書局或雜誌社,亦不斷地出版佛書流通,甚至寺院或個別法師也投入經書影印出版流通,但大多數是定價流通,而非助附印。於此之外,為因應大專青年學佛風氣的熱潮,個別人士印經贈送各界也成為普遍現象,也就是說在1970年代以前集體助印佛書的時機尚未成熟。 三、佛書贈送與經書助附印 (一)佛書贈送的風氣 大約在1960年代初,寺院或個人贈經的風氣漸興,版本有古有今,作者有古人有時人,且索書人數十分踴躍,如1960年9月,泰國華僑廖振祥、陳永章贈送《安士全書》百部,在《菩提樹》發出消息後,索書者超過二百人,只好依索書者先後時間,向隅者改贈他書。(註25)又如1960年10月,臺北市蓮友念佛團在《菩提樹》發出贈送《地藏經白話解》,很快就被索取一空,《菩提樹》只好發出〈贈書已罄,請勿再索〉的啟事。(註26)不僅是臺灣本地,來自海外華人世界所贈送的佛書亦是琳瑯滿目,如表三所示。這其中重複的部分不多,為臺灣佛教的興盛帶來契機。 表三:《菩提樹》刊載贈經一覽(1957-1972)
從上表看來,自1957年底以來,來自各界(包括海外)的贈經逐漸活絡,幾乎每一期的《菩提樹》都會刊載一本以上的贈經消息。不過,值得探究的是,這些贈經的單位或個人,大部分都不是屬於印經會,所以增加研究的困難。這些長達十餘年的贈經活動,一方面為臺灣佛教的發展提供助力,另一方面也豐富臺灣贈經版本,有許多經書甚至在1972年4月「普門文庫印經會」成立後,成為印贈的書目之一。 1970年代以後,由於贈送佛書的風氣蔚為風潮,許多贈送者都會指名送給大專佛學社團,讓1960年代漸興的大專學佛風氣獲得高度支撐(參下節)。從表三得知普門文庫成立後兩個月,就開始提供贈書備索,這是有系統的活動,也是臺灣贈經與印經事業的分水嶺,畢竟在普門文庫成立前,《菩提樹》所刊載的贈經都是無組織、無系統的。因此,普門文庫的成立,正是將贈經導向系統化、組織化與長期化。但1970年代以前的贈經背後的印經事業,無論是經目、數量或單位、個人,都太過零散,研究十分不易,且「表三」所統計的還不包括其他眾雜誌的情況下,《菩提樹》所刊載的贈經消息只是其中犖犖大者,故本文只能談一大概的印經趨勢。 (二)經書助附印的現象 雖然1949年大批僧侶隨政府從大陸來臺,給臺灣佛教注入新的動力,但是,此一時期佛教印經事業仍是一片荒漠,其原因是多重的,但最重要者仍是經濟因素。 1950年10月,臺北市東和禪寺住持心源和尚70歲壽誕,其信眾集資倡印《佛化家庭壽經佛友日誦課本》祝壽,其「回向」以「欲求」、「須知」代替。「欲求:國家永堅固民道德遐昌,佛日大光明法門開方便」;「須知: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見圖二),這是已知戰後臺灣最早的助印經書之一。該書除收錄《普門品》外,還有健康長壽的資料,以及東和禪寺、北投中和禪寺及心源和尚個人資料等,不是純粹一般經典。 圖二:《佛化家庭壽經佛友日誦課本》書後助印者芳名 《菩提樹》雜誌社首次發起助印佛書是在1954年9月,書目為《佛學問答總集》、《淨法概要》,而這二書其實皆是在《菩提樹》上連載後,獲得一定讀者回響後才正式徵求助印。(註27)此一訊息十分重要,顯示臺灣戰後經書的助印可能不是以常用經典為主,而是以時人的佛學著作開始,這和前述古代「造經」是有極大差別的。雖然此時佛書助印風氣未開,但當時李炳南居士在臺灣佛教界的知名度,所獲得的回響必定不少。其後,《菩提樹》常有連載後徵求助附印或出版預約的情況。 比起贈書,在《菩提樹》所公開徵求助附印的書目並不太多,這和釋自正的研究相符,其將臺灣印經會的發展歷程分為草創期(1949-1971)、萌芽期(1972-1987)、成長期(1988-1998)、轉型期(1999-2008),也就是說在草創期中,印經會的成立有限,僅有臺灣印經處(1949)、臺中市佛教蓮社(1951)、佛教文化服務處(1957)、華嚴蓮社印經會(1968)、善導寺流通處、獅頭山元光寺(1955)、十普寺(1955)、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1959)、慧日講堂(1963)、開元寺佛經流通處(1967)、光德寺(1968)等。(註28)正如前述,在普門文庫成立前,除了臺灣印經處為一具有組織、系統的印經單位外,其餘均是偶爾為之,就像「表三」所呈現的一樣,印贈經書以屬個人或非印經單位為主。因此,草創期中像臺中市佛教蓮社、元光寺、十普寺、開元寺等這些道場的印經事業,其具體成果與詳細書目均付之闕如,這正是印經事業難以研究的困境。 從「表四」來看,徵求助附印的單位,符合草創期成立的印經會組織者,更僅有臺中市佛教蓮社、華嚴蓮社、善導寺(佛經流通處)三道場而已,而且經目極其有限。究其原因如前述,恐怕除了臺灣印經處定期印經的影響外,佛教書局、非佛教書局,以及個人、寺院等大量的出版及印贈佛書的因素亦不能排除,這些原因或許左右了印經事業在草創期的發展,讓萌芽期與發展期延後,也只有這樣才能說明1960年代起,臺灣佛教已蓬勃有年,有組織、系統的印經事業卻還在草創期。 表四:《菩提樹》刊載助附印佛書一覽(1954-1972)
從《菩提樹》徵求助附印的經書來看,第一本為先人或個人祈求冥陽功德者應為1965年11月左右,陳煌琳為其先翁百歲及其本人七旬生辰而助印清周安士所著的《萬善先資集》、《欲海回狂》、《西歸直指》三書合刊,(註29)以及崔玉衡、姚崇各為紀念其令堂壽誕印贈《佛學大綱》一書。(註30) 旅美學者張澄基博士所著之《什麼是佛法》一書,1967年8月透過《菩提樹》贈書各界後,引發大量索書潮,《菩提樹》於是徵求助附印兩次,第二版更達兩萬本,(註31)盛況空前。之後在《菩提樹》分期連載,更形推波助瀾之效,1968年11月,助附印已到第四版,(註32)至12月中,數量超過一萬本,第五版決定加印一萬四千本,(註33)之後加拿大沈嘉英、陳聯珠印贈第六版一萬冊,分贈大專佛學社,以及佛教文化團體等。(註34)可見認識佛教的入門書,在佛教漸興的當時是有相當的市場。 在長達十數年來自各界的贈經與緩步前進的助附印經事業後,逐漸地淘汰與分離出「熱門」與「冷門」佛書,這些長年累積的市場經驗,為普門文庫的成立與往後的印經熱潮提供了重要的導向。 四、印經所引發的「大專學佛運動」熱潮 在1959年年底前,臺灣佛書的助附印流通雖然還談不上熱烈,主要的原因正如前述。1958年7月,周宣德(1899-1989)居士以各方所贈60歲壽儀,印贈廖德珍與孫木納合註《佛說八大人覺經》,同時選錄梁啟超〈佛教之特色及其價值〉合印一千冊,送請《人生》、《菩提樹》等雜誌代為廣告,贈送大專青年徵求讀後心得,入選者每名新臺幣一百元。(註35) 由於贈經徵求大專青年讀後心得獲得極大回響,1959年2月起,《菩提樹》雜誌開闢「大專學生園地」,並刊登徵稿啟事。(註36)同年,周宣德居士的倡議下,中國佛教會設置「大專學生研究佛學獎學金」,(註37)即是回應大專學佛運動的熱潮。 在1960年代初來自各地的贈經風潮,不斷支撐著大專學佛運動,1970年代初達到高潮,之前已有臺大晨曦社與師大中道社要求贈書,1971年3月,更有臺中師專勵德學社、成大東方哲學研究社、淡江文理學院正智學社、中原理工學院慧智學社要求贈書,報導說:「邇來大專學生研究佛法之風氣熾盛,但精神食糧缺乏,佛學藏書不足,紛紛致函本刊要求贈書或代為刊登啟事,……。」(註38) 大專學佛運動從周宣德的贈經開始,如星火燎原,迅速發展。而在臺灣印經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可喜的是,佛教無論是個人或單位組織,在倡印經書時皆不忘優先提供給大專佛學社團。隨著如雨後春筍的大專佛學社團不斷地成立,贈經的種類持續地增加,凡是大量印贈的佛書,均少不了大專學佛青年一份,他們是臺灣佛教的天之驕子。 五、結語 在1970年代以前,臺灣地區屬助附印的佛經或佛書甚為稀少,一方面是佛教及非佛教書局,看準正起飛的學佛人口,不斷地出版古版或時人的佛教著作;另一方面則是個人或個別寺院也影印經書流通,這就壓縮了可能助印經書的人口。當然,在經濟尚未發達的年代,學佛人口恐怕還是以集中在知識階層為多,而印經事業卻要普羅大眾共襄盛舉才能長遠發展。以上因素皆是促成影印出版佛書成功的條件。 臺灣的印經事業在1970年代以前,除了臺灣印經處外雖然還有幾處印經單位,甚至有部分是以道場而非以印經會名稱運作,而使得具體的印經成果難以追蹤,此是因為當時印經工作並不是主要的活動項目,但從「表三」來看,介入印經工作還包括個人、寺院等,完全是沒有組織系統的作為。所以要研究臺灣印經事業的發展歷程,若缺乏統計印經會之外屬個人印贈的經目,恐怕是難窺全豹。 1972年普門文庫的成立,應該是總結了1970年代之前十數年助附印及贈經的市場趨勢,是沒有市場調查的市場調查,從而開啟印經事業高峰。1985年即普門文庫轉給慈濟功德會時,普門文庫公布〈長期再版之普門叢書〉高達155種,(註39)這還不包括不再版的經書。可見此一時期臺灣印經事業蓬勃的盛況。 從1952年至1972年,二十年間《菩提樹》所呈現的臺灣的印經事業情況來看,給予我們極大的印象是,原來戰後臺灣印經事業,印經與贈經雖然是雙軌進行,但其實是二而一。從表三、表四來看,雖然贈經(1957.11)比起印經(1954.9)事業晚約四年,但贈經的熱潮是後來居上,其所引發的印經事業恐怕才是主流。至少在普門文庫未成立前,我們看不出印經事業是在有系統、組織下進行的。普門文庫總結二十年來贈印經的經驗,其異軍突起不是沒有原因的。 另外,臺灣「印經」的事業與古代的「造經」有極大差異。所謂的「經」,其實大部分是「書」,書後雖也有「功德徵信」與「回向」,但「經書」所呈現的方便性與通俗性,恐怕在華人世界是風潮的引領者,解嚴後臺灣印經事業雖逐漸萎縮,但此一「臺灣經驗」近年似乎又找到出口,正在中國大陸掀起另一波熱潮。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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