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一期 99年6月

民國佛教報紙出版及其內容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摘要】民國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轉型的時期，佛教界人士也在轉型期與社會的結合更加緊密，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努力興辦佛教文化事業，除了辦刊之外，佛教報紙的出版也是一個最重要的活動。本文梳理了民國報紙出版的歷史背景與出版情況，並且分析了每份報紙的特點，認為這些報紙是中國佛教界的有識之士提倡佛教改革，在時局動盪時代發揚慈悲助世、精誠愛國的自覺精神的反映。特別是這批資料保留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老照片，無疑會給今天的使用者提供更為直觀的研究便利。因之不可小看，值得重視。

關鍵詞：民國佛教報刊；太虛；佛教文化；近代佛教；佛教復興


　　報紙是紙質媒體的一種，在所有的媒體中，除電視與網路之外，它是最有影響的宣傳工具了。這是因為它的出版週期短、信息量大、發行面廣，因此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視，並且成為現代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近現代中國社會出版報紙，已經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但是最早在中國辦報的是外國人。據專家研究，從1815年到十九世紀末，外國人在中國辦了近200種中外文報刊，占我國報刊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蜜蜂華報》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廣州紀錄報》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報紙。在這些報刊中，具有影響力的報紙不少，例如上海的《申報》、《萬國公報》等等。在積極辦報的人或團體中，有不少是西方教會背景，有的甚至就是西方派來的傳教士。作為輿論的喉舌，他們代表了某一教會的意願，是教會用來宣教和吸引信徒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民國佛教報紙產生背景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中國佛教界，這時由於它的衰落，在文化事業上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特別是僧伽只知抓住祖產，不知革新，對文化根本不重視，據說當時有的寺院連一個會寫字的人都沒有，清政府和民國政府以興學為藉口，要將寺院改變成學校，宗風墜落，佛法旦夕之亡，已成趨勢。而當時整個社會，西學東漸，新思潮湧起，對佛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促使一些人在考慮如何振興佛教，讓佛教能夠與時俱進，普及社會，送達人間。如當時就有人認為：「佛化普及，首在培養人才，人才崛興，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識之所由啟，學術之所由明。知識見啟，學術既明，而何患人才之不崛興，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實遂，膏沃光曄，此理之固然而無或爽者也。教育猶根也，佛化猶實也，教育猶膏，佛化猶光也，根不養而竢其實，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則事未有不善者也。然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必不可。而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蓋人才既出，而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也，不然佛化普及之說，由來久矣，而卒未能實現者，豈佛化之終難普及歟，實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實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係於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係於教育之衰微。噫，知識之所以不啟，學術之所以不明，職是故也。長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頹，然則，教育之於佛化關係誠重，而提倡之不容一日或緩也明矣。惟是教育之一端，關係既重，提倡之責其誰任之。論者莫不曰：在先覺之長老，與有力之護法，吾以為彼之所言不為無見。然知識之啟，學術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豈其於教育而可漠然視之。且教育則為佛化之本，凡為佛子於宏揚佛化，皆有應盡之責，即於提倡教育，亦皆有接盡之責，各竭其財力心思以為之可也，而必賴之於長老護法為也。顧亭林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於佛化之興衰亦云。」（註1）因此在直追社會之際，佛教界的任務繁重，復興佛教，首先是要復興佛教文化，只有當佛教文化為社會大眾瞭解時，才能夠在社會產生影響，續佛的慧命，才能完成。

　　近現代中國面對整個社會革命的思潮，從事復興佛教運動的人不計其數，但是最為著力的則是太虛大師。太虛是中國佛教的高僧與領袖，也是當代佛教中最有才華和最有思想的人物之一。他勤於著述，善於講說，一生著作等身，曾經撰寫了許多有見地的文章，而這些文章有很多就發表在報刊上，為宣傳他的佛教改革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他也是當時報界最注視的人物之一，許多報紙都有他的消息，而佛教界的報紙更是天天都要刊出他的動向。

　　早在二十世紀初，太虛就提出了佛教要進行「教理革命、教產革命、教制革命」的三大革命主張，之後又撰寫了具有改革思想的《整理僧伽制度論》之「革命」著作。在這部具有時代意義的著作裡，太虛對佛教報刊的作用給予了非常大的希望與肯定。他認為「近世用書報如水火，欲張吾教，固非有此一編纂撰述之文字宣發機關不可。」（註2）「對於國群方面：一、聯合皈信佛教人士，創設一佛學研究院，於佛學作學理上之研究；及多出佛學書報等，以解說一般人對於佛教上之疑謗，而緣起高尚正真之信仰。」（註3）他甚至為如何辦好佛教的報紙提出了比較詳細的辦法，說：「佛教日報：作小冊式，按日出之，載關於佛教時事，為佛教辯護，及淺顯佛理之論著，供宣講團宣講資料，亦贈亦售。月誌、日報，能常銷百萬冊者，則法雲漸可彌綸全球。」（註4）他所創辦最早的佛教組織──覺社，就提出「宜在北京、廣州、上海、星洲四處，開辦日報、旬報。蓋近世無論何國及鼓吹何種主義，皆須賴報紙之力以轉移人心，然後易於籌款撥地。」（註5）太虛還積極為佛教報刊撰寫發刊詞，如為《佛化旬報》寫〈緒言〉云：「予抵廬山牯嶺大林寺世界佛教講演會主講之期內，復聞漢口佛教會有佛化旬刊之出版，為之喜而不寐！然竊望其能繼歷長時，或進而為佛化之日刊也；乃歷舉十餘年來佛化書報所前興後仆之數，用為緒言以策進之。」（註6）太虛對這份《佛化旬報》多有期望與鼓勵，希望日後能成為日報，發揮更多的作用。他又為《佛教日報》撰寫〈發刊題辭〉，指出「佛教之在中國，裨益於中國學術思想之自身至大。然以今日佛教情形而論，住持佛教之僧伽，多數成為無識而散漫，不知自身所崇奉之佛教為何物，致代表佛教之寺僧，漸將不足以代表佛教。近年新起的教團組織，仍非多數僧伽所主持，且與佛教之法規相矛盾。在家的信徒，也多數的不明白佛教的真相，甚且越出信徒的地位，非法涉權，於住持佛教有越俎代庖之趨勢。再加以社會各種團體之摧殘，佛教便成為千瘡百孔的創傷瀕亡者。故年來整個中國雖在內憂外患人禍天災中，尚有負政治及全國熱心之志士，救亡圖存，各種團體的意識，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在日漸發達中；惟佛教雖經過極少數有識的佛教徒，力竭聲嘶，從事興復佛教運動外，但多數之若僧若俗之教徒，仍多沉醉不悟，不知有所奮發，此為今日中國佛教最大之危機！現在雖處在興復民族，建設固有文化道德之巨大運動中，而世界文化最高深之佛教、與世界各國榮譽為第二祖國之中國佛教，反日見萎縮，此中最大原因，即在佛教徒無自覺心，與一般社會不明瞭佛教真相，甚且過於誤解之故。」（註7）由是可以看出，辦佛教報紙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改變當時佛教的衰頹狀態，救亡圖存，把佛教真正地推向世間。太虛晚年，正值抗戰結束，他從重慶回到南京，倡導成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寬居士為社長，其宗旨就是「流通經教，編印高僧大德之言論著述，及發行佛教書報雜誌為職志」。辦報宣傳佛教文化成為他的一生追求，貫穿了他的生命始終。

二、民國佛教報紙的內容

　　民國佛教文化復興活動，是二十世紀佛教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環。這一時期，佛教界先後辦刊出報近300種，現在已經能見到的達256種，有名字未見刊的尚有三十餘種。太虛曾經專門回顧了民國辦報刊的經歷。他說：「吾國佛教之有月刊，始於民國元年濮君一乘、狄君楚青之佛學叢報。然光、宣以來，予於是蓋籌之久矣，特以時機未熟，未能有成。至民二，予於上海佛教總會遂創辦佛教月報，第佛教月報僅出四期，而佛學叢報亦於十二期停版。從民國三年至七年，國中無復有言佛之書報者。民七之秋，陳君元白、黃君葆蒼、李君隱塵等始與予謀出季刊，曰覺社叢書，共出五期。逮八年冬，眾議於九年為始改為月刊，即今之海潮音也。海潮音雖展轉遷徙，由杭而鄂，由鄂而杭，由杭而滬，由滬而京，由京而又鄂，幸一線生機續而未絕，今已歷四年之久，蔚為海內談佛之書之魯靈光矣！然近二三年內言佛之書報，頗為層見叠出，於月刊嘗有北京之佛報與佛心叢刊，皆僅出一期而止；今尚有佛化新青年一種，已出五冊。而旬刊則滬上曾出佛化旬刊五冊。先是、寧波有新佛教一種，則由旬刊而變半月刊，由半月刊而變月刊，曾出十餘冊。去春、成都龔君緝熙編佛學旬刊，則出過數十冊者也。日刊唯北京之覺世報，歷半年而停頓；漢口時事新報附刊智慧燈一紙，略同佛化日刊。今年甯波揚州有佛光月報之出，上海之世界佛教居士林亦季出林刊，巳各見二本矣。又聞無錫有佛學月報之出，然未之見也。」（註8）太虛所見，並不能概括當時已經出版的所有刊物，實際數量遠遠超出他所說的這些。但是他指出了一個事實，這就是佛教的報紙，特別是日報的出現，則是在很晚的時間了，至少要晚於最早出現的《佛教叢報》的十幾年之後，說明佛教界從辦刊到辦日報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這個過程，不是與當時的佛教經濟有重要的關係，而是與佛教界辦報的文化自省的自覺意識有關係，因為當時佛教的刊物正層出不窮，在這個背景下，佛教界人士有感於佛教文化的發展，因而自覺開始辦報，力圖將佛教的事業做得更大更好。據筆者所見，民國出現的眾多的佛教報刊中，絕大部分是屬於刊物，報紙不多，現在所能見到有實物的有6種，有名未見實物的還有幾種。

　　《覺世報》是最早的佛教日報，但是這份報紙已經尋覓不到了。太虛曾經介紹，「溯中國佛教各種刊物宣傳佛教者，首推民國元年之佛教叢報；而歷史最悠久者，為已有十六年之海潮音月刊，此外之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週刊，皆屢起屢仆。唯日報，在民國十二年時，北平有覺世報一小張出現，惜未及一年即停。」（註9）說明這是中國近現代佛教界最早辦的佛教日報之一。但據《海潮音》第27期〈介紹北京《覺世報》〉文載，該報編輯部已在民國11年，亦即1922年就開始出版，考慮到當時的交通郵遞不便等原因，太虛見到該報時，當為第二年，亦即1923年。該報設在北京象房橋觀音寺內，其背景為重慶佛學社，釋覺先為出版人；總編輯萬空，四川人，原名用選，「曾充四川農業專校校長，抱此杞憂，因棄從前發展實業志願，從事此改革黑暗教育，促進文明教育之志願。」故「已與京內同志組成一《覺世報》」。該報宣稱：「竊今世界學潮趨向佛學，中華人士尚多迷執，且有消滅佛教基礎行為，因作成甲乙丙丁忠告，及印刷信件作，由郵另寄，必邀電睞，祈盼為分送，以資聖擇。」「其內容尤在改良教育，使佛家及一切東方精神文明由小學國文教授法四年級完全輸入，使能明理論文，具聖哲智；有直入偏長大學之程度，取消多級學制，成大小學兩級制，以啟文明，使多數人民具足平等智慧；有改革貪污惡濁極苦世界，造成清淨莊嚴極樂世界之程度。不然沐猴而冠，牛馬而襟裾登到，行政立法兩界，專圖私利，罔顧公益，絕無良好之結果。振舌如斯，可為殷鑒。」萬空因為「凡國文文明教授法，經數十年經驗預備具足」，故將他的教學經驗「亦必日日登報，凡家庭社會學校志願急救子弟成文化上通人，均可日日如法教授，使之成就。」他「並非匪薄現在教育為非，是因國文教育誤盡蒼赤，釀成如斯極苦惡世界，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兼之改良教育非由自治精神，絕無希望專靠教育部改良，恐烏頭白馬解生亦不能矣。」「今既主持言論，必能宏揚佛化，普利群倫。」

　　《佛化報》也是近世最早的佛教報紙之一。太虛曾說：「十三年漢口有佛化報，不久亦停。」（註10）說明這份報紙是在漢口出版的，而且時間不長。當時整個佛教界最有影響的就是「佛化」口號，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無數。漢口曾經成立了「漢口佛教會」，武昌成立了「佛教正信會」。佛教會聘請太虛作〈漢口佛教會壁銘并序〉，太虛在〈壁銘并序〉中特意強調「書報刊布 經像流通」（註11）之功能，可以推測，這份報紙與太虛的想法有一定的關係，應該也是一份宣傳佛教改革思想的報紙。可惜的是現在還沒有找到這份報紙，它的真面目只能等到以後才能揭開。

　　《佛教日報》（見圖一）是近世佛教界創辦最有影響力的一份報紙之一。1935年4月范古農在上海創辦。太虛為該報撰寫的〈發刊題辭〉曰：「今欲振興佛教，予中國國家之前途以及全人類將來之莫大幸福，當有普通之宣傳，揭示佛教真相。一方使佛教徒認識自身，盡住持佛教護持佛教之責任；一方糾正一般社會人士之誤解，未起信者使起正信，於全世界人生途上，開一光明之大道。蓋佛教徒之無自覺，在僧伽方面，由佛教制度之不良與教團之腐敗；取棄僧伽，無資格之標準而流於濫；入僧伽後，無規範之教學而流於愚；況受中國宗法社會之影響，寺院組織成為變相之家庭而流於俗，長養於此種制度習慣之下，欲使其自覺，難矣！本報當盡力此方面之責任，喚起僧伽之自覺，改革僧制，去濫，去愚，去俗，以恢復佛教僧伽之本來面目，住持佛教。在在家信徒方面，示其佛教信徒所應守之範圍，於佛教、於社會，應如何行自利利他之護持佛教事業。至於一般社會人士之誤解佛教，不外由無知僧伽與越規僧寺所作習俗之行為，與神怪奸盜之說部戲劇等所給予以非正當之印象；佛報當力予糾正，使知何者是真正之佛教與非真正之佛教，於佛教真相有所認識，此為佛報發刊最純正之宗旨與巨大之責任。」（註12）由是可見，這份報紙是以宣傳佛教改革思想為宗旨，以「喚起僧伽之自覺，改革僧制，去濫，去愚，去俗」，「示其佛教信徒所應守之範圍」為目的，將佛教的基本知識用與時俱進的觀點詮釋，把深奧的佛教理論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將各地的佛教情況介紹給群眾，所以它是當時最通俗的佛教報。

圖一：佛教日報


　　《佛教日報》的總編范古農居士為著名佛學家，字寄東，號幻庵，筆名海屍道人。浙江嘉興月河里人，生於清光緒七年（1881）。古農幼年受私塾傳統教育，熟讀功德經史，生性勤奮好學。18歲肄業於上海南洋公學，成績向列前茅。畢業後，負笈杭州求是書院，同學有蔣百器者，其父蔣智由在天津辦報，恆以東西哲學教誨百器，且盛稱佛教哲理之獨勝。古農由此知有佛教。民國建立，古農在嘉興精嚴寺內組織佛學研究會，自任講師講說佛學，假期則分別到上海、杭州、松江、紹興等地講演，自此法音遠播，各方景從。1917年，古農皈依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法名幻修，同時受優婆塞滿分戒，在寺中隨眾聽講，自此通達天臺教義。之後又專攻唯識，研讀《成唯識論》和《瑜伽師地論》，最終成為民國佛教唯識四大家之一。1929年，上海熱心弘法的居士王一亭、李經緯、沈彬翰等人，分別以認股的方式，組織有限公司「佛學書局」，由李經緯任總經理，沈彬翰任副經理，聘請古農擔任總編輯，同時也聘請舉人出身的老居士余了翁任編輯。佛學書局以出版佛教圖書典籍，供應文物法器為主要業務。在古農的策畫下，整理佛教文獻，出版佛學小叢書，發行《佛學半月刊》，一、二年中，成為全國性的佛教文物供應中心。1935年，上海緇素組織佛教日報社，古農是最合適的人選，故由他主筆，編纂我國第一份佛教報紙。

　　范古農曾自述辦報因緣曰：「蓋以佛教自中國有二千年之歷史，在我國文化史、藝術史、宗教史上均有偉大的貢獻。唐代而後，推行所及，西漸西藏，東達朝鮮日本。元代以來，周遍內外蒙古、新疆、青海。以今的團結而論，佛教實有左右的勢力。至國際間，自歐戰而後，各國人民均為和平心理所驅使，而研究佛教的事實也蒸蒸日上。我國佛教既是先進，豈可退居人後。奈我國佛教唐代固稱極盛，宋明以來，雖日見衰損，然經典之刊行，寺宇之建設，仍積極地展進。古德宗匠，代不乏人，不幸至清代，雍乾之際，廢止試僧制度，又復濫於授戒，致出家者品類不齊，遂使僧伽道風，一落千丈。在家居士，失其領導，無復研教。而信仰大衰。至於清季，發生廢寺逐僧之舉動。民國代興，雖揭櫫信教自由之約法，而承清弊政，卒鮮改良。然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誠欲發揚國粹，振興佛教，非有文字的運動，未由奏效。此本報產生之因緣一也。佛教建於印度，釋尊當時弘化的遺跡，至今獲得而考者。現在印度佛教，雖尚在復興之始，然緬甸、暹羅、錫蘭諸地，佛教猶存原始的模樣。我國佛教為固有文化所融，亦有其不同的情形，況近代僧德墜地，古風亦蕩焉僅存，於此末法，而興廢繼絕，誠宜溝通中外，導達古今，何去何從，或因或革，非藉文字的宣傳，無從著手。此本報產生之因緣二也。我國社會，宿尚道德，海通而後，漸漸變異。光復以來，革故鼎新，人心失其堤防，禮教嫌其迂腐。於是時也，佛教慈悲之旨，轉為人心所歡迎，故近年來信佛者較昔陡增，佛教團體隨民運而間作，始僅倡導於民間，繼乃提攜於國府。今更全國上下咸知佛化之利益，皆欲努力於建設，移風易俗，改善社會，更非文字宣達不為功。此本報產生之因緣三也。自昔佛學不昌，社會不識佛教真相，往往流而為迷信。迷信之於風俗人心，有損無益，其為佛教推行之累尤巨。現在謀國，莫不思有以革除之，用是闡揚佛理，糾正佛法，作廓清迷信之南鍼，將修道者納於正軌，以利佛教之進行。至於傳播消息，觀感有資，陶養性情，增長見聞，文藝時事，足使閱報同仁，不生乾燥無味之感。此本報產生之因緣四也。」（註13）

　　范古農曾與當時許多高僧交厚。滬杭一帶，本為諦閑、圓瑛、印光、太虛四大師化區。在家學佛弟子，不是皈依印光，就是皈依太虛或圓瑛、諦閑法師。民國以來，佛教新舊勢力分嶺，諦閑、印光、太虛為當時中國三大派。1931年，以太虛、圓瑛為新舊派領袖，因中國佛教會改選，太虛大師一系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滬杭一班名流不忍圓瑛一系失敗，於是從中製造是非，散發傳單，不唯破壞和合僧，更有失學佛的風度。唯有范古農，不特道德文章早為佛教界所欽佩，即立身處世之風格亦復為居士中所僅見。他雖皈依諦閑法師，但不屬諦閑法師一派。他對印光、圓瑛、太虛三大師，雖未舉行皈依式，但奉書必稱弟子。即未偏袒任何一方，態度超然，實居士中之模範也。但對佛學研究，他較接近太虛大師，主張佛教改革者，以順隨時勢的發展。

　　作為當時中國僅有的一份報紙──《佛教日報》，創刊以後確實影響很大，「遍達國內、日本、歐美、南洋，佛教同仁，莫不認為現代社會所需要。」但是就在這份報紙辦了兩年多後，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不得不停刊。該報每日出報，每日四版。其中第四版是一般的社會消息，其他幾版都是佛教消息，非常即時地反映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佛教動態。該報內含有《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周刊》，不定期推出，但主要刊出一些佛教理論的文章。

　　《佛化新聞報》（見圖二），1937年6月16日在重慶創刊，主編許止煩。每週一刊，初為四版，後改二版。這份報紙應該不是上面太虛所提到的《佛化報》，因為太虛明確提到《佛化報》在漢口出版，而這份報紙是在重慶創刊，所以應是另一份報紙。《佛化新聞報》，創刊時由太虛大師題寫報名，後來又由章嘉活佛題寫報名，並由「佛化新聞報」變成了「佛化新聞」，少了一個「報」字。雖然少一個字，其他的內容與版式沒有變化，《佛化新聞》只是《佛化新聞報》的延續而已。

圖二：佛化新聞報


　　《佛化新聞》創刊以後，因「其宗旨之正大，消息之靈通，取材之精彩，頗為一般人所稱道。」銷路激增，曾經「每期發行四千餘份」，後來又增至上萬份。由於其影響大，經濟效益還可以，故總編許止煩在《佛化新聞》的基礎上，又於1940年創辦了《佛化評論》一刊。在《佛化評論》的〈發刊詞〉裡，曾經對《佛化新聞》的出版作了很好地總結，云：「在此『險絕奇怪』的四川，當民國二十六年的今日，不意忽然而有《佛化新聞》的產生，公然在此堂堂的天府中，一紙風行，遍於海內，凡我佛教徒，幾乎無人不知了。但是凡讀過《佛化新聞》的人，無論佛徒非佛徒，在驚喜讚嘆的也有，在破口大罵的也有，還有視為無足重輕，不值一笑的。或敢怒而不敢言的，也未嘗無有。不意這小小一紙的能力，竟會使人讚，使人罵，使人怒，豈不奇怪嗎？終是罵的不及讚的之多，於是《佛化新聞》在此三年中的努力，由三千份而暢銷到一萬份了。雖然勉強塞責，而猶不能滿讀者之望，遠道來書如索重寶者有之。每週僅一小張，渴望難待者有之，讀之而不能厭者亦有之。……在此百物飛漲，價增數倍的今日，《佛化新聞》始終並未加價，而又銷數驟增，貼賠無已。……以本報為如來使、為法、為人、為眾生慧命、為佛教的命脈，故冒萬險而不計利害，以求璀璨光明的佛理，照耀於世界，喚醒一切的愚迷。任彼唾罵、蔑視、輕鄙，皆不計的，其所深望於讀者諸君的……」。

　　1939年5月3日，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印刷廠停工，《佛化新聞》不得不在出版96期之後停刊；7月13日，許止煩遷成都桂花巷四十號復刊，97期正式出版。〈復刊詞〉曰：「本報出版以來，歷時兩載，已達九十六期。揭佛法之正義，振社會之聾俗。以冀挽此頹波，咸歸大化，不啻赤手空拳與惡潮相鬥，早為海內讀者所洞鑒，然此兩年之中，以繼續不絕苟延生命與狂濤怒吼魔焰高飛之下者，皆讀者諸君之所愛護也。不幸四月三日，正本報第九十七期出版之時，渝市突遭敵機狂炸，灰飛煙滅，頓成一片瓦礫，工作人員逃避一空，致本報無法出版，歷而遂停，此本報對於讀者諸群異常抱歉全體民眾異常憤慨痛心切此而不能忘懷也。而渝市迭被敵機瘋狂濫炸達九次之多，繁華都市大半焦土，人民疏散一空，印刷者遷避停業，以重慶之大，各新聞大報每日僅聯合出報一張，則復刊之困難已可想見，本報為海內僅有之佛教喉舌，亦何能因環境險惡遂中止於化城。乃於萬分困難之中，奮我無罪精神遷於成都復刊，此本報於轟炸之下巍然獨存得與讀者諸君相見於今日也。然無論魔焰如何高張，本報當於金剛不退之勇猛堅持到底，以張我佛之慈悲，以付讀者諸君之雅望而存佛教一線之慧命於天壤間以盡本報之責，而求無負於使命，此區區之微意也。茲以環境關係，每期暫出一小張，一矣物價平復，當力圖恢復原狀，諸希諒鑒為幸！」雖然《佛化新聞》經歷了重重困難之後再次出報，但是始終沒有扭轉恢復到原有的局面，最終到1942年10月，因經費不足停辦。主編許止煩則於1945年7月12日在重慶去世。

　　《佛化新聞》主要刊出新聞，信息量很大，覆蓋面涉及重慶、四川、陝西、寧夏、廣東、廣西、湖南、江西、江蘇等地，但主要以四川和重慶的消息最為集中。因為它畢竟是在重慶和成都出版，而且當時正值是抗戰時候，所以它的消息來源有限。但是透過這份報紙可以看見抗戰時期的中國佛教界在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所做出的努力，特別是這份報紙裡面報導了大量佛教界對抗戰的態度與事實，表明了佛教界愛國愛教的鮮明態度，更顯得珍貴而不可缺少。該報每期有一個「中國佛學會」特刊，這是當時重慶佛教界人士在太虛大師領導下而成立的佛教組織，特刊詳細報導了「中國佛學會」的活動，可以彌補當時中國佛教界組織的情況。抗戰以前，原在南京成立的「中國佛教會」遷往重慶，該報也刊出遷址以後的「中國佛教會」的消息，故亦可以視為該刊是抗戰時期研究「中國佛教會」的主要資料來源，對研究近現代中國佛教會的歷史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在40年代，中國佛教又面對了第三次廟產興學的浪潮，許多地方，特別是貴州和四川、陝西的一些寺廟再次被提取寺產，這些情況都經報紙披露出來，從中也可以看到現代中國佛教始終沒有走出來，一直處於弱勢之中。

　　《慈航畫報》（見圖三），1933年7月在上海創刊，每週一期，廣東佛山慈航會館出版，編輯部在上海，劉仁航主編。仁航，又名靈華，自稱樂天修養館主，江蘇邳州市官湖鎮人，著名學者，曾有「北方學者」之稱譽。其治學廣泛，涉及了佛學、道教、養生、美學、法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著作多部，既有譯作，也有自著，撰有著名的《東方大同學案》一書，崇拜大同社會，主張社會主義，影響很大。民國四大思想家之一的吳稚輝曾經評論此書為「空前絕後之作」。劉仁航曾與梁漱溟一起從事過鄉村改良運動。當時很多人都主張佛教可以救國，中國要從事佛化運動，劉仁航也是贊成者之一。但是這個問題卻遭到梁漱溟的強烈批判。梁漱溟指出：「印度民族所以到印度民族那個地步的是印度化的結果，你曾留意嗎？如上海劉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學家，都說佛化大興可以救濟現在的人心，可以使中國太平不亂，我敢告訴大家，假使佛化大興，中國之亂便無已；且慢胡講者，且細細商量商量看！」（註14）梁漱溟進一步認為：「我們眼前之所急需的是寧息國內的紛亂，讓我們的生命財產和其他個人權利穩固些；但這將從何種態度而得作到？有一般人──如劉仁航先生等──就以為大家不要爭權奪利就平息了紛亂，而從佛教給人一服清涼散，就不復爭權奪利，可以太平。這實在是最錯誤的見解，與事理真象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採自西洋，而西洋則自其人之向前爭求態度而得生產的。但我們大多數國民還依然是數千年來舊態度，對於政治不聞不問，對於個人權利絕不要求，與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所以才為少數人互競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變亂遂以相尋。故今日之所患，不是爭權奪利，而是大家太不爭權奪利；只有大多數國民群起而與少數人相爭，而後可以奠定這種政治制度，可以寧息累年紛亂，可以獲持個人生命財產一切權利，如果再低頭忍受，始終打著逃反避亂的主意，那麼，就永世不得安寧。在此處只有趕緊參取西洋態度，那屈己讓人的態度方且不合用，何況一味教人息止向前爭求態度的佛教？我在《唯識述義》序文警告大家：『假使佛化大興，中國之亂便無已』，就是為此而發。我希望倡導佛教的人可憐可憐湖南湖北遭兵亂的人民，莫再引大家到第三態度，延長了中國人這種水深火熱的況味！」（註15）

圖三：慈航畫報


　　劉仁航信仰佛教，曾研讀《起信論》，與太虛、印光等人非常熟悉。太虛欲創覺社，與章太炎、王一亭、劉仁航等人商量後，推蔣作賓任社長以資號召，佛法新運動開始。太虛與劉仁航關係很好，1919年，太虛為劉笠青、史裕如等覺社社友講《唯識論》，於是與「劉靈華居士亦時過從」（註16）。劉仁航在上海提倡法華的本師淨土，太虛與「曾入華嚴大學的黃覕子等人亦時時過訪。」（註17）太虛因「十年前嘗一發於劉仁航居士之捨家建設報恩村」（註18），於是撰寫了影響後人的《建設人間淨土論》一書。作為著名的學者，劉仁航所著的《天下泰平》一書在當時影響很大，太虛讀此書後，曾賦詩曰「偃軍修政民樂業，女歌男舞娛倮虫。太平書布觀音教，世界大同天下公。」（註19）劉仁航曾著有《北美瑜伽學說》一書，送給太虛後，太虛親自撰寫書評，給予很高的評價，說：「靈華居士劉仁航，立言善巧，著作等身。茲又獲讀其北美瑜伽學說，蓋新大陸最近流行之學派，結集評論於日本禪學家忽滑谷快夫，劉君取而譯述之，固將道國明民，而非第擷新釆奇已矣！……則劉君以北美瑜伽學說為中國國民之清涼散者，又曷嘗不可即為中國國民之補養劑乎？夫人心之所求者，孰大乎使我與萬有本體合一，到達真自由真平等全福德全智能之域，而能統攝調御乎內外上下，得大自在，不為一物所牽動流轉乎！以是尊國民之人格，則國民之人格無上而自強不息；以是尊國家之主權，則國家之主權無上而物莫能競。烏乎！吾國民果能有得乎此，而後乃令可進悟佛乘之無我，而後乃令可妙運佛乘無我之大我，而後乃令可極證佛乘無我非無我不二之圓常真我。」（註20）因劉仁航的介紹，太虛與一些文人和官員接上關係，其中包括清末民初主張寺廟興學最堅定，後來皈依佛教的軍閥張騫。太虛自述：「劉靈華以靜坐法為人醫病，揭櫫曰樂天修養館。前南通中學校長安徽江謙，時寓滬上，亦因劉信佛。江曾請我至其家相談甚愜，乃函告南通張季直殿撰。此時、南通的教育和建設稱全國模範。按張先生與武進蔣維喬等，在清季毀寺提產興學校甚多，至是漸信佛教，對南通古剎稍有修復。值重修觀音院落成，因請我前往講普門品，由費範九迎侯。安榻設座於觀音院，雖只講三日，以張殿撰率當地緇素數百人日來聽講，影響頗大。院供唐以來觀音大士的名繪名繡百餘幀，華妙絢爛，可稱洋洋大觀！費君陪遊狼山諸剎，參觀學校、公園、劇場、工廠等新事業；應張先生約至其家中宴敘，贈詩有『安排丈室講維摩』句，竟為我赴北京講維摩經的先兆。」（註21）

　　印光法師也與劉仁航有過交往。他曾經親自寫信〈復劉仁航居士論弘揚因果書〉，提出「世出世間聖人，以因果之事理，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今人多不以此為是，另行新法，以致專務競爭侵奪，以期大我勢力，廣我疆土，互相殘殺，了無底止。人禍既烈，天災又臨，國運危岌，民不聊生，皆由不以因果報應為是之所致也。此之禍根，盤結已久，現已逐漸爆發，豈一二人宣傳，所能挽回。」（註22）婉拒劉仁航讓他出行的要求。

　　《慈航畫報》創辦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觀音信仰的產物。因為觀音菩薩是佛教裡面大慈大悲的代表。劉仁航自述〈本報出世因緣〉云：「難曰：『法門多矣，何故獨以慈航名？』答曰：『今太平洋上，陸有坦克炮車，水有潛航艇，空有飛艇，均是航界殺人利器，令人恐怖驚惶，喪人魂魄。其甚者用二十飛艇，如倫敦、紐約等七百萬人口以上都市，可以三點鐘內，用電氣化學焚燒，連雞貓狗都死盡。蓋航界大恐慌如此。本報不敏，乘大慈大悲之弘願，造救苦救難之機器，為一切眾生作依怙，為世間出世間作橋梁。夫人窮則反本，反本則呼天，呼父母也。有創痛則必呼母親，呼親娘也。本報雖微弱，然誓願為苦海之寶筏，水陸空之慈舟，救濟群生，同登彼岸，義取普渡，定名慈航云爾。是為太平洋血潮中本報出世一大因緣。」故宗旨是「勸善去殺，宣揚佛教慈悲濟世之真義，發揚東方文化之精神，化兵戈為玉帛，轉娑婆成淨土。」圖片眾多且質量上乘是該刊在眾多民國佛教期刊中最顯著之特點，立足國內遠涉海外，一些並不知名的僧人照片也屢有出現，為填補各地佛教史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該刊不僅僅刊出佛教界的消息，對一些科技人文的介紹，也屢屢得見，主編劉仁航的鄉村建設和提高女權，宣揚女性中心地位，以及養生的主張，都在該報裡面出現，是研究劉仁航思想的重要來源。佛教藝術和武術也在該報裡面不斷出現，圖文並茂，使該報得以在佛教界產生了影響。著名的佛教僧人慈航曾經將該報發行到海外，太虛也在該報上面為慈航的救國方案寫序。但慈航本人辦有《慈航月刊》一刊，與《慈航畫報》擬無關係。該報於1934年10月因經費不足停辦。

　　《護生報》（見圖四）1932年6月創刊，由上海護生報社出版。雙週報，其宗旨是普勸念佛與放生，反對殺業，提倡保護生命。〈出版宣言〉云：「嗚乎！天下之事其慘酷孰有甚於殺生哉。此所以仁慈之輩為之痛苦流涕者也。夫吾人與物類，同稟天地之所，同具氣血之情，同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奈世人恣一時口腹之欲，而施刀斧鼎，筏之慘毒，絕不稍念物類之痛苦。遂至殺氣彌天，可不痛哉。夫人列三才之位，既未有補於世，已屬於虛生。況復昧理縱欲，直等狼虎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豈僅殺生釋民所應戒，而非吾人所宜於行者嶼。如湯王之網開三面，子產之蓄魚於池，孔子之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孟子謂：『數罟不如恗池。』又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生不忍食其肉。』《易》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禬祭。』他如顏魯東、蘇東坡設立放生池，白香山、黃魯直之不殺戒，豈無所見而然哉。嘗聞歐美各國有保護動物之定律，且以肉食含有好鬥之惡性，提倡素食，為消彌殺機之根本辦法，我中國聞化之早，遠勝他邦，而仁慈之念，反讓歐美，清夜之思，能無愧乎。回憶去年報載非洲人肉事之駭事，驟聞之莫不令人咋舌。若習以為常，亦必如吾人之宰殺禽獸，而恬然無怪矣。且物類感覺無異於人，吾人苟作操刀自割之想，則日事烹割之惡習，自能痛切而鏟除矣。今則天災人禍，紛之沓來，二十年來，死亡之眾，何止百千萬人，雖戾氣感召，其因不陋，一，然吾敢謂以殺業為最。嗟乎，口腹之味，剎那間耳。貪生畏死，物我同情。用是不揣鄙陋，竭我愚忱，創刊斯報，命名護生，雖不能免災劫於一時，或亦可消未來之禍害，願我同志共勉之。」刊登多為短小精悍之文章，內容淺顯，可讀性強；主筆者既有著名的學者和居士，也有一般的文人；注重新聞的刊發。該報每期請人專門題寫一次報名，多為各界名流，像基督徒張學良亦為該報題寫報名，說明該報的影響不僅在佛教界。該報為8開大報，每期8頁，另附4頁〈觀音專刊〉（見圖五），以宣傳觀音菩薩大慈大悲的思想為主，提倡悲智雙運的主張，借助觀音之名弘法利生，廣播社會，重視生命。該報於1936年9月停辦，共出107期。

圖四：護生報


圖五：護生報觀音專刊


　　《新報．佛學週刊》（見圖六）於1934年創刊，蔣微笑、釋大超編輯，南京中國佛學會出版。蔣微笑是太虛大師的弟子，曾經跟隨在太虛的身邊，太虛有好多講演就是他記錄下來並發表出去。大超法師，江蘇鹽城縣人，從小隨泰山寺恒瑞長老祝發，長大後受具足戒，再從仁山法師遊化各地，在天臺學院肄業三年，繼而畢業於閩南佛學院。太虛大師對大超很器重，讓他擔任南京中國佛學會總務幹事多年，又推薦他任水汜淨居寺住持。大超法師稟性爽直，胸懷磊落，學驗俱豐，精明強幹，太虛在武昌成立佛教正信會，派遣大超法師去管事，深受信徒的歡迎。《佛學週刊》為《新報》之週刊。南京中國佛學會係太虛大師發起成立，旨在在全世界範圍內宣揚佛化思想。刊期待考。

圖六：新報


　　《新夜報》（見圖七）於1932年6月6日創刊，原名《晨報晚刊》，屬於《上海晨報》副刊。7月1日起改名。1949年停刊。《新夜報．佛學研究》是《新夜報》之副刊，1935年2月16日創刊。主要登載佛學研究方面的文章。〈發刊辭〉云：「佛學研究，是我們寓居上海一班研究佛學者聯絡全國青年佛學者所編刊的。我們覺得上海不但是現今中國的經濟中樞，而且也是中國學術思想言論風氣轉移的策源地。就宣揚佛法一方面講：應付大戰前夕的國際風雲，適應中國民族的復興運動，需要有朝氣的青年們來研究佛學；就普度眾生一方面講：消彌世界和平破裂的災難，振作國民生產建設的精神，尤需要有朝氣的青年們來研究佛學！回顧現今上海方面的佛學宣傳，除威音月刊和佛學書局的半月刊稍有活氣外，其餘各佛教團體刊物，大都只是等因奉此而已。所以尤須有崛然興起的佛學研究，乃足以內弘大法，外濟時艱！佛學研究，乃由研究佛學的青年們，根據佛教聖典所研究提到的真理，由了解而信仰，由信仰而實行；從本身的實行而應用到家庭，學校，社會，國民以及世界人類，法界眾生，而獲其證驗，以之或破邪說，或顯正義，燃佛炬於昏衢，導人心於覺路者也。惟是智小謀大，綆短汲深，願中外佛學先進，惠而教之！」1935年10月9日停刊，共出35期。

圖七：新夜報


三、對民國佛教報紙出版的反思

　　以上筆者縷述了中國佛教報紙的發展脈絡與內容，這些報紙已經收入《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彙編（報紙）》之中，由大陸中國書店出版。可以看出，中國佛教報紙在中國報紙的出版中是滯後的，它要晚於很多同期的報紙。太虛曾經說過：「而代表佛教之寺僧，亦於都市鄉村靡不周布。然中國以清季道、咸來之內昏外昧，後強鄰數十年而驚起，致遭甲午前後重重之屈辱。而先覺孫先生等率民眾志士為革興之運動，已將六十年。而觀佛教寺僧之覺醒，其落後者至少又二十年，迨光緒末年之設僧教育會，始稍稍有所發動。乃國家以內梗頑奸，外受列強牽掣，致國民革命逮今未克完成；而佛教寺僧之內阻頑腐、外膺各界摧毀，迄茲未能追上一般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行動，……」（註23）。佛教作為傳統文化之一的內容，但是到了近代在文化事業上卻未能跟上時代的步伐，這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佛教界的保守自封，與制度未能跟進有關，當然也與佛教界本身缺乏人才有重要的關係。雖然當時佛教的刊物已經大量湧現，但是作為傳媒中消息最快，影響最大的報紙卻一直沒有跟進，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界的一個悲哀。正是由於它們稀少，且學術價值極大，學界已頗難尋見，所以我們將它們匯總出版，並取名「稀見」。

　　此外，應該說中國佛教界當時出版的報紙不僅僅就這6種，還有其他報紙刊出過佛學副刊。如當時最有名的佛教刊物《人海燈》的前身就是《廈門日報》的佛學副刊，之後發展成獨立的刊物。漢口《時事新報》副刊〈智慧燈〉一紙，「《南通報》，此報間日一出，中有『佛海一勺』，並常載關於佛教中事，在江蘇南通出版。《之江日報》，此報在杭州出版，每逢星期六增刊一專張，名曰《佛學周刊》。」（註24）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現在還沒有找到這些副刊，未能收入，殊為可惜。

　　民國出版的佛教報紙比較全面地展現出二十世紀上半葉，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我國佛教界的基本情況，反映了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中國佛教界的有識之士提倡佛教改革，開展興辦教育與發展文化的活動，重新發揚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之一的重視佛教文化事業的精神，也反映了中國佛教界在時局動盪時代發揚慈悲助世、精誠愛國的自覺精神。特別是這批資料保留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老照片，無疑會給今天的使用者提供更為直觀的研究便利。我們希望佛教界和學術界能夠對這批資料給予深入地的研究，為未來的佛教發展提供更好的經驗與教訓，將我國的佛教研究水平推向新高。

　　最後，還要指出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報紙（包括期刊）有個別地方因受某種限制，做過技術處理，碰到這種情況，使用時一定要注意引用。

【附註】
註1：劉慧彰，〈教育與佛化〉，《南瀛佛教》，12卷6號（1934年6月），頁37。
註2：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17：制議》，（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138。
註3：同上註，頁458。
註4：同註2，頁140。
註5：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26：酬對》，（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343。
註6：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30：文叢》，（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884。
註7：同上註，頁849-850。
註8：同註6，頁843-844。
註9：同註6，頁851。
註10：同註6，頁851。
註11：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31：文叢》，（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1147。
註12：同註6，頁850-851。
註13：〈紀念周年略述緣起〉，《佛教日報》，342號，（民25年4月10日），增刊。收於《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彙編（報紙）》第2卷，頁185。
註14：梁漱溟著，〈《唯識述義》序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北：里仁，民72），頁239。
註15：同上註，頁246。
註16：同註11，頁1333。
註17：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29：文叢》，（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228。
註18：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24：支論；時論》，（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349。
註19：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太虛大師全書. 32：詩存》，（三版，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民69），頁131。
註20：同註18，頁242。
註21：同註17，頁237。
註22：釋印光著述；釋廣定彙編，《印光大師全集. 第二冊》，（再版增訂，臺北：佛教，民68），頁67。
註23：同註18，頁231。
註24：〈介紹各種雜誌日報〉，載《海潮音》第二年第7期（19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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