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期 98年12月
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曾昭聰 中國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摘要】佛典文獻的語料範圍與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角度都很廣，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在所涉及的語料範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三個方面還需要加強，以推動佛典詞彙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關鍵詞：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現狀；展望 最近二十多年來，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日益紅火，越來越多的學者投身於這一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高質量研究成果得以刊布。本文擬回顧和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並展望未來的研究前景。 一、佛典文獻的語料範圍 佛典文獻所指範圍較廣，從漢語詞彙研究角度來說，不同的語料研究價值有所不同。我們需要注意利用不同的語料對佛典文獻詞彙加以研究。佛典文獻若從不同側面加以強調，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以上所舉佛典文獻，各語料受重視的程度不一，有的尚少有學者對其進行詞彙研究。 二、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角度及成果 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可以從多個不同的角度進行，以下試加分類敘述並列舉代表性成果。（註5） （一）佛典文獻整理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製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中說到：「佛教著作比較難懂，為便於青年研究者入門，擬精選一部分，加以點校、注釋，編為《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分輯出版，九年內先出第一輯。」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第一輯包括二十多種佛典文獻，此後又陸續出版了其他多種佛典文獻。這些文獻均由學有專長的學者進行校點。其他整理過的佛典文獻尚不少，像《洛陽伽藍記》有范祥雍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註6）、周祖謨校釋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有白化文等校注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祖堂集》有吳福祥、顧之川的校訂本（岳麓書社，1996）和張華的校訂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有孫昌武點校本（中華書局，1994）和董志翹譯注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等等。 這些佛典文獻有的還存在一些缺失，因此有學者對其進行補正。例如董志翹〈《高僧傳》校點商榷〉、〈《高僧傳》校點商榷（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1、2000.1）、董志翹〈《宋高僧傳》標點瑣議〉（《訓詁類稿》，四川大學出版社，1999）、董志翹〈中華書局版《高僧傳》校點商補〉（《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6）、化振紅〈《洛陽伽藍記校注》疑誤商榷〉（《古漢語研究》，2002.3）、譚代龍〈《〈洛陽伽藍記〉校注》標點獻疑〉（《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汪維輝〈《高僧傳》標點商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3）、王紹峰〈《釋迦方志》校注補〉（《古漢語研究》，2005.1）、吳新江〈是“到彥之”，不是“劉道產”──《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誤校一例〉（《文教資料》，2000.1）。 （二）詞語考釋 詞語考釋是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基礎。「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是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因為原先對近代漢語的研究重視不夠，現在我們對很多近代漢語詞語的意義都不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更應把詞語考釋放在首位。」（註7）其他語料，隨著研究的深入，詞語考釋工作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有關理論探討工作，而佛典文獻由於其詞彙的特殊性，詞語考釋工作仍很重要性。代表性著作有李明權《佛學典故彙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彙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李維琦《佛經釋詞》、《佛經續釋詞》（岳麓書社，1993、1999）以及在此二書基礎上增刪修訂而成的《佛經詞語彙釋》（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代表性論文有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中國語文》，1985.2）、蔡鏡浩〈魏晉南北朝佛經翻譯中的幾個俗詞語〉（《中國語文》，1989.1）、董志翹〈《五燈會元》語詞考釋〉（《中國語文》，1990.1）、董志翹〈《高僧傳》詞語通釋（一）（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2、3輯，巴蜀書社，1999、2000）、方一新〈南朝人撰三種《觀世音應驗記》詞義瑣記六則〉（《中國語文》，2001.2）、方一新〈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二《生經》音義箚記〉（《古漢語研究》，2006.3）、顧滿林〈從早期漢譯佛經看“塔”的產生時代〉（《中國語文》，2004.4）、姚永銘〈《一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中國語文》，2001.2）、曾良、葉愛國〈王梵志詩“脆風壞”討論二則〉（《中國語文》，2003.6）、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方言俗語詞考〉（《漢語學報》，2005.1）。 （三）疑偽經及翻譯年代、譯者考辨 從事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其中的一個前提和重要內容就是鑑別語料的年代與作者。如果年代有誤，則利用此語料研究出來的結論也就不可靠。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考察佛經的翻譯年代，應該成為佛經辨偽的重要方法。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方一新「東漢魏晉疑偽佛經的語言學鑒別研究」系列成果，如〈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古漢語研究》，2003.3）、〈《分別功德論》翻譯年代初探〉（《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5）、〈《興起行經》翻譯年代初探〉（《中國語言學報》11期，商務印書館，2003）、〈從疑問句看《大方便佛報恩經》的翻譯年代〉（《語言研究》，2005.3）。其最終成果《東漢三國疑偽佛經考辨研究》對早期佛經翻譯家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等人翻譯的佛經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辨，重點考察了十二種疑偽佛經。詞彙方面，鑑別詞提取「規律性強、普遍性好的」詞作為判定依據，並大致上分為外來詞和本土詞兩大類。該成果初步建立了一套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疑偽佛經進行鑑別的方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並為明確早期東漢三國的部分可疑譯經提供了重要參考。（註8） 其他代表性成果有季琴〈從詞彙的角度看《撰集百緣經》的譯者及成書年代〉（《宗教學研究》，2006.4）、梁曉虹〈從《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看“疑偽經”在漢語史研究中的價值〉（《漢語現狀與歷史的研究──首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史光輝〈從語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非支讖所譯〉（《漢語史學報》第5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譚代龍〈義淨譯著中的注文及其作者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辛島靜志〈《撰集百緣經》的譯者問題〉、〈《撰集百緣經》的譯出年代考證──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簡介〉（《漢語史學報》第6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遇笑容、曹廣順〈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以《舊雜譬喻經》為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3輯，巴蜀書社，2000）、汪維輝〈從語言角度看兩種《般舟三味經》的譯者〉（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研討會論文，湖南師範大學，2004）。 （四）同經異譯研究 同一部佛經在歷史上可能有過多人對其進行翻譯，不同時代的翻譯家翻譯出來的佛經詞彙會有差異，對這種差異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考查不同譯者的詞彙差異、翻譯風格等，並進而斷定某些疑偽佛經的作者與翻譯年代。代表性成果有董琨〈“同經異譯”與佛經語言特點管窺〉（《中國語文》，2002.6）、胡敕瑞〈略論漢文佛典異譯在漢語詞彙研究上的價值──以“小品般若”漢文異譯為例〉（《古漢語研究》，2004.3）、胡敕瑞〈《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漢語史學報》第4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辛島靜志〈《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5輯，巴蜀書社，2001、2002）、江傲霜〈同經異譯的《維摩詰經》及其對漢語詞彙發展的貢獻〉（《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2）、汪禕〈同經異譯比較釋詞舉隅〉（《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2）。另外，陳文傑、史光輝正主持有關重譯佛經詞彙研究的科研項目。 （五）版本異文研究 同一佛經的不同版本上通常會有異文，孰正孰誤？或反映了不同時代或不同譯經者的詞彙差異與語言風格差異？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蔣冀騁〈《長阿含經》校讀記〉（《漢語史學報》第3輯「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景盛軒〈異文的文化闡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景盛軒〈試論敦煌佛經異文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以《大般涅槃經》為例〉（《敦煌研究》，2004.5）、景盛軒、吳波〈南、北本《大般涅槃經》詞彙差異〉（第三屆漢語史暨第六屆中古漢語研討會論文，四川大學，2007）。其中〈試論敦煌佛經異文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以《大般涅槃經》為例〉分別從異文與佛經整理、漢語史研究、漢字研究、漢文與文化史研究四個方面論述了敦煌佛經異文研究的重要價值。 （六）基於梵漢對勘的詞彙現象研究 漢譯佛經中存在大量的漢語與原典語言的混雜的語言現象。基於梵漢對勘的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是指在梵漢對勘方法並綜合運用漢語史研究的其他各種方法的基礎上，將漢譯佛經的語言與原典語言進行對比研究，藉以明確語言接觸對漢語史的影響。當然，「梵」應指一切原典語言，並非僅僅指古典梵文，還應包括其他種類的印度語文，或者還有其他的中亞古代語言。（註9） 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金克木〈《漢梵對勘金剛經》小引〉（《南亞研究》，1985.2）、梅維恒〈賢愚經的原典語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巴蜀書社，2005）、儲泰松〈“和尚”的語源及其形義的演變〉（《語言研究》，2002.1）、顧滿林〈試論東漢佛經翻譯不同譯者對音譯或意譯的偏好〉、〈東漢譯經中半音譯半意譯的外來詞簡析〉、〈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與全譯形式〉（《漢語史研究集刊》第5、6、9輯，巴蜀書社，2002、2003、2006）、朱冠明、段晴〈梵漢本《法華經》語詞札記〉（《古漢語研究》，2005.2）、朱慶之〈佛經翻譯與中古漢語詞彙二題〉（《中國語文》，1990.2）、朱慶之〈漢譯佛典在原典解讀方面的價值舉隅──以KERN英譯《法華經》為例〉、〈從幾組漢梵同理據詞看中印文化的早期交往〉（《學術集林》第6、11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1997）、朱慶之〈佛經翻譯中的仿譯及其對漢語詞彙的影響〉（《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1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3、4輯，巴蜀書社，2000、2001）。其他有關論文還有一些，如王繼紅〈玄奘譯經的語言學考察──以《阿毗達磨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1）等，但研究重點不在詞彙。另外，段晴、朱冠明都正主持有關基於梵漢對勘的佛經語言研究科研項目。 （七）佛典文獻詞彙與中土文獻詞彙的比較研究 佛典文獻詞彙中的大部分還是漢語中所固有的詞彙，但佛典文獻詞彙與中土文獻詞彙畢竟又有顯著的差異，所以對於二者的相同相異之處進行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瞭解其詞彙特點。這方面的著作有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巴蜀書社，2002），代表性論文有陳秀蘭〈從常用詞看魏晉南北朝文與漢文佛典語言的差異〉（《古漢語研究》，2004.1）、王雲路〈試說翻譯佛經新詞新義的產生理據〉（《語言研究》，2006.2）、俞理明〈東漢佛道文獻詞彙研究的構想〉（《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巴蜀書社，2005）、朱慶之〈佛經翻譯與中古漢語詞彙二題〉、〈試論佛典翻譯對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若干影響〉（《中國語文》，1990.2、1992.4）。 （八）佛經詞彙修辭研究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四：「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T50，頁459a23-27）（註10）把梵文（包括西域諸國的語言）這種中國人原不熟悉的「天語」流傳的佛經譯成漢文，「無疑是一項『明逾前聖，德邁往賢』的艱苦的再創作，它包容著中國文化深厚的底蘊。」（註11）其中的修辭無疑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漢譯佛經修辭以譬喻為最多。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九記載「喻有八種」（T12，頁536b11-14）。禪宗文獻中的詞彙修辭現象也不少。這方面成果主要有陳蘭香〈佛經詞語中的比喻造詞及其美質〉（《修辭學習》，1999.5）、梁曉虹〈漢譯佛經中的“比喻造詞”〉（《暨南學報》，1991.2）、梁曉虹〈佛經譬喻造詞之特色〉（《語文建設通訊》，33期，1991）、王繼紅〈玄奘譯經四言文體的構成方法──以《阿毗達磨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中國文化研究》，2006.2）。有關禪宗文獻修辭研究的論文也有一些，如疏志強〈試論禪宗修辭的非邏輯性〉（《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焦毓梅、于鵬〈禪宗公案話語的修辭分析〉（《求索》，2006.12），不過重點並不在詞彙。 （九）相關詞彙理論研究 「全面地看，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不僅僅是詞語考釋，而是應包括更多的內容。」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應該包括詞語的考釋、構詞法的研究、常用詞演變的研究、專書詞彙研究、各階段詞彙系統的研究、近代漢語詞彙發展史的研究。（註12）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日益注重佛典文獻的相關理論探討。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是這一方面的開創性之作。顏洽茂「中古漢譯佛典詞彙研究」力圖將個別詞語的考釋、斷代詞彙面貌的清理與漢語歷史詞彙的系統、理論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並提供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某些「模型」，揭示出中古漢語詞彙的特點以及漢語詞彙歷史發展中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註13）董志翹〈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研究與訓詁學〉（《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巴蜀書社，2005）則探討了佛典文獻與訓詁之關係。譚代龍《義淨譯經身體運動概念場詞彙系統及其演變研究》（語文出版社，2008）以義淨譯經為語料，以其中指稱身體運動概念的相關詞彙為研究物件，獲得了初唐時期該類詞彙面貌和系統屬性，並對反映出來的規律性現象加以理論概括。 其他代表性的專著有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顏洽茂《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彙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俞理明《佛經文獻語言》（巴蜀書社，1993），代表性論文有董志翹〈漢譯佛典的今注今譯與中古漢語詞語研究──以《賢愚經》《雜寶藏經》譯注本為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1）、顧滿林〈東漢佛經音譯詞的同詞異形現象〉（《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巴蜀書社，2005）、何亞南〈從佛經看早期外來音譯詞的漢化〉（《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蔣冀騁〈新編佛經詞典初論〉（《語言研究》，2003.1）、許理和〈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巴蜀書社，2001）、許理和〈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14輯，商務印書館，1987）、張幼軍〈論佛經訓詁方法〉（《古漢語研究》，2006.2）、竺家寧〈魏晉佛經的三音節構詞現象〉（《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理論上的思考涉及到語言研究的各個方面。 （十）斷代與專書詞彙研究 佛典的斷代研究可以理清一個時代佛典語言的特點，而專書研究又可以對專書語言現象有更深入細緻的把握。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董志翹《〈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化振紅《『洛陽伽藍記』詞彙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史光輝〈東漢佛經詞彙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王紹峰《初唐佛典詞彙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研究》（中華書局，2005）、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主要論文有王小莘〈《高僧傳》詞彙研究〉（《語言學論叢》第22輯，商務印書館，1999）等。 三、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展望 從以上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語料範圍和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角度及代表性成果中，可以看出佛典文獻詞彙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在以下諸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
其一，佛典文獻詞彙研究方法的共性則是「比較」。詞語考釋需要語境、用例的比較，而疑偽經及翻譯年代、譯者考辨，同經異譯研究，版本異文研究，基於梵漢對勘的詞彙現象研究，佛典文獻詞彙與中土文獻詞彙的比較研究，更是需要比較。比較是發現語言的共性和特性的有效方法，呂叔湘先生就曾經大力提倡對比研究的方法。佛典文獻詞彙研究也只有在比較的基礎之上才可能進一步深入，以發現其詞彙特點，加速理論建設。在這一方面，難度最大的是基於梵漢對勘的詞彙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懂梵語（也包括漢譯佛經的其他原典語言，即除梵語之外的其他印度古代語言和中亞地區的古代語言）將受到很大的侷限。 其二，研究方法上需注意利用有關理論來作指導，並對研究成果作理論上的總結歸納。雖然已經有了相當多的成果，但理論的利用與總結應隨著研究的深入而得到更多的重視。當然，理論的利用需要我們站得更高，視野更開闊；而理論的總結需要我們擁有更多的實證研究的基礎。 其三，漢譯佛經詞彙研究必須與中土文獻相結合進行。梁啟超曾說到佛經翻譯可分三期：「第一，外國主譯期。第二，中外人共譯期。第三，本國人主譯期。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碗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此為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為私人事業，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學與教理，兩皆不嫻，訛謬淺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此為第二期之情狀。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實其代表。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現；然業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又云：『後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為第三期之情狀。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註14）由於外國翻譯家們對漢語畢竟有一定的隔膜，早期的譯經在詞彙的運用上也必會受其本民族語言的影響，因此我們在研究時不可僅侷限於漢譯佛經中的語言現象，必須將其與中土文獻相對照，以避免將非漢語形式的語言現象視作漢語發展史上的固有特點和發展演變階段的情況。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佛典文獻詞彙的研究，將會是傳統訓詁學在新時代發展的新趨勢，是漢語詞彙訓詁研究的最新發展方向之一。語言研究者需要「精勤苦行，滅惡修善，勤習不捨」（T01，頁11c18），方能體會佛典文獻詞彙之微妙，共同推動佛典文獻詞彙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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