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四十九期 98年6月
佛經語言研究綜述──音韻文字的研究竺家寧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摘要】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同一個字，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會有不同的語音內涵，念法大不相同。所以聲韻學一直是學習者認為比較困難的一個領域。佛經中有許多的音譯詞、陀羅尼，原始來源的梵巴藏，又都是拼音文字，所以佛經語言的研究，就不能缺少漢語聲韻學的基礎知識。 宋代的鄭樵曾說過一句名言：「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意思是說，音韻的知識是出家人閱讀佛典的基本功夫。他勉勵出家人，不要只留心於心靈的修為或佛學思想義理的探索而已。其實，聲韻的知識是所有讀書人必備條件。清朝的段玉裁曾把他一生治學的經驗歸結成一句話：「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也是強調音韻知識的重要。不僅僅讀儒家的經典如此，佛典更是如此。為什麼呢？因為佛經是翻譯的文體，其原文是一種聲音符號組成的文字。梵文又是一種多音節的語言。當轉換為截然不同的漢文時，「聲音」成為重要的關鍵。古代的翻譯家由具體體驗中訂出了「五不翻」的原則，使得佛經中到處是音譯詞，並產生了只具表音作用的漢字。因此，古代的聲韻之學幾乎都是掌握在僧人手裡。可以說，整部中古漢語聲韻史與僧人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我們把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成兩方面做介紹。一是「歷史考據」，一是「梵漢對音」。前者偏重於漢語本身的語音演變，後者則運用中印兩種語言做比較。本文建議可以朝下列幾個方面努力：第一，各大學研究所及佛學院應強化漢語語言學的課程，包含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佛典漢語、佛經語言學等，漢語的研究課程不能少於梵巴藏的課程，使學生能接受充分的相關知識，培養閱讀古代漢文佛經的能力。第二，鼓勵學習者對佛經作全方位的研究，建立通讀佛典「六個核心」的觀念：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語法學、梵巴藏，也兼及佛經研究的邊緣學科：佛經文學、語言風格學等等。第三，佛經電子資料庫除了依照《大正藏》分類之外，應可再依時代分類，如東漢佛經、三國佛經、西晉佛經……等。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很好的語料庫，更便於觀察佛經語言的變化。因為佛經難讀的關鍵就在於語言的障礙，而語言是不斷變遷的，東漢譯經的用詞不同於三國，三國又不同於西晉……。這些是有待我們一起建立認識，然後共同努力去做的。 關鍵詞：佛經語言學；佛經音韻；梵漢對音；佛經音譯詞 一、佛經音韻的研究 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同一個字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會有不同的語音內涵，念法大不相同。所以聲韻學一直是學習者認為比較困難的一個領域。佛經中有許多的音譯詞、陀羅尼，原始來源的梵巴藏，又都是拼音文字，所以佛經語言的研究，就不能缺少漢語聲韻學的基礎知識。 佛經中的陀羅尼（咒或真言，或以字句長短加以區分，長句者為陀羅尼，短句者為真言），當時是怎麼念的呢？例如觀音菩薩之六字真言，又稱六字大明咒。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六字為「唵嘛呢叭咩吽」（o ma ni padme hu），當時怎麼念？為什麼字都做口邊？又《心經》的「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當時又怎麼念？大悲咒通篇數百字更是一路咒語到底，譯經當時又是怎樣的發音呢？許多今天的常用詞其實都是來自中古的梵文音譯，例如「佛、魔、梵、僧」……等。我們可以用這些字造出無數的雙音節詞，例如「魔鬼、貧僧」。很少有人會去注意，原來他們竟然都是外來語。又如「剎那、比丘、菩薩、舍利、羅漢」……等，也都是印度語言的音譯。當時又用什麼發音翻譯的呢？「和尚」是音譯詞嗎？「般若」為什麼有的人要破音為「缽惹」呢？佛教用語有很多詞彙的念法似乎與眾不同，往往有獨特的音讀，為什麼呢？我們不破音而依照平常的發音念可以嗎？為什麼「沙門」又可以譯作「室羅末拏、舍囉摩拏、沙聞那」，「阿含」又可以譯作「阿笈摩、阿伽摩、阿鋡暮」，「涅槃」又可以譯作「涅槃那、涅隸槃那、抳縛南」，「菩薩」又可以譯作「菩提薩埵、菩提索多」？這些都是音韻問題。 宋代的鄭樵曾說過一句名言：「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意思是說，音韻的知識是出家人閱讀佛典的基本功夫。他勉勵出家人，不要只留心於心靈的修為，或佛學思想義理的探索而已。其實，聲韻的知識是所有讀書人必備條件。清朝的段玉裁曾把他一生治學的經驗歸結成一句話：「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也是強調音韻知識的重要。不僅僅讀儒家的經典如此，佛典更是如此。為什麼呢？ 因為佛經是翻譯的文體，其原文是一種聲音符號組成的文字。梵文又是一種多音節的語言，當轉換為截然不同的漢文時，「聲音」成為重要的關鍵。古代的翻譯家由具體體驗中訂出了「五不翻」的原則，使得佛經中到處是音譯詞，並產生了只具表音作用的漢字。古代漢字的字母（例如幫、滂、並、明等）就是這樣產生的。佛經裡有所謂「摩多」，為悉曇字母之總稱。悉曇（梵 siddha），指一種梵字字母。摩多，為梵語之音譯，即「母」之義，又作韻，指母音字，計有十六字。「摩多」分為兩部分：常用之十二音，又稱十二韻，又作十二轉聲、悉曇十二韻。為悉曇字母中之十二母音字，將十二母音附加於體文（子音字）上，則成十二種字。另四音，性質與前異，稱為別摩多。古代出家人從小就是研究這些現象的。因此，古代的聲韻之學幾乎都是掌握在僧人手裡。可以說，整部中古漢語聲韻史與僧人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 古代出家人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卓越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宗教的虔誠促使他們孜孜不倦的鑽研音韻學理，一方面也是實際翻譯工作的需要。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對佛典與音韻的關係有深切的認知。因而才會把聲韻學作為日常修習的一門基礎功課。下面我們把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成兩方面做介紹。一是「歷史考據」，一是「梵漢對音」。前者偏重於漢語本身的語音演變，後者則運用中印兩種語言做比較。 （一）歷史考據 陳涵韜〈陳寅恪在歷史考據中之對音勘同法使用〉，見於《無錫教育學院學報》13卷1期，1999年3月，頁17-21。論述了陳寅恪在歷史考據中所運用的「對音勘同譯名還原法」，是以對中外史料的整體把握及精通二十多門外語為前提。文中介紹陳寅恪先生此種方法的使用，如以之證佛典翻譯，如「悉壇」為「佛以四法遍施眾生」；證歷史文獻中的稱謂，如「華陀」之義，檢天竺語乃「藥」之義；證歷史人名地名，如胡化漢人高歡，其胡名乃為「賀六渾」。證詩文，如白居易的《陰山道》有一句「紇邏敦肥水泉好」，「紇邏」為「kara」之譯音，為青色之義。 普慧〈齊梁詩歌聲律論與佛經轉讀及佛教悉曇〉，見於《文史哲》2000年第6期，頁54-60。認為南朝詩歌聲律論的核心內容就是四聲問題。「四聲說」的提出，是受到了佛經「轉讀」的啟迪。佛經轉讀的特點在於「起、平、游、反」和「緩、切、側、飛」，這些特點，正是漢語語音聲調的平仄。宋、齊時期，佛教僧俗們在梵漢二種語言聲韻的反復對比中找出各自特點，相互彌補。從鳩摩羅什的《通韻》對梵、胡、漢音聲的對比研究，到謝靈運的用反切標記梵音的方法，再到周顒《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提出的漢語四聲說，其間佛教悉曇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李鍾九〈《大藏字母九音等韻》音系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林慶勳，81學年度。本文主要研究《大藏字母九音等韻》（以下簡稱《九音》）所表現音系的研究。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序論」，各節論及《九音》大概的面貌、與《九音》有關諸書的繼承關係、體例和反切等。第二章「單字音表」，將《九音》整個小韻，按照其所表現的聲、韻、調製成音表，從整個收字中找出問題。第三章「《九音》的聲母系統」，先從《九音》三十六字母和中古三十六字母的對照中找出兩者之間的參差現象而闡明其所以然，而從中找出參差例字，而利用它解開實際聲母的面貌，最後為它擬音。第四章「《九音》的韻母系統」，利用上述有關資料而對照分析之後，得出《九音》所表現的四十個韻類，且為它們擬適當的音。第五章論及《九音》的聲調系統。第六章「《九音》編者的權宜措施」，從《九音》反切等內容分析《九音》編者的權宜措施部分，為它加以分析。第七章「結論」，從上述各章所討論，將其所反映的語音系統做一簡表。 竺家寧〈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的特殊音讀〉，發表於1994年5月第十二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新竹。考察《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為「清中天竺沙門阿摩利諦譯」，成書年代應在康熙四十一年以前，書分十二韻。聲母採三十六母系統，而其中的「群」作「郡」，「床」作「狀」。聲調以「平，上，去，入」分類，顯然都是沿襲舊系統，只有韻母分類與中古大不相同。不過，從書中的反切和歸字觀察，聲母和韻母已發生相當大的變化。本文做了逐字分析，透過這份材料得知康熙時代的語音概況。例如「濁上歸去」、「濁音清化」。證明有107個全濁字都已發生清化，這種現象既普遍出現於十二個韻攝中，也普遍出現於所有全濁聲母之中。可知濁音清化在當時的確是一個徹底完成的語音變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5個例外（兩個幫母，一個端母，一個照母，一個非母），其餘102個例子全變為送氣音。狀況與今日的贛客方言相同。 竺家寧〈大藏字母九音等韻之韻母異讀〉，發表於1994年8月中國音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天津。又於2006年4月收入《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頁305-312，論文集編委會主編，臺北。本文著重在《大藏字母九音等韻》韻母音讀與現代國語的異同比較，分別由主要元音、開合、洪細、韻尾諸方面作比較，藉以觀察其間語音的傳承關係。其中，有些是主要元音或整個韻母狀況和國語有差異。有些是只在介音的洪細上與國語有差異。有些是只在介音的開合上與國語有差異。有些是只在韻尾上與國語有差異。有些是聲調上與國語有異。由比較分析，可知清初語音和現代不同之處。這樣的資料有助於我們對近代音史的研究和了解；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這些資料和方言的研究聯繫起來，觀察許多方音讀法的形成與來源。 竺家寧〈佛典閱讀和音韻知識〉，發表於《香光莊嚴》57期，民88年3月，頁146-155，嘉義。認為佛經大部分是東漢到隋唐翻譯成中文的，因此我們必須透過中古音去了解佛經中的諸多音韻問題。而中古音和現代音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不能依賴今天的語音去解決佛經翻譯時代所形成的音韻問題。本文以「般若」與「和尚」為例討論其中的音韻問題。和尚，又作和上、和闍、和社、殟社、鶻社、烏社。音譯為鄔波馱耶、優婆陀訶、郁波第耶夜。意譯親教師、力生、近誦、依學、大眾之師。「和」字中古音屬匣母字，是個聲帶振動的濁音，凡是濁音聲母在語音的演變過程中很容易失落，變成ua，對應梵文的upa。古代佛經中的各種音譯法當中，「和上、和闍、和社、鶻社」都是漢字聲母失落的譯法。「烏社、殟社」則用了原本就沒有聲母的「烏、殟」二字去翻譯梵文開頭的u音。「尚」字中古音屬禪母字，其早期的念法和定母類似，念作dhj-，對應梵文的dhy。但「尚」字有鼻音收尾，而梵文沒有，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在漢語方言裡往往有「陰陽對轉」的音變現象。即同一個字有的方言帶鼻音收尾（叫做陽聲韻），有的方言鼻音收尾消失（叫做陰聲韻）。「尚」字正是這種狀況。因此，古代佛經中的各種音譯法當中，有的用陽聲韻的「上、尚」（例如：和尚、和上），有的用陰聲韻的「闍、社」（例如：和闍、和社）。就是方言裡陰陽對轉的現象。認為「和尚」等雙音節譯法和「鄔波馱耶」等多音節譯法實為同源。 （二）梵漢對音 王璞〈佛經「樂」字辨音〉，見於《漢字文化》2002年第2期，頁58-59。討論「樂」字在《辭源》裡共有五個讀音，即yuè、lè、yào、iuo、lào。佛經所見「樂」字僅有yuè、lè、yào三個讀音。yuè一般用於與音樂有關的術語，如「鼓樂」、「伎樂天」。讀lè、yào的情況較多，有時較難辨析。本文認為「樂」在佛經中有「樂說」一義，即「高興」、「快樂」之意。故這裡的「樂」應讀lè。而「樂」讀yào時，是「愛好」、「喜歡」的意思，與lè的音義有明顯的區別。 王繼紅〈玄奘譯經的語言學考察──以《阿毗達磨俱舍論》梵漢對勘為例〉，見於《外語教學與研究》38卷1期，2006年1月，頁66-72。本文將《阿毗達磨俱舍論》原典與玄奘譯本對勘，考察玄奘譯經與原典語言之間的對應關係。指出玄奘譯經中由於受原典語言影響所產生的異於中土文獻的語言現象，並分析玄奘跨越梵漢兩種語言類型差異的翻譯策略。玄奘運用仿譯的方法來翻譯梵語原典中的語態範疇，「能V」是主動語態標記，「所V」和「可V」是被動語態標記。梵語與漢語的小句聯結方式存在類型差異，玄奘將原典中的五類語法現象譯為複句，從而準確再現原典中嚴謹的邏輯關係。為了使譯經易於了解，也添加了「頌曰」、「論曰」、「……者」和「言……者」等語言標誌。 李廣明〈從天水方言看禪錄中「懡忄羅」「狼藉」詞義──兼論漢語詞「梵漢雙源」現象〉，見於《唐都學刊》15卷1期，1999年1月，頁57-58,82。認為東漢以來，隨著佛經的譯入，漢語吸收不少梵語詞。梵語詞的傳入，使一部分漢語原有詞增添新義，新增一義由於源於梵語，而使該詞「梵漢雙遮」。本文論述的「懡忄羅」、「狼藉」兩詞，便是梵漢雙源詞。如由「垢」的梵語「mala」，可以看出它與漢語「懡忄羅」語音相近。故認為漢語詞「懡忄羅」由於受梵語詞的影響，在原「慚」義、「寥落」義又新添了「髒」、「煩」兩義。一般語文工具把「狼藉」釋為散亂，但在禪錄中「狼藉」詞義則為「垢」義。是由於翻譯的關係造成。 王珊珊〈梵漢對音中的一個特殊現象〉，見於《古漢語研究》2003年第1期，頁14-19。本文利用漢語的同源字如「定奠（定）宁（寧）」、連綿詞如並母與明母字組成的「紕繆」《禮記．大傳》，方言材料如古縣音系的「m、n、ng」特別與後元音相拼時帶有濁塞音「b、d、g」，梵漢對音材料如梵音「na：提」（支謙），漢藏同源詞，以及越南漢字音材料，如「人」（中古漢語聲母n：越南漢字音tra），由此探討古漢語塞音聲母與鼻音聲母的密切關係。以說明中唐以後這種特殊的對音現象乃反映「鼻塞複輔音」聲母簡化的過渡階段。 陸招英〈《切韻》系韻書中歌戈韻與梵漢、漢藏對音比較〉，見於《莆田學院學報》11卷2期，2004年6月，頁54-56。本文利用對音材料著重研究「歌戈」韻介音問題。在梵漢對音中，歌韻字：多「ta」（支謙），「tra」（安世高），「sta」（支讖）。在漢藏對音中的幾種材料有：《漢藏對音千字文》、《漢藏對音大乘中宗見解》、《藏文譯音阿彌經殘卷》、《藏文譯音金剛經殘卷》。由這四種材料可以得出幾點結論：第一，開一歌韻為「-a」，合一戈韻為「-wa」。第二，由於受聲母異化作用，戈韻唇音字沒有合口介音「-w」。第三，一些字後面附有．的符號，也許代表讀音時音節的延長。第四，戈韻從歌韻中獨立出來後，多了一個合口「-w」或「-v」介音。 劉廣和〈《圓明字輪四十二字諸經譯文異同表》梵漢對音考訂〉，見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頁92-94。本文針對羅常培先生在《梵文顎音五母的藏漢對音研究》文本中所附的〈圓明字輪譯文表〉，討論有問題之「對音」。如竺法護譯音，計字應為K而對Y；吒（陟駕）當對ta而對sta。嗟（子邪）當對tsa或者ca，誤對śca等等。作者並歸納出造成問題的原因有如下數點：一、未明「四十九根本字」和「圓明字輪四十二字」的性質不同。二、不同經、論的解說根本字有區別，字序有差異。三、同一部經梵本的解說「根本字」有區別，字序有差異。四、譯音字抄刊有誤。五、譯音字增刪不當。六、制表未審差異，強人就我。 劉廣和〈介音問題的梵漢對音研究〉，見於《古漢語研究》2002年第2期，頁2-7。本文用後漢三國、兩晉、唐、宋等漢譯佛經的梵漢對音資料考察漢語的介音。後漢三國的對音如對-y-的：陀dya、對-r-的：波pra、對-v-的：沙sva。兩晉對音如對-y-的：迦kya、對-r-的：波pra、對-v-的：頭tva。唐朝對音如對-y-的：鼻bya、對-r-的：多tra、對-v-的：幢dhva。宋朝對音如對-y-的：蹉tsya、對-r-的：必pri/pre、對-v-的：說sva。發現-i-介音至少在東漢就有了，因為純四等字自東漢起就對-i-介音。證明主張《切韻》純四等韻無介音的學說不符合譯經語言事實。 儲泰松〈梵漢對音與中古音研究〉，見於《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頁45-52。本文從梵漢對音出發，討論聲母音值的諸問題，如漢語精莊章三組的分合、知端兩組的混用與分化、曉匣喻音值的變遷、泥娘疑早期混用的面貌與日紐音值、鼻冠濁聲母等。對韻母的音值則討論輔音韻尾的格局及變化、介音的類別及音值，其中分為三種：1. 輔音＋y＋元音、2. 輔音＋v＋元音、3. 重紐介音，這裡指出重紐的區別是介音r、j的區別。文本也談到各攝主元音的變異等問題。 儲泰松〈梵漢對音概說〉，見於《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4期，頁4-13。認為「梵漢對音」亦稱「華梵對音」。是指用漢語音譯梵文名詞術語或陀羅尼密咒。漢傳佛教使用的文字體系是形成於四至六世紀的悉曇體字母。梵文的拼法是以音節為單位，把元音和輔音拼合起來寫。在漢譯佛經的音譯條例上，有對梵文複輔音分割、單輔音的前後兼用、固定譯音用字、輔助條例（如加注反切、雙行小字夾注等）等原則。應注意的問題則有梵本的真偽問題、名詞術語的前後沿革、譯主的方言問題等。 聶鴻音〈番漢對音和上古漢語〉，見於《民族語文》2003年第2期，頁14-21。本文討論利用番漢對音考察上古漢語音韻的條件，並且提出下列幾個論點：第一，正確識別相關「番語詞」的原始語言，且不能盲目地以經典梵語形式解釋早期漢譯佛經。第二，要確認自己整理出來的例徵是代表當時對音的普遍規律，不能只拿一兩個不知所以然的特例去作文章。第三，不能用過分的音理分析取代文獻學和歷史地理學的考究。 二、佛經文字的研究 路復興〈《龍龕手鑑》文字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潘重規，74學年度。本文以為清代小學之士誤解《龍龕手鑑》，以致學林不重，逮及石禪先生悟寫本文之習性，符同遼僧行均纂集之意，推究此書，成此論文。全文共分六章：首章緒論，主於觀察傳本之情況與學人之體認，並了解學人誤解之處。次章論《龍龕手鑑》纂集之緣由與體制，旨在求明解此書乃緣藏經傳寫文字而設，所施音義及源其所素習之小學書籍與藏經音義而作。第三章論《龍龕手鑑》根據寫本而纂集，旨在闡述作者承錄寫本文字之情況。第四章論寫本時代文字之風貌，以求寫本時代普遍用字習慣。第五章為部首之考求，解明《龍龕手鑑》成部之寫法。第六章引書考，條陳行均引書之內容。舉凡各章並就學人誤解者而發，非欲立異，實行明行均著作之意，本為解讀傳寫文字而作，故俗寫文斟錄甚詳，權按俗寫偏旁以類聚文字，參據字書、韻書與藏經音義以明文字之訓，俾便後學檢讀難字俗文。 徐珍珍〈《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俗字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宋建華，86學年度。本文主張唐末五代為文字的紊亂時期，如今欲研究當時的文字情形，只能借重《龍龕手鑑》，但《龍龕手鑑》為遼代作品，而可洪這部書的年代即為五代，時代更接近。第一章交代研究動機與方法，並說明作者生平及本書編纂緣由，了解可洪的寫作動機。其次再介紹這部書現今的版本與流傳情形。第二章則是探討本書的內容。第三章企圖透過相關詞條的分析歸納，來看這部書呈現的俗字情形。第一節先羅列各家對俗字的觀點，最後根據可洪的前序，了解其基於約定俗成的原則；第二節根據書中實際情形歸納出俗字形成原因；第三節釋例，則是經由類比、比勘相應的字例，再輔以字書佐證，而對俗字加以判斷。第四章主要在說明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的價值。可洪於前序中曾提及藏經文字謬誤包括「巧於潤色」、「妄益偏旁」、「增點筆畫」等情況，而可洪於書中有時詳加解釋，直接告訴讀者字形如何轉變。 陳飛龍〈《龍龕手鑑》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高明、林尹，63學年度。本文主張遼起沙漠，一代文風未盛，兼以書有厲禁，不得傳於鄰境，今遺世之書，止存《龍龕手鑑》、《焚椒錄》、《星命總括》、《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四種。《龍龕手鑑》為遼僧行均所作，原名《龍龕手鏡》，未時重刻避翼祖嫌諱。《龍龕手鑑》分四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作三卷。余撰〈《龍龕手鑑》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版本考：就網羅所及之十種版本，一一加以評述。第二章校勘記：《龍龕手鏡》廣收異字歧體，又久經流傳，訛誤殊甚，故據所得見之版本，勘正形義、反紐之誤。第三章部首探討：敘述其分部情形，並與《說文》、《玉篇》、《康熙字典》作一比較。第四章說字之形音義例：縷析說解字之形體、聲音、義訓之條例。第五章聲韻考：依陳澧反切系聯條例，歸納其切語上下字，並與《廣韻》作一比較。第六章引書考：《龍龕手鏡》引書達六十六種之多，經史子集、音韻，釋藏佛典，無所不包，堪稱繁富，故特以此章附焉。 蔣妙琴〈《龍龕手鑑》引新舊藏考〉，中國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李威熊，75學年度。作者主張近人研究《龍龕手鑑》，雖能詳言版本、弘書、俗字之奧，獨闕新藏、舊藏條例，猶不免遺珠之憾，是以斯篇之作，承此餘緒而廣之也。本文凡分五章：首章緒論：主以辨釋新藏、舊藏名稱，並審定諸家對新藏、舊藏之界說。第二章《龍龕手鑑》引新藏、舊藏條文釋例：敘述條文上字與新藏、舊藏之關係，進而依其從屬，定為十一類。第三章《龍龕手鑑》與《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之淵源：敘述二書之關係，以探討《龍龕手鑑》編纂資料之所據，進而助益於本書之研究。第四章新藏、舊藏考釋之價值：本章凡分四節：（一）對《龍龕手鑑》版本校勘之價值。（二）對今本藏經校勘之價值。（三）對中文大辭典修補之價值。（四）對研究碑帖文字之價值。第五章結論。 三、佛經語言風格的研究 歐陽宜璋〈碧巖集的語言風格研究──以構詞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羅宗濤、陳良吉，81學年度。本文認為成書於北宋末之禪林瑰寶《碧巖集》（一稱《碧巖錄》），其書融禪門教學模式與表現體裁、禪門要旨於一爐，被尊為「宗門第一書」。 作者欲透過語言形式之觀察，以探索《碧巖集》之風格特質。研究方法自結構語言學的橫向構詞分析著手，復擴展至縱向的聯想關係。首先乃由詞彙的共時、歷時研究中，觀察《碧巖集》中，近古漢語文白過渡階段之風格特質。其次，經由同義、近義組及反義、對比組之詞義分析，發現《碧巖集》之常用語意組，多為極具近古白話特質的俗詞或俚諺，適可印證上述文白交融之風格現象。在修辭風格方面，重心乃在《碧巖集》中常見之排比對偶、隱喻象徵、示現倒反；而文體風格方面，乃就《碧巖集》之公案、示眾、著語、評唱文體，進行不同語境下，不同詞彙、語法風格之探索。而「宗風特質」之研究，乃偏重於是書中，禪師的言語設施所反映之風格特質。 劉芳薇〈《維摩詰所說經》語言風格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竺家寧，84學年度。本文以語言學的方法討論佛經語言的風格問題，選用《維摩詰所說經》來進行討論。第一章釐定語言風格學的範圍，提出研究方法。第二章探究《維摩詰所說經》表現的四字節奏、詩歌散文交錯、同格語鋪排等不同於漢語文章的風格特色。第三章討論構詞風格。就詞彙上說，佛經是屬於翻譯的文章，有眾多的音譯詞，因此用漢語詞彙的結構方式分析，佛經一方面因其文體的四字節奏，一方面表意上要求精確，促使詞彙上有雙音化的傾向，在漢語史上，這是一項重要的發展。第四章從句型分析上討論其風格特點。其重要的風格表現為：一、修飾語的層疊。二、口語化句式的使用，如「是」字句的使用。三、受梵語影響的句式的變化，如賓語前置。四、活用漢語的句式，像兼語式、連動式和一些特殊的省略現象等。第五章從虛詞使用的語法分析來顯示本經典的口語化特色。第六章，從比較上顯示語料的風格特點，選用了與本經相關的語料進行比較研究。 四、結論 在整個佛經語言學的領域，文字、聲韻方面的研究遠遠不如詞彙、語法興盛。分析其中原因，大約有下面幾點：第一，學者對傳統小學的研究，往往視為絕學。從事語言研究者多傾向西方語言學擅長的詞彙、語法方面。第二，漢語不是表音文字，對音韻的研究，造成困難。第三，文字的研究，過去比較重視《說文解字》系列的研究，視為正統。再擴及於甲骨金文，近世又由於大量出土之簡帛，而造成簡帛文字研究的熱潮。佛經文字屬於俗文字、異體字的研究，向來不被重視。第四，在聲韻研究方面，往往又受西方的影響，以為必須從梵巴藏切入。忽視了翻譯佛經當時本土語言（即中古音）的研究。第五，詞彙是最容易觀察到的語言現象。尤其現代電腦的檢索和語料庫的建立，大大強化了詞彙研究的效率。 基於上面幾個因素，文字、聲韻方面的研究就比不上詞彙、語法那麼熱鬧了。這是今後值得加強的一個部分。針對上面的幾點分析，我們建議可以朝下列幾個方面努力：第一，各大學研究所及佛學院應強化漢語語言學的課程，包含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佛典漢語、佛經語言學等，漢語的研究課程不能少於梵巴藏的課程，使學生能接受充分的相關知識，培養閱讀古代漢文佛經的能力。第二，鼓勵學習者對佛經作全方位的研究，建立通讀佛典「六個核心」的觀念：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語法學、梵巴藏。也兼及佛經研究的邊緣學科：佛經文學、語言風格學等等。第三，佛經電子資料庫除了依照《大正藏》分類之外，應可再依時代分類，如東漢佛經、三國佛經、西晉佛經……等。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很好的語料庫，更便於觀察佛經語言的變化。因為佛經難讀的關鍵就在於語言的障礙，而語言是不斷變遷的，東漢譯經的用詞不同於三國，三國又不同於西晉……。這些是有待我們一起建立認識，然後共同努力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