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四十七期 97年6月
中國工具書編輯之特色張錦郎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教授【摘要】工具書是輔助治學的重要工具，中國在國家領導人的重視、黨政高層的共識所形成的政府決策，以及知識精英義不容辭的犧牲奉獻下，不僅設立了專門的執行單位，並設有獎勵的機制，更編輯有理論基礎的相關著作、論文集和刊物，甚且舉辦會議來交匯意見。在長久資源累積下，近年來已創立出一門新興學科「工具書學」，它整合了目錄學、索引學、辭書學、文摘學（摘要學）、年鑑學，並加入綜述、述評和書評的三次文獻概念，建構了工具書的學術地位。本文就大目錄學的範圍，舉證了綜述、辭書、百科全書、手冊、年鑑、大事記、地圖集等編輯實例，希望藉由中國在工具書編制上的成就，作為臺灣編輯工具書的參考和啟迪。 關鍵詞：工具書；參考書；中國 前言 先在「特色」二字做文章。臺灣《重編國語辭典》「特色」釋文為「事物獨特優異的地方」，中國《現代漢語詞典》釋文「事物所表現的獨特的色彩、風格等」。再查《重編國語辭典》「優異」二字釋文「遠勝於尋常，特別好，如表現優異」。本題目中「特色」二字，不代表「優異」，也不表示「特別好」，而是指兩辭典釋文中都有的「獨特」二字。所以本文是談中國編輯工具書獨特的地方。 目前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少數以黨領政領軍的共產主義社會，改革開放以來，只有經濟方面採取資本主義的開放政策，其他不論在教育、文化、出版方面，還是停留在社會主義階段，尤其是沒有什麼利潤的工具書的選題、編寫、編纂、出版、發行，大部分都由國家設立、成立文化事業機構來執行，包括宣傳廣告，也都有配套措施。這是和臺灣的資本主義社會不相同的地方。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諸多工具書的編輯，尤其是具有創意的專科工具書的作法，對我們來說仍是具有參考和啟迪的意義。本文是由自衍法師命題作文，個人自退休後，已不再關注這個主題，身邊資料短缺，偶而到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找教學上需要的材料，順便看看近年來中國出版哪些專科工具書。在資料尚未充分掌握的情形下，冒然答應寫此不成熟的報告。在看法上難免以偏概全或以管窺天，一定存在很多缺失、欠妥的地方，敬請在座的法師、學者、專家和青年朋友們指正。 特色 工具書學的誕生和目錄學研究範圍的擴大 工具書學是新創立的一門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辭典》（中國青年出版社）、《當代學科大全》（安徽人民出版社）、《辭書學辭典》（學林出版社），都收入詞條。較新的工具書學定義「就是專門研究工具書及一切與工具書有關的問題的學科。它包括早已建立起和正在建立的目錄學、索引學、辭書學、文摘學（摘要學）、年鑑學等在內，是一門由圖書館學、情報學（資訊科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編輯出版學、計算機應用學等等學科相互交叉結合而成的新興學科。」（《辭書研究》1997年第4期，頁13）中國何時出現「工具書學」四個字，筆者查了幾本圖書館學論著目錄，發現《四川圖書館學報》分別於1981年、1982年刊登戴克瑜、夏發奎、唐建華、邵森萬四人合著〈工具書學初探〉一長文。1982年何鑫龍發表〈淺論工具書學〉於《山西圖書館學刊》，同年作者又發表〈工具書科學研究的成就〉於《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986年至1988年討論工具書學的文章有10篇。（南京圖書館編《圖書館學情報學論文索引（1981-1989）》漏楊起予〈建立工具書學芻議〉一文，刊登《福建師大學報》1988年）最近看到的文章則是董乃強〈關於建立工具書學的幾個問題〉一文，刊登《辭書研究》1997年第4期。至於出版「工具書學」的專書，目前僅看到2004年林玉山主編《工具書學概論》（廣東教育出版社），全書31萬字，分10章，第5章是工具書編纂法。 下面續談目錄學研究對象的擴大，也就是研究內容增列綜述、述評及書評，筆者目前尚缺目錄學單篇論文論及此事的資料。只知1998年柯平著《文獻目錄學》乙書的第3、4章中，最早提出這個看法。《目錄學》（武漢大學出版社）在1986年初版，1998年第7次重印時，均未觸及上述三個問題，到了2003年，《目錄學》修訂版出版，增列第9章綜述編纂法，章以下分5節討論這個問題。而2004年7月由彭斐章主編的《目錄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亦列有文摘與綜述編制原理章節。不過北京大學孟昭晉對柯平一派的「大目錄學」，把書評、綜述納入目錄學的範圍，卻持反對意見（見孟昭晉《書目與書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筆者則傾向支持柯平一派的說法，道理很簡單，每一學科都需要新的養分，每一學科都不能維持現狀。 綜述與二次文獻的結合 「綜述是對某一時期內的某一學科或專題的研究成果或技術成就進行系統的較全面的分析研究，進而歸納整理進行綜合敍述」（李魁彩提出，轉引自《目錄學》修訂版）。二次文獻指書目（目錄）、索引、提要、摘要。 1990年代前後，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學術研究指南叢書」，是整套每一本書都符合上述兩者結合的例子，該叢書「出版說明」說這是一套概覽性、既有成果總結又有指示學術研究門徑的書，「本書便集學術性、資料性和工具性於一身」。每一本書都使用綜述（如《經濟法學研究綜述》）、述評（如《聞一多研究述評》）、述論（如《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或其他性質相同的書名，如《明史研究備覽》、《巴金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及《趙樹理研究之研究》。每一本都有二次文獻，都屬於正文的一部分。書海出版社從2001年起出版「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叢書」，其中《20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2冊）全書分6編，第6編〈20世紀近代漢語研究重要論著編年目錄〉，長達208頁。另一種類型是套書中有述評和資料索引各一冊，如「回望周作人」是套書，共8冊，其中《研究述評》1冊，《資料索引》1冊，也屬於綜述與二次文獻結合的例子。 單行本的例子較多，如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全書分綜述篇、目錄篇、索引篇。又如王向遠《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包含135頁的〈20世紀中國的東方文學研究論文編目〉。 其中，最具代表性，可說是綜述與二次文獻兩者完全融合的是趙文亮著《二戰研究在中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本書有三個特點：1. 第1、2編的綜述273頁，第3、4編的目錄索引620頁，後者占69%，這是前所未有的。2. 綜述的論點均採用、引用、參考第3、4編的文獻。3. 二種文獻都採用編、章、節相呼應的編寫法，這也是前所未見的。 我們鼓勵兩種文獻結合的作法，也希望這種新文獻類型能早日蓬勃發展起來。 資料彙編與二次文獻的結合 所謂資料彙編是指把某一方面或某一專題的資料，按一定的方法進行編纂，以供閱讀或翻檢的資料性參考書，又稱為邊緣工具書（參見張大可、俞樟華著《中國文獻學》和張春輝〈試論邊緣工具書〉乙文）。其中「閱讀」二字指提供原始文獻（不論是「片段」，或是「全文」），「翻檢」指僅提供資料出處，即二次文獻。 中共建國後，即由翦伯贊、郭沫若、范文瀾等倡議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由中國史學會出版，內容包括︰義和團、太平天國、戊戌變法、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等。這套「叢刊」的最大特色，一是文獻蒐集齊全，二是都有書目解題。 中共「文革」後編了兩套作家研究資料，一是1978年由杭州大學等發起編纂「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研究專集或合集」，二是197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發起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其中乙種「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這兩套書都編占相當多篇幅的作家作品評論目錄等二次文獻。進入21世紀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和「中國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每一位作家編為一卷，也都包含作品評論目錄等二次文獻。如最近出版的《沈從文研究資料》，全書共1,279頁，二次文獻占了354頁。 編輯世紀回眸的二次文獻 走過一世紀總要總結百年來各個學科領域或重要主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報刊上的文章或論文，如果不及時整理，等散失破損後，更難編目了。整理文獻最好、最快的呈現方式，是透過二次文獻來完成。當代人為前人的研究成果編目錄、寫提要，那是義不容辭的事，如果編有作者索引，等於編作者的著作目錄。中國進入21世紀到底編了多少世紀回眸書目，筆者缺詳細的資訊，手邊只有5種目錄或提要，附在專書的有3種。編這種百年書目，難度是很高的，主要是資料殘缺不全，也非短期間內可以編成。可是筆者閱讀這些書目的序跋，竟然未提到編輯過程中遭遇的困難障礙，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將其中兩種書目逐頁翻閱，檢查出版年代，赫然發現1949年以前的資料，少之又少，頓時有被矇騙的感覺；再看凡例，收錄時間模糊帶過，又缺收錄報刊一覽，以資徵信，更不要提著錄項目不全了。不過，筆者還是把這幾種書名有百年或20世紀的二次文獻，列舉如下。
辭書編寫過程多曲折，以兩部辭典為例 有兩部辭典文革前即開始編寫，都是在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後才正式出版。一是歷時22年的《辭海》，一是歷時20年的《現代漢語詞典》。中間編輯過程的艱辛曲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的打擊，也是辭典編輯史上的另一種特色。 1. 《辭海》編輯始末 先將《辭海》的編輯始末，按時間排列如下。 1949年6月30日，原《辭海》主編之一的舒新城，時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同時代理總經理職務，制定了「辭海增補本編輯計畫」，預定增補3,600條新詞，約48萬字，先行考慮出單行本，待《辭海》修訂時再分條列入。舒新城1953年7月年滿60歲退休，計畫擱置。 1957年3月至9月17日之間，毛澤東與舒新城在北京見面，毛澤東主動談到《辭海》，希望修訂一下。 1957年9月17日，毛澤東到上海視察。晚上，接見了舒新城，兩人又談到了《辭海》。舒新城說：「除了編輯《辭海》，還應該編輯百科全書。」毛澤東要舒新城將建議寫信給國務院。並說先在中華書局設立編輯部，以先修訂《辭海》為基礎，然後再搞百科全書。 1958年4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於修改《辭海》問題的報告〉。 1958年5月1日，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正式成立。 1959年3月，上海市委決定將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兩個單位分開，成為各自獨立的出版機構。前者遷入陝西北路457號，即現在的上海辭書出版社社址。舒新城任編輯所主任。 1960年3月25日，《辭海》試寫稿問世。 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不幸逝世，終年68歲。 1961年8月，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被任命為《辭海》主編。與此同時，《辭海》試行本陸續發排。 1961年10月，《辭海》試行本，分16冊出版，內部發行。 1961年12月至1962年春，六十餘名編輯出版人員，分三路到中國各地20個城市調查，徵求意見。 1963年4月15日，《辭海》（試排本）60分冊完成。 1965年4月，《辭海》（未定稿）出版，全書收詞9萬8千條，1千1百60萬字，僅印行1萬5千部。 1967年，辭海園中，出現了兩條醒目的標語：一條是「《辭海》字字都是黑的！」另一條是「《辭海》是集古今中外封資修之大成的大毒草！」門前則貼著一副對仗工整的對聯： 廟小妖風大 池淺王八多 1971年，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周恩來指示把修訂《辭海》（未定稿）列入國家出版計畫。 1975年，出版《辭海．生物分冊》。 1979年9月21日，《辭海》（1979年版）合訂本出版。從開始編寫到正式出版，費時22年。1980年出版縮印本和20分冊本。 1981年1月28日，決定編纂《辭海．增補本》，一是補漏，二是糾錯。 1982年12月，《辭海．語詞增補本》、《辭海．百科增補本》相繼出版。 1983年，將上述兩種增補本合併為《辭海．增補本》，與1979年版三卷本，1980年縮印本配套。 1986年，出版《辭海》分冊（新二版）26種。 1989年，《辭海》1989年版出版，依然是一部側重於百科的綜合性辭典，收一般語詞和專科語詞十二萬餘條，一千六百多萬字。 1999年，《辭海》1999年版出版，單字、詞條和總字數均有增加。普及本分為3冊，彩圖本共5冊，縮印本1冊。 2001年，出版了《辭海》彩圖縮印本，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序。 2002年初，出版了《辭海》縮印本的音序本。同年8月，出版了三卷本（即普及本）的音序本。 2003年，《大辭海》陸續出版，篇幅為《辭海》2.5倍，計畫收詞25萬條，按學科分38卷，已出版《哲學卷》、《語言學卷》、《中國古代史卷》、《中國文學卷》、《外國文學卷》。 由以上《辭海》的出版經過，也說明一個重要的事實，辭書出版後每隔10年，一定要修訂一次。因為「辭書只有不斷地修訂，它的生命才能延續和發展」（《中國語言學年鑑（1999-2003）》，頁253）。 2. 《現代漢語詞典》編輯始末 以下也是將《現代漢語詞典》的編輯始末，按時間排列如下。 1956年國務院為漢語規範化和推廣普通話而指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以確定詞彙規範為目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後又建議在研究所內成立詞典編輯室，任務為編寫現代漢語詞典。 1958年，開始試編寫。呂叔湘開始擬訂編寫細則，到6月上旬改寫完細則。 1959年，完成定稿工作，呂叔湘撰寫「前言」和「凡例」。 1960年，出版試印本，分8冊，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印出。 1965年，出版試用本送審稿，分上、下冊由商務印書館印出。 1973年，出版試用本16開本，內部發行。另出版縮印本32開本，內部發行。 1974年，文化大革命，試用本被封存，停止發售，在報刊上進行公開批判。 1977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試用本。 1978年，正式出版，公開發行，版權頁作第1版。從開始編寫，到正式出版，歷時20年。 1980年，開始編寫補編。 1983年，重排本出版，版權頁作第2版。 1989年，補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93年，第一次修訂工作開始籌備。 1994年，榮獲國家圖書獎。 1997年，修訂本出版，版權頁作修訂第3版。 2000年1月，吳再《詞諫︰《現代漢語詞典》評析與補白》出版，以「提出《現代漢語詞典》1100條暨5000處錯誤和遺漏」的言詞對《現代漢語詞典》提出建議以及補錄和補釋。 2002年5月，出版第4版。 2002年8月，出版增補本大字本。收字詞6萬餘條，並增補新詞新義一千二百餘條，附在正文後面。 2005年6月，出版第5版大字本。在原有詞語中刪去二千餘條，另增加六千餘條。全書收詞約6萬5千條。所有的詞作了全面的詞類標注。 2005年7月，北京第337次印刷。 中國編辭典的要求是「要使幾十、幾百位作者寫成的稿件，如出一人之手，就必須有詳盡的總體設計、統一的體例、周到的前期工作和嚴密的後期工作，……要在盡可能少的篇幅內包容盡可能多的信息，對釋義應有很高的要求。」又有人說：詞典的釋文要像法律一樣精確。筆者認為中國所編寫的諸多辭典中，目前比較能符合上列標準的，只有《現代漢語詞典》。 專科辭典先編寫分卷本，再出版彙編本 中國辭典類大型工具書的編輯出版，發現有一種現象，即出版分卷本，又出版彙編本（有的稱為合訂本）。像綜合性辭典《辭海》，1979年出版合訂本，1980年另出版20種分冊本；1989年出版合訂本，1989年前後，另出版26種分冊本，兩者內容都是一樣的。中型的專科辭典《宗教大辭典》出版後，把有關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部分，內容稍作增補，也補充了一些詞條，另出版4種小辭典。較具典範的例子是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和國家辭書獎的大型工具書《中國歷史大辭典》，這部「貫通古今，涉及歷史各個分支」的大型歷史專科工具書，是中國國家重點出版項目，編纂工作始自1978年至2000年止，歷時22年，全書超過1千萬字，收詞近7萬條，「其中有70%以上初次收入工具書，具有很高的原創性」。其編纂工作的特點是分為兩個階段出版，第一階段是先編14個分卷，包括9冊斷代史分卷：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夏金元、明、清。5個專史分卷：民族史、歷史地理、思想史、史學史、科技史。編寫完成，個別付印；待各分卷出齊，進入第二階段，對各分卷進行全面的、逐字逐句的修訂增補，然後出版兩大冊的彙編本。筆者覺得這樣的編纂出版方式，有利於讀者的自由選購，也有利於編纂者提早交稿，一組人開會討論總是比較方便，各分卷不同時間出版，也較有互相觀摩的機會。這部工具書的編寫方法和編輯過程，有很多特色，可供後人借鏡，如制定了編纂體例，印成小冊子，撰稿人手一冊。其詳情見李世愉〈《中國歷史大辭典》的編纂經過〉一文，收在《中國辭書論集．1997》（商務印書館，1999年）；又見余嵐〈鑄就輝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誕生〉一文，收在《中國辭書論集．2001》（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採取這種兩段式編印的模式，還有《哲學大辭典》，收詞目約1萬3千條，範圍包括古今中外哲學上的名詞術語、學說、學派、人物、著作、組織、事件（含運動、論戰）、會議等。第一階段先按學科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史、外國哲學史、邏輯學、美學、倫理學6卷出版，各卷具有相對獨立性，在收詞上有少量交叉，但對這類詞目的釋義各有側重，以適應各專業讀者的查閱需要。6卷出齊後，經修訂增刪，出版彙編本，同時繼續發行分卷本。有關該辭典的編纂研究，《辭書研究》1987年第2期出版專輯，收羅禹、徐慶凱、楊祖希、張良一的4篇文章，于鵬彬撰文〈《哲學大辭典》的交叉工作〉，刊登《辭書研究》1995年第2期，均可參閱。該辭典的書評，就所知有施炎平〈我國哲學科學的一項基礎工程──評馮契主編的《哲學大辭典》〉，刊於《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 順便提一下中國最大型文學家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也是採分卷本的編法，編輯工作開始於1984年。筆者10年前即買過《清代卷》、《近代卷》，事隔多年，該書似尚未出齊。意思是採分卷本的編法，未必能保證一定可以出齊。 辭書編纂標準化 1984年第6期《辭書研究》發表尚丁〈術語標準化與辭書編纂：一個辭書現代化的議題〉一文，這是首次對辭典術語規範化進行專門性的討論。兩年後（1986）中國在上海成立了「全國術語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辭書編纂分委員會」，其主要職掌是加強對辭書編纂標準化的學術研討，探索制定有關標準，推進術語的統一。1987年王人龍、趙福成合寫〈試論辭書編纂與標準化〉一文，刊登《辭書研究》第2期，第4期出版「辭書編纂與標準化研究專輯」，發表嚴慶龍、楊祖希、黃鴻森等7人的7篇文章。198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現代術語學與辭書編纂》，書中介紹美國、法國、加拿大、蘇聯、奧地利等國，有關術語學、術語標準化和辭書編纂的理論及工作進展情況，同年11月制定了〈辭書編纂符號〉國家標準，1989年中國國家技術監督局批准了這一標準，並規定自1990年4月1日起實施。這是中國辭書編纂的第一個國家標準。（該標準收在《圖書編輯校對實用手冊》）1992年公布辭書編纂的第二個國家標準《辭書編纂基本術語第一部分》。1995年公布辭書編纂的第三個國家標準《辭書編纂常用漢語縮略語》。其他與辭書編纂有關的國家標準還有《文字條目通用排序規則》、《標點符號用法》、《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非國家標準，由新聞出版署發布的有《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定》，有這個規定就不會發生像《臺灣歷史辭典》用《文星雜誌》、《台灣文化事典》用《文星》的情事發生。2003年陸嘉琦撰文〈規範化是辭書修訂的重要方面〉，談的都是標準化的問題。（見《辭書的修訂與創新》，頁171-182）關於「規範」與「標準」的異同，請參考李宇明〈辭書與語言文字規範〉一文，刊登《辭書研究》2004年第4期。 以上略述中國辭書編纂標準化的過程和近況。 《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故事 「故事」也可當特色，如果故事內容精采又有連續性，能吸引人又能感染人，就能構成特色的條件。編現代百科全書，從民國成立到中共建國，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夢想，可惜始終停留在籌畫階段。一直到1975年姜椿芳出獄（關了7年），這個夢終於實現了。他在監獄裡已擬好了編中國百科全書的構想，出獄後，日夜四處奔走，爭取支持，並廣為收集有關百科全書的資料，悉心研究編纂方案。1978年1月27日姜椿芳寫了〈關於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情況和建議》第2期，引起了中共黨政高層（如于光遠、朱穆之）一陣陣震動，並熱烈支持。同年4月姜椿芳改寫後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議，也很快獲得同意。同年7月10日第一次籌備會議開會地點在借來的中央編譯局後樓，會議桌即乒乓球臺，8人坐在四周開會。（10年後，這8個人已有5位不在人世，另兩位也先後離開了大百科，如今只剩下金常政）後來即成立總編委員會，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年之間有如此快速的進展（姜椿芳所說「一路綠燈」），有人興奮，有人激動得流下眼淚。 1979年5月《百科知識》創刊，是專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服務的既有社會科學知識，又有自然科學知識的綜合性的科普期刊。創刊之始就發行四十多萬份，主要欄目有百科文摘、百科信箱、基礎科學淺談、國情與改革、民族與宗教、人物、地理風情、新知介紹等。梁從誡的文章〈狄德羅和《百科全書》〉即刊登在第2期（按該文近又附在梁從誡譯〈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花城出版社，2007年7月，頁433-442）。1980年完成三件大事：找到印百科全書的上海海峰印刷廠（廠址在安徽），出版《中國百科年鑑》（以反映1979年的資料為主，由概況、百科、附錄三部分組成。條目是年鑑用以反映情況和動態的主要形式）。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一百五十多萬字。1981年350萬字的兩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相繼出版，1993年74卷全部出齊，共收77,859個條目，四萬九千多幅插圖，包括66個學科和知識門類。出版後又發行青少年版、簡明版，最近又出版濃縮精華版、圖文版，臺灣錦繡出版公司則出版60卷本，惟彩色圖版未包括在內，令人感到遺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後，造成中國的「百科全書熱」，除了出版大型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國農業百科全書》外，更多的單科百科全書和中國省市地方百科全書，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版了。其他的收穫還有討論百科全書的文章和專書，也大量出現了。順理成章，也培養了不少編纂百科全書的專家，最有名的是金常政。姜椿芳這位中國現代百科全書的奠基人於1987年辭世，距全部出齊相差6年，令人感到遺憾。還有一點小遺憾是《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的主編（主任）周揚是他找來的，該卷早就編好了，就是不能發行，該卷的副主任許覺民在一本回憶錄上說該卷有人「不放心」，該卷的版權頁印的是1986年，姜椿芳1987年辭世，周揚1989年辭世。許覺民又說「姜老也承受了這一責難，然而他無怨無悔，他做了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許覺民《風雨故舊錄》，頁24）「故事」講到這裡。 不過筆者還是想藉這個機會略述第二版修訂的結果：改為32卷本，約收6萬條目，五千多萬字，配圖3萬幅，其中地圖約1千幅。第二版編排最大改變是全書條目按字母順序排列。據筆者所知，兩年前已編輯竣事，因缺印刷費，當時尚未出版，預計21世紀出版。第二版的起步工作有必要說明一下，筆者向來迷信過程比結果重要。1994年2月組建了第二版編輯部，同年3月總編輯梅益撰文〈關於《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編輯工作幾個重要問題的設想〉（後又寫〈再談《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編輯工作幾個重要問題的設想〉），同年5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內部刊物《探討》復刊，至2001年7月，已出版55期。1995年3月7日成立讀者調查小組，蒐集讀者對第一版的評價。接著陸續制定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總體設計綱要〉、〈《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編寫體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編纂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選條原則〉，擬定了全書總條目表第二稿。有關第二版的修訂與創新，梅益的百科全書編纂理論，見《辭書的修訂與創新》、《八十年來家國：梅益紀念文集》兩書中的幾篇文章。 用百科全書的條目形式編寫手冊、年鑑 用百科全書的條目形式或用辭典的詞條形式，編寫手冊、年鑑，是中國編輯工具書的特色之一。這是近二十年來才有的現象，較典型的例子是《當代國外社會科學手冊》（1985年）、《當代中國社會科學手冊》（1988年）、《河南社會科學手冊》（1989年）等。按詞條形式編寫的，則有王芸主編《文學知識手冊》（1994年）。按條目、詞條編寫的好處是「大資訊量的高度濃縮」，也就是「資訊密集性」高於傳統文章式的寫法。討論這一方面的文章，較為少見，只知張聿忠在《情報資料工作》1985年、1986年發表過兩篇文章，張聿忠也主編過《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要覽》，「要覽」、「綜覽」與手冊，名不同實相同。 除手冊外，年鑑也用條目形式來編寫，在中國經常獲獎的《廣西年鑑》就是最具典型的例子。該年鑑的「編輯說明」都會說「本卷在層次結構上，一般都是大篇（如分為17個大篇：政治、法制、經濟、教育事業等）直接統領分目，分目統領條目」，「在百科部類強調條目化，將條目作為內容的實體」。中國很多省級年鑑或部分學科年鑑，也採用條目編寫法。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趨勢。 年鑑編纂三大特色：綜述、條目化、增加二次文獻比例 中共建國後所出版的工具書，如以數量計，辭典居首位，年鑑次之。年鑑是「密集型信息載體，集可讀性、檢索性於一身」。因受篇幅限制，筆者不談四種年鑑：綜合性年鑑、都市年鑑、地方年鑑、大部分的專業年鑑，只談專業年鑑中的學科年鑑。有時間也想談《中國出版年鑑》，供臺灣編纂《中華民國出版年鑑》的參考。（有一年筆者因事到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年鑑》編輯部一位朋友當面對筆者說臺灣的出版年鑑只是一堆書單而已。這是事實，而且多年未見改進），至於介於專業年鑑和學科年鑑的《中國圖書館年鑑》和《中國檔案年鑑》，在編寫、編輯上，因專業性較濃，學術性不足，又沒有什麼特色，就不談了。 中國的學科年鑑保守的估計，約有30種以上，經常出版的有《中國歷史學年鑑》、《中國考古學年鑑》、《中國哲學年鑑》、《中國文學年鑑》、《唐代文學研究年鑑》、《宋代文學研究年鑑》等，不定期出版的有《中國民族研究年鑑》、《中國宗教研究年鑑》、《中國語言學年鑑》、《中國社會學年鑑》、《中國美學年鑑》、《中國民間文藝學年鑑》、《清華哲學年鑑》等。 這些學科年鑑的編寫、編纂方法，有兩大特點：一是用綜述的方法來敍述研究成果，同時寫法愈來愈走向規範化、標準化，較長的綜述，另設層次標題。二是以條目當作年鑑內容的主體，對於長條目的寫法，設有釋文內標題。最近幾年筆者發現另一個特點：二次文獻比例逐漸增多。早期的學科年鑑一直有刊登二次文獻，只限於書目清單或論文目錄，有的論文目錄，還收錄不全。後來增加論文摘要、新書提要和書評摘要，少數刊登碩士論文目錄或博士論文摘要。 最近看到《中國考古學年鑑．2004》，全書658頁，「考古學文獻資料目錄」（含考古學書目提要、考古學論文資料索引），即占了214頁，占全書三成以上。又像最新的《中國語言學年鑑．1999-2003》（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全書（2冊）1,263頁，二次文獻有285頁，占全書的兩成。又如《中國美學年鑑．200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全書633頁，二次文獻（包括：美學著作摘要、美學論文摘要、英國美國美學論文摘要、博士論文摘要、美學論著目錄）即占了249頁，約占全書的四成（40%）。新創刊不久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年鑑》（人民出版社，2003年），收錄2001、2002年中國各高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所發表的論文摘要500篇，這些現象是以前少見的。有的學科年鑑偶而刊載專題書目，如《中國考古學年鑑．2003》有〈西方出版中國考古學書目（1900-2000）〉，87頁。這些作法可供臺灣唯一的學科年鑑──《台灣文學年鑑》的借鏡和參考。 順便提一下中國學科年鑑對學術會議的處理方式，是採用綜述和條目式，對會議內容和發表的論文，都有深入的闡釋和分析討論。臺灣的《台灣文學年鑑》和《漢學研究通訊》，對會議的處理方式都是採用表格式或條列式，只列舉論文發表人和論文名稱而已，沒有任何加工，用途不大。 大事記的種類多元兼具象 在提筆寫這一段文字之前，筆者先檢視以前寫的「中國工具書提要」大事記部分，計自1979至1992年間出版的大事記約近80種，書名多以「世界」為名，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名，多中國歷史和近現史的大事記，多各省大事記（兼及專題）。近幾年來出版的大事記，筆者初步統計，約有四十多種，觀其書名，多元依舊，唯較具象化，有較「務實」的感覺，有較實用的感覺。以出版事業來說，有《中華書局大事紀要，私營時期︰1912~1954》（中華書局，2002年）、《光明日報50年歷程（1949-1998）》（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新中國出版五十年紀事》（新華出版社，1999年）、〈近現代中國出版大事年表〉（收在宋原放《出版縱橫》頁229-505）、〈（上海出版）大事記〉（收在《上海出版志》頁19-215）。以出版文化來說，有〈中國藏書大事年表〉（收在《中國藏書樓》第3冊頁1857-2153）。以藝術方面來說，有《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紀年（1840-2000）》（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以宗教方面來說，有《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以教育方面來說，有《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清華人文學科年譜》（1925-1952）（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清華大學九十年》（1908-2000）（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以圖書館來說，有《北京地區圖書館大事記（1949- 2006）》（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以語文來說，有《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1892- 1995）》（語文出版社，1997年）、《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大事記》（書海出版社，未見）。文學方面的大事記較多，如卷帙浩繁的《中國文學編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共有18卷；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近代上海文學繫年」就有4種：《近代上海詩學繫年初編》、《近代上海詞學繫年初編》、《近代上海散文繫年初編》、《近代上海戲曲繫年初編》；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英文學關係編年史》（1218-1967）（上海三聯出版社，2004年）、《當代俄羅斯文學紀事（1992-2001）》（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歷史方面的大事記也是較多的，有十多種，列舉較罕見者，《中國歷代戰爭年表》（2冊，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6年再版）、《中國方志五十年史事錄》（方志出版社，2002年）、《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清代台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至於大事記的編寫方法，有什麼特色可供參考？因尚未深入比較研究，不敢遽下結論。1987年第6期《辭書研究》出版過「年表、大事記編纂研究專輯」，刊登馬洪林、施偉達等8人撰寫的8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據實務經驗，值得參考。 地圖集的編繪出版 十年來中國和臺灣陸續出版古地圖目錄，就筆者所知有4種，依出版先後，列舉如下：1.《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敍錄》，李孝聰著，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其中館藏1949年以前中外出版的西文、日文、俄文中國地圖479種，北京圖書館1997年出版。3.《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李孝聰編著，文物出版社，2004年。4.《經緯福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呂理政、魏德文主編，南天書局，2006年。這顯示大家很重視古地圖的蒐集、編目、繪製和研究。中共建國後，於1954年12月在北京成立地圖出版社，1987年改名中國地圖出版社。建社以來，共編制出版各類地圖和書籍，約三千種左右，發行較廣泛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世界地圖集》和多種課本地圖、各種教學掛圖。學術價值較高的有《中國古地圖集》、《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口地圖集》、《太平天國地圖集》等。得獎的地圖集有：《中國歷史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自然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普通地圖集》、《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等。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得獎的有西安地圖出版社《西安歷史地圖》，中國統計出版社《中國人口地圖集》（按《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頁153寫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與《中國出版年鑑》記載不同）。其中《中國歷史地圖集》，由譚其驤主持，歷時30年編成，全書分8冊，上自原始社會，下迄清朝末年，分20個圖組，有圖304幅。該書被中共中央領導人譽為建國以來社會科學兩項最大的成果之一。又，與此書同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地圖集》，不知出版否。另一本歷時10年編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地圖集》，是中國第一部運用現代電腦地圖設計與製版技術編制完成的國家級大型綜合性科學參考地圖集。 相對的，臺灣編繪出版的地圖集太少，只有張其昀主編的《中華民國地圖集》、《世界地圖集》。陳正祥著《中國地圖學史》（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79年）最後一章介紹（臺灣）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所從事的臺灣地圖的編繪和出版，筆者未看到此書，不知內容，只知該所出版了由陳正祥主編的幾種工具書，如《臺灣地名辭典》、《臺灣地名手冊》、《臺灣地理文獻目錄（1931-1952）》等。臺灣還是要重視地圖集的編繪出版，要借鏡中國的作法，先編繪「臺灣歷史地圖集」，就從參考300年前3位傳教士編繪的《康熙臺灣輿圖》（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開始吧！ 新型的工具書：《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 21世紀初福建教育出版社經過八年的不懈努力，編輯出版一套《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內容是按41學科分卷出版，各卷以學科體系為架構，分學科研究、專題研究、學術事件（會議）、學術人物、學術名著名篇、學術機構團體、學術刊物7類，各類由條目組成。編纂委員有20位院士，還包括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以及兩科學院多所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和部分大學教授。可說陣容強大，不亞於《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編輯委員會。這是一套什麼性質的書呢？出版說明開頭就說：「是一部以條目形式總結百年來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領域中國學人學術成果的大型工具書」，可是最後一段卻兩次提到這是一套大型叢書。工具書與叢書是有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中間又說是「有別於百科全書、學術史和學術年鑑」，「本《大典》以百科辭書的體例，構成一部獨特的學術『世紀鑑』，實為一種嶄新的探索」。意思是一部新型的工具書，與百科全書、學科年鑑不同。條目釋文的原則是「學術總結」、「不是學術研究」、「對涉及各學科、流派之間的爭論，只要有創新，均兼收並蓄」。 筆者有四點看法，一點結論。
初步的結論是以百科全書條目的形式，用綜述的寫法編輯而成的新型工具書。 探討特色形成的原因 由於篇幅的關係，這一部分只能以條列式或按語的方式，替代原來想用較長的文字來表達的方法。請多見諒。 國家領導人的重視、黨政高層的共識形成政府的決策和知識精英義不容辭的犧牲奉獻 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黨政高層的共識形成政府的決策 達成共識的途徑，有的透過上級指示的方式，有的透過會議的決議，再經國務院批准後施行。如195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將《辭海》修訂為大型綜合性詞典，而將《辭源》修訂為大型「古漢語詞典」，同年中央批准這個報告。 1975年5月國家出版局在廣州召開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制定1975年至1985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草案），計畫出版中外語文詞典160種。（《新中國出版五十年紀事》，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155）1990年國務院批准〈1988-2000年全國辭書編寫出版規劃〉，列入這個規劃的辭書共169種，由44家出版社承擔出版任務（見《辭書研究》1990年第4期，另見《新中國出版五十年紀事》，頁263）。 知識精英義不容辭的犧牲奉獻 例如：1. 羅竹風對《辭海》、《漢語大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的奉獻（見《羅竹風紀念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2. 譚其驤對《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的貢獻（見葛劍雄著《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葛劍雄另撰文〈譚其驤與工具書〉一文，刊登《辭書研究》1985年第1期，文中說：「譚先生一直認為：工具書的發達程度是一個國家學術繁榮的基礎和標誌。大力編纂、印行各類工具書，以適應社會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要求，是當前一項緊迫的任務。」）。3. 姜椿芳──中國現代百科全書的奠基人（見姜椿芳著《從類書到百科全書》，姜椿芳著《懷念集》及金常政諸多著作中均有提到姜椿芳與《中國大百科全書》事）。4. 呂叔湘與《現代漢語詞典》。呂叔湘說：「我們編這部詞典可以說嘗盡了甘苦，或者說只有苦而沒有甘。」他不認為詞典多多益善。他為了寫〈《現代漢語詞典》編寫細則〉，兩萬來字，三易其稿，嘔心瀝血。他的辭書學思想影響後人編辭書遵循的原則和編辭書的方法（見江藍生〈《現代漢語詞典》與呂叔湘先生的辭書學思想〉，《辭書研究》2004年第6期）。 另外，中國還有一批辭書研究隊伍，年鑑編輯和研究隊伍，也是長期投入工具書的編纂和研究工作，希望有機會再撰文介紹。 設專門的執行單位：機構、出版社、學會
獎勵的機制：評獎、獎助、評鑑、書評
辭書和年鑑會議 中國工具書會議大部分與辭書、年鑑有關。前者每年開會五、六次以上，大部分由中國辭書學會主導，有的會議會後出版論文集或刊登《辭書研究》，擴大影響。唯論文集，也許印量少，市面不容易買到。最近常把國家辭書獎頒獎大會與中國辭書學會年會合併舉行。中國辭書學會幾個分會，如語文詞典專業委員會、專科辭典專業委員會、辭書史與辭書理論專業委員會的學術研討會，也常合併舉行。中國辭書學會辭書編纂現代化技術專業委員會則與全國中青年辭書工作者學術研討會合併舉行。福建省辭書學會每年舉辦年會，黑龍江大學也舉辦詞典學研討會。國際研討會舉辦過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古文字工具書編纂國際學術研討會、對外漢語學習辭典國際研討會。 其次是年鑑的會議，會議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1980年代就舉辦過全國年鑑編纂經驗交流會。1990年代每年舉辦全國年鑑學術研討會，偶而與地方年鑑協作會合併舉行。2005年已舉辦10屆全國年鑑學術研討會。另外，分別於2002年、2005年舉辦兩屆全國年鑑編校質量檢查評比活動，內容包括：文字、詞語、語法、標點符號、數字、量和單位、版面格式7方面。 相關的著作、論文集、刊物 中共建國後出版不少工具書編纂的專書和論文集，其中以辭書居多，年鑑次之，二次文獻的摘要編寫法和百科全書的編纂又次之。工具書的刊物最有名、影響最大的是《辭書研究》，其次是《年鑑信息與研究》。今各列舉數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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