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文獻的編輯
──專訪張錦郎老師談編製《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釋自衍採訪 佛教圖書館館刊主編
引言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是一套記錄民國38年至68年（依凡例載）所發表之文史哲文獻的目錄。在二十多年前即收錄126,000餘篇（含未出版）的文獻，是一部研究文史哲領域的重要參考工具書，透過本書可以瞭解當時代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及文獻成長概況等。
由這套工具書所收錄的文獻量，即可推測編輯者一定耗費巨大的心力、時間與人力在蒐集及整理資料。尤其在二十多年前電腦使用不普遍的時代，工具書的目錄、篇名及作者等索引之編製，皆是透過人工計算字形筆畫方式來排序。編者回想當時編輯的景況，是在夜深人靜時將一堆卡片鋪排在床上排序，或利用瑣碎時間將卡片一張張依序排列完成，由此可知編輯者的用心啊！
歷經二十多年後，很高興有此因緣尋訪到當時負責此書的召集人──張錦郎老師──娓娓道出當時編輯此書的因緣、概況、出版後讀者的書評迴響，以及編輯此書的檢討與回應。這些工具書編輯的幕後花絮，點滴的經驗分享，彌足珍貴，無論是學科的專業知識、行政溝通知能或學養等，對工具書的編輯者而言尤為重要。雖然張老師笑言此訪談記錄是懺悔錄，但我想這是十分難得的編輯回憶錄、心聲錄，也是留予後人編輯目錄、索引工具書時很重要的參考指南。
前言
| 問： | 請您談談長期編製《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之甘苦、心得與遭遇之最大困難及其解決方法？目前該套工具書所收錄之文獻資料已全數回溯建檔，並提供線上檢索，未完成之紙本是否計畫再出版？ |
| 答： | 關於法師的提問，內容都涉及《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相關問題，諸如：編輯的甘苦，編後的心聲，編輯過程遭遇到的最大困難，用什麼方法解決困難的問題，未出齊的紙本是否繼續出版共五個問題。其中提到該套目錄已全數回溯建檔，可供線上檢索乙事，雖然性質上不同於上面的幾個問題，但是我把它看成是一件相當嚴肅的問題，我於下文談《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紙本是否繼續出版一題時，再來談我的看法。 |
其實談編製《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這些問題，有的牽涉面很廣，如談到甘苦，很容易就聯想到編《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過程的辛酸。而談到《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時，又不能略提包遵彭館長當初為什麼要編這個回溯性目錄，其動機何在？此外，「遭遇的困難」、「未完成的紙本是否計畫再出版」兩者也有因果關係，如：兩冊目錄尚未出版的原因就是遭遇困難，有內在、外在的因素。至於所謂「心得」，就可以說得很廣泛。有一本詞典說「心得」是「在工作和學習等活動中體驗或領會到的知識、技術、思想認識等。」（《現代漢語詞典》）如果是這樣，我想談我所認為這套目錄的特色、優點和缺點，或者回應評論這套目錄的幾篇書評，和談談編輯這套目錄的四點建言，是心聲，也是心得。
感謝法師賜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講出編輯《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過程中鮮為外界所知的事實真相或很難理解的諸多問題。提筆回答時，內心平靜無波，好像看到的是已沉澱多年的物體，既真實又清楚，又像帶有謙卑心在寫懺悔錄似的。
現在就分成幾個部分敬答法師的提問，敬請法師指教。
概介《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編輯內容及歷程
首先介紹《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簡稱「文化目錄」）各冊內容及成書過程，包括：收錄資料、抄寫卡片、著錄項目與分類，以及編輯的缺失等。
一、《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簡介
「文化目錄」預定出版六冊，已出版四冊，現將其各冊名稱、出版年月、頁數及收錄篇目數，列舉如下：
第一冊 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研究、文化與學術、哲學、經學、圖書目錄學，1982年12月出版，711頁，收20,641篇。
第二冊 語言文字．文學類，1988年1月出版，811頁，收23,111篇。
第三冊 歷史類，1990年11月出版，845頁，收23,152篇。
第五冊 傳記類，1985年12月出版，931頁，收29,574篇。
四冊共收96,478篇目。該書全部是十六開本。未出版的第四冊內容是專史類，含考古學、民族民俗學、敦煌學，收28,507篇，因尚有部分篇目未分類，所以未出版。第六冊為作者索引、主題索引，另收補遺約1,500篇，其中《明報月刊》收1,053篇。以上計收單篇論文約126,000餘篇。
編輯人員有：張錦郎、王錫璋、吳碧娟、王國昭、錢月蓮。助理編輯人員有：俞寶華、施希孟、劉美鴻、史習琴、李曉星、劉瑞菊等。
二、《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收錄資料之特色
（一）收錄海外中文期刊論文
特色是指「事物所表現的獨特的色彩、風格等」。編輯「文化目錄」時儘量收錄海外出版的中文期刊。到中央圖書館上班，分發到期刊股工作，最高興的一件事是看到很多外面看不到的海外中文期刊，如《自由人》和《自由報》，前者除中央圖書館外，未見他館收藏，該刊1951年3月7日創刊於香港，1959年9月3日停刊，維持八年，其「文章精彩，見解深入，析論入理」，創辦人都很有名，如：成舍我、陶百川、程滄波、左舜生、阮毅成、王雲五、許孝炎、卜少夫等人。後改為《自由報》（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收藏）（按：阮毅成說《自由報》乃係另一新刊物，與原來的《自由人》完全無關。陳正茂則說此話有商榷之餘地，讀者可參見陳正茂〈動蕩時代的印記──《自由人》三日刊始末〉，刊登於《傳記文學》87卷4期，2005年10月，頁18-35。而我較支持陳氏的看法）。
「文化目錄」收《自由人》和《自由報》的文章，計有825篇。其中收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羅香林教授主編《東方文化》124篇，是自己覺得很得意的事，該刊在《中華民國台灣區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未見有他館收藏。由於中央圖書館收錄不全，於是我鼓起勇氣直接寫信給羅香林教授，希望能每期送中央圖書館一份，他不但親自回信，而且還按期贈送《東方文化》。其他如收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浸會學院學報》等學報，皆是少見國內圖書館典藏的期刊。
十多年前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劉顯叔組長提供個人早期珍藏完整的《明報月刊》，我如獲至寶地親自將有關文史哲的論文全部抄在卡片上，計得1,053張，預計如果能出版第六冊，就將這些資料作為「補遺」。記得1970年前後，我也曾直接寫信到香港《明報月刊》，請求贈閱，後來每期都有如期寄來，所以中央圖書館有收藏《明報月刊》，也是我寫信索贈來的。然而編輯「文化目錄」的苦多樂少，自不成比例，但能夠收錄國內圖書館罕見的香港出版的學報和學術期刊，是圖書館生涯值得津津樂道的事。
（二）收錄各種論文集、選集之論文
收錄各種論文集的單篇論文近四千篇，我認為是「文化目錄」收錄資料的另一特色。1979年左右，香港大學圖書館黎樹添先生來台訪問，送我一本他和楊國雄先生合編的《現代論文集文史哲論文索引》，該書收論文集855種，論文一萬多篇，是我看過的第一本論文集索引。中國大陸也出版過多種論文集分類索引，如《建國以來中國史學論文集篇目索引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規模較大的是周迅、李凡、李亦文合編《1522種學術論文集史學論文分類索引》（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我這本書是林慶彰教授於1991年2月12日送我的，書上還題詞「送給台灣索引界的教父──錦郎先生」幾個字。在題詞旁我自己附加一行字：「以事通心，以心悟理」，這是我收錄索引資料、抄寫卡片、訂分類表的原則和方法。
將有主題的多人合著的論文集中的單篇論文編為索引的想法，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源於教小學時（當初稱國民學校），看到學校圖書室書架上堆滿了一排一排的「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有關，因為這套叢書有幾十種形形色色的論文集，如文學、歷史、哲學、美術、中外關係等，應有盡有，書名如：中國文化論集、中國美術史論集、中越文化論集、中義文化論集、中菲文化論集、中泰文化論集、中國學術史論集、中國外交史論集等，（當時對很多論文集正文後附有中央圖書館編的專題目錄卻常視而不見）後來到處都可看到這套叢書。
讀師大時，王省吾老師教我們「中文圖書分類與編目」，他講編叢書一定要編書名和作者的分析片，他是一位認真又有實務經驗的好老師，教我們這一班後就到澳洲去了。不過我向來相信可以「青出於藍，勝於藍」，包館長要我編《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簡稱「分類索引」），我首先想到的是「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以套書、單行本書的方式來編目，用途都不大，一定要將「叢書」裡的論文集，以「篇」為單位來編目，利用價值較高。在編輯「文化目錄」時，自然也收錄了這些論文集，但是在選錄單篇論文時，囿於學識、見識過於偏狹，漏收了很多文章，至少漏收兩成以上，尤其是中外關係的論文集，漏收更多。當初如果由學歷史的同事來選文章，相信會增加很多篇章，如今已追悔莫及了。
「文化目錄」後來又增加收錄個人祝壽的論文集和逝世（含逝世整數十週年、百年）紀念文集。這兩種論文集內容多涉及各學科或文史哲論文諸方面，除一、兩篇著述年表或生平大事年表外，均與壽星或逝世者無關。這些論文集圖書館分類都歸入總類的普通論叢，很少看到讀者在普通論叢類翻閱、借閱這類圖書。與這一類論文集相似的是大學校慶或學術機關、學術團體成立週年的論文集，以及學術會議論文集。這些論文集幾乎是全收的，除非館內沒有收藏，如《姚師從吾先生紀念論文集》（台灣大學歷史系遼金元史研究室編，1971年4月），又如漏收台灣大學二十、三十週年校慶特刊。
另外，又增加選收了部分個人選集。由於選集太多了，也沒有訂收錄標準，所以漏收了很多重要的選集。這些選集上的文章大部分都在報刊上刊載過，有些文章也收在會議論文集，為什麼還要再收錄一次？這是有理由的，可歸納成幾點來說：
| 1. | 以吳相湘教授為例，他寫的史學論文，台灣的期刊有的不敢刊登，只有投稿香港的期刊；而香港的期刊，當時有部分是禁止進口的。吳教授的選集在台灣出版，就會收錄這些文章，所以收吳教授的選集，自然就把刊登在香港的文章選進來了，讀者就有參考利用的機會。 |
| 2. | 有不少學者、作者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會被主編、編輯修改題目，刪節部分文字，最常見的是刪掉注釋或參考文獻。因此，當作者自己出版文集時，又可恢復原貌。這也是收錄個人選集的另一個理由。 |
| 3. | 有些學者把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在多年後結集出版文集，其實很多文章都「經過重新寫過」（引用居浩然《十論》乙書的話）。所以，這種選集更應該收錄。（按：《十論》還有李敖的序文，文長24頁，亦可當序跋收錄） |
| 4. | 有一種選集非收不可，如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按：係舉例，與編「文化目錄」無關。此書係1994年出版，稻香出版社印行），該書選錄論文8篇，有4篇在學術刊物上刊載過，有2篇在學術會議上發表過，其中一篇會後印成論文集，另一篇未見刊行；還有2篇只在祝壽慶祝會和校慶紀念會上宣讀，均未刊行。這等於有3篇未刊稿，這種選集，彌足珍貴，如果圖書館拿來以「冊」編目，就像「暴殄天物」般可惜，唯有以「篇」編目，才能發揮參考利用的價值。我覺得這本書就可當作像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的《台灣史研究》（學術刊物）來編目。 |
以上是談「文化目錄」收論文集是一大特色，但是也由於自己疏忽（如館藏有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卻漏收）和館藏缺了不少的論文集，所以就漏收了很多不該漏的論文集（如論文集有收第五次，卻未收第一次至第四次的這種例子），這就反而成了「文化目錄」的缺點了。
幾十年來，台灣圖書館的編目員似乎未寫過一篇談台灣需要編論文集索引的文章，因為論文集以書或「冊」的方式來編目，是很難發揮功能的。我來講一個編論文集索引「胎死腹中」的真實故事。1971年5月1日，我與鄭恒雄先生同時調離期刊股，我調到採訪股，鄭先生調到交換處。有一天我到交換處去看他，他桌上擺放兩本十六開本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正拿筆在書上打勾。我問他做什麼，他說要編論文集索引，所以先看看有什麼論文集可收。那時他到館不到兩年，就有編論文集索引的想法和做法。不久，他就調到台灣分館，該計畫也就束之高閣了。
三、《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抄寫卡片之特點
抄錄卡片的規格，與圖書館的卡片完全相同。所謂抄卡片的特點，是指與他人不同的地方，有獨特的地方。歸納起來有下列幾點不同。
| 1. | 「文化目錄」都是根據中央圖書館的館藏抄的，所以「目錄」上的資料，不論期刊、報紙、論文集、學位論文或是國科會報告，都可在館內找到這些資料，只有極少數的報紙和學位論文，因館內未收藏，所以是到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補抄的。記得有些更早期的報紙，是到台灣大學研究圖書館和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抄的，當時幫忙的有現任台大圖書館的林副館長光美小姐，台灣分館是高碧烈先生。而國科會的報告是原件，放在館內閱覽組書庫，「報告」上面已蒙上一層灰塵，表示沒有人利用過；有的「報告」只有三、四張，是打字的。 |
| 2. | 「論文目錄」當初在卡片上抄篇名、作者和起訖頁次，都是先看期刊、論文集的目次頁，再根據正文中的篇名、作者和起訖頁抄；不是依據目次頁抄的。 |
因為正文中的篇名、作者、起訖頁次抄錄，有幾個好處：
| (1) | 對含混的篇名，可順便看一下內容，在附注項加按語，有助於同事分類的參考。 |
| (2) | 目次頁常漏排副題，根據正文的篇目抄寫可避免此事發生。 |
| (3) | 作者署名有時會發生正文內用筆名，目次頁用本名的情形，屆時要加按語注明。 |
| (4) | 就正確的角度來說，正文中的篇名較正確，目次頁的篇名常會有漏字、改字。據我所知，國內（中國大陸也是如此）編目錄索引者，大部分是根據目次頁抄篇名、作者和起訖頁次，所以最常見的缺點是漏掉副（標）題。 |
話說回來，中央圖書館編目錄索引在先天上佔諸多優勢，例如可以直接到書庫借書，沒有冊數、借期的限制，且可以借回辦公室抄錄，不像館外的讀者受到很多限制，為了趕時間，只好先把目次印下來，後來只能根據目次頁抄篇名、作者、卷期等。
| 3. | 「文化目錄」是一個人抄一種期刊，不是多人共抄一種期刊。抄完一種期刊後，按照卷期年月排列，如有缺期，通知有關單位補齊。而一個人抄一種期刊有幾個好處： |
| (1) | 刊名可以統一。以前編「分類索引」時，中研院各研究所出版的期刊、台灣大學的《文史哲學報》，甚至是《純文學》等，都有同一種期刊卻有三種以上的刊名出現。 |
| (2) | 期刊的期數可以統一。期刊有的用卷期，有的用總號，很多期刊既有卷期又有總號，如由同一人來抄寫可避免不統一的情事。 |
| (3) | 可適時記下刊期變化、何時休刊、停刊的情形。 |
全部單篇論文抄成卡片後，再按刊名筆畫排列，期刊的論文再按卷期順序排列，發現連載的文章併成一條，這樣可計算出每種期刊收錄的篇數。報紙也按報名筆畫排，再按日期排，連載者亦併成一條，再計算每種報紙共收多少篇。論文集亦照書名筆畫排（或按書名簡稱排），都可算出共收多少篇。「文化目錄」收錄的資料都附有收錄的篇數是一大特色。不過後來錢月蓮小姐主編第三冊歷史類時，增收方志類不少論文，所以，正文後的收錄一覽期刊部分所列收錄篇數是有增加的。如《台糖通訊》原收18篇，後增10篇。《台灣糖業季刊》原收2篇，後增3篇，即：〈台灣糖業發展簡史〉、〈清代台灣之糖業〉、〈台灣之貿易與商港──兼論台糖對外貿易之重要〉。增收《台灣茶業》，收3篇論文，即：〈清代台灣茶業貿易之史的研究〉、〈近二十年台茶貿易概觀〉、〈台灣茶史掇要〉。
| 4. | 正式進行分類時，編輯人員一個人分類一種期刊、分類一種報紙。這樣的分類方法，不易將經常在同一期刊撰稿者（如《傳記文學》、《中外雜誌》）所寫的性質相近的文章歸錯類別。最好是將性質相近的期刊（如上列兩種期刊），由同一人來分類，這一點對於編大型回溯性以單篇論文為主的論文目錄是很重要的。我以前編「分類索引」時，不知道要採用這種方法，有時把同一個作者所寫的性質相同的文章歸類錯誤，這一點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
談到抄卡片，有一事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為了抄34張卡片，花很長的時間用布擦拭書上一層灰塵污垢、書皮與書皮之間又黏起來的套書，這套書的書名是《二十世紀之社會科學》，共十二冊，正中書局1966年出版。我是1981年擔任閱覽組代主任，可以自由進出書庫，有一天無意間看到這套書，書名有「社會科學」，又不是「人文學科」，大概不會有文史哲學的論文，但因書上有一層灰塵，表示沒有人借過。於是我拿布擦拭，順便翻開目次看看篇名和作者，赫然發現是一套學術論文集，而且論文都是大題目，作者都是有名的學者，更高興的是有文史哲學的論文，每篇都是長篇大論，如羅光〈二十世紀的歷史哲學〉，有59頁；杜維運〈史學史與史學方法〉，有42頁；許倬雲〈社會學與史學〉，有33頁；李宗侗〈二十世紀之人文科學──史學〉，應屬導言性質，有4頁。這套書共抄了34篇。如今我已將收錄標準放寬，我可能再抄34篇，如果「文化目錄」第六冊能夠出版，我就把它放在第六冊的補遺。至今我仍然認為，這一套十二冊的論文集將它當套書編目，實在可惜呀！我是多麼的期待與盼望，台灣也能編社會科學論文集的論文目錄，屆時將一篇一篇的學術論文抄出來，編成目錄索引，供讀者利用。然而這套書在書庫躺了已超過四十年了，不知是否安然無恙。
另外，與卡片有關的辛酸往事，也全湧上心頭。因為「分類索引」來不及收錄報紙上的文章，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乃於1970年自費編印《中央日報近三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按：自費的原因是當時與從國外回來的機關首長除公務外，已採不合作的態度），印1,000本，先裝訂500本，精裝定價120元，平裝60元，打8折賣，總共賣不到300本，所以連印刷裝訂費14,700多元（仍保留估價單）都不夠，等於我三個月的薪水泡湯了。當時我還和妻子保證，看《中央日報》副刊的讀者那麼多，只要有一千人買就賺錢了，結果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未裝訂的都當廢紙處理。就記憶所及，杜學知、黃秀政兩教授有買；淡江大學圖書館買20本，打聽之下，是鄭恒雄先生拜託館長方同生教授的緣故，這純粹是幫忙的，不然買5本就夠了。方館長已仙逝多年，一直懷念他，感謝他！
1972年，我又要編其他報紙的索引，首先要有卡片，這時印卡片的費用已不敢向妻子開口，只好看館內那一個單位有作廢的卡片，當時恰好官書股編印的《中華民國公報索引》停刊，《公報索引》的卡片背面還可以利用，就商請官書股的張企星小姐把這些卡片送我。後來編目組林愛芳主任也知道我需要舊卡片，遇到中西文草片要丟掉的，就請黃淵泉先生（曾任國家圖書館研究組主任，主編《國家圖書館館刊》多年）通知我去取。我總是全部搬過來，但拿回來的草片，紙質軟軟薄薄的，翻快一點會連翻兩張，所以必須兩張黏成一張，黏的時候，不能太快，不然就對不齊了。這樣一千張卡片只能當五百張用。以後遇到編目組有報廢的卡片，林主任就和黃編輯說：「去問張先生要不要舊卡片。」讀者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家陽台的目錄櫃裡還保存「文化目錄」第四冊兩、三萬張這種卡片。這是一段卡片來源的故事。上面提到的一位長官（我曾在編目組服務過）、兩位同事，都已先後退休了，真是要感謝他們的大恩大德。
後來報紙索引編好了，總要設法出版，喬衍琯先生說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他有熟人，想去試試看，記得是一個大熱天，我提了一大包卡片，跟他到台北市郊的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他們看了以後，無出版意願。歸途有一點沮喪，但是想到我已獨自完成包遵彭館長的遺願，心裡沒有感到很難過。喬先生又說他認識正中書局業務處長賈亦棣先生，不妨前往一試。賈處長當面答應出版，但是既無稿費，又無版稅，出版後送一百套書（兩百冊）。書1973年出版，書名《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2冊），這是我編三冊報紙索引的故事。這三冊「索引」後來無償併入公家編輯的「文化目錄」。
四、《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之分類法（附編目）
以下針對「文化目錄」分類法的幾點說明：
（一）分類的理則
「文化目錄」其實是「分類索引」的補編、續編和新編。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文化目錄」第一冊為什麼會有「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研究」類和「文化與學術」類子目「中國文化」、「文化復興」等，這種分類不同於「分類索引」。這個問題我要說明一下。
「分類索引」是中央圖書館工作的一部分，「文史哲」是該書的內容，有關孫中山、蔣中正的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和生平傳記資料，就分到哲學類、專史類和傳記類。編「文化目錄」是由文復會提出來的，其編輯費亦由文復會支應，我認為應把有關「中華文化」、「文化復興」的文章，專設一類，我就聯想到「中國圖書分類法」總類中有「革命文庫」收錄孫文主義和蔣總統言論，後者又是文復會創會會長，所以就把「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研究」列為第一類，有關中國文化和文化復興等列為第二類，其他第三類經學類，第四類哲學類，第五類圖書目錄學類，其分類體系與「分類索引」是一脈相承的。
其中「圖書目錄學」類的「書評」、「序跋」，在「分類索引」是集中一類，再按內容細分，如「書評」再細分為哲學、經學、宗教、語言文字學、文學等十一子目；「序跋」亦細分為哲學、經學、宗教、語言文字學、文學、史地等十一子目。然而「文化目錄」則將上述二類全部打散入各學科，「書評」只保留通論的文章。
此外，屬於大類目改動的有：考古學擬收在第三冊歷史類，因考慮到第三冊篇目已過多，所以改放在第四冊專史類，但如今第四冊的出版遙遙無期，讀者只能檢索網路版了。第四冊除以專史（學科史）為主外，還有上述考古學和民族民俗學、敦煌學。第五冊為傳記類，這是考慮到篇目太多，所以另立一冊。而「分類索引」是把所有傳記人物，不論哲學家、教育家、宗教家、文學家等，均混合排列，再按朝代細分。當初不曉得什麼原因，想把佛教人物另立一類，日前承吳碧娟小姐（前國家圖書館資訊組主任）告知，佛教人物的卡片都是由陳友民先生審訂的，他主要也是根據圖書分類法中宗教類下的佛教人物傳記而分。
以上是對第一、五冊分類的說明。
（二）篇目多，分類較細
「文化目錄」因各類篇目較多，所以分類較細，這是必然的道理。以第二冊語言文字和文學類為例。語言文字類有「語文教學」子目，「分類索引」收48篇目，未加細分；「文化目錄」收583篇目，所以細分為下列子目：
語文教學
一、國語文教育
（一）國文、國語之辨
（二）提高國文程度
（三）語文教學法
（四）語文教育問題與改革
二、語文教材編訂
三、蒙求讀物與小學語文教育
四、中學語文教育
（一）國民中學
（二）高級中學
五、大學語文教育
六、海外語文教育
再以第二冊文學類為例，「分類索引」收錄《紅樓夢》137篇目，未加細分；「文化目錄」收739篇目，細分為十二子目：通論、作者、續書、版本、脂硯與紅樓夢、寫作技巧、紅樓夢的人物、紅樓夢的詩詞曲、紅樓夢的語言、紅樓夢的文物考證、紅樓夢的海外研究等。這些類名都是根據論文內容自訂分類表。
最近買到鄺健行、吳淑鈿合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目錄：1950-2000》，收明清古典小說760篇目，均未細分，不像「文化目錄」的古典小說先分為明、清兩類，明代小說六種，清代小說八種，均單獨標目，各另加「其他」一目。這樣的分類，對讀者的資料檢索是很方便的。（按：第二冊由王國昭先生主編，劉美鴻小姐助理編輯。）
（三）運用短句型類名
歷史類論著目錄出現短句型類名，是近二、三十年的事。1957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1900-1937）（科學出版社），出現短句型類名，如：中國歷代民族遷徙與移殖，金石學著錄、考釋與研究，五四以來之中國學生運動等。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第二編（1937-1949），在中國現代史方面出現很多短句型的類名，句子長的有24字，因涉及國共政治鬥爭史，類名頗為敏感，此不列舉。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第三編，連大類類名都很長，如：歷史人物評價及人物傳記，考古學和物質文化史等。台灣的史學論文目錄，在類名方面，有較大的突破，即不受傳統分類表類名限制的，首推「分類目錄」第三冊歷史類，這一冊由錢月蓮小姐主編，全書收23,000多篇目，近900個類名（約893個類名，不含參見類名），其中短句型類名約有129個，如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南海政策，五四運動之檢討──評價與影響，抗戰期間日本對華之和平謀略，日人統治政策與台灣之開發，台灣研究資料及文獻整理、研究成果趨向、論著評介等。這種短句型的類名，對讀者檢索資料，準確性很高。說實在的，有些短句型類名收錄的資料，就可以寫一篇論文了。現在常看到有些讀者輸入幾個關鍵詞，瞬間就下載了一、二百筆資料，過濾以後，只剩下幾篇才是真正需要的。
這一冊「文化目錄」的分類表，還有一大特色，即共有近二十個「參見」、「見」，就是圖書館編目用語「參照」，都屬於類名參照。有參見第二冊的，如民國史的「啟蒙運動」（白話文學、新文學運動見第二冊）；也是民國史「國共和談」（參見第四冊中外關係史中美部分）；談台灣詩人的就參見第五冊傳記類。
我個人不擅長分類工作，講得不對的地方，請指教。
由這一冊的分類表，使我想起包館長在世時和我講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他說圖書館員的人事升遷，如能編一本回溯性專題（或學科）論著目錄，分類很科學，分類表有創見，就可以代替一本學術著作，提升等要求。包遵彭館長這種看法，是值得教育部有關單位處理國家圖書館同仁升等時去認真思考的。
（四）《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編目
談篇目的著錄，是屬於編目工作。「分類索引」對連載的文章都是照錄，連載幾期、幾天均照錄，如：耘農〈黃膺白先生年譜初稿〉乙文，連載86期，篇名照抄錄86次，含作者、刊名、卷期、年月、起訖頁次，都抄錄86次；「文化目錄」凡是連載的文章，都全部併為一條，如上述乙文就寫成「黃膺白先生年譜初稿 耘農 18:1-32:3 1960.1-1967.3 〔438〕」，就是將起訖卷期、起訖年月連起來；〔438〕表示連載文章的總頁數。這樣的改變有兩個理由，一是省篇幅，可省85行。二是有人認為注明起訖頁數的目的是告訴讀者那一篇文章出現在第幾頁，便於查尋。而我的看法是，起訖頁數是代表文章的分量，如果是同性質的文章，除先選擇學術期刊或作者外，應看分量，10頁或20頁。所以，起訖頁數只是指出位置而已，並不那麼重要，這一點看法，會有不同意見，不妨大家來討論。
在著錄方面還存在一點小缺失，應加以改進，即第五冊傳記類有幾篇是將報紙的「社論」當作者，這是錯的，作者項應空白或寫報名，「社論」二字可在篇名後加括號寫上表示。
五、《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之編輯缺失
編二次文獻，不論是編書目或論文目錄，都會漏收資料。編書目，較不會發生漏收，因為圖書館都是以收錄圖書為主，除非編大型回溯性書目，就有可能會漏收。目前有一個單位正在籌編作家作品目錄，時間回溯到20、30年代的作家作品，一定會有漏收。如果是編製以收錄報刊或論文集中的單篇論文為主的大型回溯性目錄，漏收的情事，是無法避免的。很簡單的道理，新期刊不斷創刊，壽命都不長，不是常聽到有句話說：要害一個人就勸他辦雜誌。但是，還是有人前仆後繼，又有新期刊誕生。戒嚴時期，常有期刊被查禁，不易蒐集齊全。各大學有校刊，各系有系刊，學生的作品居多，也有老師的文章，這麼多刊物都收錄嗎？1970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台灣區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中央圖書館編印），基本上是不收大學的系刊（只收台灣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部分）。還有，中央圖書館館藏中文期刊都收錄嗎？或只收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綜合性期刊呢？馬景賢先生有一次特別提醒我要收錄《金融新聞》，我說該雜誌連封面紙都是用普通紙張，每期頁數也不多，會有文史的論文嗎？他說該雜誌討論「台灣紙張溯源」的文章，從來沒有人研究過，雖然一期只刊載一頁，還是要收錄。當然，館藏中文期刊全部收錄是不可能的，因為編「文化目錄」有時間、人力、經費諸多限制。
再說論文集，有些紀念性的特刊或會議論文集印量少，有些是非賣品，沒有及時蒐集，以後就困難了。經常逛舊書店的朋友都知道，這些灰色文獻不好找，又都是標高價的。圖書館收藏很多個人選集，也不可能全部收錄，只能收錄一部分，在選與不選之間，由我個人主觀認定，未開過會討論；如果要開會來決定，屆時一定不只收205種而已。
由以上坦誠的說明，歸納出漏收論文的原因，有下列兩點：
| 1. | 館藏期刊（含報紙）、論文集不全。 |
| 2. | 即使館藏有此刊物或論文集，因未納入收錄範圍，自然就漏收一些文章。 |
陳邦祥先生〈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乙文，說缺點之一是「頗有缺漏」，其原因在此。
一定有讀者質疑，出版法明文規定出版品於出版發行時，應送國家圖書館一份，館藏怎麼會不全呢？事實上，大學出版的學報（含學生編的刊物）或學術機關、學會的出版品和灰色文獻，並不受出版法的約束。出版法不是萬靈丹，何況還是有些不遵守出版法規定的出版社和雜誌社。所以，還是要靠館員主動地從不同的管道去徵集，才能使館藏完備齊全。
論文漏收的原因還有下列幾點：
（一）涉及學問功底淺，缺文史學科背景，造成論文的漏收
學科目錄由學科專家來編，較不會漏收論文，尤其是涉及有四、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史哲學論文目錄，交由缺文史背景的人來編製，肯定會漏收論文。當然學報和學術期刊論文不會漏收。問題是很多普通期刊和綜合性期刊，都會有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全部收錄就不會有漏收的問題，但問題是在人力上、時間上都不允許大量收錄，一定要選擇性收錄，卻又未訂有詳細的收錄標準。例如，收錄書的序跋，那麼期刊的發刊詞和停刊的話，這種文章是不是也相當於一種期刊的序跋，但是120,000萬篇目中，沒有收一篇發刊詞。由於大部分由我承擔選期刊、選文章的責任，乏人共同商討，所以一般期刊的篇幅較長的和有名作者的文章都會收錄；如果遇到文章只有一、兩頁，又不是有名的作者，就有漏收的可能。（所以有人戲稱編論文索引的人操有生殺大權）收錄時有時只看篇名，覺得與文史無關，就未收錄，並沒有去看內容；有時只看頁數，一頁的可能就不收，像《金融新聞》如果不是馬景賢先生建議，說該刊每期有一頁談台灣造紙的歷史的文章，我是不會收錄《金融新聞》這種每期只有二、三十頁的期刊。
舉一些實際的例子，宗教史（在第四冊，未出版）的文章收1,580篇，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感覺不應該只有這麼少。第五冊的傳記類，佛教人物從魏晉南北朝到民國共收490篇，竟然沒有一篇是弘一大師生平的文章。再說論文集，佛教方面只收兩種：釋樂觀的《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和《道安法師七十歲紀念論文集》。所以，我的結論是，像「文化目錄」性質的工具書，還是交由文史哲的朋友來編製較不會漏收相關論文。
（二）涉及偏見而漏收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在年輕時就是有名的學者，曾任浙江大學史地系系主任，來台後曾任教育部長，有一次聽宋晞教授說「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是他一手促成的，1955年左右曾在學校禮堂聽過他演講，恂恂學者，令人印象深刻。
1971年2月聽他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遵彭廳講述包館長生平往事，聲淚俱下，台下聽眾無不動容。而編「分類索引」時，有收錄《中國一周》，選文章時發現幾乎每一期都有張其昀先生的文章，也都與文史哲學有關，但是篇幅都很短，有的只有一、兩頁。當時潛意識裡就覺得不能全收，後來如《教育與文化》也有很多他的文章，也未全收。結果「分類索引」出版後，統計作者索引的篇數，他的文章共收213篇，排名第一。日前據《張其昀先生文集》第25冊或第26冊附錄張其昀先生著作年表和「文集篇名索引」加以核對，才知道漏收者太多太多了。現在將部分遺漏的傳記類文章補錄如下：
| 〈 | 自述治學與著述的經過〉，《台灣新生報》，1953年12月5日。 |
| 〈 | 自述著述的經過〉，《中國一周》190期，1953年12月。 |
| 〈 | 三民主義的鬥士──崔書琴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中國一周》430期，1958年7月。 |
| 〈 | 六十自述〉，《自由談》12卷2期，1961年2月。 |
| 〈 | 追思徐思平先生〉，《中國一周》586期，1961年7月。 |
| 〈 | 教授的一段生活〉，《中國一周》677期，1963年4月。 |
漏收徐復觀的文章，也是出於一種偏見。因為覺得他的文章又長又多，文史哲的領域都有涉及，書名又有「學術與政治之間」，且生平認為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兩者之間無灰色地帶，缺乏模糊空間，又一天到晚和人發生筆戰，文章和演講好像都咄咄逼人。所以，潛意識裡也是不喜歡他。（在編目錄索引的那個年代，不喜歡的人還有胡秋原先生，現在我都很尊敬他們，常閱讀他們的著作）不過有一次到南港中研院史語所看屈萬里館長，他坐在一張破舊的籐椅上，我就問他，徐復觀教授的學術見解有無道理，他的學問真的那麼淵博嗎？不然怎麼敢和學術界各界打筆戰。屈館長慢條斯理地說，他對思想史也好，儒家也好，古典文學也好，甚至經學也好，只要鑽研一段時間，就會有他的見解。他下筆很快，辯才無礙。最近檢查「文化目錄」的論文集，發現有四本選集應收而未收：《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集，《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文學論集》，《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漏收期刊論文部分：
| 〈 | 曾家岩的友誼──我個人生活的一個片斷〉，《民主評論》16卷17期，1965年11月。 |
| 〈 | 有關熊十力先生的片鱗隻爪〉，《中華雜誌》78期，1969年。 |
| 〈 | 張教授丕介墓志〉，《人物與思想》40期，1970年7月15日。 |
| 〈 | 我的母親〉，《明報月刊》，1970年3月。 |
| 〈 | 我的父親〉，《明報月刊》，1973年3月。 |
漏收報紙論文部分，都是登刊在香港《華僑日報》，計有6篇。
| 〈 | 王季薌（葆心）先生事略〉，1956年5月。 |
| 〈 | 悼念熊十力先生〉，1968年7月。 |
| 〈 | 黃震遐先生之死〉，1974年1月22日。 |
| 〈 | 悼魯實先教授〉，1978年1月17日。 |
| 〈 | 悼唐君毅先生〉，1978年2月1日。 |
| 〈 | 遠奠熊師十力〉，1979年3月27日。 |
（三）漏收早期政治敏感性期刊的文章
這類期刊有《自由中國》和與青年黨、民社黨有關的刊物，如《民主潮》、《民主社會》、《民主中國》、《新中國評論》、《時與潮》。以《自由中國》來說，刊載於1959年1月的社論〈本刊的十年回顧〉乙文（實為夏道平撰寫的）為期刊史史料，未收。殷海光的重要文章〈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乙文（刊登於21卷1期，1959年7月），亦未收錄，包括1956年10月出版的蔣總統祝壽專號，胡適等人撰寫的文章，均未收錄。
第一冊「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研究」類，共收3,667篇目，未收錄上列6種期刊中的任何一篇相關文章，這一點請求讀者諒解。當初也不敢收錄香港的《明報月刊》，退休前抄寫其中與「文化目錄」主題有關的文章1,053篇，準備有機會出版第六冊時，當作附錄（補遺）。
50年代創刊的《文星》雜誌，自49期起由李敖主編，旋即發生「中西文化論戰」，很多學者與平面媒體都參與這場筆戰。《文星》成為非政治性（屬於思想性、文化性）的敏感期刊，演變到後來，一些敏感性的文章不敢收錄。如果讀者看完李敖著《文化論戰丹火錄》（本書可當作一部「中西文化論戰」的專題目錄兼解題目錄，收在《李敖大全集》第3冊，榮泉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共266頁）乙書，就知道「文化目錄」第一冊關於「中西文化論戰」的文章，漏收有多嚴重。最後演變成與李敖有關係的，都要考慮是否收錄，如他人寫李敖著作的書評和談李敖生平的文章。這兩方面的文章，估計在40到50篇之間，但「文化目錄」談李敖作品的書評只收兩、三篇，談生平的文章只收5篇。讀者只要看梁實秋等著《說李敖長，道李敖短》（天元圖書公司，1986年）和唐德剛等著《都是李敖惹的禍》（四季編輯部，1980年）二書，就知道這兩部分也是嚴重漏收。連帶李敖自己寫的文章也會漏收，如收了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星》52期，1962年2月），卻未收續篇〈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文星》54期，1962年4月）。
（四）數張卡片錯放到其他卡片櫃而漏收
「文化目錄」四冊出版後，在清理目錄櫃時，發現有幾張漏排的卡片。今補列如下：
| 黃 | 六平〈王氏讀書雜誌訂〉，《大陸雜誌》32卷4期，1966年2月，頁14-19。 |
| 于 | 大成〈文子剽竊淮南子與文子佚文考〉，《思想與時代》139期，1966年2月，頁42-44。 |
| 許 | 逖〈兼愛思想與博愛思想原始意義之異同〉，《思想與時代》140期，1966年3月，頁2-8。 |
| 孫 | 旗〈評介《泥窪的邊緣》〉，《暢流》9卷2期，1954年3月，頁25-26。 |
| 天 | 明〈《茫茫長夜》（常茵著）評介〉，《台灣日報》，1976年8月25日，9版。 |
| 丁 | 善雄〈漢代至黃庭堅的傳統觀〉（英文，附中文摘要），《師大學報》22期，1977年6月，頁499-526。 |
以上談四點漏收的原因，感覺好像在寫編目錄索引的懺悔錄一樣，期待得到諒解。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出版之後的迴響與書評回應
1982年「文化目錄」第一冊出版，同年6月29日劉兆祐教授首先在《中央日報》發表第一篇書評：〈三十年來學術界的智慧結晶──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文章先指出7種西方和日本出版研究中國的二次文獻，接著提到國內已出版的幾種這類工具書，最後以一半的篇幅介紹「文化目錄」的編輯緣起、各冊內容、資料收錄的「三不」和「三要」，和編輯過程及體例上的三點特色：
| 1. | 編輯嚴謹：如歸類（分類）時都請學科專家審訂。 |
| 2. | 文獻豐富：除收錄期刊和報紙論文外，兼及論文集論文及學位論文。 |
| 3. | 體例完備：如對疑義的篇名加按語，對平行主題的論文，做分析片，歸入有關各類，將來最後一冊有輔助索引。 |
文章結論希望能配合「文化目錄」的出版，續編以專書為主的「中國文化研究專著目錄」。
四年後（1986年6月24日）劉教授在《聯合報》撰文〈圖書館事業再認識──國立中央圖書館向新里程邁進〉，期許即將搬遷到中山南路的中央圖書館，「除了繼續增加藏書外，使它更能成為推動學術的一雙有力的手，更積極的為學術界提供新資訊」。文章中肯定中央圖書館「編輯出版《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之類的工具書，以服務學術界」。文章提到「學術」一次，「學術界」兩次，我個人的解讀是中央圖書館應走向學術圖書館之路。這個看法與首任館長的看法是完全吻合的。喬衍琯教授著《古籍整理自選集》（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最後一頁（即頁332）有「慰堂師（按：即蔣復璁館長）說過，中央圖書館是學術圖書館」，以及最後兩行的文字是「鼓勵同仁進修，使館內以至館外的刊物、出版品中，能出現更多的同仁論著，也惟有館員能具有相當水準，才能充分服務學術界，成為名實相符的學術圖書館。」短短兩行，又提到「學術」、「學術界」各一次。我個人進一步的解讀是，圖書館應編製更多的學科或專題論著目錄，為學術界服務。
劉教授的書評發表後一年，1983年6月林慶彰教授撰〈《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評介〉乙文，刊登於《書目季刊》17卷1期，文長近六千字。文章首先介紹「文化目錄」之內容，接著提出「文化目錄」的三個優點：
| 1. | 涵蓋面廣。除收錄學報和學術期刊外，兼及大學校刊和系刊，報紙兼及社論、專欄等。 |
| 2. | 態度嚴謹。以編輯體例來說，對論文篇名字義不足以顯示其內容者，都在篇名後以括弧加注按語。著錄特色，如把連載論文併為一條目後注其總頁數。 |
| 3. | 分類詳盡。文章中舉例分類繁簡適中。 |
文章亦就已出版的第一冊所見，指出兩個缺點：
| 1. | 類目有可斟酌者，如分類方面，「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二類，為了檢索方便，宜合併。至於「圖書目錄學類」中的「考證」一目諸文應按內容性質歸入各類。 |
| 2. | 分析片稍欠詳盡，指仍有甚多論文未作分析片。在著錄方面，有數篇學位論文皆無頁數。 |
文章最後林教授對「文化目錄」之編印有三項意義：
| 1. | 「文化目錄」為圖書館界與學術界合作編書之佳例。 |
| 2. | 呈現近三十年研究中國文化之總成果。 |
| 3. | 聲討中共摧殘文化的最佳利器。 |
林慶彰教授是國內唯一多年來一直不停地大聲呼籲重視編製工具書、教學嚴格、要求學生一定要熟練利用工具書、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近二十年來，在忙於研究、教學和兩岸學術交流外，還親自投入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七冊、《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一冊、《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一冊（全書878頁），95年10月剛出版《晚清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全書865頁），總共十大冊。在國際漢學界能創造出這種佳績的，只能用奇蹟來形容。林教授曾實際參與「文化目錄」第一、二冊的審訂工作，對「文化目錄」的缺點從輕發落，真是又感激，又慚愧。
1984年初，突然接到在學術界已沉寂多年，即自1971年在《圖書館學報》11期發表〈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補證〉（頁205-226）後，未見再發表文章的老同事梁子涵先生從士林寄來《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書評，10張稿紙，約五千多字。文章開頭講國家應重視學術文化，應重視文獻之保存、編目、研討；其次，介紹「文化目錄」正文前之序文、凡例，正文後之輔文（如收錄期刊一覽）。文章第二部分介紹「文化目錄」之內容，第三部分介紹上述劉、林兩教授書評之內容，第四部分才是梁子涵先生的三點看法：
| 1. | 本目錄所收的論文，及附錄一覽表中所收期刊、論文集、及報紙等，併是異日纂修國史時的史料，其體例尤為纂修藝文志的參考。論文的體例，雖似近代的事，其實自古即有，故於文集方面，亦有篇目索引的，而今後史家纂修藝文志或經籍志，必因事實的需要，能有所改變的，以論文代專著。 |
| 2. | 促進國人自創圖書分類──我國最古的分類法，就是劉歆「七略」的分類法，因與印度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按：英國學者稱為接觸──Culture Contact）的結果，我國圖書分類法，曾發生巨大的變革。如今有五分法及七分法之偶然出現，隨後四部分類法遂起而代興。中西文化涵化之始，圖書分類法亦多譯自西書分類法，等待自己的新文化體系建立起來，必須自己也會產生新分類表，本書完善的分類表，堪為後世國人自創分類表的楷模。 |
| 3. | 從另一方面來看，本書又恰好是近三十年來學人的著述目錄。本書第六冊是著者人名索引，若就其人檢其著述，一一排列起來，正好是個人的著述目錄。 |
以上是摘錄部分書評內容。梁先生的大作《中國歷代書目總錄》，在大學求學時，即知此書列為「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一輯第一本，是一本書目的書目。到圖書館服務後，進一步知道他是多方面的文獻學專家（含天主教文獻）。由於剛踏出校門不久，不敢高攀大學者，又因忙於目錄索引的編輯，錯失很多請益的機會，如今悔之晚矣！唯目睹此書評稿，疑為先生在世最後的一篇手稿，彌足珍貴！盼望有機會能將全文刊出，以饗讀者，也可告慰先生在天之靈。（按：先生於1988年3月5日往生）。
1986年7月曾實際共同參與編輯工作的王錫璋兄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卷7期發表〈《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編後記〉乙文，約七千三百字。文章內容分幾部分：包括「文化目錄」編輯緣起、參與者、編輯詳細過程、五點特色等。在編輯過程中提到1981年2月間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先生、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蔣復璁先生及執行秘書王壽南先生、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人兼總編輯朱建民先生及總經理張連生先生和中央圖書館王振鵠館長共同蒞臨位於青年大樓二樓的「文化目錄」編輯室，觀看所分類的120,000多張卡片，並與所有參與編輯工作的同仁舉行一次座談會，除對編輯業務予以指導外，並討論爾後之出版印行問題。「蔣復璁先生曾在會中叮囑編輯同仁應特別注重地方志的資料，並且希望中央圖書館能成立一個索引組，專門編輯各種索引，以服務讀者，尤其這種中國文化論著的目錄索引，更需要有專門單位賡續不斷地編下去，才具成效。王振鵠館長則言中央圖書館以後新館成立後，有考慮成立研究輔導組，專門編印目錄、索引及其他工具書。」文章最後提出「文化目錄」的五大特色：
| 1. | 本書五大冊十二大類，其中專史類涵蓋各學科之史的研究，故本書除文史哲學者外，對研究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的學者頗有參考價值。 |
| 2. | 本書收錄資料的種類，計有期刊、報紙、論文集、國科會研究報告、博碩士論文等。其中期刊、報紙的資料，較易掌握，且國內編輯的也較多。而論文集、博碩士論文、國科會研究報告比較少有整理。而論文集在圖書館都當作書處理，因此裡面的單篇論文如果不曾在報刊發表過，就不為一般期刊、報紙索引所收錄而致湮沒了。故本書計收205種論文集，相信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其他國科會研究報告、博碩士論文在圖書館通常被當作圖書整理而歸入書庫，本書將這些資料收錄，以配合一般論文，將可便利許多讀者。 |
| 3. | 本書類目分類相當詳細。例如以「蔣公思想」這一小類而言，即再細分為通論、哲學思想（又再細分為力行哲學、心物觀……等細目）、宗教思想、科學思想、教育思想、社會思想、經濟思想、政治思想、法治思想、國防思想、歷史觀、文藝思想等幾個細類。此種詳密的分類系統，對作精深研究或較小主題論文寫作的讀者，將更方便利用或更具有參考價值。 |
| 4. | 本書對各論文篇目的著錄和處理方式，儘量依照圖書分類編目的精神──包括(1) 對篇名不足顯示其內容的，則在篇名後加按語或說明。(2) 每篇著錄儘量詳細，不僅列出著者，有譯者、筆記者、校訂者等亦加以列出；重要傳記人物且偶加籍貫、字號，以提示讀者。(3) 如篇目有論及兩個主題以上的，則另作分析副片；如篇目內容性質可歸入兩類的，則另作互見副片；使較複雜的篇目內容，因副片的延伸而不致遺漏。 |
| 不過這是張錦郎先生多年編輯索引經驗的累積，而編輯同仁也能體認這些方式雖然會增加很多麻煩，但為了使讀者儘量不致見了篇目而不知其內容，也為了發揮明朝目錄學家祁承苮編製目錄的「通」、「互」精神和清朝章學誠所創的「互著」、「別裁」的方法，還是不憚其煩的這樣做，相信這也較能方便使用者。 | |
| 5. | 本書對同一類目下的論文，儘量添製標題而分得更細，但有些內容相同或相近的，如果只有幾篇而已，實在不便再立標題歸成一個類目，但如果照篇名或作者排，這些內容相近的勢必又會分散，因此排片時，雖不立標題，但仍將其排在一起。同時，有很多小類的論文目錄，因其性質特殊，為了考慮與較大類目的分類順序配合，也不得不按一定的順序排列。這些都是考慮實際情形而不呆板地按篇名或著者筆畫排，使同類或性質相近的篇目，即使沒有標題的設立，也能排在一起或按合理的方式排列。當然，也有部分的情形是要按筆畫順序排的，也就按筆畫順序區分前後。讀者在翻檢這部書時，將會發現排片是頗具彈性的，所以無法向各位說明同類之下到底是以什麼順序排列的，但相信這種彈性是有利於讀者查檢資料的。 |
文章結論提到同仁編這部「文化目錄」，「無論在收錄資料的範圍和編輯方式，都儘量朝著『求新』、『突破』的方向努力，為了慎重其事以及因為編輯同仁平常各忙於自己公務的原因，使得編輯的速度和出書的時間都不能符合原先的計畫。」文章最後也是希望中央圖書館能成立專門單位，有專門人員繼續編輯以後五年、十年的論文目錄，「更希望它能像《東洋學文獻類目》一樣，也能收錄有關中國文化的圖書及其他著作，使中國文化的文獻整理，能更為完備，更為充實。」王先生這篇大作也寫出工作同仁的心聲，我們都非常感激他。我覺得這套「文化目錄」如果沒有他們賢伉儷（吳碧娟主任）的參與一定是編不成的，有他們賢伉儷的參與，才能避免或減少很多缺失。
「文化目錄」四冊出版後，2001年陳邦祥先生在林慶彰教授主編《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乙書，發表37頁，文長二萬三千字的巨作：《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評介。論文大綱如下：
| 1. | 編排方式暨內容大要。 |
| 2. | 編輯記事。 |
| 3. | 目錄溯源。 |
| 4. | 先前學者的評述。（指劉兆祐、林慶彰兩教授的書評） |
| 5. | 參與師長的回顧。（師長指劉兆祐、林慶彰、王國良三教授） |
| 6. | 目錄的評論。（分六優點：(1) 案語說明，輔助檢索。(2) 著錄子目，內容清楚。(3) 加注說明，文獻充足。(4) 互見方法，不致疏漏。(5) 作者索引，方便查詢。(6) 附錄完整，補充說明。也分六缺點：(1) 分類歸類，似可斟酌。(2) 成於眾手，頗有缺漏。(3) 多用簡稱，造成困擾。(4) 出處標明，省稱簡字（如漏寫副標題）。(5) 凡例太多，複雜繁瑣。（按：凡例約六千餘字）(6) 篇幅太大，時有訛字。） |
| 7. | 對後來專科目錄的影響。 |
| 8. |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網路版。 |
| 9. | 結語。 |
其中第六點目錄的評論，有18頁之多，佔全文37頁的一半篇幅。優點約8頁，缺點則有10頁。作者指出的缺點部分，如第一點所提「目錄學」中「收藏目錄」中「四庫全書有關書目」，可併入「圖書學」中的「叢書」類。第三點的簡稱過多的困擾問題的批評，都可以改進。我常說編這些文史哲學的目錄，是為讀者而編，讀者認為如何分類較好，較適合讀者的需求，我都舉雙手贊成。第四點指出漏〈四庫餘聞〉的副題「歐洲人著述補正」，應當改正。我們當初都是根據正文抄篇名，不應該有這種疏失。至於連載文章為什麼要併為一條，在前文已有說明，此不贅述。第六點指出「時有訛字」，例如將祝秀俠〈百年來對四庫全書續修……〉誤印為〈兩年來對四庫全書續修……〉，「百」字誤為「兩」字，一字之差造成陳先生在「文化目錄」網路版找不到祝秀俠這篇文章，也造成他人編目錄時引用錯誤，敬向陳先生和讀者致歉。
現在解釋第二點「頗有缺漏」的問題。雖然陳先生在文章結論中說「任何一本目錄都會有漏收的情形，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漏收」是屬於「頗有缺漏」，不論編那一類型的二次文獻，都是不好的、不對的。陳先生著墨較多的地方正是在漏收部分，共有五頁的篇幅。陳先生大作的原文是：
以下筆者主要以林師慶彰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第三編「四庫學」，來對照「文化目錄」中「叢書」類下的「四庫全書」類，可以知道它漏收的情況。（見《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頁178）
下面列出《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第三編「四庫學」中所有（按：這一類有984篇）而「文化目錄」中「叢書」類下的「四庫全書」類所無的40篇篇目。（按：這一類收56篇，則與陳先生在《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頁182「七十餘篇」不合。似應再包括「文化目錄」第一冊「目錄學」類下的「收藏目錄」的子目「四庫全書有關書目」，所收22篇，兩者合計78篇，這樣才能與陳文「七十餘篇」吻合。）
陳文將漏收部分，依《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的篇名流水號順序排列。（按：所列流水號有兩個「0860」，〈景印四庫珍本緣起〉應是「0859」才對）。其中流水號「0553」與「1122」，作者、篇名等均雷同。所以漏收計有39篇。因此，陳文說：
以上只是筆者粗略的比對，也許還有很多疏漏之處，但以「四庫全書」以及有關書目兩類計七十餘篇的論文來比較，漏收了三十餘篇，佔了四成，不能不說它漏收的情況不嚴重。（《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頁182）
如果是根據我的計算結果是78篇中漏收39篇，漏收率是50%，陳文則說是佔了四成，不論是四成或五成，都是嚴重的漏收。
不過我把漏收的39篇，詳細核對「文化目錄」第一、二、三、五冊後，結果如下：
| 1. | 真正漏收的有5篇。 |
| 2. | 把連載14次的文章，有收12次，但漏收2次也算漏收的話，則漏收6篇。 |
| 3. | 報紙副刊方塊太多了，「文化目錄」除重要者外（如言曦在《中央日報》寫有關談新詩的方塊），原則上是不收的，則彭歌〈世界最大的事〉，不屬於漏收的話，加上失收兩次也不算漏收的話，計漏收4篇。 |
根據上面三種情況核算結果，漏收率有三種，分別是5%，6%，8%均是在一成以下。現在把39篇逐一說明如下。每一篇注明的項目，包括《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的流水號、作者、漏收或未漏收，如未漏收則注明在「文化目錄」的冊數及流水號，或說明不在收錄的範圍等。
| 0413 | 吳顯齊 不屬「文化目錄」收錄範圍。（按：《世界月刊》1946年11月創刊於上海） |
| 0414 | 卜月回 不屬於「文化目錄」收錄範圍。（按：《中央日報》1947年仍在中國大陸發行） |
| 0415 | 費寅 不屬於「文化目錄」收錄範圍。（按：《圖書展望》是浙江省立圖書館的館刊） |
| 0426 | 楊家駱 漏收。原載《青年戰士報》。 |
| 0428 | 彭歌 漏收。原載《台灣新生報》。（按：「文化目錄」原則上不收錄報紙副刊的方塊文章。又按：「文化目錄」收「圖書目錄學類」） |
| 彭歌的「方塊」文章有兩篇：〈如何選擇參考書〉、〈初學必讀古籍簡目〉。 | |
| 0433 | 彭國棟 「文化目錄」未收錄彭國棟個人選集《藝文掌故三談》。 |
| 0434 | 王樹楷 「文化目錄」不收專書。《四庫全書簡論》為專書，1974年8月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初版。 |
| 0435 | 田峻承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274。 |
| 0436 | 陳彬龢、查孟濟 不屬於「文化目錄」收錄範圍。（按：《中國書史》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文史哲出版社係影印本。） |
| 0510 | 殷豫川 漏收。原載《春秋》。 |
| 0515 | 林熙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五冊流水號506743。 |
| 0516 | 林熙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五冊流水號506742。 |
| 0548 | 王樹楷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807。 |
| 0552 | 許文淵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827。 |
| 0553 | 盧孝齊 與1122重複收錄。（按：「文化目錄」期刊部分只收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的《圖書館學刊》，未收錄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的同名刊物。見「文化目錄」收錄期刊一覽。） |
| 0609 | 淳穆 不屬於「文化目錄」收錄範圍。（按：該文刊載的《文物週刊》係1946年10月13日創刊於上海） |
| 0612 | 梁子涵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981。 |
| 0614 | 費海璣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6050。 |
| 0615 | 裘開明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9230。 |
| 0679 | 劉昌詩 不屬「文化目錄」收錄範圍。（按：劉昌詩乃宋朝人，其作品《蘆浦筆記》屬善本書） |
| 0680 | 任長正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二冊流水號217566。 |
| 0681 | 李宗侗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二冊流水號217564。 |
| 0720 | 李符桐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152。 |
| 0860 | 王雲五 （按：流水號應為0859）。「文化目錄」未收錄王雲五文集《岫廬論學》、《岫廬序跋集編》，所以未收此文。 |
| 0860 | 王雲五 漏收。（按：「文化目錄」有收〈景印四庫珍本第二集序〉，第三至第九集序文均有收錄，獨漏第一集序，承陳先生細心地發現我們不該發生的疏失，真感謝。此缺失校對時亦可避免。） |
| 0954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258。 |
| 0955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297。 |
| 0956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5626。 |
| 0957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二冊流水號215528。 |
| 0958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三冊流水號309795。 |
| 0959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五冊流水號500229。 |
| 0960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07078。 |
| 0961 | 楊家駱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300。 |
| 0962 | 楊家駱 漏收。原載《中國一周》。 |
| 0993 | 佚名 「文化目錄」不收報紙上的新聞報導。 |
| 0997 | 佚名 「文化目錄」不收報紙上的新聞報導。 |
| 1003 | 吳哲夫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302。 |
| （按：《幼獅月刊》47卷3期出版於1978年3月。陳先生誤把出版年寫成1987年。） | |
| 1121 | 王國良 未漏收。見「文化目錄」第一冊流水號118816。 |
| 1122 | 盧孝齊 見0553。 |
| 1270 | 故宮文獻處 此文在《圖書季刊》連載14期，「文化目錄」收12期，漏2期未收。「文化目錄」收錄期刊一覽，關於《圖書季刊》竟然未收4卷2期，這是不該發生的缺失，也不該漏收4卷1期的文章。由於陳先生的書評，才知道自己的疏失，特此感謝。 |
陳文也提到凡例太多、太長的問題。這是事實，約六千字。原因是受到兩個人的影響，一是包館長，他有一次跟我說，看一本工具書編得好不好，就看它的凡例寫得好不好。當時以為凡例寫得長是好工具書的必備條件。「文化目錄」的凡例是在開始編目錄時，同步進行的，只要想到將來可以當做凡例的材料，就隨時隨地記在卡片上，一年後累積了幾百張卡片（卡片俱在），後來就根據和運用這些卡片，整理出幾千字的凡例。另一個人是喬衍琯教授，他有一次跟我說，他看過最多、最長的凡例是楊家駱先生編的一本工具書（已忘了書名），有好勝心個性的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寫一篇很長很多的凡例。凡例太多、太長固然沒有必要，但是像中國大陸出版的重要工具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大辭典》、《漢語大字典》等，凡例過於簡略（只有一、兩頁），也是欠妥的。
陳文也提到第六冊作者索引的編排問題，因為這一冊未出版，陳文僅能根據凡例第十五條提出討論。對於這個問題，如果今天再由我來編的話，我會推翻或打破傳統的作法──只有在作者姓名後加篇名代號（流水號）。我會對作者有超過十個以上的篇名代號者加括號注明該篇的內容關鍵詞，如：史記．管晏列傳、七七事變、《紅樓夢》、《濁流三部曲》、台北．艋舺等。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是因為看到前文提到「分類索引」的作者索引中，張其昀的部分有兩百多條篇名代號，如要查某一篇文章，要照號碼逐頁查找，太麻煩了，如加注關鍵詞，則可節省查找的時間。
陳文也提到凡例第十六條關於分別以本名、筆名發表文章（如史君美即唐文標，尤治平即胡秋原，碧屏即蘇雪林等），作者索引應將本名、筆名合併一條的問題，由於第六冊的出版，遙遙無期，我希望「文化目錄」網路版即可著手進行這件事。
以上是對陳邦祥先生的宏論高見，提出幾點說明，如有欠妥的地方，敬請海涵並指正。先生為了這篇二萬三千字的書評，一定花了很多寶貴的時間，或許也影響了先生的研究工作。但是，對於我們編目錄索引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督促，真是感激萬分。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與《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編製之關係
談編製「文化目錄」的心得，不能不先從編製「分類索引」談起。因為後者兩萬多筆篇目都併入前者，兩者的分類架構和編輯體例大致相同，我同時參與這兩種目錄的籌劃和執行編輯。兩者關係密切，讀者可參見陳邦祥〈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乙文（收在林慶彰主編，何淑蘋編輯《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9月）的第三部分「目錄溯源」，共約三千三百字，此不贅述。亦可參考國家圖書館前參考組主任王錫璋〈《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編後記〉乙文（原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卷7期，又收錄在王氏著《圖書與圖書館論述集》，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4月）。
此處我再稍作補充，使兩者的關係說得更明確、更精準。「分類索引」出版後，我個人另編印兩種（三冊）、公家出版一種內容、主題、書名都有「文史哲」的報紙索引，來彌補「分類索引」未收報紙文章的缺憾，算是「分類索引」的補編。另一方面，我仍然繼續蒐集新出版的學報和學術期刊，將其論文編為目錄，一年分四期，刊登在《書目季刊》。我調職後，台灣學生書局請期刊股股長吳碧娟小姐繼續擔任此工作，後來這些卡片由徐厚鈴小姐陸續轉送給我。這一部分可算是「分類索引」的續編。等到「文化目錄」正式啟動，抄錄1979年前的期刊、報紙和論文集的單篇論文卡片，以及學位論文和國科會報告資料，這一部分算是新編。所以，我認為「文化目錄」是「分類索引」的補編、續編和新編。
一、《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編製緣起及其過程
（一）「分類索引」的編製緣起
話說編輯這本「分類索引」過程是很特別的。包遵彭館長1968年3月2日上任，同年5月館務會議，包館長請各單位主管提出可編那些工具書來服務學術界或讀者，他不知運用什麼方法，因為詳細過程未見（每週）館務會議記錄。
討論結果是編文史哲論文索引，而且是回溯性的。據我的了解，包館長應該是內定接掌中央圖書館時，對圖書館的經營藍圖早就計畫好了，他擔任歷史博物館館長多年，那是南海學園內知名度最高的文教機構，中央圖書館緊鄰博物館，圖書館的動靜他應該是瞭如指掌的。事實上，4月份包館長即令我籌劃編一部大型回溯性單篇論文索引，以「文史哲」為主題。當我看到5月份的館務會議記錄，終於領教到（或證明）文教界所說「老包」的厲害。7月館務會議提出執行方案，8月份館務會議通過計畫草案，正式公開進行。「正式公開」四字是否意味事先已暗中在進行呢？這時距我私底下規劃這項工作已四個月。這時我又進一步領會到包館長的高招，他統御領導藝術的一面──這個計畫是你們單位主管共同想出來的，由各單位主管共同背書，我這個館長只是促成這件事的配角而已。難怪事後各單位對這件事都能充分配合。而事實也證明我後來編「分類索引」時，全館上下都能全力支援。
（二）「分類索引」的編製過程
目前身邊找不到編這本「分類索引」的相關檔案資料，記得包館長只有簡單的口頭指示：把近二十年國人在期刊上發表的文史哲論文編成一個目錄。當時期刊股沈谷珍女士當股長，我不知道包館長是否有向她提起這件事是由我負責，記得「分類索引」工作進行沒多久，沈股長即調到編目組服務，由我擔任股長，仍負責中文期刊的徵集、編目、閱覽和典藏。沈女士遺缺則由鄭恒雄先生擔任，負責西文期刊的採購、編目、閱覽和典藏。包館長把重任交給我，除了有師生關係外，可能與他上任前兩個月（1968年1月）看到的一件事有關。1968年1月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本中國教育學會主編的學術論文集《社會教育研究》（1973年再版），收15篇論文，作者有楊亮功、田培林、林本、孫邦正、雷國鼎、宗亮東、蔣建白、屈萬里、包遵彭、朱匯森、王星舟、劉先雲等在教育界、學術界有名的人物。包館長發表的論文題目是〈論博物館之展覽與社會教育〉，文長22頁，屈萬里館長的文章是與我共同署名發表的，題目是〈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現況及其問題〉，文長27頁。他大概覺得我這個無名小卒竟然列名在眾多全國名教授之中，應有能力擔任編「分類索引」的重任。這純粹是我自己猜測的。他信任我，他當面向我說：「你要錢給你錢，你要人給你人」，我也盡全力去編這本「分類索引」。可惜的是，他在1970年2月就往生了，距該書出版時間相差九個月。
當時我對編索引（其實是「論文分類目錄」）沒有任何概念，大學三年級時，王振鵠老師教我們「中文參考資料」，介紹如何利用工具書解答讀者的疑問，也有作業，是實際去翻檢工具書找答案。那時印象比較深的索引是台大圖書館編的《中文期刊論文分類索引》和師大圖書館編的《教育論文索引》，都是年刊，二十四開本。
畢業後參加高考，高考的考古題從來沒有考過索引，書目的部分，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倒是考過，所以我特地找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的凡例來背（後來到中央圖書館上班，才知道他服務於閱覽組）。話說回來，剛到館一年多，也不知道館內有幾位文獻目錄學的高手可以討教。像喬衍琯教授是後來常到期刊股辦公室看新到的雜誌才慢慢和他熟悉（新雜誌登記後才拿到閱覽室陳列，所以喬先生都會到期刊股辦公室先睹為快）。之後劉兆祐教授也到圖書館上班，因為他是屈萬里教授指導論文的博士生，所以很快就熟悉起來。後來編這本「分類索引」遇到很多分類問題，就求教於他們。所以1979年林慶彰教授訪問我時，我說「我國並沒有指導編索引的專書（按：有編古籍索引的專書，即洪業的《引得說》），一切的體例，全靠自己摸索，靠經驗累積來改進索引缺點。」（見林慶彰〈活在卡片堆裡的人──張錦郎先生訪問記〉，刊登於《書評書目》80期，1979年12月。）所說的都是實情。當時能做的就是翻翻各種索引，看了只能當編目用，即知道著錄項目包括：篇名、著者、刊名（或論文集名稱）、卷期、出版年月、起訖頁次。接著按照上列項目加附註設計卡片。後來發現章群編《民國學術論文索引》（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年）是一本最有用、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不論分類體系、編輯體例和收錄資料，如收錄考古學、圖書目錄學等，與我要編的「分類索引」完全吻合，當時喜出望外，好像找到救兵，就照這個方向去設計去構思。同一時間，屈萬里館長（時任台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接替臺靜農教授的位置）接《書目季刊》主編，他要我每期在《書目季刊》編一個專題索引，名稱是〈最新出版期刊文史哲論文要目索引〉，自3卷1期開始。我說館內也正在編文史哲論文索引；他說並不衝突，館內編的是回溯性的，《書目季刊》只是收錄現刊的學報和學術期刊。我說有些大類類名也相同；他說那就把「專史類」改為「學科史類」。我把此事向包館長報告，包館長沒有表示意見。（後來包館長往生後墓碑銘文是屈萬里館長撰寫的）這樣等於前後兩任館長均要我編「文史哲」這個主題的索引，當下好像吃了兩顆定心丸，心裡踏實多了，又好像產生了信心。
（三）「分類索引」的收錄內容
前面講過編這本「分類索引」沒有具體、詳細的書面文件資料，連兩、三頁的編輯體例也沒有。要選什麼期刊，期刊拿到後要選那幾篇文章，都是由我一個人決定。工讀生（都是歷史系所、文學系所的學生，後來有淡江日語系學生徐素琴、蘇敏姝兩小姐加入，記得有一年她們曾工作到除夕下午，令人難忘，令人懷念）找蓋有「文史」兩個小字戳記的就抄下來，但是不是根據目次頁抄，要根據正文的篇名、著者和起訖頁次抄，所以用心的讀者會發現「分類索引」所記載的「起訖頁次」是很正確的。至於刊名、卷期、出版年月三項，才是根據目次頁抄錄的。抄好之後，把卡片夾在原期刊內，經由我核對上述項目無誤後，期刊放回期刊架上，卡片就交由沈谷珍股長（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據《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在左上角寫上分類號。沈股長調到編目組後，抄好的卡片集中放到目錄抽屜，等累積很多卡片後，再一起分類。這時鄭恒雄先生已到期刊股上班，並參與「分類索引」的編務，同時很快就進入情況。
有一度我把選論文的工作交給一位工讀生（研究生）擔任，因為有工作量的規定（一天要抄錄二百張左右），這位工讀生就選地方文獻刊物（非《台灣文獻》），如《台北文物》、《台南文化》、《南瀛文獻》來抄，這些刊物的文章較多，篇幅較短，一期就可以抄二十多篇，一天抄十期就可達到工作量。我檢查結果，發現與我所訂的標準不同，所以又收回來自己選。
（四）「分類索引」的編輯缺失
我說過文章都是由我來選定，那麼我選文章的標準是什麼？我是根據包館長的指示（口頭？），說編此索引的目的是為了總結國人二十年來文史哲的研究成果，供學術界檢索利用。由於我誤解了這句話的涵義，加上始終沒有人提醒我，（也許是沒有書面的編輯計畫吧！）結果造成這本「分類索引」在收錄方面的兩大缺失，即漏收兩部分的論文：
| 1. | 未收錄國人翻譯外國漢學家用外文撰寫的有關中國文史哲學的論文，含國人用外文撰寫文史哲學論文。所以，讀者會發現二萬三千多篇文章沒有一篇是翻譯的（有「誤」收一篇）。我當初認為翻譯的作品不應包括在內。（社會上不是流行一句話「翻譯不能替代作品」嗎？）這一念之差，漏收了多少好文章，造成我第一次編索引就犯下大錯。三十多年來，為了這個缺憾，內心一直悶悶不樂。雖然這個錯誤已在「文化目錄」有大部分補救過來（不是全部），但這是很對不起學術界的地方，對不起譯者，更對不起包故館長。（按：這些論文，如George A. Kennedy著，李田意譯〈塘棲話裏的濁喉音〉，《大陸雜誌》7卷4期。又如山路廣明著，鄭清茂譯〈從漢字形狀所見之契丹文字〉，《大陸雜誌》23卷1期。） |
| 2. | 未收錄外國漢學家用中文發表的論文。讀者很容易發現「分類索引」的作者索引，沒有一個是外國人的名字。當初記得包館長說：「國人」二字，所以就認為只收國人的著作即可。當初為什麼沒有想到，在凡例上加上：「兼收外國學者的中文論著」即解決了。如果是今天我來編這個「分類索引」，我一定會兼收這些文章。《大陸雜誌》刊登不少外國人的中文著作，如韓國權相老〈說文解字十二支義箋釋〉，刊登於該刊21卷1、2期合刊。雖然這些遺漏的文章，在「文化目錄」也有補救，但終究是不應該發生的缺失。 |
其他還有一些小缺點，如：
| 1. | 來不及收錄報紙的論文。主要原因是時間上不允許這樣做。說實在的，還有不少期刊也都未收錄。後來我自己編《中央日報近三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2冊，正中書局出版），期刊股另編《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1936-1949），共三種彌補這個遺憾。 |
| 2. | 篇名均照抄，未加按語。如下列書評的篇名：評吳著《哲學大綱》、評杜著孔子、論《當代道德哲學》、錢著《學籥》、介紹何著《明清社會史論》、《中國法制史論略》、評《詩詞曲語辭典》、《張蔭麟文集》評介等，均應加按語，注明受評圖書的作者。有些傳記類的篇名，應加注按語的，也沒有注明。 |
| 3. | 作者索引未做筆名見本名的對照表。如「尤治平」見「胡秋原」。 |
| 4. | 遺漏重要的論文集。 |
| 5. | 分類錯誤。 |
| 6. | 很多錯字未校正出來。 |
（五）「分類索引」的書評
最後，把「分類索引」出版後（版權頁印1970年11月初版），學者文章中提到該「分類索引」的部分文字或書評，按發表時間排列如下，有些評論我也加以補充說明。
| 1. | 1971年12月17日，杜學知〈談兩本索引的書〉，刊登於《中央日報》。兩本索引書，是指「分類索引」和拙編《中央日報近三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文中比較兩本索引編排體例之異同，以較多的文字評論拙編「報紙索引」有「標題索引」之優點。（按：杜學知是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
| 2. | 1977年4月5日，人在美國的蘇其康教授（回國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在《中國時報》撰文〈談學術建設〉，其中說到「幫助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工具是書刊目錄。……在這方面，我們極需要圖書館人才的幫助做這些奠基的工作。像中央圖書館出版的《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1970）就是一種值得再接再厲的工作。」 |
| 3. | 1978年11月6-11日，鄭明娳〈理想的論文索引──論國內文史哲論文索引之編撰〉，刊登於《中央日報》副刊，連載三天，後又收在鄭著《讀書與工具》，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9月，列為「人人文庫」。文中對「分類索引」的出版，有肯定的話，如「國內所編分量最大的期刊索引」、「是民國以來分量最大，用途最大的一本索引」。但也指出一些缺失，如遺漏一些期刊（現刊），如《人文》半月刊、《人生》月刊（民國38年創刊於台北市）、《人間世》、《獅子吼》、《民間知識》、《道德》，也漏收像《幼獅文藝》、《幼獅月刊》的有關文史論文。其他缺失還有分類的「一概不互見，又從不增訂補罅」等。該文最後建議中央圖書館應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民國58年至67年的彙編本，「恰好十年」，可以上銜「近二十年」（按：係指《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分類的缺失除「一概不互見」外，事實上還有「一概不參見」的缺點。鄭教授的評論向來都是最客觀公正的，她的指正，我衷心感謝。大作提到「試看國內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皆出自張先生私人之手，之後，又後繼乏人」。（按：我接此工作是為了完成包館長的遺願。） |
| 4. | 1988年6月1日，黃文吉教授在《國文天地》有一篇文章〈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座指標──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開頭就說「台灣地區從事中國文學研究者，都不會忘記翻閱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的《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從其中瞭解民國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間，曾有那些論文與自己研究主題有關者，以作為自己研究或教學時之參考。」 |
| 5. | 1989年6月，靳毅然、吳牧臻合寫《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與《中國史學論文引得》之分析比較的論文，刊登於輔仁大學《圖書館學刊》，文長近萬字，有一半的篇幅討論「分類索引」。文章中提到「索引」有五點優點，也有五點缺點，其中有一缺點我是承認的，即：「本索引在資料的取捨，經常有厚此薄彼、輕重失調之情況產生，缺乏先訂定資料取捨之原則。」這一點我在前面已提到，「索引」的文章都是由我選定，這是很主觀的，不客觀，當然是不好的。文章中提到另一個缺點是「本索引缺漏了許多現刊資料，亦遺漏了許多包括擁有很好的文史哲論文之期刊，且此些期刊在市面上又是極好找的刊物，實在是一項令人遺憾的缺陷。」文章中很可惜沒有舉出期刊的名稱。這一點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對中央圖書館有什麼貢獻的話，就是經常利用（犧牲）假日到舊書攤蒐購補齊中央圖書館未藏或有缺期的期刊。我到圖書館上班的第一天，屈萬里館長先交待我一個任務，就是學報和學術期刊的補缺。每年補全那些期刊的名單，至今仍保存在我個人的檔案資料夾。林慶彰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在東吳大學上研究所時，屈萬里館長在「國學研究與資料」的課堂上，講到期刊資料的利用時，數次提到「張先生補齊了中央圖書館的期刊資料的事」。（文見林慶彰〈活在卡片堆裏的人──張錦郎先生訪問記〉，刊登於《書評書目》80期，1979年12月）。 |
而兩位作者文章中提到第四個缺點，拜讀再三，仍不解作者的觀點，如「雖然有『作者索引』及『收錄期刊一覽表』（按：「索引」書上無「表」字）兩種，可惜，此兩者輔助的效果不太理想。」我的說明是論文目錄按分類排列，為了提供讀者多一種檢索途徑，通常另編作者索引，按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再附作者的篇名流水號。我不認為這樣的「輔助效果」有什麼不理想和「輔助效果不大」。再說，「收錄期刊一覽」主要是告訴讀者「索引」收了那些期刊，間接告訴讀者未收那些期刊，以及提供收錄期刊的相關資料給讀者參考（如有些創刊很久仍未停刊的期刊，可供圖書館採購的參考），這些相關資料有：刊期、創刊年月、停刊年月、創刊地、編輯者或主編、收錄的卷期和出版的前後年代。讀者可從上述資料，獲知那些是大學出版品，那些是香港出版的。如《政論周刊》的著錄是這樣的「民國42年5月創刊 台北市 政論周刊編輯委員會主編 中國新聞出版公司發行 （本刊原名三民主義半月刊，自41期改名主義與國策，至78期改為週刊並改今名，期數續前。） 收第78期至185期 （45-47）」。這段文字等於《政論周刊》的簡史，也等於是期刊的出版史料。我不知這與作者所說「輔助的效果都不太理想」有什麼關係。何況，這不是我自創的，而是參考余秉權《中國史學論文引得》的做法。
作者文章中提到的第五個缺點「本索引所附的索引並不十分詳盡，使用起來可能會發生一些不便之情況。」這一點我更不了解作者的意思。所謂「本索引所附的索引」，究竟是指正文的分類目錄，或是32頁的目次，或是正文後的作者索引呢？二次文獻的檢索系統，正文前有目次，正文後有輔助索引，讀者可透過正文前後的檢索系統檢索資料。作者是認為二萬三千多篇目，約870餘大小的類名，排成32頁的「分類詳表」，還「不十分詳盡」嗎？所以才會「使用起來可能會發生一些不便之情況」。如果是指作者索引，則無所謂詳盡不詳盡的問題，都是按照姓氏筆畫排列先後。難道作者索引還要在作者姓名後另附篇名，這未免工程浩大，也似無此必要。
其實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作者索引漏印幾位作者的姓名，計有蘇錫文、蘇繼廎、嚴一萍、獻東四人。較嚴重的是漏印嚴一萍先生的大名，在這本「索引」中共收了他撰寫的83篇論文。此外，作者索引還誤印蒙傳銘為家傳銘、吳翊麟誤為李翊麟、吳曼君誤為李曼君。這個疏忽是可避免的。
不過，想起編作者索引的往事，又有無限辛酸湧上心頭，藏在心底都有三十七、八年了。約1969年底或1970年初，「分類索引」的分類工作告一段落，卡片已送出排印。留下二萬三千多張長12.5公分、寬2公分的小卡片，那是排作者索引用的。當時鄭恒雄先生正緊鑼密鼓籌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的創刊號（1970年1月創刊），排作者索引的工作只有我和工讀生承擔下來。上班時間排不完的，只有下班拿回家排。那時家住台北縣林口鄉，從館裡出發，回到家要一個半小時，排卡片是等家人睡覺後，把被子當桌子，卡片就鋪陳在被子上，那時是冬天，天氣冷，又是住在林口國民學校教室隔間的臨時房子，兩邊都是玻璃窗戶，林口屬於高地丘陵區，風又大，風從窗簾的縫隙滲透到床鋪，卡片排久了，手都麻了，還是要繼續呀！讀者是永遠不會相信大部分的作者索引卡片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完成的。（這時讀者應該會原諒我為什麼不想出版「文化目錄」第四冊了）
編輯工作結束後，把全部卡片盒交給正中書局楊群奮先生（辦公地點在南昌路巷子），正中書局再交給當時台灣最有名的兩大印刷廠之一的上海印刷廠（另一家是精華印書館）。我經常要到上海印刷廠（似在臨沂街）拿稿子回館校對。書共印一千部，一冊裝訂有問題。也許讀者不相信會有這樣巧合的事發生，包館長逝世周年的紀念會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遵彭廳舉行，當時年紀很大的前教育部長張其昀正在聲淚俱下的講述包館長的生平往事，我適時趕到，手上拿著剛從裝訂廠裝好的第一本「分類索引」，怎麼會這麼巧合。這個祕密在我心裡已保護（不讓人接近）三十六年了，我要永遠永遠擁有這個祕密。不曉得為什麼我今天要將它公諸於世？
（六）小結
身為圖書館館員，能為讀者、學術界編目錄、索引這類「似為低智力勞動」的工具書，是我的榮幸。如編作者索引，從另一角度看，正如梁子涵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書評所說的，等於在編作者的著作目錄，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我覺得上述二位作者在撰寫這一篇大作時，尤其是談到這本「索引」的缺失時，是否事先用電話與參與編輯的人討論或當面溝通。當時我還在閱覽組服務，我會很樂意與作者對話的。我早期在東吳大學中文系兼課，每學期規定要繳交一篇當代作家作品研究的報告，同時又規定報告完成後，要當面請教作者有關的問題，並要有與作家合照的照片為證。據我所知，學生很肯定這種頗為實用的教學方法。我想這個子題就到此告一段落。
二、《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與《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的編輯背景比較
就「文化目錄」與「分類索引」的編輯隊伍，加以比較，相同的地方是：即成員對編此目錄認為是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事，甚至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較多的差異是：
| 1. | 就服務中央圖書館的年資來說，前者略長於後者，即前者對圖書館工作的經驗較豐富。 |
| 2. | 前者成員分別在圖書館不同單位服務；後者集中在期刊股工作。 |
| 3. | 就當時圖書館工作的壓力來說，前者壓力大，尤其圖書館採自動化和搬遷到新館後壓力更大；後者雖亦有壓力，但主要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館方並沒有要求一定要收多少論文集，一定要收多少單篇論文。 |
| 4. | 前者成員仍擔任原來的工作，有部分同仁還是單位負責人，要經常開會；後者似有部分工作交由他人分擔，也很少花時間在開會上。 |
| 5. | 以編輯經費來說，前者雖工作多年，只領一年又三個月的編輯費，後來加入編務的錢月蓮、劉美鴻兩小姐，以及常參與審訂工作的陳友民先生，則分文未取；後者領編輯費的時間似較長（十八個月編輯業務告一段落）。前者經費由文復會支出；後者由圖書館支出。 |
| 6. | 前者館方規定（含口頭）在不妨礙公務的情形下進行編輯工作；後者無此規定。 |
| 7. | 工作環境不同，指館內單位與單位之間、單位主管與同仁之間、同仁與同仁之間。或就整個「館風」來說，前者似缺乏後者的融洽、和諧的氣氛。 |
| 8. | 最重要的一點，部分領導者（指首長和單位主管），對圖書館應把處理以「篇」、「篇目」為單位列為工作重點缺乏一致的認識，他們也缺乏編回溯性單篇論文目錄和編單篇論文摘要當做施政的重點。然而，包遵彭館長雖與圖書館界無任何淵源，但一上任就創辦《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月刊，並親自選以明代版畫為襯底當做封面，並同時進行「分類索引」的編製。 |
由上述的比較，雖然前者不利因素較多，但是這支隊伍還是克服障礙，把部分雜音不放在心上，無怨無悔地完成四冊的分類編目工作。雖然只出版四冊，但是在圖書館未設專責單位來編製專題目錄，同仁在業務繁忙之餘來兼辦15萬篇目的論文目錄，殊屬難得。假使不是大家志同道合，是很難維持十年（1980-1990）的工作熱忱。沒有這幾位值得尊敬的朋友，我也無法完成（尚未完成）文復會交待的任務。
但是照陳奇祿院士在「文化目錄」的序言所說，好像是三十年來從未編過這類目錄索引，所以「文復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簡稱）「早有意編《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見圖一），後來「商得國立中央圖書館王館長振鵠先生之同意，由本會撥付編輯經費，國立中央圖書館負編輯工作之責。」文章中未提「分類索引」的事，其實是不公平的，因為「分類索引」早於1970年3月出版，其中十幾萬張的卡片，是編「分類索引」時就抄好的，以證明這項說法與事實不符。再看序文的最後一段：「本書於民國69年1月由本會（文復會）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王壽南博士首先策劃，同年3月16日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開始編輯工作。（按：3月19日王振鵠館長才在公文上批同意本館願意擔任「文化目錄」的編輯工作。公文還特別注明「在不妨礙本館現有業務之原則下同意」進行此工作。）編輯工作由該館閱覽組主任張錦郎先生主持，歷時一年有餘。至70年8月編輯完成，並由本會委請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這似乎也與事實不符，而且是不可能的任務。所謂「歷時一年有餘」意思是一年多，不到一年半的意思，如果是指我們四個人支領每月新台幣三、四千元的編輯費，那真是領「一年有餘」，因為我們總共領一年又三個月。「文化目錄」共收十二萬多篇，編輯工作包括：找資料、選論文、抄卡片、抄完卡片按刊名和報名排列、再做卡片分類（同時製定分類表）等，中央圖書館所缺的報紙和學位論文，還要到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去抄錄，這是指工作量而言。而工作人員7人，指的是兼任者4人，工讀生3人，共7人。序文所說「一年有餘」、「編輯完竣」，這都是沒有編過目錄索引的外行人說的話。序文最後一行，只提一名編輯，未提其他三名編輯的大名，對於編輯人員的努力，只用「辛勞工作」四個字帶過。相對於「分類索引」的序言，把四名執行編輯的姓名全數列出，又說該工作「十八個月以來，每於晚間假日，忍寒冒暑，經之營之，其孜孜鑽研之精神，深值欽佩。」兩相比較，是有相當差距的。何況「分類索引」只收錄二萬三千多篇目，「文化目錄」則收十二萬多篇目。
圖一、文復會公文
以上並非說一些牢騷話，而是把事實陳述出來。
編「分類索引」的過程，走得很辛苦，跌跌撞撞，傷痕纍纍。很多事不是外界所能體會、了解和想像的，我也抱著自責的心情向社會坦誠交待在收錄資料方面的重大缺失。不過，也因為經過編這本「分類索引」的關係，好像受過特種訓練，後來遇到編輯或編纂任何不同類型的工具書，無論任何困難，都能一一克服。
未完成出版之《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法師提問「文化目錄」「未完成之紙本是否計畫再出版？」雖然只有一句話，只有十三個字和一個標點符號，但對於身為「文化目錄」召集人的我來說，心情的感覺是既沉重又沉痛。這到底是一套沒有完成的目錄。從1980年3月文復會來函請求中央圖書館擔任編輯，由我來負執行之責，到1990年11月，共出版四冊，尚有兩冊未出版，其中第四冊有網路版（限定館內使用），卻無紙本。雖由文復會掛名主編，實際編務由圖書館負責。然而編四冊目錄，竟然長達11年，這是外界很難理解的，或許也是專科目錄編製史上罕見的例子。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有深入檢討的必要。我把這十幾年圖書館的工作日記逐日翻閱一遍，發現有關「文化目錄」的事項有55則，加上一本《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和《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筆記本，以及會議記錄、來往公文檔案等，加以整理，按時間順序排比。然後心平氣和、冷靜、理性和理智地思考與檢討編製這套收錄十二萬篇單篇論文的大型回溯性專題目錄何以失敗未出全的原因。以下初步歸納出兩點原因：
| 1. | 由於我擬的計畫不夠周延，錯估收錄篇數（含四冊增為六冊），亦忽略在分類方面，大部分的類目必須細分，其後自訂類目表，這需要較長的時間來處理，當初未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 |
| 2. | 未有專人負責，編輯工作均由同仁兼任。從1980年3月19日中央圖書館函覆文復會公文顯示，館方只會要求掛名「編輯者」，只會要求參與同仁在不妨礙業務下進行，經過短期間後，即昭示（口頭）暗示不能在上班時間編這套大型目錄，兼任同仁只能利用上班前、下班後（含晚間）和假日來進行編務。這一點我會找機會把較詳細的過程用文字寫出來，讓社會來公斷，包括經費的運用情形，如參與者只領15個月的編輯費，四位校訂者只各送書一冊，後來參與的同事分文未取等。 |
以上就法師提問「未完成之紙本」部分，簡略說明未完成的主要原因。如果以後第四冊編完，台灣商務印書館是否出版，我不便答覆這個問題。
現在較重要的問題是第四冊無紙本卻有網路版。可是網路版的問題一大堆，如類目有細分的、有未細分的，還有民族民俗學、考古學和敦煌學未分類的。這樣的網路版一定要改善。我是贊成法師的意見，請圖書館有關單位把原卡片取回，設法把分類做好，再重新建檔，並至少校對三次，我願意幫忙看最後一校。法師也說有了網路版，可設法印10本或20本紙本，供館內讀者檢索。這樣有了紙本五冊，第六冊的作者索引和主題索引就可順利編起來。我想法師的指教應可得到館方的贊同。
對《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網路版的看法
「文化目錄」的版權頁注明編輯者是中央圖書館，主編者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出版發行是台灣商務印書館。圖書館要建檔，有無涉及著作權或版權問題，要先弄清楚，避免糾紛。我較為關心的是圖書館應避免提供錯誤的資訊給讀者，這個和建檔有什麼關係呢？我的看法是建檔前應該先把已正式出版的四冊目錄，加以校訂，把這近十萬筆的篇目，包括篇名、著譯者、刊名、卷期等，約略檢查一下，一定可以發現很多缺失。這四冊我都有參與校對，第五冊傳記類，全書我至少校對三次以上，特別注意著譯者姓名和篇名中人名的校對，後來發現這四冊錯誤最多的地方，就是姓名和人名的問題。如：文崇一誤為文宗一，朱之瑜誤為朱瑜，王冬欽誤為王冬飲，王伯沅誤為王伯沆，金恆煒誤為金烜煒等。這四冊我備有兩套，一套放在辦公室，一套放在家裡，以備教學或研究上需要時，可隨時拿來翻閱。多年累積下來，發現有問題的地方還是很多，包括我對分類的看法，如「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哲學史」的文章，到底要合併還是分為兩類的問題。林慶彰教授和陳邦祥先生的書評，都主張兩者可以合併。他們認為「一般人用『哲學』和『思想』等名詞時，並無嚴格的界限，故研究一思想家之論文，有稱思想者，也有稱哲學者。如果將以思想稱呼的論文入思想史，以哲學稱呼的論文入哲學史，恐非最妥當的分類法，倒不如合而為一，可省卻讀者前後翻檢之苦。」（見陳邦祥〈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收在林慶彰主編《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但我還是主張分列兩類。總之，建檔前未把我改過的第一、二、三、五冊拿去參考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不過，台灣出版的工具書，包括中國大陸也一樣，紙本有錯誤的，網路版照樣存在。有的工具書，紙本就附上一張光碟，如果有錯，兩者都錯。
該目錄尚有兩冊未出版，圖書館也根據卡片建檔，這個問題比較嚴重，因第四冊的卡片近三萬張，各學科史已分類，有的未細分，都尚未審查，有些利用「分類索引」的舊卡片，需要加按語的尚未加按語（按：該「分類索引」均未加按語），更何況尚有三類：民族學、考古學、敦煌學尚未分類。就這樣全部拿去建檔，妥當嗎？第六冊的補遺是收錄《明報月刊》的文章一千多篇，只是按出版年月排序，尚未分類，也加以建檔，我覺得這是有瑕疵的，也令人覺得無體例可言，對不起讀者。在此表明我的立場，敬請館內同仁指教，並請同仁原諒我直率的發言。
編製《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之甘苦、遭遇的困難、困擾及解決方法
法師提問可否談談長期編製《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甘苦、心得與所遭遇之最大困難及解決方法？其中的一些文字，如「長期編製」、「甘苦」、「遭遇」、「困難」等，如果是出現在十六年前「文化目錄」最後一冊出版的時候，我可能寫幾千字以上來談這些問題。如今事過境遷，除了有些無奈和傷感，內心已平靜如止水，我的答案就簡短多了。
首先法師提問有「長期編製」四字，是事實，因為編輯時間前後達十一年之久，平均三年出版一冊，尚有兩冊未出版。提問中有「甘苦」二字，也是實情。不過，事隔多年，已分不清楚，是甘是苦，是甘苦參半吧！至於「心得」二字，不會沒有心得，至少有副產品的心得，即看完十二萬多篇的篇目後，約略知道那些作者的文章值得閱讀，那一位作者的文集值得購買，進一步到那一個人的演講可以去聽，那幾種期刊要去翻閱，誰主編的報紙副刊可優先瀏覽等。對資料爆炸的時代，可做到去蕪存菁的好處，也可節省不少時間和金錢。
在法師提問的最後一句「所遭遇之最大困難及解決之道」，我認為所遭遇之困難有分類問題，同類目的篇目太多，勢必細分，如何細分，細分到第幾級，最後如何訂類名，如何解決上下類名的邏輯關係；還有個人選集那麼多，如何選擇，標準在那裡等。事實上，解決或克服這些難題並不困難，主要困難是出在遭遇到最大困難卻無法解決。這是全書未出齊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問題核心所在。我原來的態度或想法是永遠不談這些過去的往事，一方面也怕多少會影響到機關或個人的形象。不過，不講出來，問題永遠存在，不去設法解決，社會就不會進步。經過多日的考慮，還是講比不講好。
我認為所遭遇之最大困難是來自大環境不利於編此種大型的回溯性的單篇論文目錄，也就是圖書館本身沒有計畫要編這種不能立竿見影又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大型目錄。明明知道「《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為國內所編分量最大的期刊索引。……我們建議央館編輯五十八年至六十七年的論文彙編索引，恰好十年。可上銜『近二十年』論文索引，則功德無量！」（引自鄭明娳教授〈理想的論文索引──論國內文史哲論文索引之編撰〉，1978年11月6-10日《中央日報》），即學術界已有人呼籲要續編，何況該書出版五年即重印一次，表示市場有此需要。再經過一年四個月王壽南教授當面向我提議（錯在王教授應先向館方提起）應續編「分類索引」，我不知道是否館方係被動配合，面子掛不住，這一點可以從函覆文復會公文的字裡行間看出端倪和矛盾，即公家要擔任「編輯者」，又要求參與編輯的個人編此目錄要在不妨礙公務的情形下進行，這不是很矛盾嗎？既然由公家擔任編輯，那編輯同仁參與此事是算公務還是私事呢？何況編超過十二萬篇的大型目錄，不佔用一點公家時間，怎麼編呢？函覆公文的白紙黑字寫著「在不妨礙本館現有業務之原則下同意由張○○先生負責」，有必要把本館內部如何配合的事告訴對方嗎？寫「同意由張○○先生負責」不就行了嗎？後來演變到館方明示（口頭）、暗示都不希望在上班時間編「文化目錄」，當時我的單位主管還到館長室抱怨說我享受特權可以不上班，我只是每天佔用公家時間半小時（上午八點半到九點）編「文化目錄」，其餘都是利用下班時間或假日。1981年我調到閱覽組擔任主管，也有屬下投書期刊，說我和部分同事編「文化目錄」是私人的事，不宜在上班時間進行。再回想多年前，因為「分類索引」未收錄報紙論文，所以我利用非上班時間編報紙文史哲論文索引，而我大學的老師（曾任私立大學圖書館系系主任）間接得知此事，還對某知名出版社負責人說我對圖書館事業沒有貢獻，上班都在做私人的事。這就是我所說的當時的大環境，這與我所熟悉的包遵彭館長時代是不大相同的。當時編「分類索引」，只收錄二萬多篇，是在上班時間編輯的，只有為了趕進度，才下班後繼續加班，公家還按月給編輯費。同一時期剛卸任的屈萬里館長要我編〈最新出版期刊文史哲論文要目索引〉每年分四期刊登在《書目季刊》。萬萬沒有想到事隔十年，編性質完全相同的論文目錄，竟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命運！
為了不讓歷史重演或重蹈覆轍，謹提出兩點看法，也可當做解決困難之道。
| 1. | 國家圖書館要積極、主動、有計畫編輯大型回溯性的書目和論文目錄，如由館內同仁兼任，一定要減輕其工作量，同時要利用上班時間來編輯。像中國大陸的北京圖書館就出版多種大型回溯性書目，如《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費時十年（1986-1996）編成，共收十多萬種圖書，全書二十一冊；其他還有《論古代中國──（1965-1980）日文文獻目錄》、《魯迅研究書錄》（1926-1984）、《1522種學術論文集史學論文分類索引》（1911-1986）。北京圖書館編這些目錄，我沒有看到序文說是利用下班時間編的，就我所知道該館業務單位的上班情況，不太可能下班後或假日留在辦公室編任何專題目錄，不論小型或大型。同樣是屬於國家級的中央圖書館建館七十多年，除了1970年出版「分類索引」和1982-1990年出版四冊的「文化目錄」外，就沒有再出版過大型回溯性專題目錄。這兩種目錄的編輯過程，我都有全程參與。但令人納悶的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有的目錄可以利用上班時間來編，有的就不可以！ |
| 我希望國家圖書館的同仁要有一個共識，除了編國家書目和綜合性期刊論文索引外，編製各種紙本的大型回溯性的專題論文目錄，也是國家圖書館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責任，是義務，也是權利。 | |
| 2. | 中央圖書館（現已改名國家圖書館）已開創、創立編論文目錄兼收論文集的體例，論文集包括：會議論文集、學者專家所編的主題論文集、機關學校成立周年紀念論文集、個人誕辰周年論文集、個人逝世紀念論文集、個人文集等。據我所知，圖書館收藏的各種論文集殘缺不全，早期很多論文集屬非賣品，已不易收集。圖書館宜專案編列預算，有計畫蒐購。上述我參與的兩種論文目錄，漏收很多個人文集，建議如有續編論文目錄應多收個人文集，甚至擴大為凡是由篇名組成的各種論文集和文集，均應收編。有一個前提是，圖書館界要改變傳統整理文獻的觀念，從重視以「冊」為主，改為以「篇」為主，意思是說以前都是編書目，今後應多編以篇名為主的論文目錄。在文獻加工方面，從重視圖書「提要」，改變重視論文「摘要」。 |
我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紀（初稿）：民國22年－81年》乙書的扉頁上寫了一段根據黑格爾改寫的話：「中央圖書館從本質上說是沒有歷史的，只是幾個館長交接來交接去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發生。」（按：黑格爾是這樣說的：「中國從本質上說是沒有歷史的，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發生。」）在左下角我加兩行注釋：「歷史要有連續性和完整性。圖書館的施政計畫應有傳承和因果關係。」希望圖書館同仁和讀者能體會出以上我所講的話就是敬答法師所提問的「解決方法」。
出版《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後的建言（含心聲）
「文化目錄」從1982年出版第一冊，到1990年共出版四冊，如果包括以前的「分類索引」一冊，合計五冊，約收單篇論文12萬筆（篇），如果加上尚未出版的第四冊和第六冊的補遺，共計15萬筆以上。就論文目錄來說，應可屬於大型工具書。出版多年後，心中仍有欣慰和興奮之情，但卻有較多或更多的感慨和感嘆。不過，這些都是屬於情緒方面的成分居多。較理性應該是有什麼建言或具體的建議，我稍加思索就想到以下四點。
一、圖書館要成立編輯單篇論文的專責單位
傳統的或現代化的圖書館，都設有編目或採編部門（時髦的則稱技術服務部門），其主要工作對象都是處理以「冊」為單位的資料。即使期刊部門（時髦的稱為連續出版品部門），其主要工作對象也是以合訂本的「冊」或「種」為單位。事實上，真正的現代圖書館，其處理資料（或文獻）的單位不是「冊」而是「篇」，是單篇論文，是會議論文集的單篇論文，是形形色色的各種紀念論文集的單篇論文，甚至可以包括報紙上的單篇論文等。
我的意思是現代圖書館的經營者要認識到現代化的圖書館與過去的圖書館有什麼不同。不是只有電腦自動化而已，應該是處理資料（或文獻）的對象，處理資料的單位，以前是以「冊」為對象、為單位，現在的重點應改為以「篇」為對象，以「篇」為單位。這種看法中國大陸的學者袁翰青在四十年前就講過了。
以上的看法，如果讀者同意的話，那麼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斷地編輯各種以收錄單篇論文為主的回溯性專題目錄。這種工作的複雜性較高，難度較大，舉最簡單的一件事來說，圖書分類表不夠用，要靠自訂分類表。當然，小型的專題論文目錄，圖書館每個單位都可以編，但是大型的回溯性論文目錄，尤其是有關文史哲方面，不是那一個小單位或大單位所能完成的，更何況要一個單位來兼辦，更是不可能。但是，我分別在中央圖書館期刊股（當時隸屬於採訪組）和閱覽組服務期間，在正常業務繁忙的情形下，與幾位同仁共同努力，終於完成或出版了「分類索引」和「文化目錄」。四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這件事，真是覺得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過程的艱辛，一言難盡，非要幾千字才能講清楚。這不是按照政府規定的時間上下班的同仁（含多位館長）所能了解、體會或想像的。這種工作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何況圖書館工作改自動化、數位化以後，同仁壓力都很大，遷到中山南路新館後有形無形壓力都來了，參與此工作的同仁都累壞了，累出病來了，編輯工作只有暫時停擺。因此，我建議，圖書館如果想要編輯大型回溯性文史哲論文目錄，又要能如期完成出版，非要有專責單位來辦理不可。圖書館可參考早期北平圖書館的做法，單獨成立「索引組」，專門編輯單篇論文的目錄或索引。該索引組成立後，在王重民領導下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獻目錄和索引，如《國學論文索引》、《文學論文索引》、《石刻題跋索引》、《清耆獻類徵索引》、《碑傳集、續集、集補索引》、《國朝先正事略索引》等。（參見《王重民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74，頁496）
二、館藏報刊和論文集要蒐集齊全
現代圖書館要特別重視蒐集最新的研究成果，那就是報刊資料、科技報告和會議論文集、紀念論文集，這些資料都是以單篇論文為主，這正是編輯單篇論文目錄的最佳素材。當時，這一方面的館藏殘缺不全，尤其是年刊的學報，像最重要的學報《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就缺了很多期。我還記得第一天到圖書館期刊股上班，屈萬里館長要我到他辦公室，說我的首要任務是補全近幾年出版的學報和學術期刊。補缺的工作正待開始，新上任的包遵彭館長要我籌編「分類索引」，希望在短期內出版。我一邊籌編索引，一邊到處發函補缺期刊，雙管齊下，還要利用週末下午到牯嶺街買過期的學報（現仍在牯嶺街營業的「人文書舍」主人張銀昌先生可以作證）。
從理論上講，中央圖書館的館藏應該要很齊全，因為出版法明文規定，書刊、報紙出版時，應繳送中央圖書館各一份，大部分的出版社和有登記的雜誌社、報社都會遵照法律的規定繳送，但是很多大學出版品，因印刷數量有限，加上他們不一定知道出版法的規定，他們會送給各大學圖書館，但不一定會寄給當時（50、60年代）知名度不高的中央圖書館（南海學園知名度較高的是歷史博物館）。所以，其中又以大學學報缺期較多。當然，館藏不全與管理人員（徵集人員）未盡責有關，尤其是連續出版品，發現缺期要及早發函催補，如果過了一、兩年，即不容易補齊。圖書館還有一種出版品也是嚴重殘缺的，就是灰色文獻，像是大學幾十週年校慶紀念論文集，學者名人誕生或逝世紀念論文集，因為大部分是非賣品，印量不多，常漏送給一直未能發揮學術圖書館功能的中央圖書館，這就要靠圖書徵集人員隨時掌握學術界的動態，平時要與學術界的人有來往，從他們口中得到出版資訊。尤其是徵集灰色文獻，不一定靠徵函，有時一通電話比發函徵集有效。還有一個原因是圖書館自己內部作業流程出了問題。問題是出在大家最不注意的單位──收發室（編制只有一人）。收發室屬總務組，每天收到的書刊都是一大袋一小袋，打開一看，一包一包有的寫明收件單位的名稱（如採訪組、期刊股等），有的只寫「中央圖書館收」，不注明單位，在這種情形下，收發單位常把應送圖書館採訪各部門的書刊，送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交換處」就把這些書刊贈送給國外圖書館，造成館藏的殘缺不全，尤其是以連續出版品（含政府公報）最為嚴重。由這件事讓我回想起首任館長蔣復璁老師有先見之明，他認為中央圖書館的總務主任必須受過圖書館的專業訓練，中央圖書館在台復館（1954年）後，到他離館（1965年）到故宮博物院，這段期間三位總務主任都是學圖書館的。他又規定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圖書館組學生暑假如果分發到中央圖書館實習，一定要先到收發室工作，他認為收發室是了解圖書館業務最重要的單位。事隔四十多年，很佩服蔣館長的遠見。
以上的所見所聞有一部分是發生在1966年到1971年的事。總之，館藏資料不全，尤其是連續出版品和論文集的殘缺，會影響論文目錄的完整性。
三、圖書館（含館員）公共關係的重要性
在目前國內圖書館大部分館員皆無學科背景的情形下，編輯文史主題的回溯性大型文獻目錄，在編製分類表和文章的分類方面，有其超高難度。舉例來說，分類到第三級的卡片有幾百張，分類到第四級的卡片也二、三百張，這些卡片勢必再細分到第五、六級，但是圖書分類表的類目就不夠用或不適用了，無文史學科背景的館員很難或無法解決這些難題，非仰賴求助於文史、文獻目錄學家來分類、給予類名不可。如果圖書館平時缺少與這些學者教授建立公共關係（包括贈送館刊、善本書目等出版品），即使有報酬，他們也不一定肯來翻閱一張一張豎立在目錄抽屜上的卡片，有時遇到分類錯誤的，或要併入其他類目的，有的有現成的類名，有的要另立新類目。諸多瑣碎的事，平時與外界沒有建立友誼的關係，誰肯來幫忙。還好，包遵彭館長平常就與學術界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這些難題靠他就解決了。像「民族、民俗學類」的卡片，包遵彭館長要我拿到陳奇祿院士府上，他就坐在榻榻米上，把粗分的卡片，再予以細分，並訂定類目名稱，讀者目前看到的「分類索引」的「民族學類」的所有類名都是陳奇祿院士所訂的，尚未出版的「文化目錄」第四冊「民族學類」的類目也是沿用陳奇祿院士所訂的類名。甲骨文的卡片我不會分類，古文字可歸入文字學，亦可分考古學的古文字，我也不會處理，包遵彭館長打電話給台灣大學金祥恆教授，請求協助分類，我把約四百張卡片拿到金教授在文學院的辦公室，第一次看到金教授，客客氣氣的，人很瘦，拿到卡片就逐張分類，並訂類名。卡片拿回來後，包館長要我寫謝函致謝，走出館長室找秘書室鮑幼玉編纂（後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台北藝術大學校長），我說我不會寫這種公文，鮑編纂叫我寫寫看，由他來改，讓我來抄。我寫成公文式的謝函，他改為書信的形式，內容文字也改動很多，我一字不改照抄，送到包館長後，又有多處增刪。現在這兩位我尊敬的長官都已先後辭世，我請求《佛教圖書館館刊》編輯部能把這兩份近三十八年前雖略有損毀的檔案，卻能清晰看出、認出他改動的字跡，能掃描印出來，表達三十八年來，對他們深深的思念、懷念！（見圖二、三）
圖二、公文謝函之一
圖三、公文謝函之二
館外的文史和文獻目錄學家還有喬衍琯、劉兆祐、林慶彰、王國良四位教授，他們都是利用學校沒有上課時來館義務幫忙審閱卡片，解決一些分類上的問題。所以，每一冊「文化目錄」書名頁背面校訂者都有印上他們的大名。其中喬、劉兩位在館內服務時，就是我編「分類索引」時遇到疑難問題的請教對象。
喬衍琯教授不但為我編的幾種「報紙索引」、「工具書指引」寫序和書評，還從他那裡學到很多目錄學、版本學和編書目、編索引的知識，我常和研究生說在師大求學四年，不如在中央圖書館受到喬衍琯教授像導師制一對一的教誨，收穫多又實用。他對編目錄、索引有幾點看法：
| 1. | 編論文目錄的大原則是選期刊就不要選文章（就是目次上的文章應儘量收錄），他認為編論文目錄時選論文不能太主觀，文章是否有參考價值應留給讀者自己判斷。 |
| 2. | 目錄與索引不同，並舉洪業主持「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叢刊」的兩本書為例：《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編）、《一百七十五種日本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劉選民合編），說明按分類排列的應稱為「目錄」，按檢字順序排列的才稱為「索引」。以前的《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書名中的「分類索引」，後來的《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書名改稱「論文目錄」就是受他的影響。 |
| 3. | 歷史類的論文，不宜把通史和正史的二十四史混合排列，正史的論文應另立一類。 |
| 4. | 編單種期刊的總目錄，照片部分應收錄，並另立一類。他自己所編《圖書館學季刊》的目錄，就是照這個方法。他學識淵博，知識面廣，卻特立獨行，行蹤飄浮不定，常在中午休息時間或下午快下班時才來校訂卡片，我大部分要全程陪他，聽他分析我們的分類錯誤或人物分錯朝代（以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居多）的原因。有時他一盒一盒看卡片，把有疑問或有問題的卡片豎立起來，讓我們自己去改正解決。近幾年來因先後發生兩次小車禍，不便於單獨出門，加上夫人最近過世，生活乏人照顧，日子過得很孤單，他的健康和飲食都令人擔心。 |
劉兆祐教授也在館內服務過（念博士時），擔任東吳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和台北市立教育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時（劉兆祐教授目前是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都邀我去兼課，等於逼我修中文系的課程，我大量購買文史的書籍，加上運用我自己專長的工具書，自己就進修起來，一邊教書，一邊學習，從中真正體會到教學相長的真諦或樂趣。他也是我編「分類索引」、「文化目錄」的長期顧問、參謀和指導者。他曾為我編的工具書多次在學術刊物和著名報紙副刊寫書評，包括寫序文。遇到論文分類的難題，也經常向他討教。他也會主動告訴我書出版以後分類上的錯誤，如誤把一篇談漢朝賦稅的文章，分到漢代文學「詩賦類」，只因篇名有「漢賦」兩個字。又如《四庫全書總目》，經他糾正後改分到「清以前公家藏書目錄」。再如「分類索引」出版印刷前夕，我堅持要有包館長的序（當時包館長已逝世），所以謊稱序文早已寫好，當機關首長要看序文時，我連夜草擬序文，再經過劉兆祐教授潤飾後，急速送當時已在教育部任國際文教處處長的鮑幼玉先生（包遵彭逝世後，由他代理館務）辦公室懇請批可，又火速送到上海印刷廠排印。後來機關首長說鮑處長批示的日期是倒填的，他說機關首長寫書的序文不可能提早寫。這件事請讀者把它當趣聞吧！
林慶彰、王國良兩教授主要是校訂「文化目錄」第一冊的卡片（有10盒）。日前承任教於台東大學的王國昭教授（主編「文化目錄」第二冊，劉美鴻小姐助理編輯）告知第二冊有幾百張屬於文學通論的卡片，是由我轉請林慶彰教授細分的。林慶彰教授也為此書寫過書評，刊登在《書目季刊》上。迄今他仍十分關心該目錄尚有兩冊何時出版的問題。他現任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曾任該所副所長。王國良教授是我所知唯一把「分類索引」十六開共731頁二萬多篇目，逐篇逐條看完的人。民國68年8月24日把總共56頁有錯誤和錯字的地方用書面告訴我，衷心感激他的用心，這些錯誤和錯字，在後來出版的「文化目錄」都改正過來了。他後來也擔任東吳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並邀我去兼課，我婉拒他的好意，在此向他致歉，我的原則是當閱覽組主任後，就不在大學兼課。他目前是台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
編輯論著目錄，如余秉權編的《中國史學論文引得》（含續編），係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列；又如中國大陸最近出版的《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王向遠主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541頁），和唐建清、詹悅蘭編著《中國比較文學百年書目》（1904-2005）（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761頁），都按年代排列，編起來較為省事，如果按分類編排，對於沒有文史學科背景的人來說，有它的高困難度。如常會遇到談兩個主題以上的文章，不知歸入那一類較適當（當然有的文章可同時歸入兩類或三類）。猶記得四十年前，看中研院《史語所集刊》某些論文，看第一遍完全不知道內容在講什麼，再讀一遍也是差不多，又不敢把這些文章和作者以前寫的文章歸類在一起，真是苦惱。
多年來在編輯以古典文獻為主的專題目錄時，就深深覺得學圖書館的人，編輯大型回溯性文史論文目錄，是非常辛苦的（感覺編文史書目較容易，看看目次即可歸類），如果幕後沒有上述所提的那些學者教授們的指導校訂，不敢想像會發生多少差錯或缺失，我一方面感念他們（按：後面所提四位平常都很有默契），一方面也覺得圖書館界（含個人）與學術界，尤其是文史學界的公共關係是很重要的。有感於現在的圖書館界普遍忽略這個問題，所以特別用較多的文字來強調它的重要性。
四、組織一支志同道合的編輯隊伍
編輯大型回溯性二次文獻的成功要件，除了有豐富的書刊文獻資源，有學者教授的顧問群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對經營圖書館有共同理念，對圖書館工作有使命感，能同心協力的隊伍。有時要忙到中午不能休息，下班後還在加班，週六下午、週日也來上班，下班回家也要帶一堆卡片回去排作者索引。沒有這種犧牲奉獻精神的團隊，不可能在短時間完成收單篇論文十五萬篇的二次文獻的編輯工作。這是我參與編輯前述兩套目錄的心得。當然館長的關心和支持也很重要。
當初（1968年）編輯「分類索引」時，期刊股只有三個正式人員（不包括期刊出納和閱覽室管理員），為了編輯索引臨時雇用四、五名工讀生（其中有現任職於國史館的卓遵宏教授和曾任教於台東大學的何三本教授。當時他們都是研究所的研究生）幫忙抄寫卡片，後來有一位同仁調到編目組工作，遺缺由現任輔仁大學教授鄭恒雄接任；後來雖爭取到一位正式人員，其主要工作是把卡片上的篇名、作者加注羅馬拼音，雖未直接參與編務，但是他常常提供我們卡片抄寫項目的缺失。實際編輯工作由鄭恒雄先生和我二人擔任，我們兩人的部分工作，交由梁桂梅小姐兼辦。後來包館長要鄭恒雄先生籌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月刊），我負責編索引的大部分工作。同時期包館長又計畫編輯十二種小型的二次文獻，叢書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目錄叢刊」，期刊股又分擔其中的兩種：《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中文報紙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在1968年到1970年之間，期刊股辦公室的三個正式人員（後來負責羅馬拼音的同仁到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工作），加幾位工讀生同時進行五本二次文獻的編輯工作，有誰會相信呢？如果沒有一支志同道合的隊伍是無法勝任的。
記得《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出版後，新到任的館長不相信我們只花半年的時間就編輯竣事，所以堅持要拿掉版權頁「主編包遵彭」五個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只好重新印一份版權頁，後來又改一次，同樣一本書，正文和正文前後的輔文一字未改，卻有三張不同的版權頁，我想這是出版史上前所未見的怪事。（附影印的三張版權頁，見圖四）
圖四、《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三種版權頁
再回頭講編「分類索引」的事，由於我們日以繼夜的趕編，編輯工作很快就告一段落，分類表也編好了，包館長看完分類表後表示部分類名有意見，舉兩個例子，他認為第三級類（子目）有很多類名用「總論」，不如改為「通論」，他說兩者之間稍有不同，講的理由我已忘記了。看到歷史類的方志，台灣省部分的分類表有「歷史」的類名，他說國家才能用「歷史」，地方的歷史用「沿革」。我們都照他的指示改正。這段緊張的日子，法師亦可請鄭恒雄教授回憶。另一位同事梁桂梅小姐退休後定居美國紐約，我們在紐約見過兩次面，她回想起以前在期刊股那三年忙碌緊張的生活，是她四十多年圖書館員生涯中最有意義、過得最充實的日子。
我還要補充說明一下，當時圖書館同仁與同仁之間相處非常融洽和諧，記得《佛教圖書館館訊》第34期我曾提到我主編《中華民國台灣區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時（那時我到館不到兩年），素昧平生的梁子涵先生（在閱覽組服務）把中國大陸出版的《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借給我參考，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大陸的出版品。
在我們所編的工具書中，以「分類索引」困難最多，尤其是論文分類和製訂分類表，除前文所提陳奇祿院士和金祥恆教授幫忙外，全靠同仁解決這些問題。尤其是服務於特藏組喬衍琯、劉兆祐兩先生，記得好像也請教過特藏組昌彼得主任。該「論文索引」收錄多種論文集，論文集分散在書庫各樓層，要到書庫去查找，當時的閱覽組劉崇仁主任也是全力幫忙，他兼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圖書資料科主任，或許是他看到我做事的態度積極，所以從1973年起就邀我到學校兼課，教學的課目名稱是「中文參考資料」。
現在回想起這部「分類索引」之能獲得全館很多同仁和各單位的協助，也許是圖書館過去都是編書目，這一次是編大型回溯性論文目錄，由一個小單位在編輯，所以大家都一起來幫忙。全館無形中形成一個戰鬥團隊，我們期刊股幾個人像是在第一線作戰的部隊，喬衍琯、劉兆祐等同事像是參謀總部的戰略顧問，閱覽組像是後勤的支援單位，包遵彭館長是總指揮官。全館總動員，這是全館最團結的年代。這種景象，隨著包遵彭館長以五十五歲的壯年遽然辭世，就不再出現了。
結語
我家靠近植物園附近，前一陣子晚上常在植物園散步，自然會向南海學園圖書館老館舍走去，館舍仍未改建，二樓的館長室、秘書室和期刊股仍緊緊相鄰。回想屈、包二位館長上班的種種情形，仍歷歷在目。樓下側門的鐵欄杆還在，當初我們下班後都要經過這個側門走到青年大樓（依舊在）一樓小房間，開始另一種上班，每人座位前都擺幾盒卡片，等待要分類、要排片、要查核。這一條走向青年大樓的路約有30公尺，我一次又一次放慢腳步來回走著，邊走邊回憶，那是二十六年前的往事了。心裡的感受是甘？是苦？是五味雜陳？還是悲欣交集呢？搬到新館後，60盒的目錄櫃先後擺在二樓和七樓；我退休後，把「文化目錄」第四、六兩冊的卡片暫時搬回家存放。
在這訪問接近尾聲時，回眸往事，不勝唏噓。包館長未能看到「分類索引」的出版，我抱憾終生，好在王壽南教授的提議，出版了四冊「文化目錄」，雖然書名沒有「分類索引」續編的字眼，但是收錄內容和編排體例是一脈相承的，編輯體例也有改進，這等於實現了您的遺願。有位同仁很貼心製作了一個牌子「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續編」，我把它懸掛在書房，「續編」估計有30萬篇目，十六大冊，那是要打破歷史上編單篇論文目錄的記錄的，如果包館長還健在的話，一定會支持這個計畫的。
這是我編完「文化目錄」的心聲，都是發自內心的話。最後，讓我雙手合十，衷心祝福參與和幫助編製「分類索引」和「文化目錄」的長輩、朋友和同事們，身體健康，閤家平安。
亦懇請參與校訂的四位教授，尤其是幾位長期的工作伙伴：王錫璋（前國家圖書館採訪組主任、參考組主任）、吳碧娟（前國家圖書館資訊組主任）賢伉儷，王國昭教授（現任教於台東大學，以兒童作文教學聞名於東台教育界），主動義務幫忙，又獨自完成「文化目錄」第三冊和部分第四冊的錢月蓮小姐，還有目前仍在圖書館服務的俞寶華、劉美鴻兩小姐，請你們不吝指正，稿件事先不及送請求證，還請原諒！也希望國內編二次文獻的朋友，把寶貴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分享，或以《佛教圖書館館刊》為平台，互相交流經驗。
（本文感謝國家圖書館方美芬小姐協助校正並提供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