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四十一期 94年6月
二次文獻的編輯──專訪張錦郎老師談書目索引的編製佛教圖書館館刊主編 釋自衍採訪引言 本刊編輯組二年前曾專訪張錦郎老師談論工具書編輯，得到許多讀者的迴響，他們從專文介紹中感受到張老師編輯工具書的功力與實力，希望本刊能再邀請張老師介紹各類型工具書的編輯。這段日子來，編輯組多次與張老師溝通、催稿，常常透過電話交談，一講就是一、二個小時，聆聽老師講述目錄索引的編製，以及相關案例的討論，就有如選修了一門寶貴的工具書編製課程。張老師不愧是國內編製目錄索引的前輩，經過傳統紙本編製方式的嚴謹訓練，使他對文獻的掌握，附注項的著錄，絕對不是今日電腦索引所能比擬。 本文就二次文獻編製的相關問題設題，請張老師答覆。本期先刊載目錄索引編製的五個問題包括：1. 釐清書目、目錄和索引三者間的異同；2. 編書目、論著目錄時，著錄項目（包括題名項、著者項、出版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否以《中國編目規則》為依據；3. 介紹中國大陸編製書目、文獻目錄和索引的優缺點，有哪些值得台灣參考和借鏡的地方；4. 概介書後索引編製的重要性；5. 評介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十幾種目錄索引的優缺點。 這篇文章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我們希望讀者可以從中獲取編製目錄索引的菁華概念，一起來為國內書目索引的編製努力與耕耘。
要談二次文獻（書目、目錄、索引、提要、摘要）編製以前，當然要先釐清書目、目錄、文獻目錄、論著目錄、論文目錄、分類目錄、報刊目錄、分類索引、期刊論文索引、報刊索引、書後索引、書名索引、著者索引、人名索引、篇名索引等的異同或區別。 一、「提要」與「摘要」的異同 先說提要和摘要（中國大陸習慣用文摘）的異同比較。這部分爭議較少，在中國大陸《情報資料工作》1994年第6期〈提要與文摘異同比較〉一文中已講得很清楚。不過，國內的學位論文，正文前通常有內容介紹，寫法大同小異，有的稱為「內容提要」，有的稱為「內容摘要」；各大學研究所編的，有的稱為「學位論文提要」，有的稱為「學位論文摘要」。同樣的學位論文，一稱「提要」，一稱「摘要」，究竟何者才對，兩者區別何在？將在下一期來探討。總結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位論文宜用「提要」，理工學科的學位論文宜用「摘要」。 二、「書後索引」之概說 如主題索引（或主題內容索引）、書名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書後索引，基本上是沒有爭議的，其排列都是按照檢字順序，國內通常是按照筆畫順序，中國大陸大部分是按照漢語拼音順序。 三、「書目」的界定 書目部分爭議較少，通常以收錄圖書為主，包括叢書、論文集、文集、工具書、資料彙編，範圍更廣的，還包含古籍善本圖書，如台灣的《中國歷代書目總錄》，中國大陸的《民國時期總書目》、《全國總書目》、《中國國家書目》等，都是以收錄圖書為主。但是，台灣出版的《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均由中央研究院出版），是以收錄期刊論文或單篇論文為主；中國大陸《漢語語言學書目》（1980-1997），也是收錄期刊論文為主，都不宜稱做「書目」。 四、「目錄」觀念的釐清 目錄的範圍很廣，可包括書目和索引，但是和「目次」則有區別。國人（日本人不會）常把書刊正文前面所列的篇章名目，或書刊上列出的篇章次序稱為「目錄」，這是不妥當的，應稱為「目次」。程千帆先生曾說：「我是講目錄學的，知道目是目，錄是錄，所以我寫的書前面不用『目錄』，而稱『目次』。」中國大陸新近出版的《中國文獻編目規則》正文前的篇章名用「目錄」，而1996年版《中國文獻編目規則》則用「目次」，不知其標準何在？ 又有人誤把名錄當成目錄。電話號碼簿，以機構名稱為對象，是名錄的一種。國家圖書館把《台閩地區圖書館暨資料單位名錄》列入目錄類，實在是欠妥當。靜宜大學所編《台灣文學年鑑》，把學位論文目錄列入「名錄」，更是不妥。目錄的問題，既複雜，爭議也較大，尤其是狹義的目錄與索引，常糾纏不清。最新的例子是最近出版的《台灣文學年鑑》，其中有〈圖片索引〉乙欄，是將書中圖片出現的頁數依序排列，而以前文訊雜誌社編的時候，卻稱為〈圖片目錄〉，同樣的材料，一稱「索引」，一稱「目錄」誰是誰非？由下文「目錄」與「索引」的區別中，就知道「圖片索引」是錯的。 五、「目錄」與「索引」的區別 事實上，「目錄」與「索引」，很容易辨別。以頁次編排來說，索引條目的上下頁碼或所屬頁碼一定是不按頁碼順序的，且上下單元的性質也不同；而目錄的頁碼是由少而多，依序漸進的，且目錄的知識單元上下有關聯，有邏輯順序。以編排來說，「目錄」均按分類排列，「索引」均按檢字順序或年代、地區排列。以特點來說，「目錄」是以文獻整體為記錄和檢索單元，「索引」是以文獻中的個別事項和內容為記錄和檢索單元（如字、詞）。以編製目的來說，「目錄」是給讀者一個完整的意象（意境），而「索引」只能指引意象所在的位置（頁次），洪業在《引得說》中提到「錄末之數，應以頁為單位」，「學者得了引之後，不可叫他再花時間去找目」，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目錄」與「索引」是很容易區分的。 （一）台灣地區對「目錄」與「索引」的看法 但是，七十多年來，國人對「目錄」與「索引」的看法，一直是很分歧的，連目錄學家也不例外。上個世紀二○年代提倡編索引，都是指古籍索引或古籍書後索引（如林語堂、胡適、陳垣、何炳松、萬國鼎等），黎錦熙雖然提倡現代出版品的書後索引，但洪業主持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叢刊」也是一種古籍索引。另一派以王重民為首，以收錄文集、報章雜誌篇目分類的，也稱為索引，如《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國學論文索引》、《文學論文索引》、《中國地學論文索引》等。1949年政府遷台後，也認為收報刊文章篇目，就稱為索引，如《民國學術論文索引》、《教育論文索引》、《中文期刊論文分類索引》、《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等；即使到了七○年代初期，我為公家所編的報刊和論文集篇目，按分類排列，也稱為索引。這些書名都是欠妥當，有待商榷的。一直到1981年以後，《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第一冊出版，這種情況才有明顯的改變。後來台灣陸陸續續把按分類排列的報刊論文索引，改稱為「論文目錄」；如果兼收專書，則稱為「論著目錄」；收書刊以外的資料，則稱為「文獻目錄」，其中最有名的是林慶彰教授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和漢學研究中心出版的15種學科目錄和專題目錄。 （二）大陸地區對「目錄」與「索引」的看法 中國大陸迄今為止，大部分的論著目錄，均稱為索引，最有名的是《中國史學論文索引》、《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幾年前盧正言主編《中國索引綜錄》，收錄3,192種索引，細查其內容，大部分屬於篇名目錄和論文目錄。另外，也有一些情況，是將收錄圖書的稱為目錄，收錄文章的稱作索引，如《巴金研究的回顧與瞻望》，將收錄圖書部分稱為〈中國出版的巴金研究專著目錄〉、〈國外出版的巴金研究專著目錄〉；收錄文章部分稱為〈巴金研究論文目錄索引〉、〈巴金傳記資料要目索引〉。又如趙義山著《20世紀元散曲研究綜論》，收錄圖書的稱為〈20世紀元散曲研究書目〉，收錄文章的稱為〈20世紀元散曲研究論文索引〉。再如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概論》，也是收錄圖書稱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書目選輯〉，收錄文章稱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論文索引選輯〉。 （三）「目錄」與「索引」的混淆 《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類名有「佛教目錄」、「論文索引」之分，前者指佛教書目以及佛教書目與篇目合編之目錄；後者指多種期刊索引、報紙、論文之篇目索引。我覺得後者使用「論文索引」類目不宜，應該用「論文目錄」，包括前者也應屬於論文目錄。雖然中國大陸有些稱目錄，不稱索引，如《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寇淑慧編）、《二十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劉浦江編）、《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論著目錄》（華東師大圖書館編），張少康等4人合著《文心雕龍研究史》，書中附錄〈20世紀《文心雕龍》研究論著目錄〉，沈治宏、王蓉貴編《宋代文化研究》（2003年），書末附有〈2000年宋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不過，今年（2005年）最新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16開，1089頁）和《150年中美關係史論著目錄》（1823-1990）（復旦大學出版社，16開，603頁），都稱為「目錄」，不再稱為「索引」。另外，中國大陸也將收專書及論文稱為「目錄索引」，如《中國現代史論文著作目錄索引》（1949-1981）（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校史論著目錄索引》（1898-2003）（北京大學出版社），〈台灣文學研究資料目錄索引〉、〈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目錄索引〉（以上均收在《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乙書內，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覺得這些書名或篇名最後的「索引」二字都可以省略，除非像申國美編《1900-2001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內容包括分類目錄和作者索引，或是新近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目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內容也包括1,800冊的總目錄和書名、作者索引，那麼書名就可取作「目錄索引」。國內黃典權編《台灣文獻叢刊目錄及作者索引》，書名本身就分清楚「目錄」與「索引」，而以前哈佛燕京學社出版《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1933年出版）、《一百七十五種日本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1940年出版），書名雖長，卻也很明確告訴讀者，書的內容是分類目錄和篇名、作者索引，同時也告訴讀者一個重要的信息，即論文目錄不能稱為索引，目錄和索引是有區別的，後人（包括我在內）不察，一直混淆「目錄」和「索引」的用法。再強調一次，海峽兩岸有關索引的定義、概念，都把報刊中的篇名按分類排列稱為索引，這是欠妥當的。 六、小結 我對書目、目錄和索引的看法，深受目錄學家喬衍琯教授的教導和啟發。1971年8月14日喬衍琯教授在我編的一本書上寫了一篇序文，文中提到「目前對索引搞不清楚的，卻並不止我一個人。我曾經聽到一位留外多年歸國的圖書館學家（按係指當時某國立圖書館館長），便弄不清楚目錄和索引的差異。」轉瞬間，34年後的今天，還是有很多論文目錄，仍稱為論文索引，還是有很多人弄不清楚目錄和索引的差異。
台灣圖書館界編書目或專科目錄時，通常都會在凡例或編例上說明是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的有關規定辦理。2005年6月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刊載龍秀瑛〈充滿熱情與藝術的嘉義市──嘉義市研究文獻目錄〉乙文，其著錄說明第一條即說「本目錄規範工具，主要以《中國編目規則》為依據」。我以前編寫《中文參考用書指引》時，也要參考該舊規則的有關規定，包括著錄項目的順序和稽核項中頁數寫面數等。為了編目工作的標準化、規範化，書目工作者最好都遵照該規則來辦理。可是日前翻閱該規則時，發現從架構到細節，從注釋說明到舉例等，都有明顯的缺失。 一、《中國編目規則》的缺失 （一）出版社簡稱問題 未退休前，我曾多次建議出版項的出版社名稱不能用兩個字的簡稱，如六合、三采、高談、究竟、太雅、台大（台灣大學？）、繆思、正展、心理、大慶、達觀、上游、金星、九鼎、中一……等。出版社簡稱的困擾之一，是不易從名稱上看出是獨資經營，還是合資經營；之二是據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公布的統計資料，全年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超過四、五千家，難以想像5年後出版社的名稱，會不會出現阿拉伯數字或一些符號，那麼五百年後的人看到這些兩個字簡稱的出版社，不會一頭霧水才怪！記得中國大陸1996年版《中國文獻編目規則》規定，只有在不發生混淆的情況下，可著錄其簡稱，並舉「中華」、「商務」兩家出版社為例，而新版的《中國文獻編目規則》已取消這個規定。中國大陸出版社的數量遠少於台灣，他們都不敢用兩個字的簡稱，台灣卻還要如此使用。這個規則的後遺症是台灣作者在寫注釋和參考文獻時，出版社也是寫簡稱，而引用中國大陸圖書出版社則採用全稱，兩者相互對照，就給人相當不協調的感覺。 （二）頁數著錄問題 還有稽核項中，頁數規定用面數，這是既不合乎時代潮流，也不合乎常識的規定。漢學研究中心的出版品只有少數像《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寫「面」，其他書目都寫「頁」，退休前曾多次向有關單位反應，但他們似乎不接受。 二、編目著錄時應注意的項目 現在從題名項到附注項，談一些編目著錄時，應注意的地方。 （一）題名項 1. 書名、篇名著錄及加工的重要性 海峽兩岸編目錄（含卡片式、書本式）時，題名都是照錄，書目工作者缺乏加工或深化加工的觀念。加工的方法有加按語、注釋、提要、摘要、揭示目次（或篇目）5種。日前參與《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的編纂工作，會上曾提議題名項要儘量加入上述5項加工項目，與會者也都接受我的建議。我們長期在圖書館工作的人，都有這種經驗：像學術著作、學位論文、科技報告、會議論文、學術期刊的書名、篇名較能切題，較能與內容吻合，看到書名、篇名就馬上能歸類、分類，但是還有部分題名與內容有落差，如2005年7月號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有介紹一本書名《打開建築的第一道門》，如果不是從分類號016.92得知是一本建築書目的工具書，單從書名是看不出來的。 最近盛行出版會議論文集，書名都不用原來會議主題的名稱，如《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這書事實上是2003年「第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論文集。中國大陸《辭書的修訂與創新》是中國辭書學會「第三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但在封面、書名頁、版權頁都沒有注明是會議論文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另外，現在又流行出版個人文集，書名也流行三個字，取名○○集，這些書名或篇名，很難從題名了解書中內容，這就需要加工予以解說、注釋；而短篇小說集，以其中某一篇代表書名，更應加註說明。年鑑未注明收錄年代者，也要加注；西洋哲學的著作，可以先從作者介紹入手，儘量加以注釋。 早期的書名、篇名常有以「十年來」、「近三十年來」、「中國近五十年來」等字樣起首，如果不注意其出版年或序例的說明文字，就不知道該書所涵蓋的年代。所以，編目抄錄題名時，一定要加按語或注釋，或在內容附注項注明。 關於書籍合刊出版的部分，分享一則我親身經歷的例子。有一位讀者確實知道一本某某人年譜已出版多年，但是書名卡片就是找不到，後來我從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找到這本書，原來這本年譜與另一本年譜合刊，圖書館編目人員卻把這本年譜當成附錄了。今（2005年）6月香港人民出版社把清張嗣昌撰《巡台錄》（按《台灣歷史辭典》未收此書）與清尹士俍纂修《台灣志略》合刊一冊印行，希望圖書館編目人員，不要又把其中一本當附錄著錄才好。 還有題名著錄時，要注意著錄正確的題名，因為這是連博士生都會發生的錯誤，如寫錯善本書的書名，其問題也是出在抄封面的書名，而不根據正文卷端的書名，如《註東坡先生詩》乙書，依封面書簽題《宋𦲷施顧注蘇詩》。 2. 重視副題名的著錄 海峽兩岸編書目、論文目錄的人，最容易忽略抄副題，包括副書名、副篇名。最新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介紹《台灣近代糖業先驅者》乙書，竟然漏抄副題「武智直道」，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我發現很多編期刊論文目錄的人，都是根據每一期的期刊目次抄篇名，不是根據期刊內文的篇名抄錄，而問題就出在期刊目次的篇名常漏掉副題名。此外，《佛教文化與當代世界：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學術論文集》，本書若沒有加注副題名，就不容易從題名《佛教文化與當代世界》，看出這是為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而編輯的學術論文集了。 所以，我們誠摯的希望編製書目、論文目錄和文獻目錄的人，多替讀者、使用者設想，第一步就從題名項加工著手吧！ （二）著者敘述項 印象中，兩岸編目規則的著者敘述項（中國大陸稱為責任者項）都忽略文集（包含全集、選集）、方志、政府出版品、工具書四方面著者的著錄說明。 1. 全集與方志 最常見的是，文集的著者，只照抄版權頁的「○○○全集編委會編」，如《國父全集》就寫「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略去中國大陸所謂的第一責任者「孫文」；《中國編目規則》以《胡適文存》為例，著者敘述項寫「胡適著作」是欠考慮的，寫「胡適著」不可以嗎？再說方志的著者敘述，傳統都是寫「纂」、「纂修」、「協修」、「總纂」、「纂輯」等，可是《台灣歷史辭典》所收方志詞條釋文，著作者人物工具書，如《淡水廳志》寫陳培桂撰、《鳳山縣志》寫陳文達編，《諸羅縣志》寫陳夢林編撰；我還是喜歡吳幅員、高志彬兩位先生所寫《台灣方志解題》，著者敘述用傳統的「纂」、「修」字眼。 2. 工具書與政府出版品 對政府出版品和工具書的編著者，編目錄的人只著錄主編，不會著錄副主編，更不會著錄編輯者。我印象最深的是《國立中央圖書館同人著作目錄》完全是吳碧娟小姐主持、主編，期刊股同仁羅金梅、宋美珍、林珊如等6位同仁共同參與編輯，編輯工作至為辛勞。該書明明版權頁印上「主編：吳碧娟」、「編輯：羅金梅、宋美珍、林珊如、李玉玫、楊大瑀、王莉萍」，並未印「編者」二字，可是編目卡片卻冒出編者「國立中央圖書館編」，這幾位平常工作就極為認真、負責的同仁名字就是不能在《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上看到。編工具書至為枯燥單調，完全是便利他人的工作，因此版權頁若有團體作者可以著錄，如主編、總編輯等更要著錄。有些政府機關出版的工具書，執行編輯才是真正挑大樑的人，可是著者敘述項沒有位置，連在附注項也不會著錄。如《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民國81-84年）乙書，著者敘述項列一個團體作者，一個主編（版權頁寫總編輯），其實它應該可以考慮著錄執行編輯。 3. 責任項超過三人的著錄 這一點，又讓我聯想到著者超過三個人的著錄方式。兩岸編目規則都規定超過三個著者，只著錄第一個，之後用「等」。編著者如果是三個，三個全都錄；編著者四個，只著錄一個，至少有兩人以上未能著錄，反而不如三個全都錄，這樣的規則是不合邏輯思維的。我認為超過三個，應該三個全錄，第三個後用「等」，如此編著者三個或超過三個都可以著錄三個人，只是超過三個人後面加「等」，我想這樣的規定才是合理的，或者像中國大陸規定超過三個人就在附注項說明。 這是就超過三個人的著錄所提出的一個不成熟想法。 （三）出版項 1. 出版年月的著錄 兩岸編目規則對於出版年的規定都相同，而最近看到一些新出版的文獻目錄，著錄專書、論文集或資料彙編，出版時間只記到出版年。這點文學史料家秦賢次認為，編學人、作家的著作年表和著作目錄，若不記月份將帶來不少困擾和不方便。我想兩岸的編目規則也須配合這個趨勢，甚至出版社名稱簡稱為兩字，我是不敢苟同的，理由前面已談過，就不再贅述了。 2. 期刊名稱的著錄 相對於期刊論文的著錄，期刊刊名猶如出版社的名稱，編製論著目錄時，我主張刊名過長，可以用簡稱，如1970年出版的《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中，刊名14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簡稱《史語所集刊》5個字，並另在收錄期刊一覽編一個對照表。35年前我就有這種主張，但對國內外最有名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著錄中國大陸大學學報名稱都加上「哲學社會科學版」，我的看法是這七個字可以省略，而在編例上說：「大學學報名稱略去『哲學社會科學版』之類字樣」即可。又如《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77）著錄《圖書季刊》時，加「北平圖書館」五個字也沒有必要，一方面是1949年以前未見同刊名的刊物，不會有混淆的問題；另一方面，沒有一本期刊目錄是這樣著錄的。 （四）稽核項 《中國編目規則》對於圖書的數量單位，規定要用「面」，這個規定行之多年，中央圖書館也好，國家圖書館也好，以及其他版品有關圖書數量單位都寫「面」，唯一的例外是《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新書介紹」用「頁」。但是翻遍各種書目、論著目錄或是學術著作、學術論文的注釋與參考文獻對圖書的著錄，沒有見過寫「面」的，都寫「頁」。這個實行幾十年的不合時宜規定，今年7月底，承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劉春銀主任告知，修訂版的編目規則，「面」已取消，改稱「頁」。而最近我又看到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品，對報紙版次的著錄寫「版7」、「版6」，我想大家已習慣寫「7版」、「6版」，那就約定俗成，不要另起爐灶了！ （五）附注項 圖書館編目人員或書目工作者不要忽視附注項的重要性，兩岸編目規則似有擴大附注項著錄範圍的趨勢，所以中國大陸新版《中國文獻編目規則》附注項，由原來的十二項擴充為十六項，增加了四項。其中學位論文附注和台灣的規則一樣，只是注明學位論文和學校名稱、通過的年份而已。我比較重視的是正式出版的學位論文要加以注明，表示可以在市面上買得到。最近台灣有一本碩士論文正式出版，獲得愛書人的好評，書名是《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台北：群學出版社，2005）。但是有一本雜誌新書介紹時，未提到這是一本碩士論文，這是令人感到缺憾的。 ◎比較兩岸附注項的著錄 就附注項來比較兩岸的國家書目（台灣以《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及彙編本為代表；中國大陸以《全國總書目》、《中國國家書目》、《民國時期總書目》為代表）時，可看出中國大陸較重視內容附注，台灣只重視附錄附注，就是只會寫附參考書目、附索引幾個字而已。 我曾看過一篇從多角度比較兩岸國家圖書館的文章，卻沒有提到編目卡片附注項著錄項目的比較，國家圖書館要特別重視附注項，連最早的《漢書藝文志》都有幾十條附注，其中最重要的是：
附注項是對文獻的加工，好的編目員或書目工作人員應自許為會對文獻作深化加工的人。國內編二次文獻的人，要學會對文獻的深化加工，這就要從重視附注項開始！ 關於這個議題，摻雜了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敬請指正，而有一些批評意見，被批評的對象又都是老朋友、好同事，也請鑒諒。
一、蒐集相關的綜述文獻 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也是編製書目、目錄和索引很重要的概念。一方面是避免重蹈覆轍，少走冤枉路；一方面是踩在別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然而中國大陸編製書目、索引有什麼優缺點，哪些優點，可供我們借鏡、參考的呢？回答這類問題時，我的習慣是找這類的綜述文獻下手，手邊蒐集有五篇這類的文章，可以派上用場：
綜合、歸納這五篇綜述、評述文章的論點，可得出幾點結論：
3. 至於中國大陸書目、索引編製的缺點或存在的問題有：
4. 提到對未來的展望和發展構想則有：
二、籌劃編製「台灣日治時期總書目」的重要性 林慶彰教授有兩三次跟我提到，中國大陸編論文目錄的水平不高，平均講起來，台灣在專科目錄、報刊論文目錄、學位論文提要等方面的編製水準還是不錯的，尤其是在編輯體例上超越中國大陸很多。經過上述對中國大陸編書目、目錄的批評、檢討，我覺得中國大陸還是有一些作法和想法，可供我們參考、學習。 有一個作法是，如果中國大陸都已經編了《民國時期總書目》，那麼我們在台灣應該整理日治時期的出版品，以便將來寫日治時期的台灣出版史。台灣總不能又要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辛廣偉先生來寫第二部的台灣出版史。不過想想1945-1949年這段期間，台灣出版多少書刊，而已經戰後60年了，還拿不出成績單來，那就不要妄想編「台灣日治時期總書目」。不過，人還是要有一點夢想和希望才好，因此還是期盼能早日出版「台灣日治時期總書目」。 三、重視傳統印刷型工具書 我還有一點想法是，張、王兩位作者在「近十年來大陸地區書目出版述評」這篇文章，提到由於新型書目載體的出現，有一些人產生了依賴光盤等新型載體的觀念，而對傳統的印刷型載體不再進行改進。由於我國現代化技術落後，以及經濟等方面的因素，傳統的印刷型書目載體將繼續存在，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印刷型書目載體和現代新技術載體並存的。主要就是在說明「樹立多種書目載體並存的觀念」。自衍法師也認為「這類書目型工具書轉建置為線上資料庫系統或全文影像系統後，因經費而不再印行紙本工具書，對我們學術研究成果的整體呈現將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完全贊同法師的看法。有一次在電話中，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劉春銀主任也談到紙本國家書目的重要性，在文化保存上的意義，希望國家圖書館能考慮恢復出版紙本的國家書目。我想這是文化界、學術界朋友的心聲，期盼能得到國家圖書館的迴響。 四、學習中國大陸結合二次與三次文獻的作法 中國大陸在可供我們借鏡方面，我個人認為從應用目錄學的角度觀察中國大陸在書目、目錄所發揮的功能，是有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具體的說，中國大陸在綜述文獻（三次文獻）、學科史、學科年鑑、專科辭典、資料彙編等方面與二次文獻結合的作法，確實值得學習。我把中國大陸具體的作法，簡要介紹一下。 （一）綜述文獻（三次文獻）與二次文獻（指書目、目錄、提要、摘要四種）結合 綜述文獻圖書的出版，已經成為中國出版界的一種現象，一種潮流，最大的特色是配合書中內容，編有一百頁左右的專題目錄。最有名的是天津教育出版社的《學術研究指南叢書》（以下略稱《叢書》），是一套綜述文獻的叢書。《叢書》由許幼珊、吳恩揚策劃編輯，許先生似乎出力較多。1993年11月10日我特地偕紀曉一小姐從北京到天津去訪問他，當時他已生病住院，在病床上，侃侃而談他的理念。他說《叢書》是「以介紹哲學和社會科學各分支的概況、研究成果、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為主要任務」，此書一大特色是「為了便於研究者檢索，書後還附上該學科的基本資料書目及其提要和重要論文索引」。這樣，「本（叢）書便集學術性、資料性和工具性於一身，一冊在手，即可對某一學科研究基本情況一覽無遺，足供學人參考、諮詢、備覽；對需要深入研究的內容，也可按圖索驥，省卻『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煩惱。」《叢書》每一冊附有專題書目，篇幅比例很大，像《趙樹理研究之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全書300頁，〈趙樹理研究資料索引〉就佔了75頁。他說當時選題，還不流行什麼綜述文獻，所以書名形形色色，有稱為「研究述論」、「研究備覽」、「研究概覽」、「研究信息」、「研究之研究」、《巴金研究的回顧與瞻望》等，只有少數像《經濟法學研究綜述》的書名有「綜述」的字樣。 事隔多年，我還是很懷念他，很感謝他接受我的訪談。以前程發軔教授也編了一套《六十年來之國學》，共5冊，每一學科也都附有幾十頁的論著目錄，體例和這套叢書有點近似，是一套把綜述文獻與書目、目錄、提要緊密結合，具有典範意義的鉅作，我們的學術界與出版界應是有能力出版這類叢書的。 中國大陸關於綜述文獻與二次文獻結合的單行本，數量更多，可惜目前未見統計，其中以學科研究史和主題研究史居多（請見下一節「二十世紀學科史與二次文獻的結合」），如主題研究史的《文心雕龍研究史》（張少康等著），全書分4章16節討論歷代和國內外對它的研究，書後附108頁的《文心雕龍》研究論著目錄。又如《義和團研究一百年》（蘇位智、劉天路主編），有16篇關於一百年來（1897-1999）義和團研究的綜述、評述文章，另有484頁（全書832頁）的百年論著目錄，這部分論著目錄文字涉及中、英、德、法、義大利及其他西文、俄、日、韓等語種。 （二）二十世紀學科史與二次文獻的結合 在時序進入21世紀之際，中國大陸出版社編印多種20世紀或百年回顧的系列叢書。這些叢書有的列入中國國家出版重點計畫，表示編輯企劃早有預備，其中有些屬於學科或主題研究史叢書。這些叢書內容部分都附有二次文獻，如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20世紀人文學術史研究叢書》，內容有《中國藏學史》、《20世紀中國歷史文獻研究》等，其中《20世紀墨學研究史》第401-506頁，是名為索引，實為目錄的〈中國20世紀墨學論文索引〉、〈歷代墨學書目版本索引〉。又如書海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全書分6編，第6編〈20世紀近代漢語研究重要論著編年目錄〉，頁數共208頁，並且把專題目錄列入正文的一部分。至於其他未見出版的，就不知是否都編有二次文獻。 此外，如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是一部用條目形式總結41個學科百年學術研究成果的大型工具書，也等於是41個學科研究史，其內容具有研究綜述和資料彙編的性質。以2002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宗教學》來說，「宗教學研究」共366頁（全書共446頁），審視其內容，事實上就是結合二次文獻與研究綜述的產物，而其「學術名著名編」欄也等於是收錄二十四部書的提要。所以，我也把這一套書歸類為「二十世紀學科史與二次文獻的結合」。 台灣少見學科研究史或主題研究史的著作，即使有此類書，也未必附二次文獻。目前翻閱劉渼教授著《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中（http://web.cc.ntnu.edu.tw/~t21033/wen/ wenindex.htm），收錄很多學位論文，但學位論文大部分未正式出版，不能算是出版品。印象中，中國大陸張少康等4人所合著的《文心雕龍研究史》，書中二次文獻是不收錄學位論文的。 （三）學科年鑑與二次文獻結合 學科年鑑所用二次文獻的名稱，常見的有：新書選介、新著選評、專著提要、著作選介、論文摘要、論文選輯（摘）、文選、文摘、學位論文摘要、書評摘要、書目索引、論文索引、書評索引等。 20年前（1985年）《年鑑通訊》刊登一篇文章，敘說規範化的年鑑，其中二次文獻所佔比例為全書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國大陸的學科年鑑，二次文獻佔很高的比例，試以《中國宗教研究年鑑》（2001-2002）為例，全書754頁，不算「研究綜述」所列論著，單是「資料」欄目所收的二次文獻，就佔了193頁，就是說二次文獻佔全書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五。預定明年出版的第10本《臺灣文學年鑑》，也擬提高二次文獻的比例。而台灣的圖書館年鑑，也有學科年鑑的性質，除要增設「研究綜述」欄目外，也應該提高二次文獻所佔的比例。 （四）專科辭典與二次文獻結合 1991年武漢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辭典》，書後附〈1949-1989年國內辛亥革命史主要論文目錄索引〉；2003年9月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宋詞大詞典》，書後附〈20世紀宋詞研究主要書目〉、〈20世紀宋詞研究主要論文索引〉兩篇共188頁；同年同月該出版社又出版《元曲大辭典》，書後附〈90年來元曲研究論著索引〉，約有114頁。至於該出版社另外出版《唐詩大辭典》，書後似亦應有二次文獻（書中未見）。台灣出版的專科或學科辭典，似乎都未見附有二次文獻的，以後出版專科或學科辭典，可考慮附有二次文獻。 （五）資料彙編與二次文獻結合 所謂資料彙編是指「根據既定要求，有針對性地摘錄資料片段或彙編全文，按專題或學科分類編排，以供參考檢索的工具書。」有人稱資料彙編為邊緣工具書，因為資料彙編與原始文獻（一次文獻）不同，資料彙編常對原始文獻「片段摘錄」。兩岸都編了很多資料彙編，其中又以中國近代史料彙編居多，如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共256輯，2,100餘冊（廣告說大多海外孤本，其實不多，「再編」83輯摻雜很多無史料價值的書）以及中研院近史所編《中國近代史料彙編》53冊。這些彙編都未能與二次文獻結合，未附有關論著目錄或書目解題。中國大陸遠在1952年翦伯贊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出版時就附了90多頁的書目解題，後來他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也附有70多頁的書目解題。這套由中國史學會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共有11種，除上述兩種外，還有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回民起義、捻軍、洋務運動、辛亥革命。這部叢刊的特點是有整理加工，如標點、校勘、注釋，並編有書目解題、大事年表、人物傳記，這種編法就值得國內史學界和出版界學習。 中國史學會1985年又印《中國史專題討論叢書》，其中《義和團運動》專題討論集（巴蜀書社）有〈建國以來有關義和團論文．資料索引〉。這套叢刊是鼎文書局在楊家駱教授下翻印了六種，書名都加「文獻彙編」四個字，原書62冊，楊編增3冊：《戊戌變法》增國家檔案館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日戰爭》增《甲午以來中日軍事外交大事紀要》，但只有《太平天國》增《太平天國資料目錄》是屬於二次文獻。 中國大陸二次文獻的編製，在體例方面，較少有可供我們參考的地方，不過二次文獻與一、二次文獻的交叉、滲透是值得國內出版界文獻學者反思檢討（讀者可參考中國大陸出版朱天俊主編《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和黃恩祝著《應用索引學》的部分看法），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書後索引的編製，一般圖書館界都是討論參考工具書和檢索期刊的書後索引，我想討論的書後索引是現代有章節的圖書，主要是以學術著作為主，兼及資料性圖書，如年譜、大事記、全集等。 一、書後索引不發達的原因 提到從前少書後索引，或書後索引不發達的原因，就讓我想起1933年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書中所引用的一句話「索引就在我的腦子裡哩！」然而如果記憶可以代替索引，那就不需要索引了。另一句話經常被索引界引用的是「索引之為物也，能者不為；不能者不能為」，因為「不為」、「不能為」，於是就沒人編索引了。56年後，黎錦熙之子黎澤濟的一段話，也可以說明中國書後索引不發達的另一原因，就是說「也許有人認為一本書只要目錄（目次）詳盡，綱舉目張，便可滿足讀者的需求，何必畫蛇添足，再編索引？」（見《辭書研究》1989年第4期〈倡編索引，以利學術探求〉乙文）另外，還有兩點原因：1. 編輯學的著作很少提到書後索引的編製；2. 圖書資訊界和編輯學的刊物，也很少有討論書後索引的文章。根據《二十世紀中國辭書學論文索引》統計20世紀談索引的文章約299篇，篇名中有「書後索引」四個字的，只有3篇。 我們可說凡事不被重視，一定不發達。 二、編製書後索引之始 一般圖書的書後索引遲至上個世紀二○年代才產生，潘樹廣在《中國索引綜錄》序上說：「書後索引，有杜定友為其所著《學校教育法》編的索引（1925）……。前者『將書中各種節目及重要之點，逐一提出』，以筆畫、筆法為序，是現代中文書籍最早附有書後索引的。」潘教授認為《學校教育法》是第一本有書後索引的，這是有可能的。1974年黃淵泉兄與我編著一本圖書館大事記，書中就提到1925年上海國民大學設立圖書館學系，杜定友為主任，任內曾編時報索引，「開我國報紙索引之紀元」。黎錦熙的女兒黎澤渝在《黎錦熙著述目錄》前言中說：「三○年代他（黎錦熙）就充分肯定索引工作的意義，……在《新著國語文法》、《國語運動史綱》、《比較文法》等著作的後面，附了多種形式的詳細索引，這在當時我國語言學術著作中也屬首創。」 事實上，黎錦熙在上個世紀二○年代就肯定索引工作的意義，並躬自身體力行。他在《新著國語文法》1924年2月初版時，書上有一段補白的話：「本書卷末本擬附一索引，將全書中重要名詞按首一字底聲韻排列，每詞後注明見第幾頁；……故只好等將來另出附冊了。」該書出版後，黎的友人為此書編了一個索引，但黎錦熙「覺得太簡，自行動手，有暇便寫卡片；次年（1925）寫完，……」。這足以說明黎錦熙在上個世紀二○年代就開始編書後索引，而這本書的書後索引，一直到1933年才附上去。2001年該書重新排印，書後附26頁根據新排本編了一個改按漢語拼音順序的索引。黎錦熙另外兩本著作《比較文法》、《國語運動史綱》在上個世紀三○年代出版時，都附有書後索引。 敘述這一段史實，一方面是讓圖書館界的人知道，黎錦熙在提倡和編製書後索引是有貢獻的；另一方面也是感歎書後索引在21世紀初的今天還是不受重視，大部分的學術著作還是少了書後索引。日前在藏書中看到1959年台北虹橋書店重印方東美教授《科學哲學與人生》，該書最早約出版於1936年，書後也有10頁的人名索引，真是讓人懷念的上個世紀三○年代呀！ 三、海峽兩岸編製書後索引的概況 以下略談兩岸編印書後索引的概況。 為了瞭解兩岸新編普通圖書書後索引的情形，我約利用4個月的時間，實地在台灣大學附近幾家書店和中央研究院四分溪書店翻閱不少中文學術著作，發現兩岸學術著作，確實極少附有書後索引。 （一）台灣書後索引的編製概況 以中研院的出版品來說，只有近史所的出版品有書後索引，如《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等。其他，像台史所《灌園先生日記》、文哲所《翁方綱年譜》，書後應編人名索引的，卻都付之闕如。 再看出版社方面，據初步非全面的觀察，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在這方面的成績是遙遙領先的，桂冠圖書公司排名第二。以前者來說，1987年出版劉子健著《宋史研究彙編》，文字是直排，也編橫排的索引；《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文字是直排，也編橫排的索引；《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國大陸版（1997年）沒有書後索引，但台北聯經版有索引。最近聯經出版王汎森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也有書後索引。其最新出版《胡適日記全集》四百萬字，是據中國大陸版重新編校附加人名索引一冊。其他聯經所出版的，如蔣永敬編著《楊亮功先生年譜》，有書後索引；《台灣研究叢刊》，有三種書編有書後索引：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丁仁傑《社會分化與宗教制度變遷：當代台灣新興宗教現象的社會學考察》；中國學者方立夫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書後編有五種索引：1. 教派、宗派索引；2. 人物索引；3. 佛、菩薩、鬼索引；4. 經籍、書文等索引；5. 名詞、術語、雜語等索引。 至於桂冠殷海光著《中國文化的展望》編了英文人名索引；《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凡是翻譯的，都編了西文索引和中英人名索引，或術語索引、中英術語對照。張玉法《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和最新出版的劉玉玲著作《課程發展與設計》，也都有書後索引。 其他少數編書後索引的出版社，有：遠流出版事業公司、台灣學生書局、南天書局、水牛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三民書局、五南圖書公司、遠足文化事業公司、麥田出版。而個人出版的，如杜維運著《史學方法論》，書後有「史家與史書索引」；他的另一著作《中西古代史學比較》（東大圖書公司）亦有書後索引。 （二）中國大陸書後索引的編製概況 中國大陸的出版品很少附有書後索引的。據曲靜濤在〈書後索引在我（中）國的編製現狀及問題研究〉乙文（刊載《中國圖書館學報》1996年第2期），針對6類846種文獻所做的統計，有編書後索引的出版物不到百分之五。中國大陸近幾年出版有章節的文史哲學術著作，據我幾個月的觀察，初步印象也是很少附有書後索引。若不以冊數為計算單位，而以種數為計算單位，附有書後索引最多的是屬於中國社科院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其次依序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上海書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三聯書店（北京）。其他出版社數量不多，如山西人民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黃山書社、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北岳文藝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 下面就介紹幾種較具特色的書後索引。
學科概論的書較少書後索引，因為要列為標目的項目比較多。鄭建明著《當代目錄學》和金常政著《百科全書學》，均附有多種索引，如書名、篇名、著者名、術語名等。黃靜嘉著《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也有三種書後索引，一、人名索引；二、詞語及事項索引；三、徵引殖民地時期法令及其年代索引，第三種索引是按年代順序排列。 最後提三套大部頭的書，也編書後索引，其魄力是令人敬佩的。第一套是《顧維鈞回憶錄》，全書共13冊，580萬字，是一部時間跨度很長、內容非常豐富的鉅著。其中提到的人名很多，由於篇幅過長，如欲為某一問題而參考書中的有關內容，會相當麻煩。因此書中附有四種索引，分別是：人名索引、外國人姓名英漢對照表、部分中國人的英文姓名、史事索引。其中索引共有326頁，另有兩頁索引說明。 第二套也是翻譯的，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世界近代史》（劍橋大學出版社），每冊有英文索引（中譯）。這套書原分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三部分，本次出版僅翻譯近代史部分。到了上個世紀五○年代，該出版社又出版《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共14卷（冊），800萬字，每卷（冊）附英文索引（中譯），論述自文藝復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歷史。 第三套是戴逸（中國史學會會長）和李文海主編，屬編年體史書的《清通鑑》，共22冊，含附錄2冊，分300卷，全書記述自清太祖開國迄宣統遜位近三百年史事，附錄有索引及主要參考文獻兩部分。其中索引包括三種：主要人名索引、主要地名索引、主要記事內容及常見專用名詞索引。 以上用較多的文字，不厭其煩地談論這些書後索引，實在是正如黎錦熙所說，這是一件「能者不為，不能者不能為」的工作，我只是對這些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無名英雄（當然有些書後索引是自編的）所具的犧牲奉獻精神，略表敬意而已。 至於香港編印的書後索引，我手邊的資料都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可參考如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金觀濤、劉青峰著《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徐友漁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唐少傑著《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等編製的書後索引。 （三）小結（應編製書後索引的書籍種類） 我們目前不可能像英美等先進國家，在重要學術著作的正文之後均附書後索引，但是我覺得下列四種圖書一定要編書後索引。 1. 年譜、傳記、日記和書信集 這類書一定會提到很多人物與譜主的關係，如雙方友誼的深厚，相互的影響，甚至牽涉到一些事件等，如有索引，就可避免從頭到尾，逐頁翻檢之勞。而且日記、書信所提到的人名，多用字號、筆名，這時不但要編索引，還要加以注釋。近年來出版這類的圖書相當可觀，除上述所提已編有索引者外，大部分未編書後索引。但這類圖書還是有部分編有較好的索引，如《黃遵憲師友記》書後有索引100頁，除人物外，還包括其中的詩文、書信、社會團體及歷史事件等。又像《張蔭桓日記》編有主要人名索引；《胡適書信集》編有中國人名索引、外國人名索引、機構名稱索引、報刊雜誌索引等。 至於未編書後索引的圖書如下：《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盛宣懷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嚴復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翁同龢傳》（中華書局）、《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山東教育出版社，屬章開沅、余子俠主編《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馮友蘭傳》、《中國歷代帝王傳記》（人民出版社，共27種）、《翁同龢日記》、《吳宓日記》、《胡適留學日記》、《呂赫若日記》、《宋慶齡書信集》（含續編）、《閑堂書簡》（程千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中，黎澤濟認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嵩燾日記》，時間賡續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字數達200萬字，對晚清時政得失，人物短長，文物流傳，氣候變異，旅行經歷等項，無不隨時記錄，且散見於長達37年的日記中，如此蘊藏豐富的資料，是更需要編一部書後索引的巨帙。（見《辭書研究》1989年第4期） 2. 專業大事記、學科大事記或大事年表 大事記、大事年表是一種具有史料性的工具書，一般都按時間順序編排，性質相同的人、事、物都分散各處，因此書後要編各種主題索引，才方便檢索。兩岸出版此類工具書，不論綜合性的或專科的、學科的不下百種，但是很少看到有編書後索引的。早期的《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其書後索引，先按事類分項立目；每一項目中，先舉中央或屬全國性質者，後列各省市。幾年前陳信元、方美芬合編《台灣文壇大事紀要》（民國81-84年），其書後則將書中的人名、刊名、文學獎、文學會議、機關團體、活動等作為標目，按筆畫混合排列。中國大陸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1892-1995），書後分別附社團、報刊、人名、書名、篇名等六種索引共98頁。但我覺得這樣的頁數不多，應可混合排列。至於2000年中國大陸出版《晚清經濟史事編年》（1840-1911），則編有事題索引。而下列各種年表則只有編人名索引，如《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編》、《上海近代詩學系年初編》、《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古代卷）》（沈起煒編）、《中國歷史大事年表（近代卷）》（沈渭濱編）、《清代士人游幕表》（尚小明編）、《中國近現代（1840-2000）音樂教育史紀年》（孫繼南編）。 下列是個人收藏部分，文教類未編書後索引的圖書： 《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按名為「年譜」，實為「大事記」，清華大學出版社）、《清華大學九十年》（書名宜加「大事記」，清華大學出版社）、《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該館印行）、《中華書局大事紀要（1912-1954）》（中華書局）、《出版縱橫》（書內有277頁「近現代中國出版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新中國出版五十年紀事》（新華出版社）、《光明日報50年歷程》（光明日報出版社）、《宏圖大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年史（1946-1993）》（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新詩紀事》（學苑出版社）、《中英文學關係編年史》（上海三聯書店）、《中國出版編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3. 專史或學科史 除前面提到部分專史或學科史編有書後索引外，還有一部重要學科史亦編有書後索引，即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共3冊，書後索引達167頁，內容包括報紙、期刊、極有影響的專刊和副刊、通訊社、廣播電台、新聞團體、新聞教育院系、辦報人等。方教授另編著《中國近代報刊史》，書後也附有近70頁的報刊名、人名索引。另外，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書後也有四種索引。 此外，還有四十種以上的出版史，未就出版社、書局、期刊、報紙、人名等編書後索引，如《台灣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出版史話》（北京東方出版社）、《中國近現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國期刊發展史》（河南大學出版社）、《中國古代報刊發展史》（東南大學出版社）、《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晚清報業史》（山東畫報出版社）、《中國編輯出版史》（遼海出版社）、《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元代出版史》（有元代刊工姓名首字筆畫索引，河北人民出版社）、《明代出版史稿》（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民國時期出版史》（江蘇人民出版社）、《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出版史》（重慶出版社）。 我覺得出版「出版史」的出版社編輯（尤其是責任編輯）應該有「書後索引」的編輯意識。作為一個編輯，應當知道書籍輔文的重要性，書籍輔文最重要的是書後索引。如《20世紀貴州小說史》、《20世紀貴州戲劇文學史》、《廣東近代文學史》、《浙江20世紀文學史》等文學史，書後未編書名或人名索引；台灣出版的嘉義和苗栗兩地方文學史，也缺書後索引，這些都是令人遺憾的作法。 4. 全集 就我依據中研院文哲所和史語所兩圖書館所做的粗略統計，海峽兩岸出版現代學者和作家的文集，約有80種（不包括選集），其中編有書後索引的，約有10種左右，即《魯迅文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冰心全集》、《沈從文全集》、《秦牧全集》、《費孝通文集》、《呂叔湘全集》、《錢賓四先生全集》等。我還發現中國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和選集，不但數量多，而且書後索引也編得最好。《魯迅全集》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而人民出版社出版蘇聯列寧、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和選集，書後索引的種類有多種，如人名索引、文學作品和神話人物索引、名目索引、主題索引、著作期刊索引、文獻索引等。 台灣出版的全集，只有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編印的《錢賓四先生全集》書後索引編得最好。這部全集共54冊，其中第54冊為第1至53冊的目次彙編及全集篇目、章節索引。它將索引按筆畫、四角號碼、注音符號、漢語拼音順序排列，把專書的章節編成索引，這是具有創見的作法。 我也翻閱了十幾種日本出版的全集，發現大部份編有書後索引，如《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福澤諭吉全集》、《津田左右吉全集》、《南方熊楠全集》、《宮崎市定全集》、《吉川幸次郎全集》、《竹內好全集》等。這些索引的種類，都是傳統的書名、篇名、人名、事項索引，唯有《宮崎市定全集》的著作索引除注明在「全集」收錄的冊數頁次外，並注明初發表之年月。 剛才談過，大部分的全集均未編書後索引，如台灣最近出版的《李敖大全集》、《鍾肇政全集》、《張秀亞全集》、《楊逵全集》、《鍾理和全集》等；如中國大陸的《胡適全集》、《傅雷全集》、《湯用彤全集》、《繆鉞全集》、《孫犁全集》、《何其芳全集》。希望這些「全集」，有機會再版時，能補編書後索引，如中國大陸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黃宗羲全集》，今年（2005）增訂版，馬劍秋、陸京安、張玉蓮即合編了312頁的書後索引（人名索引）。
漢學研究中心創立於1981年，原名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它自1983年起開始出版漢學研究的目錄索引，列入「漢學研究中心叢刊目錄類」，已正式出版的，計有16種25冊，加上目前排印中的《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可能印成2（或3）冊，則共有17種27（或28）冊。此中心在22年之間，平均每年出版一、二冊，本文將屬於目錄部分的書名，按出版先後列舉如下： 《光復以來台灣地區出版人類學論著目錄》、《近代東北區域研究資料目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中國家庭之研究論著目錄》、《唐代文學西文論著選目》、《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增訂本）》、《當代中文小說英文譯評目錄1945-1992》、《中國民族學與民俗學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4》、《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6》、《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1997-2001》、《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 其他屬於索引者有《經義考索引》、《英譯中文新詩索引》、《英譯中文詩詞曲索引：五代至清末》3種。另外還出版有《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筆名錄（增訂版）》。這些書籍中，中文有13種，英文4種，其中3種有續編，即《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續編兩次，《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各續編一次。 這系列圖書的編輯緣由中，有一位中心主任寫「合作進行的方式」，有二位中心主任寫「特委請」國內外各研究機構、大學系所的學者專家編製，又一位中心主任把「特委請」改成「皆委請」。如果是「委請」的話，一定會給對方簡單的編輯體例，就像該中心出版的刊物，都會刊登稿約一樣。但是，從編著者的自序可看出應是編著者主動編輯，再洽請漢學研究中心出版的。以上是講這套目錄叢刊的基本資料。 一、「漢學研究中心叢刊目錄類」編製的特點 關於這些目錄的特點或優點，主要有以下五點：
由學科專家所訂的分類法較科學，較合邏輯，也較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如《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的「經學史」子目「台灣」是與「民國」並列的；「周易研究史」子目「民國」、「大陸」、「台灣」也是並列的。不像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笠詩社四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圖書館給的標題是「中國詩—歷史—現代」，另一標題是「中國詩—評論」，台灣現代詩竟然是中國現代詩的一部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漢學研究中心叢刊目錄類」編製的缺失 但漢學研究中心出版的這些專題目錄，也存在某些缺失，主要都是兩岸編專科、學科目錄常見的通病。條列如下：
其他還有很多小缺點，如輔助索引只有作者索引，應該至少可增加容易編又實用的「題中人名索引」。記得中國大陸上海圖書館編《全國報刊索引》原有「題中人名索引」，雖一度取消，但1998年起又恢復了，表示這種索引還是很有用的。還有個小缺點是未看到原來書刊的內容，望文（題目）生義就抄錄，如《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第1頁第3條王重民〈海外希見錄〉，刊登1935年4月18日的《大公報》副刊，我把原報紙找來看，內容並未提敦煌遺書。又如《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6），也是第1頁第1條「劉師培〈兩漢學術發微論〉 國粹學報 第10-12期 1905年」，經查對《國粹學報》，作者是「劉光漢」，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第1、2年都用「劉光漢」，第3年第1號起才用「劉師培」，而且寫「10-12期」也與事實不符，應該是「第1年第10-12號」。如果是圖書館員在編製，都是直接根據原書刊、報紙抄錄的，就較少發生這些錯誤。
順便提一下這些目錄書的版面問題，感覺就是空白太多了。二次文獻是純檢索用的，不是供閱讀的，只須運用字體的變化來區分綱目、類目、子目、細目，這些標題字是不必空行（或空半行），同時若改採16開，而正文可考慮排兩欄，輔文的著（作）者索引，可排三欄，字體比正文小一號字。這樣的版面，我保守的估計，可節省三分之一的篇幅，也可節省三分之一的價格。而且可以分精、平裝（以前缺精裝）二種，精裝定價高一點，賣給圖書館；平裝的價錢儘量壓低，賣給學生。日前承漢學研究中心耿立群組長告知，正在印刷中的《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已經在這方面做了改進，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三、比較「漢學研究中心」十幾種目錄書的文獻著錄完整性、分類架構、編目體例 我個人認為在上述幾方面，都是以《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最具特色。最值得稱許的是主編林慶彰教授對整個經學研究是有偉大而完整的規劃，《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只是其中的一環。就這個目錄來說，林慶彰教授有一個完整的規劃，除收中文外，還要收西文，並且已決定與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劉春銀主任共同合作。此外，林教授還有一個大特點，他有一個團體，個個都是有執行能力，又精於文獻目錄之學，也都是擅長利用圖書館的高手。他們對林教授交待的事，都是全力以赴。以《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為例，編輯有4個人，排名第一的李光筠，是我在東吳大學所教過的學生當中，和我交往最密切的，不幸早逝，如果他還在世的話，一定是林教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另外，這個目錄最大的特色是資料蒐集比其他目錄完整。以期刊來說，都是從創刊號開始收起，所利用的圖書館有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室，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和文哲所圖書館。以資料的豐富性來說，《經學研究論著目錄》（以下簡稱《經學》）和《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以下簡稱《兩漢》）兩書期刊收錄的方向相同，都收錄中國大陸的大學學報，並且當作重點。根據我的統計，兩目錄共收約376種學報，《經學》收約332種，其中約有223種是《兩漢》所未收的；《兩漢》所收的期刊中，約有44種是《經學》所未收的，約有109種是兩種目錄都有收錄的。而《經學》幾乎沒有漏收重要學報，《兩漢》漏收的學報有《浙江大學學報》（目前在中國大陸排名的前5名）、《南京大學學報》、《福建師範大學學報》、《暨南學報》、《湖南大學學報》、《海南大學學報》等。再以複印報刊資料來說，《經學》收33種，《兩漢》收10種，後者還漏收一些重要的不定期出版品，如《中華文史論叢》、《宋代文化研究》等。 前面說過《經學》是由一支精於文獻目錄之學的團隊所編輯的，所以在文獻分類和編目方面是他們的專長；《兩漢》在這一方面是要遜色多了，如類名用「讀後」，令人頗有突兀之感，另外《兩漢》著錄出版社也有錯誤，如寫了15次以上的「北京人民出版社」，寫了一次「瀋陽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台北 三民出版社」。 在收錄期刊一覽方面，有9個字的刊名，《經學》、《兩漢》的筆畫不同。「延」，《經學》7畫，《兩漢》8畫。「社」，《經學》7畫，《兩漢》8畫。「黃」，《經學》11畫，《兩漢》12畫。「福」，《經學》13畫，《兩漢》14畫。「廣」，《經學》14畫，《兩漢》15畫。「達」，《經學》13畫，《兩漢》14畫。「複」，《經學》14畫，《兩漢》15畫。「濟」，《經學》17畫，《兩漢》16畫。「聯」，《經學》17畫，《兩漢》16畫。《經學》在收錄期刊一覽方面也有小錯，如《廈門大學學報》的創刊年，寫成1926年是錯的，《兩漢》寫1931年才是對的。 單是這兩種目錄的比較，就敘述這麼長了，何況是十幾種目錄的比較，因此就等待日後再說吧！至於對漢學研究中心的同仁來說，你們的努力，我由衷地敬佩，你們是一支超優秀的團隊，目前應想法子編一本編輯工作手冊，假以時日，一定會成為「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第二。 （註：本文感謝吳銘能博士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圖書館劉春銀主任協助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