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二十九期 91年3月
從古典目錄略論當代我國目錄學之發展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副教授 鄭恒雄【摘要】：我國的目錄工作起自漢代，幾千年來的目錄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編纂經驗與成果，逐漸形成目錄之學。歷代各種各類的目錄，應有其時代的背景、需求與功能。後人編纂目錄往往取法前人之經驗與成果，而有所創新。本文從討論古典目錄的思想與方法及對後人的影響，論及當代目錄學的發展。認為我國當代目錄之學有傳承古典目錄學的精華，亦深受西方目錄學的影響，除舉要說明外，並呼籲重視當代目錄學的探索及提出未來發展的看法。 關鍵詞：古典目錄學；當代目錄學；書目控制 一、前言 我國目錄工作起源甚早，根據文獻記載遠在紀元前二十六年，漢成帝時下詔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等人校書。《漢書》藝文志總序：「每一書已，向則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梁阮孝緒《七錄》序：「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可知劉向之時，已為整校之每一書撰寫「一錄」（即敘錄）放在書前，其後又合眾錄為《別錄》。劉向卒後，哀帝復令其子劉歆接續父業，編纂《七略》。《七略》是在《別錄》的基礎上分類編排的書目。《別錄》、《七略》實已開我國目錄工作的先河。 後漢班固之《漢書》有「藝文志」，是刪減《七略》而成，而為後世正史「藝文志」之始。 我國古代宮廷都有藏書，政府往往詔令修纂藏書目錄。《隋書經籍志》總序：「魏氏代漢，採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可知中經與新簿分別是魏晉兩代官府修纂的目錄。後代官簿亦多，如宋之《崇文總目》、清之《四庫全書總目》皆是此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有私人撰述的書目。尤其印刷術發達之後，私家藏書興 起，不乏私家編纂之書目。劉宋王儉有《七志》、梁之阮孝緒有《七錄》、隋之許善心有《七林》；宋人晁公武有《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有《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則有藝文略，迄於近代，清人張之洞有《書目答問》，凡此均屬私家書目之體制。 總之，《別錄》、《七略》之後，我國目錄大別之有史志、官簿及私錄三大體系，各類各家書目都有其旨趣與義例。幾千年的目錄工作中，前人積累了豐富的編纂經驗與成果，逐漸形成目錄之學。其中較有影響者有宋人鄭樵之《校讎略》、明人祁承燁之《庚申整書略例》以及清人章學誠之《校讎通義》，闡述目錄之原理原則，其間有傳承亦有創見及對後人之啟發。 二、古典目錄的影響舉隅 在我國歷史的長河裡，各種各類的目錄應運而生，應有其時代的背景、需求與功能。後人編纂目錄往往取法前人之經驗與成果，而有所創新，其例甚多，舉例如下： （一）《別錄》、《七略》、《漢書藝文志》 《別錄》是敘錄體，呈現漢代校書之總成果，《七略》繼之而成分類之總書目。《漢書藝文志》又取《七略》創立了史籍之書目。清修《四庫全書》時取法《別錄》的體裁而成《四庫全書總目》，亦即將館臣撰寫之「書前提要」別為一錄，而成總目提要。劉向寫定敘錄之義例，又成為後世撰寫書目提要之準則。 （二）《群書四部錄》、《古今書錄》、《舊唐書經籍志》 唐代毋煚的《古今書錄》係以《群書四部錄》為本增刪而成。《舊唐書經籍志》又本於《古今書錄》而刪其小序及書下小注。三者之關係猶如《別錄》、《七略》、《漢志》之關係，其中有傳承亦有所更迭。至歐陽修《新唐書經籍志》又以《舊唐書經籍志》增補唐人之著述。 從古典目錄學的發展中，可以窺見古人的目錄學思想與方法，其影響迄於今日。茲亦舉要如下： （一）篇目與敘錄 二者都以一書為範圍，而能揭示具體內容與著者著書的旨意。劉向寫定敘錄的義例，包括：「著錄書名篇名、敘述讎校原委、介紹著者生平、說明書籍主旨、辨別古書真偽、評論思想史事、判定書籍價值」。（註1）劉向校書必先條列篇目，始敘述其校書之原委。歷代書目解題大都援引此例，迄於今日。 （二）總序與小序 二者不以一書為範圍，而在闡述一家一派之學術源流，亦即以群書為範疇。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四部之前有總序，四部之下各類之前則有小序，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三）分類 劉向校書之時，已依校書者之專長分工，至劉歆《七略》則將圖書「種別」分為六略三十八類。《漢書藝文志》之分類大體沿襲《七略》，至《隋書經籍志》則確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成為後世圖書分類的主流。歷代之書目，不論七分、四部，或不遵循四部之法，都是藉「分類」，以區分門類，章明學術。《七略》「已依學術之性質分類，同類中再依思想體系分派，書少不能成類者附入性質相近之類，書多能自成一類者可獨立成類」。（註2）此種體制與西方圖書分類法不謀而合，亦是當代圖書目錄之體制。歷代各種書目的分類，類目名稱與分類體制不盡相同，主要是呈現圖書典籍的消長與學術發展的面貌。鄭樵《校讎略》有「編次必謹類例論」，極為重視圖書之分類，認為「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也」。「類例既分，學術自明」。我國圖書分類的體制，自《七略》以降，相沿不息，歷久不衰，以迄於今，足見分類之法，確有其功能。 （四）「以人類書」與「以書類人」 此是兩種書目著錄之法，「以人類書」係以人名注於書名之下，亦是鄭樵《校讎略》「不類書而類人論」之主張，我國歷代書目大都採行此法。「以書類人」之法，《隋書經籍志》集部已見此例，係以書名注於人名之下，歐陽修《新唐書經籍志》亦以人名居首，屬此例。「以書類人」之法，相當西方編目法所採行以人名為主要款目（Main Entry）之著錄法，「以人類書」反之，係以書名為主要款目，將人名記於書名之下，我國古今書目大都屬於此類。 （五）辨嫌名 章學誠《校讎通義》「辨嫌名第五」：「編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原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此處所謂「長編」，以當代之目錄觀之，即書目之「權威檔」（Authority File），記錄書名及人名之檔案，方便日後編目檢索稽考之用，避免著錄之誤。長編係按韻編排，即以「韻」排檢，具有索引的功能。章氏主張「人名字號不一」、「一書數名」及「書有同名實異」易相混淆者，皆當加以互注，以資區別。 （六）「因、益、通、互」與「別裁、互著」 明人祁承燁《庚申整書略例》推究圖書分類編目方法，提出「因、益、通、互」的分類著錄方法。「因」係沿用四部分類之法，「益」者乃於四部之外增益新目，二者是以四部法為本，而於無可入類者另立新目；「通」者乃因一書之內容不同，而摘其性質不同者載入他類，「互」者則指一書因內容龐雜，可同時載入兩類，而互為注釋，此二者則係目錄分類著錄之法，旨在分析著錄圖書之內容。清人章學誠《校讎通義》則有「別裁、互著」之法，予以發揚光大，「別裁」與「通」相近，「互著」與「互」相似，二者與當代目錄法所謂的「分析款目」（Analytical Entry）其實有神似同功之妙。 此外，佛道兩藏的目錄，也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梁啟超在所著「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一文早有析論，認為古典目錄中許多值得稱道的方法都可追溯到佛經目錄上來，如東晉釋道安《綜理眾經目錄》的古異錄從大篇中摘譯單篇者，為後來「別生」、「別裁」方法之先聲。荀勗《中經新簿》收有佛經，是官修目錄中第一次著錄佛經，證明當時佛經已收入秘閣。釋道兩家在《七錄》、《七志》以及《隋志》已有立目，並著錄大量典籍。兩家經錄的方法也是目錄學的珍貴資產。 從以上所述數端，可窺古典目錄的思想與方法，對於後世乃至當代目錄的傳承與發展都有一定之影響，當代的目錄工作者應該珍惜此項成績，而發揚光大。 三、當代目錄學的發展 海運大通以後西潮洶湧，西方的知識學術隨之東來。目錄學的知識與目錄工作亦然，當代目錄的發展除了承襲古典目錄的知識之外，也深受西方目錄學的影響。茲舉其要如下： （一）分類法的變革 我國古典目錄之分類，自漢至清，大體由七分而至四部。 清末民初，四部法已難統括群書，乃有改良四部、別創新法、或引進歐美十進分類等法。如：康有為《日本書目志》、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徐樹蘭《古越藏書樓書目》、陳乃乾《南洋中學藏書目》等都嘗試別創新法。孫毓修首於《東方雜誌》引介杜威十進分類法，其後沈祖榮、胡慶生、杜定友、查修、王雲五、劉國鈞、皮高品、桂質柏、何日章、賴永祥等都有增捕或仿杜威之十進分類法。在台灣的圖書館，上述杜定友、王雲五、劉國鈞、何日章、賴永祥等的分類法都曾經使用或仍在使用之中。尤其，賴永祥增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應用最廣，港澳地區也在使用。國立中央圖書館也曾於民國68年增編訂《中國圖書分類法》試用本，90年教育部編訂《現代圖書分類法》這都仍是十進法的架構。賴永祥增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八版於90年9月出版，賴先生也將增訂八版以後之修訂維護的工作授權國家圖書館進行。民國以來的這些十進分類法，實際上或多或少也將我國傳統的四部法予以採納融入。在大陸，38年以後也有十進分類法，包括：《東北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山東省立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新法》、蘇北圖書館的《蘇北圖書館圖書分類表》等。又新訂別立了不屬十進的分類法，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是四分法共分17大類，《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草案》是五分法共分21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是五分法共分25大類，《武漢大學圖書分類法》分26大類、《大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是五分法共分21類，《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是五分法共分22類。 另外，在美國則有裘開明的《哈佛大學中國圖書分類法》，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使用。「此法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經，西洋圖書分類法為緯。大綱則根據魏《中經新簿》經史子集順序，又仿張之洞《書目答問》而別立叢書類，共分九類」。（註3） （二）標題表的訂定 我國古類書中有「分類編排，標題隸事」的體例，具有以「標題」繫事的功能，也就是將古籍中的內容予以「縷析條分」歸屬於各個主題之下，方便查找。但是標題法應用在圖書館目錄的組織上，還是取法西洋的方法。分類法是藉分類表的「類號」來顯示一書的內容，標題法則是藉標題表的「標題詞」來顯示一書的內容。我國約在民國22年起開始有「標題表」的編擬，較知名的是沈祖榮的《標題總錄》以及來台之後沈寶環教授的《中文標題總目》，但圖書館甚少使用。目前在台應用較多的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於82年編印的《中文圖書標題表》。近年來，由於圖書資訊化的發展，有編製「主題詞表」或「索引典」（Thesaurus）的趨勢。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有《農業科技索引典》、立法院有《立法資訊系統主題索引典》、食品工業研究所有《食品科技索引典》、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有《科技索引典》等。國家圖書館亦在原有《中文圖書標題表》的基礎上進行「中文主題詞表」的編訂工作。大陸方面，在主題詞表（或稱「敘詞表」）方面有較顯著的成績，編有敘詞表數十種。其中科技性主題詞表較多，約有十餘種，較早的是1971年的《航空科技資料主題表》。綜合性的大型詞表是《漢語主題詞表》，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有《社會科學檢索詞表》等。以上這些詞表用來依主題組織目錄，也應用在資料庫的建置上，便利讀者從主題的方向查找圖書。 （三）編目規則的產生 我國古代目錄學家如鄭樵、祁承燁，章學誠之著作裡已論及目錄的編製理論與方法。民國以來，除了有一些編目法的專著之外，漸改以條列方式彙集編目著錄之法，形成規則，以便利圖書館進行編目。30年代劉國鈞編製了《中文圖書編目條例草案》，民國24年草創的《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內容包括：普通圖書、善本圖書、期刊、地圖、拓片之著錄規則，而為各圖書館所依循。直到民國70年以後，受到ISBD及AACR兩項國際編目規則的影響，以《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為基礎編訂成現今的《中國編目規則》，用以因應各種媒體的編目著錄以及目錄自動化的需求。新的《中國編目規則》保留了我國固有編目的特色，諸如：以書名為主要款目（即「以人類書」）、包括古籍、拓片專章等。在大陸方面，1979年北京圖書館編製了《中文普通圖書統一著錄條例》應用頗廣。同年，大陸國家標準局成立「全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下設「目錄著錄分委員會」推動有關文獻著錄標準的研訂工作，陸續公佈七項中文文獻著錄的標準，包括：《文獻著錄總則》及普通圖書、連續出版物、非書資料、檔案、地圖、古籍等六項分則。1996年又新訂了《中國文獻編目規則》。不可諱言，兩岸的編目規則的架構、觀點與方法已是取法西洋，而與世界同步。 （四）索引的發展 索引古稱韻編，係以韻目作為排檢方法。清人章學誠主張編製人名韻編，即是人名索引。民國以來我國的索引理論一方面承襲古代，一方面也取法西洋。在實踐方面，民國38年以前最主要的成績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引得叢刊》、《引得特刊》與中法漢學研究所的《通檢叢刊》，二者皆著重在古籍索引；上海人文編輯所的《人文月刊最近雜誌要目索引》、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期刊索引》，則是報刊的篇目索引。38年以來，在台灣有美國亞洲學會中文資料中心編纂一系列的目錄與索引，也偏重古籍。在香港則有港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及陳方正主編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包括一系列的古籍語詞索引。 （五）國家書目的編纂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典校秘籍，劉歆編訂《七略》，後漢班固復刪減《七略》而為《漢書藝文志》，開創我國「史志」之先河。此例一脈相沿至明清，實為我國國家的總書目。民國22年哈佛燕京學社編纂《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是首度對於歷代史志進行彙編整理提供檢索的工具。民國以來，西風東漸，代之而起的是取法西洋編纂「國家書目」（National Bibliography）。所謂「國家書目」是指：「某國出版或用某國語文所印行的各種圖書資料書目清單之總稱，一般分兩類：回溯性與現行性」。「回溯性國家書目大多為國家圖書館之出版目錄，……現行性國家書目常泛指定期編製某一國家出版品清單，也可包括某一國或該國著者撰寫之著作，無論在何處出版，只要以該國家語文書寫即可包含於內」。（註4）以時間言，可以專載一個時代，也可以追溯幾個朝代的全國出版品。理想的「國家書目」最好包括全國所有的出版品，圖書、文獻、小冊子、連續性出版物等都予以蒐錄，而不論其為當代的或前代的出版品。可見「國家書目」與我國「史志」有相沿相通之處。 當代我國「國家書目」的編製，主要是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負責，目前由國家圖書館編印發行《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大陸則由北京圖書館編印發行《中國國家書目》，北京圖書館近年來更進行整理國民政府時期的出版品，編印《民國時期總書目》。相對的民間單位與出版機構也進行一些全國性營業書目與史志的輯印與索引工作，亦頗有成績。全球著名的美國OCLC電腦圖書館中心更與北京圖書館合作將《民國時期總書目》建置於美國的OCLC書目資料庫中提供使用，但只完成約一萬五千種書目的建檔。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圖書館自動化的發展，國家書目也有光碟版的發行與網路系統的建置。 （六）聯合目錄的形成 聯合目錄是聯合全國或某一地區圖書館的館藏資源，提供利用的目錄。通常以檢字法編排，便利讀者查找某一圖書資料在各館的蒐藏情況。當代目錄的發展，逐漸從單一圖書館走向多館的館際合作，因此，發展為多館的聯合目錄，這是我國古代較為欠缺的一種目錄形式。（註5）隨著科技的進步，更進一步發展為光碟及網路的聯合目錄資料庫，是圖書館進行合作採訪、編目以及讀者服務的利器。中國較早的聯合目錄是《北平各圖書館所藏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929）。1957年11月大陸成立的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製了300 多種全國性和地區性的書刊聯合目錄。1980年成立了全國聯合目錄工作協調委員會並制訂了《建立全國聯合目錄報導體系的初步方案》、《1980∼1985年全國聯合目錄選題規劃（草案）》，80年代開始採用計算機編製聯合目錄。民國以來，兩岸在聯合目錄的編纂方面都有不錯的成績。大陸方面出版不下百餘種，包括全國性、區域性及專題性聯合目錄。如：《中文科技期刊聯合書目》、《全國西文連續出版物聯合書目》、《中國地方志聯合書目》、《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全國西文期刊聯合目錄》等都是其中犖犖大者。台灣方面也有不少關於善本、普通本線裝書、期刊、官書等類型的聯合目錄。 （七）機讀目錄的興起 機讀目錄的興起，無疑的是當代目錄最重要與影響深遠的發展。機讀目錄源自1965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始研發，是一種機器可讀的目錄（Machine Readable Catalog，簡稱MARC），以編碼方式和特定的結構記錄於電腦儲存媒體上，可以自動處理及產生目錄資訊。國會圖書館於1966發行MARC1機讀目錄磁帶，1969年發行MARC2磁帶，1971年MARC正式成為美國國家標準，而為各國效法。我國約在民國69年開始推動機讀目錄的各項研究與計畫，陸續公佈「中文資訊交換碼」（CCCII）以及建立機讀目錄相關的編目規則與標題表，而於70年正式編訂出版《中文圖書機讀編目格式》，71年修訂本改稱《中國機讀編目格式》，迄今發行至四版及民國90年修訂版。目前國內圖書館大都予以採用作為建檔標準，國家圖書館NBINet書目網路建置之書目記錄已逾330萬筆。大陸方面，1979年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引進美國國會圖書館磁帶，成立了「北京地區機讀目錄研製協作組」。1980年起陸續公佈機讀目錄相關標準，到1992年正式出版《中國機讀目錄通訊格式》（Chinese MARC Format，簡稱CNMARC）。1994年起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深圳圖書館依據此項格式共同建置「中文書目回溯數據庫（1949-1987）」並發行光碟。 另外，為了確保讀者檢索目錄使用「標目」的一致性，理想的機讀目錄對於讀者檢索的「標目」須予以適當的控制，這些「標目」包括人名、地名、主題、題名、機關團體名稱等，這類標目建立的依據稱為「機讀權威記錄格式」或稱「機讀規範格式」。民國75年台灣編訂有《中國機讀編目權威記錄格式初稿》（83年改訂為《中國機讀權威記錄格式》），1990年北京圖書館也訂定了《中國機讀規範格式》，二者的主要依據都是參照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訂定的UNIMARC/ AUTHORITIES而來。 （八）圖書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簡稱CIP）之推行 圖書預行編目或稱「在版編目」，就是出版者在新書出版前，將毛裝本（清樣本）或正文前的書名頁、版權頁、目次、序、摘要等相關資料，先送到負責辦理CIP業務之圖書館予以編目，並於該新書內某一固定位置上印出書目資料的一項措施，可供編製各種目錄之用。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在版編目的國家，約在60年代末正式實行。我國則於79年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設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負責推動ISBN及CIP業務。大陸則在1987年7月開始起草有關在版編目的國家標準，制定了圖書在版編目數據單國家標準。這些發展也都深受美國及國際組織之影響。 （九）專科書目的興盛 專科書目，顧名思義就是為某一學科或某一主題編輯的目錄，而能呈現比較完整的面貌提供利用。漢武帝時軍政楊僕紀奏《兵錄》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學科目錄。漢代經學盛行，因此又有經學的專門書目，如東漢末年鄭玄的《三禮目錄》一卷。「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略、諸子略就是經學和哲學的專科目錄。從六朝起，更有體例相當完善的佛經目錄。這些編目錄的傳統一直承繼下來，但為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目錄收錄資料的範圍和體例等，也應隨時加以改變，以方便更多的讀者使用」。（註6）可以說，我國的專科書目起源甚早，然而，當代可以說是專科書目最為興盛的時代。這應該是由於學科發達，分衍迅速的關係。不僅專科書目量多，主題範圍蒐採周全，講究體例，期以符合用者檢索的需求。 四、結語──當代我國目錄學面臨的挑戰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快速變動的時代，人們對於目錄的需求以及檢索利用的途徑亦不斷的與時推移。當代的目錄工作是否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我國目錄學的發展如何？都值得我們關注與探究。從上述我國古典目錄的成就以及當代目錄發展的現象中，可以察覺到清末民初以迄今日，我國目錄的發展其實已產生極大的的變化，目錄學已經大量吸取西洋目錄學的知識而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譬如，以最基本的目錄形式而言，卡片式目錄已大行其道，尤其在全國各個圖書館裡，長期以來成為讀者索借圖書的主要工具。而近幾十年來，由於科技的發展，尤其是電腦的普及與網路技術的進步，又有磁帶、光碟與網路等嶄新的目錄形態。電腦科技對於目錄工作的影響越來越顯著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當代目錄學所應面對的課題。 就當代目錄學的理論而言，最緊要的應屬「書目控制」（Bibliographic Control，簡稱BC）的理論。「書目控制」是指：「利用書目控制一切印刷文獻，達到有效地存儲和利用一切文獻資源的目的。因此，它包括各類書目工作和廣義的書目事業的組織管理活動。書目控制就是通過建立書目集中管理體系，對文獻實行宏觀控制，以及最有效地實施文獻資源合理而充分的使用。」（註7）「幾十年的努力，運用書目控制理論在進行國家書目控制（NBC）和國際書目控制（UBC）方面取得顯著成效。」（註8）「書目控制有賴於書目技術、方法的高度完善，提高文獻的整序水平；書目控制理論、技術、方法的發展促進了書目信息服務系統和書目信息檢索網絡的建立，使文獻資源在更廣泛的範圍中得到應用，使文獻讀者的檢索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滿足」（註9）然而，當代由於電腦科技與網路的發達，「網路資源的無序化與混沌化等現象，已使得網路電子資源的應用與搜尋皆發生了不同層次的問題。面對這個問題，圖書館試圖以書目控制的方式來達成，而電腦界則趨向採取網路資源探索的方式來完成，但是兩者皆有優缺點。因而，為了因應解決這類問題，Metadata遂應運而生。」（註10）當今圖書館面臨實體與虛擬館藏並存（Hybrid）的發展，這種不同的發展理論，應是當代目錄工作者所應關注的課題。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目錄學界對古典目錄曾經熱烈的討論，進行「總結」，同時並探索當代目錄學的任務與方向。我們在台灣的目錄學界，長期以來有關目錄學的著作，大多仍偏重目錄學史的敘述，對於當代目錄的探討反而較少論及。近年來目錄的編製與探討有逐漸移轉至圖書館的現象，除了專題書目外，圖書館已成為書目工作的重鎮。從古至今，「目錄」都有其一定的社會與學術之價值，我國古典目錄已積累豐富的成績，面對網路發達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今日，台灣的目錄學界何去何從？值得深思。茲謹就個人所思，提出幾點淺見如下： （一）當代我國目錄與目錄學新發展的探討 誠如前述，當代我國目錄事業的發展已有新的面貌，尤其引進西方目錄學的方法所建立的各種目錄體制，包括：各項分類編目方法、規範標準、書目中心以及MARC、Metadata等機讀格式等等，不論從整體和微觀的角度，都可以進行仔細的探討，分析其利弊得失。尤其在運用源自西方目錄學方法之際，也要思考我國文獻之特色而能承繼發揚古典目錄的精華，這似乎可以先從當代目錄學的各項新發展與新方法入手，進行探索。 （二）當代書目控制與全球華文書目資料庫的建置 台灣近幾十年來的目錄事業雖然頗有可觀的成績，諸如書目自動化與線上目錄的發展，對於使用者都十分方便。然而，書目的質與量都有改進與發展的空間。台灣幅員不大，但是出版品的掌握與目錄服務方面，始終不夠新穎與完整。未來在版權控制、目錄控制及文獻內容揭示等工作，都有待努力。目前，大陸及歐美等地都有華文書目資料庫的建置，期望能經由交流與合作，進而在國內建置全球的華文書目資料庫，提供各項目錄服務。 （三）當代書目規範的研訂與維護 書目規範的研訂與維護是書目控制的主要內涵，經由規範的訂定達到標準化與一致化的目標，以促進國內外書目資訊與文獻的交流。目前，國內與先進國家一樣，圖書資訊的規範與標準大抵遵循國際標準。雖然有共同的標準可資遵循，但是如何切合國內的需求，則須不斷的研究探討。目前，國家圖書館已建置「編目園地」全球網站，彙集國內外各項書目規範，可窺規範研訂的現況與需求。舉例而言，中國圖書分類法的維護修訂、中文圖書標題表的增補或主題詞表的訂定、權威檔的建置以及新進網路資源編目格式的研訂等等都是重要的課題。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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