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文試圖探討太虛一生所從事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現代與傳統兩個面向。此二面向的淵源與演變，則可由從他自幼至出家的成長過程開始，隨著清未至民國時局變化的諸項重大事件來加以檢視。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五四運動、國民革命、八年抗戰及抗戰後的國共消長等，這一系列中國現代化歷程的開展，著實對太虛中國佛教復興運動在理念上調整有著重要的影響。像是在辛亥革命時期，太虛以佛教的三大革命，即教理、教制、教產三者以呼應從事辛亥革命等知識份子所提出的西方的政治及社會革命，並且以上述革命的理念親自籌劃了數項佛教改革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東方文明將有復興之機，於是逐漸重視中國及東方的各種價值體系，特別是傳統中國佛教的理解與體悟，使其更加深佛法救世的理念，並對於過去所接受的西方思想產生懷疑的態度。就在此一時期太虛完成了他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藍圖，即整理僧伽制度論。制度論中指明了維護佛教生存於世的方向，即是鼓勵佛教徒積極入世參與社會上各種活動，自我充實，勿使社會對佛教的排擠情緒擴大。另外則是整合過去鬆散的佛教僧界，成立貫達中央及地方的佛教統一性組織，以代表佛教界向政府爭取佛教生存的權益。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青年、刊物等是五四運動推行上的重大力量，太虛利用此力量來推動他的佛教改革。隨後知識分子逐漸熱衷共產主義，太虛則進一步發揮禪宗重視勞動及工作的合理性，同時亦發揮了入世佛教的精神。
國民革命成功太虛的改革理念中則有三佛主義的主張，顯然是將三民主義的形式加以學習後提出，並在統一全國後籌劃成立一統一的中國佛教會。抗戰時期太虛則呼籲佛教界投入抗戰的行列，並以佛教金剛怒目的精神為佛教徒參與抗戰的行動合理化。抗戰勝利後國內政黨的形勢日趨複雜，太虛則考慮組織佛教的政黨，或是鼓勵佛教徒參政，使保護佛教更具有效率，此處綜括了他隨順時勢及適應現代所做的理念上的調整。
不過，太虛中國佛教復興的事業中亦有堅持傳統的原則，即是以信仰修證為主體，如對大乘起信論的堅持及維護，即是他傳統主義型態的流露，另外，為了維護佛教信仰的神聖性而反覆與胡適、梁啟超等佛學研究者及歐陽漸等支那內學院師生進行爭辯。為維護起信論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太虛採取了綜合融貫的方式找出起信論與知識份子所推崇的唯識學在義理上相通之處。但是在與佛學研究者爭辯及融攝佛學的著作中，發現太虛的思想雖融攝廣大但並不嚴謹，理論粗疏、舉證不足之處所在多有。這些問題的發生與太虛堅持傳統主義的佛教及排斥中國現代化過程之中，西方科學及理性主義這兩股力量對佛學研究的影響有莫大的關係。
太虛的中國佛教復興運動遭致失敗的命運，除了國內各種政治社會環境不能配合外，傳統佛教界的排斥亦是原因之一，不過傳統佛教界不肯合作，事實上與太虛的為人處世不夠圓滿及個性上過於孤傲有密切關係。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及改革的範圍過於龐大等，亦為考量太虛失敗不可或缺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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