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文化上的落差與思想上的歧異，儒釋之間的諍論，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即未曾間斷。而由外在形成的比較，以至思想層面的進一步交涉，是宋代儒釋論議的發展實況。宋儒在交遊禪僧、出入禪門的經歷中，對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也促成儒釋論議的蓬勃與深化，而儒釋論議又對宋儒的思想產生有形無形的影響，因此宋代儒學的興起與佛教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已是眾所公認的事實。儒釋兩家均重自我生命的提昇與完美人格的圓成，因此實踐工夫與工夫所依的主體概念——亦即心性意涵，便自然成為兩家思想交涉的重點。在宋儒的儒釋論議中，以朱子對佛教心性意涵與修行工夫的論議最多；根據陳榮捷先生的考察，朱子無論所讀的佛經或所接觸的佛教思想層面，均居當時宋儒之冠，因此朱子所論可以作為當時儒者對佛教思想理解的代表。再者，朱子對佛教心性意涵與修行工夫方面的探究，較諸其他的儒釋議題，觀點更為深入，因此最能表現他對佛教思想理解的深度，也最能凸顯其間的誤差。尤其朱子在這兩方面的理解內容，更對他工夫理論的形成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以是朱子對佛教心性意涵與修行工夫的理解內容，實有研究的必要與價值。本文即由朱子的儒釋論議中，整理出他在上述兩方面的理解情形，並嘗試舉出佛教相關範疇的原義以為比對，從中探究朱子理解的相應程度與誤差所在，而且找出誤差原因，試加說明；進而討論朱子的佛教理解在他思想形成過程中所造成的影響，旁及這份理解與朱子對儒家道統認定的關係，期能對朱子所理解的佛教心性意涵與修行工夫有更完整而全面的認識。
第二節前人研究成果的省察
朱子思想的研究著作，足以汗牛充棟。目前對朱子思想解析得最為深入者，當屬牟宗三先生的《心體與性體》一書。牟書體大思精，以三系說分判宋明思想，而視朱子係「別子為宗」，確為前人未發之論；不過在朱子理解佛教的問題上，只以「對逆覺義理型態的不契」和「對禪佛的心理忌諱」簡單帶過，未有詳論。(見牟氏該書第三冊，頁一二七。)劉述先先生《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一書則對朱子之闢佛有專節討論，他認為朱子「可能是當時儒者對於佛氏比較有理解者」，而且肯定朱子的嚴分儒釋確實有一基本的慧識為其背景；不過篇幅中多為原典資料的引述，沒有系統性的闡論；對於朱子所理解的佛教心性意涵與修行工夫，除了在第一、二、三章討論朱子的思想演變時，隨順文章主題而提帶之外，亦未深論。
(見劉氏該書一～三章，頁一～一三八。劉氏亦有類同牟氏之論斷，見前揭書，頁九五。)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五大冊，資料蒐羅詳備，其中「朱子論禪學（上）（下）」、「朱子論禪學拾零」、「朱子從遊延平始末」、「朱子論敬」、「朱子論格物」等章，對相關資料的蒐集令人歎服，在義理的說釋上亦有可采，可惜俱屬隨文的疏通，未有體系的建構，而其云「朱子於禪學，亦所探玩，其於禪，則實有極真切之瞭解。」亦與實情不符。(錢氏之語見《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頁四八九。又上述相關篇章見錢氏前揭書第二、三冊。)
熊琬先生《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一書，算是討論宋代儒學與佛學關係最引人注目者；其副標題「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也標明了該書重點在於朱子思想與佛學的交涉上。書中從韓愈、李翱、周、張、二程思想談起，探討朱子理氣、太極、心性、工夫等各方面的思想所受佛學的影響，並對朱子之闢佛有詳細的討論，引述豐富，用心至深，誠屬不易；但是偏於佛教本位，將上述宋代諸儒之思想淵源概歸佛學，又從佛教的觀點來反駁朱子闢佛之諸般論議(包括心性及工夫方面)，立場有失客觀，最後判定朱子「所以論斷佛氏為非者，固亦佛氏之所非；其所以為是者，固亦佛氏之所是也。」而言「（儒佛）二者之異在◆，而彼（朱子）所以攻排之（指佛教）者，亦在◆。」(見熊琬該書，頁三六五。)的結論，尤見偏頗，誠屬可惜。金春峰先生《朱熹哲學思想》一書有「朱熹思想與佛禪」專章，從「明心見性」、「一心開二門」及「漸修與頓悟」三方面取角，可謂掌握了儒釋思想交涉中之「心性」與「工夫」二大重點；不過三方面的論述均主張朱子思想乃吸收消化佛教、或受禪宗說法啟迪而來，有類熊琬先生之見，而無法展示朱子佛教理解與其思想的真實關係。(見金氏該書，頁三七九—四○八。)蔣義斌先生《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一書，雖有「大慧宗杲禪法之特色及其對朱熹之影響」一節，亦提醒朱子之不能接受李侗靜中工夫，可能有來自宗杲反默照的影響(見蔣氏該書，頁一四五。)，不過該書著重歷史脈絡的追蹤與討論，對於思想內容未有深入的闡釋，蔣氏另一本著作《宋儒與佛教》特點亦同。此外，陳師郁夫〈南宋新儒對禪佛的闢評〉一文，在朱子闢佛的觀點上有言簡意賅的釐清，對於朱子闢佛的影響亦有所提點，足為本文參考。(陳師該文載於臺灣師大《國文學報》第十二期，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一○一—一二五。)馮耀明先生〈朱熹對儒佛之判分〉一文，融合了牟宗三、錢穆與劉述先諸人的觀點，對朱子在佛教「性空」、「作用是性」與「心」等方面的理解上有所比對與論述。(馮文原載於《漢學研究》第六卷第二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今收入馮氏著《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一書(臺北市：允晨文化公司，一九八九年九月)，頁一一七—一五七。)蔣義斌先生〈朱熹排佛與參悟中和的經過〉一文對朱子何以在經歷思想曲折後才有「敬」之主張提出質疑，的確抉發出問題所在，足見觀察力之入微與思考之敏銳，可惜並未針對所提問題作切當解答。(蔣文見《史學彙刊》第十四期，一九八六年九月，頁八三—一○二。又轉載於《東方宗教研究》第一期。)以上所舉為前人研究成果中較重要的部份。諸人研究各有所長，對於本文多有啟迪與助益；本文即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來展開論述，期能對相關領域的研究略有補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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