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在近現代中國佛教思想史乃至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歐陽竟無先生（1871—1943年）一向被看成是研究、弘揚奘傳唯識學的佛教學者。這個看法有它的合理性：在其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歐陽的確都致力于唯識學經論的整理、刊刻和闡釋。然而上面這個看法是不完備的，甚至是不準確的，它描述了歐陽唯識學研究的實情，卻沒有解釋歐陽何以從事唯識學研究；它捕捉了歐陽一生學問的片斷，卻無法描繪出貫穿唯識學、船若學、涅槃學乃至孔子孔學諸種學問“片斷”的和諧統一的整體圖景。當人們把歐陽稱作玄奘再來的傑出唯識學傳人時，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歐陽是一直倡導內學院師生們要對印度“佛學四科”乃至孔、佛思想做融會貫通的研究的。
本論闡明，歐陽終其一生的佛學研究主旨乃在揭示歷史性的佛教教法的超歷史的普遍理念型式。在歐陽看來，這一普遍的理念型式即法相簡別或存在樣式簡別的法相思想系統（“法相學”）以及建立在法相思想基礎之上的體、用簡別的佛法形上學模式。歐陽把上述理念看成是佛教思想區別于一般宗教或哲學的根本理論特徵，同時把上述理念看成是融于三時佛教的在三時佛教中以或“隱密”或“顯了”的形式申說著的普遍佛學主題。
本論第一部分分析說明了由歐陽歷史地復活了的佛法形上學體用關係的基本內涵。這一部分還側重通過對法相典籍法相思想主題歷史演變的考察證實歐陽的“法相學”觀念與“無著學”思想系統的內在一致性。
第二部分詳細解說了歐陽二十年代形成的兩個基本觀念：“《大乘起信論》疑僞說”和“法相、唯識分宗說”。前者是歐陽立足佛法形上學的理論格局對《起信論》所代表的中國主流佛學形上學模式的批判，後者充分表達了歐陽超越狹隘的唯識宗學的思想立場。
在論文的第三部分，我們對歐陽在法相簡別思想基礎上所形成的“晚年定論”學說作了扼要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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