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日益興盛，寺院結構的制度化是重要因素，而寺院制度的建構正是長時期與中古的政治社會相激盪而成，寺院職務逐步的建立，反映寺院生活面貌，乃至於寺院與當時社會的關係。
唐代寺院組織架構已較為完整，寺院建立的緣由、動機逐漸多元化，依立寺性質的不同，可略分為官寺與私寺。官寺的建立除突顯佛教在唐代社會的地位外，也說明寺院的建立、管理與活動，無法擺脫官方的控制。然唐代寺院多屬民寺，其由來或為前代興修，或為士大夫私自建置，也有信徒或僧尼自行修建，一般信徒多以合資造寺，並多干預主持僧尼的任選。
唐代寺院運作的種種面向，為佛教與中國傳統相互影響而成。僧團內律規範上下、長幼、師徒關係，主要受中國倫理傳統影響，使唐代寺院中建立類似世俗階層關係，形同家族的僧團體制於焉而成，但其成員的組成仍依循佛教僧團規範。
寺院中有如社會的上下階層、長幼倫理，反映佛教的中國化；而寺院制度的建立，說明中國寺院的發展已獨具特色，定居、順俗、制度化的運作，不同於原始佛教與西域佛教，也與魏晉南北朝時依人不依寺、僧團重於寺院的現象有所差異。
唐代寺院中屬於管理階層的僧職包含寺主、維那、上座、監寺等。寺院三綱中，唐初上座之務，主要規範僧人戒律，此後，上座職司逐漸擴及弘法工作。寺主則代表一寺，負責對外事務，包含與官方交涉、管理外來僧人的投宿，；對寺院僧伽而言，寺主負責聘請高僧大德講經說法，教化僧眾；並且需要總理寺中庶務與規戒。
維那則執掌寺院一切庶務，工作甚為雜繁，包含大眾食宿，負責法會各項事宜的執行。唐代寺院中維那之下，已有典座、直歲、庫司等職司分攤事務工作，主要由維那擔任管理者，典座、直歲、庫司則是實際執行者。
監寺一職為總監院派至各寺，監察一寺僧務，監寺與三綱的關係，可能呈現能平行且相互牽制的狀態。唐代初期寺院律師多精通律典，法律一職，則負責規戒僧人行住坐臥、日常生活，反映唐代寺院已有專們負責戒律規範的職司，顯示三綱職權已有分工的現象。
知事為因應寺院生活的各項問題而設置，知事僧雖然沒有管理僧人的高位與權力，卻是寺院運作不可或缺的成員。唐代寺院事務龐雜，知事僧因為工作性質而有不同職司名稱，並且出現管理與執行的階層區別。
其中典座一職在隋代主要負責飲食供應，至唐代已成為管理知事，負責許多生活作務的分配與掌管寺院財物。直歲主要是管理生產事務，有時也參與寺中財物管理。庫司的職務類似典座，也參與寺內重大事務，如慰問客僧、寺內財務的管理等。
知事為寺務執行者，因負責事務不同，而有知客、知殿、知莊、知墅等名稱。知客僧負責寺院接待賓客，知殿僧需注意殿中火燭，維持殿堂整潔；知莊、知墅僧則為規模較大的寺院設置管理莊園生產的僧職。根據目前所知材料，不易斷定知殿、知莊、知墅是否已成固定寺職，但可確定唐代寺院中已有專人負責相關事宜。
隨著寺院僧職層級的建立，三綱成為管理階層，負責統籌寺院各項事務，知事僧主持僧眾日常工作，其他大眾各有職責，分攤寺院日常生活作務，寺院運作日趨制度化，反映寺院組織與結構的定型。寺院職務的選任中，官方對官寺具有絕對的主導權，但一般寺院則多由寺中大眾推舉而成。唐代寺職運作與選任呈現的問題與變革，反映佛教內律與世俗權力對寺院運作的影響，亦彰顯唐代寺院日漸制度化與社會化的特點。
唐代政教關係上，君主雖無法有效管制百姓出家為僧，卻可要求僧團與寺院依命行事，但也反映僧團階層倫理仍受佛教戒律規範。寺院寺職制度化的同時，其任選、遷轉亦趨定型，其中，官寺多由君主或官方主導僧職的任免；一般寺院職務選任，多由寺中大眾推舉而成，且需經州縣都僧統判定才能成立。
寺院在官方權勢控制下進行的活動，與一般信徒至寺中舉辦法會或設齋行香，以供養僧人為主有所不同。官方藉由主導干預佛教活動，展現對佛教的控制，並非基於對佛教的信仰與尊崇，而寺院與僧尼在現實壓力下，不得不迎合君主或官方意圖，亦足以顯示寺院漸趨世俗化的現象。
唐代寺院兼具宗教、政治、經濟功能，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唐代士大夫與僧人的交遊，突顯寺院擁有豐富的學術文化資源，成為積極入世的社會學術文化活動中心。佛教規範思想因此深切影響政治、經濟、社會與學術文化等各個層面，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世俗化與社會化，寺院結構建立的過程亦深受影響，寺院不得不配合政治、社會的需要，建立相關職務與制度，說明佛教逐漸轉化成為中國化的佛教。
中晚唐時期，寺院除重申戒律外，也開始反省寺院制度與佛教發展的關係，馬祖、百丈建立的叢林制度即為代表。叢林制度在寺院制度化與社會化後，彙整各項職務，訂定規制，自是佛教對寺院世俗化的反省，但仍延續魏晉至唐朝長期發展的寺院結構與組織，由此，說明唐代寺院的發展邁入另一階段，使中國寺院制度趨向完備，也顯示佛教的中國化更臻成熟。 |
圖書館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