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在中國歷史長期的王朝更迭中，幾乎不曾變化的主題，就是南方的農業民族與北方的遊牧民族，為著物資的爭奪而相互衝突。由於北方草原粗放式放牧生產，形成一元式的經濟體系，物資供需常易造成失衡，非常需要以掠奪或交易的方式，獲得南方生產的穀物、絲綢、鐵器、茶葉等物，而南方王朝在武力上不能與北方相抗的情勢下，經常是靠著建造綿延不絕的長城，恃關以守。這種南北對峙的局面就成為中國古來國防考量的基調。但是其中亦有少數的例外時期，滿清王朝就是其中之一。
滿清之所以能夠跳脫這種南北對抗的僵局，部分是因為它本身的經濟形態是兼具農牧兩種生產方式，早在關外時期，它便與蒙古多方打過交道，並且收納漠南蒙古進入它的版圖。同樣亦很重要的因素是，滿清在入關之後，不恃長城一線之守，懂得用不同的方法統理治下的諸多民族，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稱呼滿清建國之初為「滿、蒙、漢三族同君聯合的帝國」（註1），此種帝國模式一旦建立，後來臣屬清朝的漠北喀爾喀蒙古、青海和碩特蒙古、西藏、新疆的準部及回部，亦是套用了同一套模式。在這個模式下，各個民族之間基本上是分立分治的，例如清朝採取的是屬人主義的法律，不同種族適用不同的律典，在漢地就採用仿自明朝《大明律》的《大清律例》，滿洲人另有《八旗則例》，蒙古人有《蒙古例》，西藏人有《西藏事例》，回人則有《回疆則例》。在這樣「一國多法」的情況下，滿清皇帝就構成國家統合重要的串連者，對滿洲人而言，皇帝是八旗部族聯盟的領袖；對蒙古人而言，他是遊牧帝國的大汗；對漢人而言，是中原的皇帝；對西藏人而言，是藏傳佛教的大施主；對回人而言則是繼承了準噶爾部長統治權的宗主。如此而來，滿清帝國就靠著多元的法律、制度，統治著多民族的龐大疆域，它的邊疆制度，維持相當時間南北民族的和平，久為學者們所推崇。（註2）
但是，這樣複雜的體制絕對並非建立在一朝一夕之間，而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演變的結果。以清朝統治各疆域的時間而計，漠北喀爾喀臣服於清廷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多倫會監後；青海和碩特蒙古為清朝統治當是在雍正三年（1725）於西寧設置辦事大臣之後；西藏逐漸承認清朝為宗主，應自乾隆十五年（1750）廢除藏地郡王制度，以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理藏政為始；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準噶爾，二十四年（1759）征服回疆，新疆才成為清朝的領地。這些時間顯示出清朝建國後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才底定全部的疆土，這些領地無一不是倚靠經年累月的戰爭和經營，才為清朝所獲致的。換一個角度來看，在滿清建國之初，現今中國疆域的西北部正是為「各國」所佔有，彼此之間經常進行頻繁的「國際」活動，它們或因貿易需要，或欲求賞賜，而以進獻方物的方式來向中國入貢，但是朝貢關係絕不如傳統史料中表示的在政治上的臣屬，此「明末清初的西北邊境是多國林立」的視野，即是本論文所要強調的一個觀點，在這個「多國林立」的背景下，各國之間如何相互往來，有什麼重要的歷史演變和發展，即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在這個明末清初國際的背景下，我選擇西藏、蒙古與滿洲三個民族的互動往來，作為論文主要關注的對象，特別是以政教關係的角度，來作為探討問題的切入點。因為我認為「政治」和「宗教」的交涉，可說是這段時期國際交往的主軸。在1644年滿清入關擊敗李自成的前兩年，在西藏亦剛進行完畢權力的重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接受和碩特蒙古顧實汗的幫助，在西藏擊敗他們的教敵，以宗教領袖的身份，成立了「噶丹頗章政權」，這件史事不應被視為一件地區性的小事件，而應當代表著格魯派自1578年在蒙古各部發起的傳教運動後，所開花結果的總收成。從某個角度來看，當時倘若滿清使用戰爭與聯姻征服了漠南蒙古與漢地的話，則西藏的格魯派早在滿清之前，便已用宗教和文化征服了各部蒙古，受到蒙古人一致的擁戴。當時的蒙古各部，隱然存在著兩股勢力：宗教（西藏）和政治（滿清）在權力的掌握上暗中較勁的局面，這樣的情勢，對往後歷史的發展有如何的影響，實值得細加探討。這個論題的探索，亦是治清初歷史的學者們較少留意的課題，要解決這個課題，還得先從西藏方面的研究出發，則格魯派是如何傳教到各部蒙古，他們運用了那些傳教的策略，最終如何在西藏掌握政教權力，並維繫他們在蒙古的地位，即是本論文第一、二章所要處理的課題。
滿清與蒙古、西藏初期的接觸，是本論文第三章所要處理的問題，特別要釐清滿清是如何透過與蒙古的接觸，在獲得蒙古傳國玉璽後，逐漸瞭解藏傳佛教在蒙古各部的廣大影響力，不容小覷，而開始採取邀請喇嘛宣教、建築華麗寺院，以藏文鐫刻碑銘等方式，來向西藏示好，希望藉由西藏喇嘛在蒙古的威望，有助於蒙古對滿清的向心，這段時期原先敵對的蒙古部族在西藏喇嘛的調解下，制定了一部（法典），正式將藏傳佛教在蒙古社會中貴族化。另外，在滿清朝廷再三的邀請下，促成五世達賴訪問北京的決定。
第四章我將探討順治九年，當時代表東亞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地位極崇高的滿清皇帝與達賴喇嘛，在北京會面的緣由和過程，並嘗試探索其中某些具有意義的問題，包括達賴前來之前，彼此對會面地點的交涉、滿清內部對如何招待達賴的爭議、雙方在史料中對這次會面記載上的差異，與其代表的意義、以及清朝與西藏在互贈尊號這一點上的考量。
第五章，我將就前章末尾所提：五世達賴在回藏前致書給順治的抬頭「至上文殊大皇帝」這個名號，探討由乾隆朝所提出的「文殊」與「滿洲」具有淵源其背後的深義。並討論這個名號在清初，尤其是乾隆朝運用的情形。接著察索西藏政教歷史，觀察藏人稱呼外國尚存的領袖為佛菩薩，在整個西藏政教史的的位置，然後考察在獲得這個宗教氣味濃厚的名號後，滿清的反應，最後探討蒙古在同一時期於著作中反應出的「汗統思想」，與西藏和滿洲關係的意義。
第六章，也就是本論文的尾章，我將從吳三桂反清和準噶爾起事這兩件史事來考察：滿清和西藏在經過皇太極及順治兩朝友好關係建立後，在康熙朝的轉變，其中探討了康熙早年對佛教的態度、在三藩起事，和準噶爾部領袖噶爾丹興起霸業後，清廷對西藏的態度，如何從遣使諭請合兵、調和，轉為心生疑慮，最後竟然演變成毫不信任的過程，最終本論文以康熙三十年的多倫會盟，和三十六年平定噶爾丹，所代表的滿洲、蒙古與西藏關係走向以清朝的政治勢力為主導，和政治勢力一時戰勝宗教，成為帝國內的獨尊，作為論文的結束。
撰寫這篇論文，需要多種語文的能力，我僅習過一年藏文，對於要閱讀史料猶相當吃力，故仍需倚靠翻譯出的文獻來解決這方面的不足，促成這篇論文能夠寫成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幾年內，許多重要的藏文、蒙文史料，清宮檔案陸續被翻譯出來，並可以為研究者取得，即使原書尚未出版，部分內容也能在專書和研究論文中找到線索。如陳慶英翻譯的《五世達賴喇嘛自傳──雲裳》，即是本論文所引用最重要的史料，但是這本書的出版，至今猶遙遙無期，本論文只得自多方來源，找尋《雲裳》中記載的內容，這一點若造成讀者感到困惑，需要在此致上一份歉意。
又必須說明的是，清朝統治全國是採取分立分治的，各個民族有不同的對待方式，以清代盛世時期猶然。但是這種「多元」的情況，竟也反映在不同民族語言所寫下的史料。以乾隆皇帝為例，若看過他所御筆親撰的《喇嘛說》，當會認為乾隆對待藏傳佛教完全是因對蒙古安撫的考量，不曾有深刻的信仰，在清朝官方所出的漢文資料中，亦完全找不到乾隆曾自稱文殊菩薩的記載。但是在藏文資料、在西藏的唐卡畫中，在書中所附的文字中，處處皆可見乾隆確曾化扮為文殊菩薩，以加強其作為帝王的威嚴。透露出更不一樣情況的證據是乾隆的陵寢：裕陵，這是大陸開放參觀的清帝陵寢之一，在裕陵地宮的八扇石門，各雕一尊菩薩立像，地宮的明堂卷頂，浮雕著「五方佛」，金卷的東西二壁各雕一尊佛像和八寶香案，乾隆的棺槨布滿漆雕的藏傳佛教經文，地宮石卷頂和二壁有陰刻許多佛經，計有梵文六百四十七字，藏文二萬九千四百六十四字，乾隆帝身上覆蓋陀羅尼經被，上印藏文的陀羅尼大悲咒。（註3）依清代慣例，皇帝生前都自造陵寢，乾隆帝為何要將自己的死後，置於一方佛教世界之中？在不為當時百姓公開的帝王陵寢中，所反映出的，當是帝王自身的內心世界，可見清藏之間交往的影響，還有許多不為學界發掘的堂奧。自這一點來說，研究清朝與所統治民族的關係，不能僅倚賴漢文資料的一面之詞，猶需多方考證文物與其他民族的檔案文獻，才可能對事實有一個較全面性的瞭解。
這篇論文就是儘可能參考原文為各民族語言的資料所嘗試寫成的。並試著對學界提出已久的課題：如布達拉宮建立的意義，探討「滿洲」名號淵源時的盲點，與清帝好西巡五臺山的動機，提出自己有異於前人的見解。至於論斷過程是否允當，有無漏失任何重要史料，是否猶有重要論題有待補充，這些問題，就有待於前輩者學者多方地賜教指正了。
〔附註〕
註1：岡田英弘：＜臺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自由時報主辦，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協辦：馬關條約一百年──臺灣命運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5，4，頁15-17。
註2：如呂士朋在＜清代的理藩院＞中言：「有清一代的最大貢獻，厥為對邊疆的經營，使得近代中國的廣大版圖得以真正鞏固而確定。」《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頁623；李符桐，《邊疆歷史》中比較元與清這兩個異族統治的朝代亦言：「元雖領土統及大半東亞，但享國未久，不能與漢、唐、明相比隆。獨清室自世祖入主中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繼在位，武功隆盛，乾隆一朝尤著，西北二方，拓土各達萬餘里，四圍籓屬，明代跋扈強梁，無善征服之策，而清朝皆征服之，乃有十全武功之稱。此實創之前外族入主中原者未有之局。……故清代邊疆政策，可謂較任何吾國朝代為成功耶！」臺北：蒙藏委員會，1962，頁307。
註3：詳見于善浦，《清東陵大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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