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研究旨在綜合社會學和神學的角度來探討理性（知）與信仰（信）之間的關係，意圖在釐清兩者的分際之後融合彼此的視域。自啟蒙運動以來，兩者之間往往形成相互隔絕、對立之勢：就啟蒙理性的擔綱者──社會學而言，「人本位」的思考格局產生了種種理性主體的「自我確證」（self-certification）難題；就基督信仰而論，「神本位」的世界觀往往淪於偏執與獨斷的本位主義，使超越的信仰來源出於世俗的社會範疇而不自知，難逃知識社會學的揭露。
研究指出：以理性主義自我標榜的社會學事實上深具宗教意涵，藉著將人本主義、科學主義與基督宗教相結合，挪用、抽換了基督教所原有的神聖性以為啟蒙理性之用，在分析上將其予以「對象化」，對其本質則存而不論。另一方面，古典學者將基督宗教視作西方文化、歷史的重要徵別，以和其他非西方文化加以對照，更構成了社會學自創建的一開始即深深烙印著以西方文明為主體的偏狹意涵。作為一名基督徒社會學的研究者，本研究採取了知識社會學的路徑做出雙向的反思：首先是徹底反省社會學的世界觀中對人與理性近乎宗教的熱誠，接著對基督信仰的精神核心與其外緣的社會脈絡加以嚴格釐清，藉著在學術立場與信仰立場之間來回穿梭、交互澄清，方得消解此一困境。十字架理論的提出，便是結合了三股意義脈絡來達成此一任務：主觀意義（來自研究對象）、客觀意義（來自科學社群）、絕對意義（來自研究者自身的信仰啟示），藉著同時對三方的「角色扮演」，使研究過程成為一種研究者個人心靈的「內在對話」。這種工作的目的是要發揮社會學所固有的「揭露」特性，在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中剔除一切在信仰裏「不純粹」的社會作用成份，是一種探索信仰的可能性與侷限性的「純粹信仰批判」。至於十字架理論還有的第二道任務，則是同樣以三重意義脈絡的內在對話為前提，對現有的社會、文化現象中無法以世俗學理詮釋的部份，予以一種在神學上可能的目的論式的詮釋。這種作法的用意是要繼承韋伯的詮釋社會學，使社會學者的價值關聯不再僅限於西方理性主義，而是一般性的、多元的價值理念（基督信仰只是一個起點，卻是一個深具思想史重要性的起點），使基督教社會學成為一般宗教社會學，使宗教社會學成為一般社會學。至於基督信仰的個人虔信，更能配合著「個人主義方法論」，使社會學的思考不再有發言人與發言權之間巧飾的結合，理論與群眾虛幻的合一，社會學和社會之間一直存在著裂隙，今後不再「為人喉舌」、「越俎代庖」而淪於人的自我確證陷阱，而是向個人自身生命歷程負責的終極意義追尋。
作為一種全球性的世紀末文化浪潮，新世紀運動質疑了啟蒙理性與基督信仰長久隔離的現實，它將形而上的神秘信念轉變為一種現代人的新文化，又將物質文明的科學視作心靈作用的力量。而新世紀將理性與信仰相混合的意義，就是要延伸啟蒙所留下的自我確證問題。因此，十字架理論冀望以社會學、基督教、新世紀三者間的交互對話，將新世紀對理性與信仰的不成熟混合予以進一步發揮，同樣是出乎個人，同樣是回歸性靈，同樣是注重人的理性，卻屏除了人的自戀和神化，釐清了知與信的分際，尋找一條可能的通達圓融之路。
十字架理論是一套社會學與神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是知識社會學、是宗教社會學、是聖經神學，也是文化社會學；它沒有獨尊任何一種特殊的思想內容與信仰來源，更不侷限於任何特定的研究對象及領域，而是一種能同時趨動理性與信仰交互對話的思考方式、信仰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藉著知與信的對話與結合，使得各種「終極關懷」中難以共量、不可置疑的「理性假期」化約至最低程度，也使得過度自信的理性認清自身的可能性和侷限性。兩者之間的分裂，於焉告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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