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論文企圖探求在政權的興替之下，臺灣城隍信仰的發展情況，在其發展的軌跡之中，必須釐清官祀和民祀城隍的問題，縱然到了日治時期官祀城隍已喪失其國家祀典宗教的地位，而且朝著更俗世化的經營手法和管理模式發展，但截至目前為止，還是可以發現其官祀城隍廟的發展特質，在臺灣人民心目中，所謂「正統」的城隍神，仍舊是以其前身為官祀的城隍神來代表。
臺灣城隍信仰雖源於中國，但卻發展出其特色，其大量移殖到臺灣是在清領時期，主要分為兩個方式：一由官方所主導，一由移民私祀，不過，基本上都被含括在帝國的國家祀典網絡之中，而這個網絡自明代建立以來，至清初已經十分成熟。明清時期中國城隍信仰的發展狀況大體可分成制度化的祀典祭祀、制度外延伸的發展，具有帝國政權象徵意義的城隍神，在臺灣是否有受到政權特別的重視和利用，答案是肯定的，從城隍廟的建築、整修情形，以及地方官員對城隍形象的形塑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政權利用其做為政權代表和神道設教的企圖，而此企圖在某些層面確實收到相當不錯的成效，不過，這樣的成效並不是建立在祀典禮儀之下，而是由一種「帝國隱喻」的邏輯所達成。「帝國隱喻」影響人民甚鉅，在臺灣民變中，城隍形象、傳說、故事的塑造，大多表現出其具有穩定帝國政權的作用。
雖然城隍被列為國家祀典神祇，但是在官祀城隍廟卻是官民經常進出的活動空間，從民間勢力在此空間活動的情形判斷，官方是容許不同於祀典禮儀的民間祭典、祭祀組織存在和發展的。此外，在國家祀典之外，人民也發展出自己的城隍信仰模式，在這套模式之下，城隍的形象更接近於地方保護神，祂並不被強調穩定政權和社會控制的職能，而呈現出更符合人民需求的樣貌。
城隍信仰在清領時期基本上是被政權提倡的，進入日治時期之後，政權支援的優勢不再，城隍信仰的發展出現了危機，由於其擁有堅強的民間勢力支持，因此並未隨著改朝換代而消失，不過，留下來的並不是前清時期的祀典禮儀，而是民間發展出來的祭祀活動和信仰模式。城隍廟會活動一直到皇民化運動之前都是相當活躍的，雖然日本政權並不積極利用城隍信仰的神道設教功能，但卻依賴城隍廟會活動帶來的商業利益，這些經濟功能有助於活絡地方商況，而總督府的財政收入自然也增加不少，因此在皇民化運動之前，官方非但不加以禁止，甚至大力鼓吹。
日治時期是臺灣社會進入近代化的時期，受到內地化和近代化的影響，城隍信仰的內涵也有所轉變，其轉變在皇民化之前大都是自發的，但自社會教化運動展開後，受時勢所迫，逐漸朝著日本化的方向被改造。信仰內涵的轉變可以從城隍神的形象和城隍廟會活動內容的改變看出來。基本上，城隍是屬於臺灣人的信仰，也由於臺灣人對其堅強的信仰心，使之仍能夠在最艱難的環境中（寺廟整理運動期間）存續下來。大多數具有殖民者身份或統治者階級的日本人，並不認為城隍有可能成為他們的信仰，他們之所以介入城隍信仰的領域，主要是考量了經濟上或政治上的因素，只是視其為一種手段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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