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論文以敦煌寫本為變文研究的原始資料，重點闡述了筆者對變文的看法。首先筆者大量查閱了中外敦煌研究機構發表的目錄和影印資料，歸納報告了敦煌寫本最新的保存情況、研究整理狀況以及自己參與編輯目錄和作調查研究時的一些切身體會，並著重討論了三界寺藏書說（序論一）；然後回顧了敦煌文獻尤其是變文研究的歷史過程，對中、日前輩學者們的學說作了一番簡介和討論。筆者深切地感到目前學術界關於變文的定義仍處於混沌狀態，與學術界偏重於講唱體文獻的研究風氣，從而忽視講唱體以外的例外文獻的研究不無關係。實際上講唱文藝的相關文獻不只局限於講唱體文獻（序論二）。筆者在參考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收集整理了寫本的影印件作為原始資料，重新校錄了那些具有變文題名的寫本資料，認為變文按文學形式可分為三種體裁：1. 講唱體、2. 韻文體和[口*崖]故事抄錄體，其中故事抄錄體是筆者第一次提出的概念。這樣確定了作者研究變文的範圍，且有利於解釋變文研究中至今尚遺存的一些問題。以此為出發點，筆者收集到不少類似體裁的寫本資料，並具體討論了其特徵和功能。筆者認為其實敦煌文獻中還有許多講唱文藝文獻，這三類寫本資料之間或有抄錄，沿用的痕跡；或有摘錄、拼接幾個故事而成等等狀況（本論二、三）。特別是故事抄錄體文獻或在九世紀佛教講經、俗講時被用作譬喻譚、因緣譚的綱要底本；或成為變文作品的原始素材等，在講唱文藝研究中極具價值。筆者證實了一部分故事抄錄體和講唱體一樣，在佛教的講經、俗講中有綱要底本、話本的用途，從而能夠考慮兩者之間的演變關係；通過這些故事抄錄體寫本的寫成年代分佈略早於講唱體，據以推測故事抄錄體是講唱體作品形成的素材或筆記資料，這段時期大約在九世紀後半至十世紀，當時正值唐王朝勢力衰退乃至滅亡，佛教進一步通俗化，通俗講經盛行的時期，在此期間內寫成的故事抄錄體和講唱體變文寫本相當集中，數量最多。筆者認為講唱體變文，以當時佛教講經中的因緣譚、譬喻譚、孝子譚等口頭文藝為基礎，結合講經儀式（各論一、二），將綱要底本、韻文資料揉和在一起，於九世紀末至十世紀漸漸成形的可能性很大，到十世紀進入全盛時期，其原因之一與敦煌曹氏歸義軍時代安定繁榮的政治局面有關（終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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