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名僧是融合佛教社會與士人社會兩個系統的關鍵角色，既必須為代表精緻文化的名士所認同，又必須以行動來實踐他們的宗教理想，使其言行與生活出現可雙重詮釋的空間。這種現象除了反映在「玄佛義理的交流」外，也反映在「面對情性的態度」上，且後者的爭議顯然比前者大得多。
晉代士人面對「情性」多半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情性」是判斷一個人是否為「名士」或「高士」的重要標準；然而佛教面對「情性」時態度卻是消極的，要介入士人的生活圈必然會遭遇許多障礙，僅透過「玄佛義理的交流」不見得能突破這些障礙，除非僧人的生活模式也能得到認同。因此晉代僧人必須選擇是否參與士人的生活，他們實際上面臨的「情性」問題，也來自此「必須參與的選擇」。至於內容，則包含了他們如何結合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對佛教的階段性任務發揮什麼效果？表現出來的主體性有何傾向？來自佛教內部的評價如何？來自士人的反應又如何？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分五章來討論：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方法，研究的時代範疇與對象，以及研究現況。
第二章〈先秦到晉代情性觀的演變〉，探討先秦至兩漢，以及魏晉時期情性觀的演變。前者側重在梳理先秦以來「性」、「情」、「欲」三者不同的內涵與演變概況；後者分為「人物品評的標準」、「聖人有情無情的討論」、「情性生命的落實」三個單元，呈現魏晉士人從肯定「才性」到肯定「情性」的軌跡，以及不同階段中典型不同的「情性」意義。
第三章〈「情性」與晉代佛教的聯繫〉，首先介紹晉代佛教的發展，與名僧階層活動的概況；其次分別探討佛教經論中關於「情」和「性」的論述，以及僧人參與「逍遙義」與「聖人有情無情」等課題的狀況；最後由「緣情」與「反情」，論及世俗的「禮」與沙門的「戒」本質的異同。
第四章〈「情性主體」的展示─風流名僧支道林〉，「風流」為「情性主體」的高度概括，而支道林在思想的詮釋，以及實際生活的內容兩方面，都體現了這種特質，且無論從佛教或士人的角度看來，他都呈現了獨特的文化意義。
第五章〈結論〉，總結前面數章，說明本文歸納之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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