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自漢語詞彙史而言，詞彙產生大量變化的現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其研究統整正方興未艾；由於佛典的大量譯入，在整個中古漢語發展的過程中，佛典裡的詞彙帶動了一種語文過渡變化的現象，即是詞彙的「雙音化」；新增加的概念逐漸少用單一字詞表示，而改以雙音節形式（bin．m）表示。由於漢文佛典並非文言文，且偏向口語，其文體目的是為了便於記頌；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激盪下，漢文佛典在舊有的字詞上比起一般典籍，更拓展了許多豐富的型態。
本文之所以選擇竺法護，是因為他正是西晉時期譯經數量最多的僧人，在《歷代三寶紀》卷六中甚至記載他一共翻譯了二百一十部經典，譯經的年代至少長達四十二年之久；以如此龐大的佛典翻譯數量與西晉當時通行的各類文獻相較，確實存在極大落差。我們有充足的證據相信在竺法護的譯經底下所創造增加的詞彙數量，對其之後的譯經語言乃至漢語的使用，勢必造成一定程度的激盪。本文之所以選擇《普曜經》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此經為竺法護晚期作品，且已是在翻譯大部典籍《正法華經》之後，理由上相信雙音詞的運用應是更臻於成熟。此經共八卷，字數約七萬二千字，對於雙音詞正可檢出適量數據加以考釋；更可看出法護晚期作品的譯經特色。
此外另有一項長期被學界忽視的問題。即對於目前市面上通行的漢語辭典而言，除了部分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彙外，有許多的佛經詞彙並未收錄其中。縱使是專門為佛教所編的辭典，如《佛光大辭典》或丁福保編的《佛學大辭典》等亦無例外。李維琦的著作《佛經續釋詞》的序言中對此現象已有所關注，主張學界應該編輯專屬佛教的「一般詞語」辭典，而非以往的「名相」辭典；誠如辛島靜志的構想立志成就一部《佛典漢語辭典》一般。
原為月支人的竺法護翻譯《普曜經》的境界此時已能「手執胡本，口宣晉言」，據此判斷當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個人譯經風格。本文在對此經的雙音詞作考釋的同時，亦可窺知其慣用詞彙為何；如同朱慶之所肯定的：「中古時期的漢文佛典以其數量和質量而言應當用來作為中古詞彙史研究的主體語料」。研究的成果必然將增進學人對佛典的研讀能力，更有助於瞭解中古時期的詞彙的雙音化過程，脫離早期佛經給一般大眾的深奧難懂觀感。 |
圖書館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