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唐代三百年文治武功俱成，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時代。就治史言，不僅官修制度日趨完備，各種史料編纂之也不遺餘力，如編修前代史有《梁史》、《隋史》、《陳史》、《南史》的完成，當朝實錄、國史的編寫通常也持續進行，由於安史之亂、黃巢之禍，使唐朝官史殘缺散佚，至後晉修《舊唐書》（以下或簡稱為《舊書》）時，所能參考的史料極為有限，故宋人譏其「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因而有新史的編纂需求。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修《新唐書》既成，《舊書》便揚棄不用。
由於戰亂與唐晚期皇帝不上朝的慣例，至後晉以後僅存九朝實錄與柳芳國史。從客觀因素上，兩《唐書》皆面臨官方史料不足的問題。因此，不得不從民間的史料筆記找尋資料。所以《新唐書》不僅引用筆記小說，《舊唐書》亦如此，僅史料筆記的數量上不及《新書》豐富。
兩書的史學思想，主要強調歐陽修繼承啖助解經之學，使慶曆學風為之一變。歐公《春秋》學不僅有〈辯左氏〉、〈春秋三論〉〈春秋或問〉、〈石鷁論〉等論著，同時也滲入史學領域，《新五代史》，《新唐書》皆可見承襲《春秋》的影響。
宋代文治大興，而官方修史也有可觀的成績，如正史中的《五代史記》、《新唐書》，實錄與《唐會要》、《五代會要》，及編年體《資治通鑑》等。不僅數量的增長，同時是質量的提升。另外，編修官由他職兼領則是另一個宋代修史的現象。
兩《唐書》撰修仍取決於史料豐富與否。對史料的考量便影響兩書編寫的原則與態度。故《舊唐書》被宋人譏為「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即是史料不足的結果。而後人論歐宋之失為「事增文省」，亦是史料豐富後的編纂態度。
《舊唐書》本紀多據唐實錄國史，因此前後繁簡不均，唐初五朝史多出吳兢、韋述等人之手，筆削嚴謹，故舊紀睿宗以前，大抵簡而有法；中葉以後，實錄撰修者，如柳芳、令狐繐等，雖非史才，但敘事完備，其後玄宗、肅宗、代宗以後，其文日繁，穆宗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宣宗、懿宗以後，既無實錄可稽，史官采訪，意在多求，故抵誤繁滋之處甚多，亦可見撰修上的疏略。
歐陽修自言本紀書法，一以《春秋》為本。章太炎謂《新唐書》書法謹嚴，尤出遷固之上。《新唐書》本紀書法，大抵以此為例。其他如日食星變等災異，新書載之於本紀，詳其占於志，而不復考其驗，其法亦與前史不同 。蓋歐陽修重人事，以為天道悠遠，非諄諄以諭人，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我者，自盡其修省恐懼之實而已。故《新唐書》本紀、志、表與列傳成書時間不同，但紀志列傳互有詳略，各有體例，故未可割裂而觀。本文擬從改元書法、朔日書法、籍里書法、「殺」字書法、論贊書法及避諱書法進行討論。
《舊唐書》凡穆宗以前簡而有法，長慶以後雜有其他體裁故語多支蔓，固屬事實（見本文頁8）。但《舊書》自有佳處未可輕言者，如本紀略陳其事，其事詳見於列傳。《舊書》如龐勛之亂、黃巢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劫遷，朱溫之纂弒，即於本紀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瞭明。遷、固即有此體，惟本紀摘事目，其餘列傳稍略。《舊書》簡淨則為張昭遠、賈緯等精於史學，雖有漏缺，但仍補綴完善，可見文字之老。
就《新唐書》而言，不僅歐陽修為文壇巨擘，宋祁亦為當代名家。故《新書》有許多文學特色，如宋祁傳列傳，刻意文辭華采，對《舊書》各傳，無不竄改，惟古法是求，以追三代。但過求簡雅，反令文字晦澀者甚多。再如宋祁喜古文而鄙四六，凡遇詔令奏議有四六者，必改為古文。上述特色皆反映一代文風，而有長短之處。故兩書筆法各有所長，茲見於後。
東漢末年，佛教東傳中土，至唐代，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不僅典章粲然大備，而且已完全中國化，與中華文化融為一體，堪稱佛教在中國發展的一極盛時期。但兩《唐書》對佛教的記載卻比例懸殊。原因是《舊唐書》記載而《新唐書》刪除者甚多，其刪除者又非去蕪存菁之必須，如高僧事蹟、佛教文物或在敘述上予以淡化。歐陽文忠公乃史學大家，一代宗師，何以發生此一刪史之非常現象，有令人不忍言者？爰以《春秋》責於賢者之義，闢專章探討，藉明究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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