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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編號1201 
論文名稱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
研究生蔣述卓 
校院名稱華東師範大學 
系所名稱中文系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 
學位別博士 
指導教授王元化
年度1994
地區大陸
提要  本論文主旨,如副題所示,意在探討中國古代文論中情感觀的流變。如果對中國古代文化生活作以觀照,就會發現,主體的情感需要、情感體驗、以及對情感的態度和評價在中國人的思維和生活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且情感觀是哲學體系化的。作為情感哲學中心內容的情感價值體系不只是在儒家等學說中起動力機制的作用,而且在文學鄰域中有本體論的位置。古代文論中有一系列的情感觀,而且是一個演化的情感觀系列,本人的論文就意欲澄清古代文論中情感觀的流變。論文按時代分八章,約十八萬字。第一章論述文學情感觀在先秦的奠基。與先秦“文”、“文學”之觀念的寬泛相一致,先秦的文學理論常與政治思想、哲學、社會倫理等相交融,這也决定了先秦文學情感論的交融狀態。但這並不意味著先秦文學情感觀的淡弱,先秦是中國古代文化鴻濛初辟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一些範疇、規範都有其開創性和有待進一步發展的生命力,這一時期的文學情感觀也有這一特點。本章主要論述“詩言志”、“感、興、情、抒情”、“中和”、“無情之情”。第二章論述文學情感觀在漢代的演進。在繼承與創識的基礎上,漢人從理論(即《毛詩序》中的情志說)上把詩與情聯繫起來,這是漢人對詩學的貢獻。漢代對情感與文學的關係有所認識,司馬遷的“退論書策,以舒其憤”及班固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已是很明確的言情理論。而且,漢末出現了純言情之作,雖然當時沒有形成“詩緣情”理論,但可作“詩緣情”的先聲。再就是,漢代經學盛起,而且處於漢代學術思想的主導位置,所以,漢代還有經學中的《詩》之情感觀。本章主要論述“《淮南子》中的文學情感觀”、“《毛詩序》中的情志說”、“發憤著書”、“抒其哀樂的言情觀”。第三章論述魏晋六朝文學情感本體論的誕生。先秦兩漢,出於治世精神的美、刺、頌、贊之情占了主導地位;魏晋南北朝,士之自我意識,尤其是貴族階層中個體的自我意識,甚是强烈,以自我意識去觀感世界,情感體驗的豐富性深刻性大大地超過了先秦兩漢,出現了“人道當情”的情感本體價值取向。伴隨著人的情感相對而言地擺脫教化規範而向個性化的轉變,魏晋六朝的審美情感就掙脫了教化功用而獨立,“詩言志”被“詩緣情”所包容、所取代,情感在文論中也上升到本體論位置。本章主要論述“人道當情”、“感物、興情”、“緣情綺靡”、“情、志、意的一體化”。第四章論述文學情感觀在唐代的繼續演進。唐代文學情感論主要在詩論中,唐代詩論又可大體分為復古的、審美的兩派,這兩派相輔相成,貫穿了有唐一代。復古派雖然重視詩的社會政治功用,但對詩之抒情性並沒有扼殺,而且多帶有主情的傾向;審美派自然不排斥情感,而且多的是主情論,這樣,主情論在唐代詩論中甚是普遍,自始至終沒有斷絕。但唐代主情是與言志相統一的,唐代文學的繁榮興盛很大程度上是情、志在矛盾統一中取得最佳平衡狀態的結果。本章主要論述“唐代主情論”、“唐人論‘興’及‘興’在唐代的延伸”、“唐代所主‘氣’、‘意’中的情感成分”、“怨思抑揚”。第五章論述宋代文學情感觀在“理”之作用下的“變异”。宋代,情理衝突上升到時代主題的位置,這一衝突的存在决定了該時代情感論的特點。出於宋“理”的規約,情除了自然感發之情的涵義外,還有發乎“性情之正”的情感內涵。與理在宋代的本體化相應,宋代文藝審美出現了理趣化傾向,這一傾向與“吟咏情性”相交融而出現“興趣”之說。宋代的大環境還製造了這一時代特有的“老大”心態(即“少小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的心態),這一心態又促成了宋代對平淡之情的審美。本章主要論述“吟咏性情之正”、“必發乎情”、“平淡之情”、“‘吟咏情性’、‘唯在興趣’”。第六章論述明代文學情感觀在心學作用下的激進。明代前期,程朱理學在思想領域裏一統天下;明代中期,王陽明繼承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創立了心學。在心學(尤其是泰州學派)的影響下,在李贄、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等幾個弄潮兒的鼓蕩下,晚明興起了個性解放思潮。晚明個性解放思潮主要表現在個人所固有的情感欲念之舒張上,與該思潮的舒張情感之特徵相應,文論中的情感論尤為突出。本章主要論述“‘七子派’文論中的情感論”、“激進的言情理論”、“情感本體論”、“自娛之情”。第七章論述清代文學情感觀在實學等作用下的形態。清代是中國古代學術之集大成的朝代,所以,清代文論中的情感論、情景論都有集大成之勢。與清代學術取向實學、學問、經史相一致,清代文化精神、審美情感也有偏重“溫柔敦厚”的傾向。再就是,清代一朝的開啓和終結都發生於巨烈的時代動蕩中和文化思潮的大幅度轉向中,置於這兩個特別時期的文論也因此而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本章主要論述“明清之際對文學情感觀的規約”、“‘時代性’文學情感觀——溫柔敦厚”、“清代主情論”、“情景論”。第八章論述近代文學情感觀的裂變。中國近代是一個國危時艱的時代,也是一個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時代,無論是從時事上還是從對古代文化的割捨上,對持有士大夫心態的近代文人士子而言,都是一種創痛,他們所處的這一悲劇性時代與杜甫所處的“安史之亂”時代有些仿佛,在追求、提倡下,杜甫的“沉鬱頓挫”情感形態也就成了這一時代的典型情感觀。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也出現了梁啓超、王國維等的綜合情感觀。古代傳統的(也是正統的)“中和”情感觀、“溫柔敦厚”情感觀從此也就退出了歷史舞臺。本章主要論述“‘時代性’文學情感觀——沉鬱頓挫”、“梁啓超情感論”、“王國維的情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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