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文是從Durkheim前後期作品所透顯出的理論意涵差異為出發，認為Durkheim到後期的宗教研究，其社會學意義並不在於如何重建社會秩序，而是思考一穩定非脫序的社會何以可能的問題。
如此一來，Durkheim的宗教研究就不能視為是一社會學主義下的產物，以社會將宗教「解釋掉」（explain away）。反而是宗教的活（religious life）在解釋社會生活發生的意義上佔有絕對的優先地位。
從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他對土著宗教生活的研究可以看出，基本上，無論是宗教生活或是社會生活，都只是二欲力（force）在神聖（sacred）的終極意義下與凡俗對翻所開展出來的集體生活形式。一個不小心，我們很容易以為一切都不過是集體生活的反映（reflection）。但是，別忘了，重點在於以神聖為中心與凡俗對翻所產生的開展。若是沒有神聖的終極意義，則宗教生活或社會生活將無所回歸，若是只有人群聚集的亢奮而無方向性，則正如群眾之盲目，社會將難逃脫序之命運。如此Durkheim的宗教研究將無益於社會生活之瞭解與建構。筆者在此證明的即是，其實所有集體的（collective）、社會的（social），都等同於宗教的（religious）。因為，社會生活就如同宗教生活一般，是指向一神聖；只不過在宗教中神聖是以神的名或樣子來展現，而在社會生活中神聖是指共同的起源與發生，最後成為未來共同的命運。
在這樣的Durkheim宗教研究的意義下，我們可以反觀臺灣現今的社會狀況，顯然我們缺乏共同的起源神話與神聖來源。過去神話是為宰制服務，未來神話是否能為生存服務呢？或者是所謂「道可道非常道」，無秩序即是秩序，而可說的秩序終究只是為權力服務！這是本論文所謂的Durkheim宗教社會學意涵，所開展出來的思考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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