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論文運用文獻學、文化史學等方法，對僧傳之西域與中國僧侶群體，歸納分析，作系統性的研究，探討沙門群體之共性與歷時性，與在中國佛教史上的貢獻與意義。探究中國如何認識佛教、信仰佛教、進而弘傳佛教，與在魏晉六朝中外僧侶群體群相，篳路藍縷，虔誠堅毅，誓志捐身，宣揚佛教的過程。
慧皎《高僧傳》之成書，與當時梁武帝時期佛教鼎盛，大力提倡佛教；中國史學在魏晉六朝蓬勃發展，為人物作傳的風氣大盛，有密切關係。作者立書乃在眾多的史料上，信而有徵，辭理可觀，薈萃成書。立傳的精神，不求其名，乃是要為那實行潛光，高而不名的高僧立傳，期盼高僧風範能永垂不朽，讓世人以為法式，而不才者見之，能頓生慚愧心並且改過遷善。
《高僧傳》收錄漢明帝十年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正傳二百五十七位僧人，附傳傍見者二百餘人。附傳的筆法，慧皎承襲司馬遷《史記》之史家傳統。《高僧傳》附傳的系屬，形式靈活。由於慧皎善用附傳筆法，正傳與附傳之間，系屬緊密，詳略得宜，作者可隨時隨處添加附傳，如此執簡馭繁，編次得當，條理井然，從而擴大《高僧傳》對佛教歷史人物的容載，並達到為人物立傳的需要。
在《高僧傳》之僧人群體中，僧人出家之因緣無論是親因緣或增上緣，皆動機純正，對佛法皆有正信正見，因體悟而出家，帶有理性的抉擇與自覺。有堅定的信仰，希求正法，「將此深心奉塵剎」，發願續佛慧命，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佛教源於印度，對中國來說，為一種異質文化，佛教在中國根柢槃深，枝葉峻茂，主要得於前赴後繼的傳法僧侶，包括東來傳法之西域僧俗與西行求法之中國僧侶，在中國南北勉力不懈的弘化。
漢武帝派遣張騫「鑿空西域」，中西交通路線之開拓，加上當時時空因緣，皆是促進西域僧侶絡繹來華的因素。西域僧人群體，一本赤忱，東來中國，傳佈佛法，慈悲濟世，宣流法化，鞠躬盡瘁，終老中土。佛教傳播中土，屬於「柔性傳播」。東來之西域僧侶，大都主動來華，孑然孤身，獨步拄杖，往來絲綢之路，不為政治意圖，或是商業利益，純粹為宣揚弘化佛教思想文化。
魏晉以降，由西域間接傳入的佛典，日漸不能滿足學術界之需求。中國僧人對真理的執求，為佛法的熱情與虔誠，欲求取更完備、深奧的法義，非親赴佛教的發源地「印度」不可得，國人西行佛國印度求取梵典的風潮，應運而生。中國僧侶群體奮志西行，表現了在古代交通極為不便下，為了追求佛典完備，闡明教義，乘危遠邁，里涉數萬，不辭艱阻，為法忘身，前仆後繼之精神。求取真經東歸，仍不辭勞苦，拳拳不忘貢獻己學，著手佛典之漢譯，鞠躬盡瘁，死而後己，不顧個人的安榮利祿，傾一生之力，為佛教犧牲奉獻，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不論西域沙門東來中土傳法譯經，或中國僧侶西行天竺求法參學，都旨在使佛法流化東土。然兩個群體各有各自的特質，比較西域與中國僧侶群體在出發時間、形式本質、經典傳譯、留歸行跡、書寫筆法、人格塑造等方面之差異，闡述各自不同之特質。其次探討中國僧侶群體誓願長途跋涉，為法捐身，前仆後繼，西行求法參學的內在趨動力量，即「邊國意識」。再者討論「僧侶與商人」之關係，僧侶與商人在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結伴同行，彼此照應，為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種特色。
本文以《高僧傳》僧人群體為研究對象，其價值歸結有以下三端：一、樹立僧傳義法體例，影響甚鉅；二、揭示僧侶出家意蘊，心虔志誠；三、闡發沙門為法舍身，貢獻卓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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