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文以佛教的變化為外緣，從儒家內部來考察隋唐儒學發生的變化，特別是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表現以及它造成的結果，以此為基礎，重新觀照隋唐儒學在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地位特別是它與後起的宋代新儒學的內在相關性。後起的宋代以道學為基本標志的新儒學是承繼著隋唐儒學發生的變化而來，二者具有內在的相關性。隋唐儒學具有過渡性與轉換性。它結束了舊儒學的經典體系，同時開始了儒學內部結構性的轉換。
本文重點考察了當時儒家發生變化的幾個方面：（一）新經學觀念及新的經學研究方法的樹立。其中比較突出的有隋代王通的新經學體系及其解經學；中唐後春秋學派的“原情為本”的經學觀念與舍傳求經的釋經方法；（二）理性主義的興起與民本的儒家淑世精神的再度興複。理性主義興起表現於柳宗元與劉禹錫的天人關係論，其中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自然理性觀點重在為當時盛行的天命灾祥觀點驅魅，從而確立理性的權威；而劉禹錫的天論與韓愈的原人觀點更揭示出唐代天人觀向天理觀念轉變的明顯傾向；柳宗元與劉禹錫還激發出傳統儒家的民本思想，他們將此視為儒家的根本所系，可謂為僵化的儒家招魂，它著眼的不是儒家理論上的更新，而是通過强調儒家在社會現實上的表現，實現儒家在精神上的興起；（三）道統論的確立與儒家之道的重新提出與建立。韓愈道統論的確立標志著唐代儒家諸多變化的共同指向的結果的獲得。它表明唐代儒家開始明確意識到儒家先王之道對於在理論上回應佛教的挑戰與實踐上講求身心修養與重在有為的重要性，從而規定了以後儒家發展的方向；（四）儒家心性論理論創作的激發。這是儒家開始突破自己舊有傳統的主要的理論活動，它的得失充分反映了佛教對於儒家理論的制約性：一方面儒家無法突破當時發展成熟的佛教心性理論，另一方面它既苦於自身心性理論發展的不够發達，又受累於佛教成熟的心性理論本身所呈現的局限性。
本文在考察隋唐儒學轉變的這些表現本身的同時，在對這種轉變出現的原因的考察上立足於隋唐佛教的中國化與俗世化對此提供的基本思想資源。在此基礎上，充分關注當時儒家士人從儒家本身內部尋找新理論基點的努力。本文認為，當時儒家已經達到一種共識，那就是他們確信儒家的傳統業已提供了揭示天地之道的文化資源。在儒家發展過程中，對佛教的排斥和對佛教的吸收一樣，都是儒家發展自身的動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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