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熊十力由佛返儒，平章華梵，其《新唯識論》乃融儒佛而折衷於《易》之作，對佛學儒學可謂皆作了一終極意義之探究，從而挺立出道德主體性，在近代思想史上實有重大意義。而由此所引發之儒佛論爭，無疑地豐富思想界甚多，且使宋明以來即已存在之儒佛問題，有一新的接觸與溝通。本文即欲由此一進路以探討儒佛兩家是否有融通之道，從而彰顯出《新唯識論》之理論得失及其時代意義。
既將《新唯識論》置於思想演進脈絡中以探討之，不僅著重其義理內容，亦著重其歷史演變，故本文之研究方法，即循此內在義理性與外在歷史性並重，亦即以「觀念系統」（即「本質意義」的解析）與「思想史」（即「發生意義」的解析）兩條進路兼而並用的寫法。
至於寫作之展開，即順此時間之推進，一步一步展開。第一章導論，略述寫作緣由與全文之大概，以利爾後各章之順遂開展。第二章論熊氏對佛學理論之反省，因覺其不足，故由佛家入又由佛家出，而終歸於儒。第三章論《新唯識論》之理論建構，以明熊氏即破即立，其翕闢成變，即用識體之「體用不二」論是如何展開的。第四章論佛學界對熊氏之反駁，藉此不只可從反面看熊氏，更可見雙方之著重點所在。第五章結論，綜合前面所論，歸為幾點結論，就其大端再略加評述。
由以上之大綱可知，本文之研究資料除以《新唯識論》（含＜文言本＞及＜語體本＞）外，由於第四章論及佛學界對熊氏之反駁，即須藉助於反駁者之著作，故此一方面有代表性之著作，與《新唯識論》同為主要之研究資料。而熊氏之其餘著作，及本文所引用之其他著作，亦是重要之參考資料，不容忽視。
最後經由以上之探討，從而得知儒佛兩家難以溝通（至少在熊氏當時是如此）；唯識理論未為圓融；《新唯識論》誠然有其創見，而其論證則嫌簡略；而其時代意義，無疑地乃熊氏以全幅真精神，再次挺立了道德主體性，並為當代新儒家奠立了一典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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