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本論文嘗試從儀式到劇場的表演理論，以象徵性資本的角度分析社群文化變遷現象，描述以語言行為表演的宗教性活動，藉以探討目前社會文化變遷的動態，評估Victor Turner,的「閾門」表演理論，Pierre Bourdieu的「象徵性資本」理論以及 Tony Saich與David Apter的「語言中心」、「詮釋結」理論。
自從工業主義衝擊世界各地部落農村型文明後，資本主義擴張破壞原生的經濟型態，都市生活解構了農村與部落生活，其動力來自基督教的新教倫理意識型態，而各本土原生宗教與文化在來襲的經濟文明壓力下也回應出新興的表演方式。隨著基督教世俗化的趨勢，宗教活動的參與方式從部落農村義務的、節氣時曆「閾門」的活動，逐漸轉變為志願的、不定時空甚至於創新方式「類閾門」的參與。這種參與方式變遷帶來對於整個秩序的挑戰，然而卻仍然能融合呈現另一種秩序，新的秩序雖然在表現上已經多元化，卻仍然依循著原有的典範進行。
本論文以台北市的一個基督教雙語團契，以及研究者對延安的描述為個案，調查其以語言表演為策略的傳教方式所建構的象徵性資本如何累積。探討二者如何以語言表演的學習為舞台，表演著象徵性資本的累積，達成信眾完全拋棄自我獻身信仰的過程。而以語言區別或排他的意義本身構成象徵資本的同時也因區別或排他進入「閾門」狀態。因此檢討象徵性資本是否可能適應經濟資本的自由「選擇」機制，藉以探討部落農村的宗教生活方式能否適應都市工業化的生活方式。
研究結論為新興的都市生活固然以多元方式表演信仰，卻依循著本土原生的信仰典範，兩種生活方式具有互補現象。原生的象徵性資本仍然對於工業化生活具有影響，再現出原生特色的資本主義生活。而公民活動的「類閾門」現象固然與傳統社會的「閾門」現象互補，其活動所具備的資源卻是難以掌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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