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 教育為立國大本，而童蒙教育對個人知識的培育與人格的形成，更具有極大的影響。我國自古即重視教育，根據《禮記‧學記》記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足見各級行政區域均有學校的設置，其發達可知矣，而對於孩童的教育，更是普遍重視。漢朝即有「蒙學」，一般稱之為「書館」或「書學」。其教師稱為「書師」，教材則稱為「蒙書」，以其為開啟童蒙教育所用的書；或以教育的基礎在語文，而語文教育首重識字，因而集中識字的主要教材，一般稱為「字書」。
中國古代的蒙書是從字書發軔。以今日所知見的史志著錄，早在周代即有供學童識字、習字的字書……《史籀篇》。秦併六國，統一文字，更編有《蒼頡篇》、《爰歷篇》、《博學篇》等字書。漢興蒙學發達，閭里書師除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為一書，統稱《蒼頡篇》。這種「以類相從」編纂而成的識字類蒙書，對後代蒙學字書地編纂有相當大的影響。
漢魏六朝蒙學字書的編纂頗多，《漢書‧藝文志》「小學類」著錄即有十家四十五篇，其中有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揚雄《訓纂篇》。而《隋書‧籍志》所著錄的尚有賈魴《滂喜篇》、張揖《埤蒼》、班固《太甲篇》、《在昔篇》、蔡邕《勸學》、《聖皇篇》、《黃初篇》、《女史篇》，崔瑗《飛龍篇》、朱育《幼學》、樊恭《廣蒼》、陸機《吳章》、周興嗣《千字文》、束皙《發蒙記》、顧愷之《啟蒙記》，以及《雜字指》、《俗語難字》、《雜字要》等，其中《滂喜》與《蒼頡》、《訓纂》合稱「三蒼」。然而這些蒙學字書如今大多亡佚不存，目前尚完整保存的僅有《急就章》與《千字文》二書而已。
唐宋以後，教育更為發達，童蒙教育的教材也在既有基礎上發展，由原有的識字教材，擴展到道德、知識、應用等方面的教育。隨著教育的普及與印刷術的發達，童蒙教材愈加豐富，體系亦漸趨廣泛而完備；其體裁、樣式推陳出新，並趨多變多樣。唐代在歷史上與漢代並稱盛世，其教育則較漢代更為發達，不僅官學興盛，民間蒙學亦十分普及。但以今日所見的文獻載籍而言，則詳於官學，而略稱私學；因此對於唐代民間蒙學的情形則多不甚明瞭。尤其蒙書的情況，自來亦是詳於宋、元、明、清，而略於唐；至於蒙學的識字教材，後世則以《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最為人所熟知，影響亦最為深遠。今幸賴敦煌石室大批寶貴的唐人寫本重見天日，其中存有種類繁多，數量亦夥的蒙書寫本，使我們在千載之後，得以一窺唐代蒙學的梗概與各類蒙書的面貌。
在敦煌石室遺書的各類蒙書寫本中，以《千字文》與《開蒙要訓》的抄本為數最多，此二書皆為識字類蒙書。古代教育雖然普及，但除王公、貴族與少數官宦、仕紳之家子弟外，一般平民子弟則較少有機會接受教育。一般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童蒙受教時間不長，私塾蒙館教授的也多以識字為主，以便日常生活寫信、記帳之用。這當是敦煌寫本所保存的蒙書資料中，以《千字文》與《開蒙要訓》抄本最多的主要原因。敦煌地處四陲，為絲路必經要地。隋唐時代不僅是東西交通樞紐，更是經濟、文化交流之孔道。唐時敦煌地方教育發達，有州學、縣學、寺學、義學，既承襲中原文化傳統，亦深具西域邊陲胡漢交融的地域文化特性。童蒙教育方面，亦顯現此一雙層特質，《千字文》的遠播與盛行，正是中原傳統文化的承襲與延伸；而《開蒙要訓》的流傳則展現其時代性與地域性的文化特質。
余有志於兒童識字教育的研究亦有多年，對敦煌文獻中的識字類蒙書多所留意，因不揣淺陋，識以敦煌遺書中的《千字文》與《開蒙要訓》為研究對象，藉以探討敦煌識字類蒙書在中國傳統蒙書發展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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