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 就既有之佛學詮釋論述而言,中國與日本之佛學詮釋,呈現出立基於東亞脈絡之代表性。在中國,「支那內學院」與「新儒家」以「性寂」與「性覺」之分判而起論爭;在日本,「場所佛教」與「批判佛教」則是以「場所」哲學與「批判」哲學形成分歧。但是,內在之分歧卻可透過了外在之客體而產生統合,從文化本位之立場出發,兩國內部各自所存在的分歧則進一步獲得了消解,從而形塑出中日雙方相異之佛學詮釋立場。就泰戈爾文明橋樑之精神逐步往東亞脈絡而推展,佛學此一東亞共同之文化價值,不僅關聯於中印兩國之共同文明精神,更可在東亞的脈絡之下,緊密連繫著中日雙方所存在之佛學詮釋特質與佛教源流性格。透過「無」的概念,形塑出一種東亞共同文明精神之橋樑,緊密連繫著中日雙方不同立場之論述,不論是「支那內學院」與「新儒家」,以及「場所佛教」與「批判佛教」,皆可透過「無」的概念,獲得一種同處於東亞脈絡之下的共同價值。於是,佛學逐漸顯示出其所具有之公共性特質,一種在東亞脈絡之下的公共特質,一種傾向於東亞公共哲學的佛學詮釋。 |